新疆问题求解的战略观


blueski推荐 [2014-3-11]
出处:blog
作者:唐立久
 

人们关注新疆,不仅是好奇,更是一种期待和责任。新疆,这里被浩瀚无垠的戈壁、荒漠、高山、冰川、绿洲、草原、湖泊和森林所包围,更有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威严与宽广,更像是人类和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快乐、永恒、寂灭、空无、包容与安息。

新疆资源开发等于跨越式发展吗?跨越式发展等于长治久安吗?这是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以为,新疆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其发展的主体为何?新疆要选择何种战略模式?

新疆战略似乎有三种模式可供参照。中原模式:在中原意识下,仿照内地经验,通过大规模资源开发,增大GDP和财税收入,以发展经济为导向;“两泛”模式:建构伊斯兰政教合一或突厥化理念,以宗教和种族为主导治理新疆;新疆模式:培育“新疆人”和新疆主体意识,以法律和民族交融为本,寻求生态、民生、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

研究新疆战略,生态、地缘、民族、宗教、民生与能源等问题复杂交织,加之“三股势力”的因素,更在后发赶超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现代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急剧展开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激活了许多原本被遮蔽的深层次问题。自1978年以来大量事实表明,尽管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整体可控、整体平稳、整体向好,尽管有关调查研究并未显示国家认同本身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明显强化、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创伤、族际关系在特定区域或特定议题上的渐趋紧张。现行的新疆战略有待重新审视!

新疆是中国发展的空间和腹地。拥有新疆,是全体中国人的福份。善用新疆,用好新疆,也是国家的使命和任务。善用新疆的前提是善待新疆,而善待新疆的关键是认识新疆,制定切合新疆实际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新疆历史战略

中华民族是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我们常常和列祖列宗进行对话,在任何一个重要时刻,不仅有当下人在现场,而且还有历史在倾听。

“新疆”一词的称谓,最初为“柱州”。《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地有九州八柱,西北柱州曰肥土”。《初学记》卷八引《河图括地象》曰:“地有九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柱州”即现在的“新疆”。

我们再次前推历史,依据《竹书纪年》、《山海经》论述,昆仑山为中国之龙脉,从西端葱岭一直延续至中原大地,新疆作为昆仑山脉的支柱,也即中国的支撑点,因此得名“柱州”。也有传说支撑天的“不周山”就在新疆,与昆仑山的传说一脉相承。先秦对新疆的认识,很具战略高度。

秦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的兴起,中原意识越来越强。到了西汉,中央王朝把中原以西的大片范围统称为“西域”,西边之域,仅是地理和空间概念,且沿用至满清王朝中前期,新疆即为其一部分。

1757年,满清王朝灭准噶尔政权,乾隆把这片土地命名为“西域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进行管辖。1760年,乾隆给陕甘总督杨应琚的谕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雍正时贵州东南部新辟疆土亦称新疆。当时,西域新疆和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新纳入清王朝统治之下的地域,统称“新疆六厅”。

1877年,尚在清军进兵收复新疆之际,清廷就如何处理新疆善后事宜问题,命西征军统帅左宗棠通盘筹划。左宗棠在其呈奏的《统筹新疆全局疏》中,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建议,清廷在1884年实施,建立“新疆行省”,建省前后的“新疆”意义并不一样,建省出自于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新疆在清王朝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地域的称谓,而且还是清帝国观念形态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域上的一种投射,体现了带有清朝特色的中国观在这一地区确立与巩固的过程。所谓的嘉峪关只是将清帝国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隔开的一座要塞,并不具有实际的战略意义,它与汉、唐、元三朝经营西域以“帕米尔为中心”绝然不同。

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超越于葱岭之外,而东西方农牧社会国家亦在帕米尔高原握手,欧亚大陆便进入一个新发展时代,这里是中国、印度、波斯三大河流域区文明古国之金三角地带,更是北方游牧民族东西迁徙,南北战争之纷攘地区。唐代中国强盛时期,曾与吐蕃、回鹘、大食争夺帕米尔高原的战略空间。近代,英俄中三国又在帕米尔高原角力。美军进驻阿富汗后,美、中、俄三国开始在此进行角逐暗战。

古往今来,超出一国以图谋天下者,必有掌控帕米尔高原的视野与胸襟,才能看清楚整个世界的格局以确定自己与历史的定位。帕米尔高原,为世界第一天堑和亚欧非大陆中心,必会让每一种伟大的意志历尽磨难。同时它也是磨刀石,在苦难与痛劫之后,会让所有非凡的意志与激情具有锋刃的锐利,不可阻挡!

按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的关于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心脏地带”学说,新疆属于“心脏地带”,又称枢纽地区。他还重申“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指欧亚大陆);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140年前,左宗棠就指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新疆即弃中国。新疆安定了,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台湾著名史学家胡秋原说,“我虽生长于长江流域,精神常在塞外,尤其是新疆。新疆不仅为中国民族之命根,又为古代中西交流之孔道。新疆之得失关系民族安危,亦可由另一面见之,即据新疆即可西征欧亚大陆”。当代军事专家刘亚洲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亚大半岛’。半岛生存,需要纵深。古人没有海洋视角,尚代代耕耘新疆,你争我夺国际贸易和政经的霸权。今天人们的地理视角已从海洋升腾到空间,地球已是一村。由此视野,新疆便是一个伟大的空间,是我们今后的战略取向。新疆只能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再是边疆。我们要更加垂青新疆而不是漠视它”。

自古以来,新疆战略价值是确立在“地缘枢纽”基础上的,尤其是清朝左宗棠和当代刘亚洲对新疆的论断更是如此。时至今日,我们对新疆的认识,更多站在中原中心史观立场,新疆作为“中国西向边境的代名词”就不足为奇了。

未来,新疆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当从全球化的视角发现新疆、从中国现代化的全局重识新疆、从多元化层面传承新疆、从两千三百万新疆人为本解构新疆时,新疆将从边缘走向中心,“能源枢纽”、“文化/文明枢纽”和“经济高地”地位将与“地缘枢纽”并驾齐驱。为此,须确立新疆共识和主体意识,构造“新疆学”体系,形成独有的战略发展模式!

新疆价值链战略

新疆历经四次大发现。第一次大发现——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新疆,是这一系列创世神话的原生地,这是中国人精神的最本源。但是,第一次发现毕竟离我们太过遥远。外界将一种具有神秘意义或符号的传说附加于新疆。此时的新疆,只当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地理概念和神话来讲!第二次大发现——张骞凿通西域:第二次发现是基于地缘优势和儒家文明下的丝绸之路开通,多种人种、语言、文化、商业、艺术和服饰在此碰撞、交汇,亚洲和欧洲历史性的对接。但是,新疆只是一条过往通道。以至到了今天,人们只知丝绸之路的意义而不知新疆的意义。第三次大发现——宗教文化传播:智者玄奘不但发现了新疆,也发现了中西南亚,带来了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让人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审视新疆那可是值得新疆骄傲的时期,那是国际化的新疆,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宗教鼎盛、人和自然谐和的新疆。第四次大发现——考古、文物大发现:第四次发现是对新疆历史、人文、民族、地理、地质、气候、生物、人种、文字、语言以及古籍的全面研究和发现。这一次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成果丰硕,使后人越来越看到新疆的潜力和魅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又对新疆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考察调研:

1956—1959年: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考察了新疆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及其分布规律,成果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和14篇专题报告以及11部专著。

1985—1988年:也是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考察研究了新疆的资源开发与生产力布局,提出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生产力发展布局远景,并明确建设重点和时序。此外,对新疆重点地区的荒地资源、塔里木河流域、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进行了考察,澄清了百余年来国际学术界对罗布泊“游移”问题的争论,表明沙漠下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沙漠腹地发现有淡水资源。

2006年10月—2007年5月:国家25个部委组成农业、能源、矿产、水利、交通、工业和服务业、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社会事业、对外开放、南疆、兵团等十一个专题组对新疆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束后国务院下发了针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3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新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基地,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

2009年11月—2010年3月:中共中央派出宣传思想文化教育调研组、经济社会发展调研组、民族宗教组、社会稳定组、组织和政权建设组,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改善民生、对口支援、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维护稳定、涉疆外交10个方面展开。调研成果于2010年5月20日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形成《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

2013年12月—2014年3月:正在对新疆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考察调研……

国家对新疆的五次大规模考察调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详细,印证了新疆在中国中的战略价值: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新疆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既与中国东中部地区分不开,更与中西南亚经济圈相联系。20年来,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面临与中亚国家的恢复性快速增长相比的压力,这与中央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各族人民的目标和愿望有较大差距。各族人民受益是新疆发展的根本。新疆的发展,不仅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产生联动效应,而且与中西南亚地区发展达成共振效应。

——21世纪欧亚石油运输走廊之争说明:沿第二亚欧大陆桥的综合物流体系是中国战略能源通道的主轴,新疆则发挥着贯通东西、交汇南北,提升中国作为“泛亚全球能源桥梁”的战略枢纽作用。新疆面对中西南亚的前沿,如何实现区域交融发展,进而使中国地缘战略前移,获得先发主动权的支点,实现与欧盟经济区的全面对接,是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关键,也是复兴丝绸之路的核心。

——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揭示: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法律是民族关系的反映,是各种利益的确定和保障。表面是执行民族政策,关键在于民族关系的谐和,核心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新疆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忽略文化因素。不用倾斜的甚至包庇纵容的法律政策,对待和“团结”民族同胞。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问题,但经济发展却不必然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不要企图用经济“援”助解决一切民族问题。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可忽视新疆现代性中物质与精神的撕裂。新疆最大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有如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民族间的尊重、平等、公平、交融至关重要。这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疆才会有真正的稳定,各族人民也才会真正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新疆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只有达成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才是长治久安的保证。

——新疆资源观的重新审视表明:我们对资源的认识,过于注重有形的看得见的资源,而忽略了或者轻视了对无形资源的重视,例如民族、宗教、地缘、文化等。同时,在实施资源转换战略中更多地是向内地输出资源,缺乏在新疆进行高附加值的加工和构造产业集群,只是通道转换和物理转换,未较好地实现优势资源的经济价值转换并使民生受益。我们不仅要建设大基地和大通道,更要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平台和高地。

——新疆独特的生态环境显示:新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呈点状分布,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经济大规模的扩张,自然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部分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土地荒漠化,风沙侵袭加重。以煤化工、采掘业和石化产业运作带来的污染,使新疆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因此,生态环境是新疆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在产业和园区援疆的过程中,谨防新疆能源资源成为央企及官僚权贵资本跑马圈地的名利场,只开采资源,不治理环境或缓治理环境的现状,现行的化石能源开发更多是在追求GDP,它只会遭致不经济、不环保、不和谐,我们必须树立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齐头并进的理念,新疆发展才可持续。

何谓新疆?新疆特质可归纳为地缘的多元性、资源的全面性和文化的包容性三个方面。

新疆特质图

地缘的

多元性

资源的

全面性

文化的

包容性


地缘的多元性:伴随北部俄罗斯、西部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印度经济飞速增长,新疆面向的中西南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盆地”和大国角逐之地,新疆理所当然地不再是边陲,而是前进中的腹地,是两个13亿人口的中心。新疆开发开放必须具有世界战略观,要以规划建设国家战略层面的国际合作开发开放区位为突破口。

资源的全面性:冰川、草原、高山、湖泊、戈壁和沙漠融为一体,新疆水土光热组合条件列全国首位,矿产资源综合评价高居第一,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占比全国总量的30%、34%和40%以上,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并系统化,是新疆生态保护、经济结构优化、充分就业、各族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及其和睦相处的关键。而新疆经济现状却是以高碳石化资源为主导产业,呈现重工业“过重”,煤炭、石化“超重”和“轻型产业过轻”的产业结构,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成为新疆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提升“轻型产业”比重的举措,就是在发展新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着力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新疆资源全面性特征和经济内在要求决定的。

文化的包容性:新疆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交汇,世界三大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在这里共存,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聚首,这是新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毫无疑问,地理是发展新疆之骨架,历史是透视新疆之脉络,文化是富强新疆之气血,这是厘清新疆战略地位的基础。

新疆国际环境战略

新疆战略面临着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三方面。只有将战略发展置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整体考量,才能实现新疆可持续发展。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并勾画了新疆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高,民族团结明显加强,社会稳定明显巩固;到2020年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新疆则将“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具化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

至少在以下可预见的几个趋势中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认识新疆战略。

一是随着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等国家的崛起,一个全球多极体系正在崭露头角,非国家行为体——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犯罪网络的力量相对增强。

二是财富和经济的相对实力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对于中国,财富和资本正源源不断涌向西部,主要是新疆。

三是美国仍是世界唯一最强大的国家,但主宰地位将下降,受其影响,国内经济问题可能迫使美国在先抓内政和先抓外交上犯难,但是美国军事注意力已经由中东地区转向亚洲地区南海和中亚,因此美国中亚政策的走向将会增加新疆周边更多不稳定因素。

四是经济持续增长,新增人口,将对能源、粮食和水资源构成挑战,中国显然是这些集合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2011年日本地震压缩了核能利用空间,未来,无论是有较大可能的洁净水、能量储存技术突破,还是有可能的清洁煤技术——碳截留技术、碳气化技术、合成气转化为碳氢化合物技术突破,都无法在规模上取代传统能源结构,因此新疆“能源枢纽”不会受到挑战,反而会因中国经济增长固在本质需求,进一步加强。

五是处于“不稳定弧形带”、青年人多的国家可能逐步减少,但青年人数量庞大的几个国家,人口还会快速增长。例如新疆周边的人数庞大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就业状况未得到显著改善,这些国家将陷入持续的不稳定状态,并会波及新疆,同时也启示新疆——解决民族青年人就业将是稳定新疆的一个主要措施。

六是由于大中东部分地区迅速变化以及致命武器的扩散,地区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增加,必须防止新疆问题“阿富汗化”、“车臣化”和“科索沃化”。

七是恐怖主义不会消失。对活跃的恐怖分子来说,技术扩散将使其获得危险能力,随着技术扩散、核能项目扩展,利用生化武器乃至核武器攻击、造成大量伤亡的恐怖袭击将增加,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深入,使扩散效应成几何倍数增加,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恐怖攻击的实际后果和心理后果将愈加加重。

总之,从国际环境论,新疆战略将主要面临三个大的挑战: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美欧民主政治及碳排放;中亚变局。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配合可能是新疆的最大威胁。这两股力量成了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反政治诉求。或许只有土耳其这个国家才是这种反政治诉求的最大支持者,而土耳其又与美欧有着长期合作的传统和机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奥斯曼到土耳其,这个国家因其力量之弱,所以它走的是软实力的道路。现在,随着人口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增长,土耳其在全球尤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剧增。这个国家的名字本身就透射着一股“泛突厥”的强光——Türkiye,因为它的国民被叫做Türk。土耳其的崛起和复苏,将对中国新疆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美欧携自由民主之大旗,正影响着新疆年青的一代。现在,他们又打出环保和碳排放的概念,正由碳排放转变为碳实力,并进入“碳时代”,美欧运用这两个武器影响着新疆的发展。

中亚地缘战略特殊。其五国独立20年来,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有的国家出现政局不稳、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的趋势。未来该地区面临的安全热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问题、中亚国家间的资源纠纷、费尔干纳地区的边界争端、错综复杂的大国竞争等。关注中亚国家的战略利益,寻找双方利益的切合点,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战略合作,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中亚的稳定符合中国新疆的利益。中国亟需建构中亚常识知识体系。

在上述趋势的推动下,考验着中央及自治区治理新疆的智慧。中原化、泛伊斯兰化、泛突厥化与新疆意识;开发资源与保护生态;民族与宗教;稳定与发展;分裂与统一等一系列的问题,将成为新疆战略的关键命题。

中华民族与族群战略

前几天,我收到新疆南疆一位网友的来信:“唐先生,你好!拜读了你的大作《新疆问题生成的缘由和求解之道》之后,觉得你对新疆问题生成的缘由梳理得清晰明了、深刻透彻,对求解之道真知灼见、见地独特。我是从事教育研究,前两年受命于编写民族团结教育地方教材,尤其关注新疆问题。在编写中最纠结的就是“说什么?怎么说?怎么说得让人听得懂?怎么说得让人相信?”最想不通的问题是: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庞大的宣传队伍和长年累月的宣传教育,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但总弄不过“一小撮人”呢?一“煽”就“动”?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思索研究,发现在治疆上主要存在四大问题:在理念上模糊混乱;在战略上缺失方向和大智慧;在策略上息事宁人、忍让迁就;在实践中形式主义严重;在基层群众中言而无信、失信于民等等。新疆问题“标本兼治”,“本”是什么?怎么治?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新疆重大问题和对策,但不能说,不敢说”。

在21世纪的今天,民族主义成了一个困扰世界尤其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难题,在当下民族主义热潮中,使得许多原本已经趋于融合,进入法制化发展轨道的多民族国家再一次步人泥潭。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理论的不完善。菲利克斯·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我们又一次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经常面对但却从来没有能够解决的古老问题,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相处。”

就民族与国家来论,在英语中nation既指国家又指民族,纵观世界历史,民族主义最早产生于美洲殖民地,进而是欧洲国家,然后才是亚、非各国,那么,我们几乎可以判断,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国家成立之前以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为出发点,以共同利益为其博弈的源泉,在限定地域内不分宗教和种族而共同达成契约成立的共同国家,而这一国家一旦成立就会不断强化其主流文化,使其成为该国家地域内的各个宗教、种族的共同认同,并利用民族以统一的称谓为其命名。

民族既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或真主创造的相互分离的人群,也不是自然形成的不同人们共同体,它不过是近代人们在这个充满异质的世界上所作的同质政治构建;是民族主义发明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生成了民族主义。于此同时,由于这些民族国家是在共同奋斗目标的前提下达成契约式的国家,太多地干涉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必然会引发少数群体的反感。为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菲利克斯·格罗斯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族群”的概念,从而保证了多元文化在认同主体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底线,也保证了作为个人在忠于国家的同时保留了个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从国家意义上来讲,民族即是国家,个人既属于国家的公民,又是民族的个体;从组织或团体角度来讲,保证了个体的族群归属或者说选择归属。

民族和族群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必然是将族群的某些共同性进行了借鉴和糅合。美国和美利坚民族的确立是在共同被边缘化的共同性下建立的;德国的建立是以经济壁垒的打破为基础的,最终为俾斯麦政治强权、共同教育以及追溯共同文化的前提下建立的;英国的建立则是在世俗王朝统治中完成在日不落帝国的光辉形象中凝固的。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则是在缴纳了昂贵的学费之后,确立起自己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形象。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族群必须远离政治而仅仅与血缘、氏族习俗相对,民族应当是与国家、法律相对,是民族国家一词的组成部分,只有民族才能与国家相联。

民族与族群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同时期话语权的产物。人们利用族群的共同性来确定民族,形成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人们生活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权之下,只有形成了民族国家,才会被世界承认,才可能号召全民起来反抗他者或标榜自己。所以,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下,形成民族国家成了殖民地国家必须的途径。可以说,“族群”一词的使用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又一创造物,它巧妙地解决了族属问题,使得人们传统的、情感的、血缘的,甚至是由于共同宗教或地域的共同想象有了更好的归宿。这就使得族属问题与政治问题脱开了,也巧妙地避开了部落民族主义国家的困扰,并且使得民族国家更有说服力,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公民的向心力,又保存了多元文化的生存空间。人们在法律上属于一个民族国家,是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所有人在此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又不需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族群归属打破,而是在接受主体文化的同时依旧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而族群归属,由于是公平对待,所以,族属问题很难被用于政治利益的争夺。

能否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是通过民族识别发明创造出来的概念?或者说,“少数民族”本身就有歧视的含义?中国在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置上,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多民族—国家战略,更多体现民族自治而非区域自治,民族差异主观扩大化,民族问题更多具有政治性、而非经济性,其结果经济愈发展,民族矛盾愈大。是否应该借鉴美、英等国等的做法,采取单一民族—国家下的多族群战略,在尊重56个族群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建构中华民族的公民认同和国家(族)认同?

新疆将还原她的本质。新疆就是她自己!然而,自一八八四年建立行省以来,她有意无意被遮蔽了。抵御外国侵略、推翻满清帝国、捍卫国家主权、大搞阶级斗争、跨越式发展经济、西部大开发、歼灭“三股势力”等等。7•5事件以后发生的种种事端,再次让我们思考一个命题:新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以为,由政治、法律、民族、宗教、经济(资源开发、个人收入、利益分配等)问题引发新疆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撕裂!

同样,新疆问题更多具有政治、法律和文化性,而非经济性,所以只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新疆问题,将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和对抗。新疆问题的解决,可否采取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下的多族群战略,通过引入“族群”概念,确立新疆主体意识和新疆共识,同时运用经济和文化等手段破解之。

新疆问题的解决需遵循两个原则,即族群关系不能高于法律关系,族群认同必须置于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之下。新疆问题解决方案的路线图是,由族群认同过渡到新疆人认同,再到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的进程,期间需要采取政治法律制度创新、新疆主体意识培育、生态环境保护、族群平等交融、资源合理开发、增加民生投入等主要措施。

经济与文化协同战略

新疆战略的核心是达成地缘、生态、经济、文化、民生的统一,形成族群在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趋致。

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固然能推动和解决族群问题,但要实现真正的族群和睦,则需取得各族间的国家认同。认知—认可—认同,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在现有条件下,首要任务使新疆各族民众对“新疆”和“新疆人”的认同,汉族民众摆脱客居观念,其他族群丢弃狭隘民族观念,双语教育是不同文化间的认知认可认同的基础。在新疆认同的基础上继而推广“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理念。统一的中国是各族群文化认同的唯一焦点。各种文化要相互尊重,各民族间要相互融合,共同的家园要携手建设,发展的成果要共同分享。

“国家认同”的理念,具体地来源于全体成员思想的一致、情感的融洽和精神的凝聚。因此,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必不可少,但更具根本性和长期性的是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共同思想基础,首先是祖国家园认同。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逐步实现从各民族聚居区的局部统一到国家的全面统一,走过一条多元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国家的长期统一,各族兄弟之间通过互通有无建立的互利共生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对国家在文化心理上的普遍认同。各族群与祖国的关系,好比草木之于土壤、鱼龙之于江河。族群交融的实质,不仅是各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各族与统一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多族群国家的人民如果把爱本族群与爱祖国对立起来,那么怎能去实现现代化国家呢?

其次是中华民族认同。“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开拓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交流交融、共建文明的创造史。在这一伟大进程中,超出单一族群范围而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对内,我们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分、有不同少数民族之分;但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是我们统一的称谓。我国各民族,无论地理区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如何,都认为自己是中华儿女,都与生俱来地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成长为一个合格中国人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实现对“我”的认同,通过对其他民族的认同实现对“兄弟姐妹”的认同,通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现对“家”的认同。壮族作家冯艺深情地写道,“在这个无数心灵已经干涸的时代,有一种比雨滴还要滋润、比阳光还要温暖的东西,那便是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兄弟般和睦相处、和美共生的风景吧!”

三是中华文化认同。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各族文化各具优点和特色;每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每一个族群无论大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从古至今,一条条承载各族文明结晶的民族文化长河,相互交汇、相互激荡、一齐奔涌,共同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巨流。自秦汉始,汉族以稳定发展的农耕生产为基础,确立了一整套典章礼乐和文化制度,形成以儒家文化及其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成为凝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吸收并丰富发展这一文化,从而使华夏文明成为中国各民族分享的共同文化传统。伴随民族大交融的演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交相辉映,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现象,造就了中华文化多源性、开放性、兼容性的独特气质。多样性统一的中华文化,则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根本依托。

新疆政府在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考虑文化建设与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情感沟通,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各族间的交流和交融。如果片面强调新一轮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力度,而缺少政治、文化上的综合考量,新疆的综合发展就会成问题,甚至“民族分裂”倾向,也不敢说肯定会减弱。

新疆发展,必须是综合性的协调发展,它包括“经济”、“民生”、“生态”、“文化”这四个方面。我们最容易注意到的是“经济”,其次是“民生”,而“生态”和“文化”就很容易忽视,尤其是“文化”。

关于新疆发展中的文化问题,绝不只是简单的歌舞、书籍、建筑等一般性的文化,而是作为思维观念、生活形态的文化观念。为了在新一轮新疆跨越式发展中真正落实文化的纬度,真正建立不同族群对于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宽容、共荣的局面,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破除单纯地从经济角度看待新疆发展的狭隘视角,要将经济、民生、生态与文化综合思考,将民生、生态和文化要素纳入到经济目标的考量中。如果为实施特定经济项目,对于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负面影响较大,就应该暂缓,寻找其它解决的办法,如果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就应该放弃特定的经济项目。因为,取得暂时性的经济指标并不难,难的是获得综合性的长治久安的效果。

第二,新疆各级干部可否具备一定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观念,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国家竞争、新疆认同、国家认同、族群关系、社会安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性。

第三,以建立有机的、多层次的文化认同感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方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超族群的中华民族认同、新疆文化认同、公民认同。个人、族群、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的共存性,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层次的认同,排挤另一层次的认同。

我期盼有一天,新疆各族群无不自豪共同喊出“我是中国人,也是新疆人”,以此确认新疆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

民营经济与大服务业战略

实现新疆可持续发展,改善民生,达成新疆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整合,在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必须着重发展新疆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作为新疆的经济主体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需进一步优化。大力推进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中小企业,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作用。截止2012年底,新疆民营经济总量达到1988亿元,占全区经济的比重达到26.5%;民营经济单位数达到69.3万户,从业人员187.6万人;其中,私营企业达到11.7万户,容纳了90.4万人就业。2012年新疆民营企业完成进出口额达到182.98亿美元,占全区进出口额的71.6%。新疆虽然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类型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实施“三化战略”,尤其是新型工业化,可快速推动新疆GDP和财税的增长,但由于是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对于新疆各族群众就业的增加贡献不足。

要使跨越式发展等于长治久安,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新疆的发展必须重构产业体系,遵循生态、资源两个可持续,发展“大服务业战略”:大物流(航空、铁路、公路、管道等)、大文化(新疆特色的演艺、旅游、和田玉、体育、考古探险、餐饮、动漫等)、大商贸(国际、国内贸易)。发展大服务产业可使国有和私企、大中型和小微企业并重发展,让新疆各族群受益,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

大物流:丝绸之路空中走廊:建设“丝绸之路空中走廊”是新疆发展大服务产业的核心,其可推进新疆物流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商贸产业、金融等产业的成长。建议恢复并组建新疆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提升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国际航空港地位,加大飞往中亚、西亚、南亚航线,开通中东、欧洲、美洲航线,使新疆成为中国向西旅游、物流等中转中心,促进新疆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的发展,真正发挥新疆西向通道优势。

大文化:发展新疆旅游业、新疆歌舞演艺业、和田玉产业等:近30年来,新疆和田玉的价格上涨了1000倍。和田玉产业的成功,是其赋予了文化元素。玉文化是历史最悠久、最能代表东方文明的古文化。玉是中国人5000多年中一直不变的图腾,玉文化构成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和田玉产业的开发,加大了新疆与内地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带动和田等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民众的就业和收入的增加。

我们以民营企业的二道桥大剧院和广汇飞虎篮球俱乐部作为案例分析。二道桥大剧院员工总数123人,其中维族等81人,汉族42人,维族等占比65.85%。广汇篮球俱乐部通过十年的运作,现有23人(球员+教练),其中国内球员17名,外籍球员6人。在国内球员17名中,维吾尔族4人,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各1人,汉族8人,维族等占比53%。广汇飞虎男篮俱乐部和二道桥大剧院都属于大服务产业战略中的大文化,较好的解决了新疆各族群民众就业和收入问题,形成利益共同体,增进了新疆共识和中华文化认同感。

大商贸:欧亚商贸中心:新疆位于欧亚腹部,处在周边26亿人口中心的巨大市场机会,充分发挥《中央关于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意见》的政策优势,实施面向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加速发展对外经贸和会展经济,推进“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全方位开放,构筑新疆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例如新疆二道桥商贸市场公司,目前员工总数294人,其中维族等133人,汉族161人,维族等占比45.24%。

通过实施三化战略,可以提升新疆经济总量和增加财税收入,而发展大服务产业,可培育创业创富的环境,进而推动本土小微企业的发展,建构利益共同体机制,从实质上解决新疆各族民众就业和收入问题,使新疆各族群受益和交融。

只有民营经济的稳定发展,才有新疆经济的稳定成长,更有新疆社会的稳定繁荣。民企强,新疆强。

稳疆、富疆、强疆战略路线图

新疆发展战略定位须充分利用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和中亚能源极枢纽地位形成的机会,开发国内外两个市场,推动能源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发展,保障国家战略性大宗商品供应和安全;充分把握世界第四经济圈“中亚经济圈”崛起的战略机遇,重组欧亚非产业贸易链,以承接中国东部产业转移和出口加工业带建设,推进大开放、大出口;充分发挥地缘、资源、文化和市场四大优势,以生态和绿洲为命脉,以经济区域机制创新为根本,放大叠加和乘数效应,实施“大资源战略整合下的绿色战略”,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新疆”,将新疆建设成为我国西部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西南亚经济圈的核心区和欧亚大陆生态经济区。

基建先行+全面开放:铁路、公路、航空、水利、能源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率先而动,随着对内、对外综合交通基础建设的提速,资源品的出疆销售将开始盈利。新疆凭借地缘、民族、文化优势,再加上喀什和伊犁(伊宁、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放区,将形成新疆全方位开放格局。

西能东运+东“能”西移:西气东输与炼化一体建设,疆煤东运与煤炭基地建设,西电东送与电源建设,同时东“能”西移日趋明显,硅产业、盐化工、电解铝、炼铜等耗能产业将逐步向能源富集区——新疆转移。

产业集群+城镇化:在基建和能源支撑下,新疆工业将进一步升级,由上游采掘向下游制造延伸,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碳化硅和煤化工等深加工行业将快速发展。伴随着大基建和大工业的建设,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城市扩容,城镇化加速。预计在乌—昌、伊犁河谷伊宁—霍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阿图什等四线形成四个产业—人口聚集区,同时在准东、吐哈、伊犁、库拜煤田周边可能会形成4个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大中型城市,一批以综合大口岸为牵引,以进出口加工业为驱动,以出疆国道线为发展轴,以腹地资源为依托的中心城市和城镇将加快建设。

由此,新疆发展模式是否需要进行转型,摒弃通过自然资源开发获取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大力开发、发展、利用知识资源?我以为,新疆新的发展模式思路架构是:利用知识资源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整合效应发挥市场机制和开放机制,体现政府作为组织者、推动者和服务者的职能,缩小财富与知识发展差距,以知识促进发展,为新疆下一步发展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使得新疆能够逐步培育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核心竞争力,进而逐步缩小同全国平均水平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差距。

新疆发展的主要任务,变“输血经济”为“造血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新疆发展的着力点是建构造血经济机制和改善民生,民生的改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维护社会稳定是新疆发展的保障。实现新疆发展,要使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并重发展战略和改善民生终极目标有机结合,不仅实现GDP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着力点要立足于建构造血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机制。

如何把能源开发与民生紧密关联是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点。相对而言,集中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2012年,全国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突破7916.6元,而新疆为6393.7元,占比全国平均水平的80%。新疆有30个扶贫重点县,贫困农牧民有180多万人,大多集中在南疆三地州和边远牧区,其中35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区农业人口的46%,占全区贫困人口的80%,均属少数民族集聚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93%,占全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7%。在民族问题上,经济发展水平是基础,无论在什么国家或地区,穷人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如果加上宗教信仰因素,更会走向极端,甚至恐怖主义,发生暴恐事件就不奇怪了。

从新疆最终消费构成分析,1978年—2012年,居民消费总额从22.61亿元增加到2370.67亿元,占比从81.8%降低到55.6%;政府消费总额从5.03亿元剧增到1891.84亿元,占比从18.2%增长到44.4%。 2012年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98.99亿元,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642.24亿元,占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6.75亿元,占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新疆城乡消费差距愈拉愈大。

从全区经济结构来看,虽然新疆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2013年石油工业增加值占到新疆工业增加值的46.5%,2008年占比高达67.41%,但对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贡献却较小。同样,占有全国40%以上的煤炭资源的新疆,如何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协调各方利益,也关系到煤炭产业是否能为新疆当地居民谋福利、是否促进新疆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稳定和发展是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最大民生和最根本的利益。要想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可否切实解决好各族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可否优化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不断增强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减轻群众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可否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调整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加大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方面的支出呢?

在这种情形下,需处理好中央、地方、企业、居民之间利益分配及其均衡关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民众受益,享受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实惠:就业扩大,收入增加。在新疆,还应特别重视各民族间的利益公平和分配平衡。

民国初年新疆总督杨增新说过一句名言:西出阳关无好人。说的是汉族人到西域更多目的升官发财,获取资源。一百年过去了,大多汉族人的心态还是如此吗?对我们来说,经历“七·五事件”,尤其是“九·三事件”后,对培育新疆人、新疆共识、新疆认同倍感重要。新疆是各族兄弟姐妹共同的家园,尤其是汉族要强化对新疆母亲的保护和爱待。如果汉族不改变客居的心态,把新疆仅作为避难、镀金、升官、发财之地,我们就不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新疆长治久安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新疆很美,治疆很难吗?2012年5月,我率“新商联盟”部分企业家赴曲阜学习。新疆是四大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交汇之地,儒教思想也是其中一部分,儒家文化对治疆起何种作用?孔丘重要门徒孟子曰:仁者无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以为,世界四大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就是真善美、平等、仁爱。

从历史上看,历朝治疆策略刚柔相济,以仁政为主。凡治疆有方者,刚柔中都包含着一种大爱。对三股势力而言,若对他们不刚,新疆就会大乱,所以历史上有铁腕治疆之封疆大吏。杨增新还有一句名言:新疆是治世桃园,乱世绝地。杨增新治疆以仁爱为战略主线,防乱、治乱、戡乱为策略,在中原大战、俄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保证了新疆的稳定。而他的继任者金树仁,最大的罪过就是把治世桃园演变成乱世绝地。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由乱到治,为新疆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盛世才治疆靠暴力和恐怖手段,尽管他表面上维持了新疆政局,但他不断制造的仇恨如岩浆在人民心中翻滚。他为新疆各族人民心中带来的创伤,直到新中国建立才渐渐治愈。

新疆的“地缘枢纽”地位是建构新疆战略的基础,但从国家层面上看,“能源枢纽”、“文化/文明枢纽”和“经济高地”才是新疆战略的落脚点。打通波斯湾—里海—中亚—新疆能源大通道,整合中亚—天山—阿勒泰山成矿带资源,发掘中西南亚和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实现由“能源枢纽”向“经济高地”的转变。同样,作为四大文明的交汇区,新疆须发挥文化枢纽作用,使多元文化之花在新疆乃至世界尽情绽放,由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胜势。新疆发展无可限量。

新疆的战略价值与地位需要重新评估和发掘。只有当新疆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一致时,新疆战略才有价值。只有尊重新疆人、新疆文化,新疆战略才有实施意义。

2013年元宵节当日,新疆寒潮来袭,而在新疆昌吉市举办的首届社火表演大赛现场却热闹非凡,现场由喀什地区52名维吾尔族演员组成的秧歌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将汉族秧歌以及维吾尔族传统舞蹈萨玛舞和塔吉克族鹰舞的舞蹈元素融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具有新疆特色的秧歌秀。

只有确立新疆共识和主体意识,且民族间共享发展成果并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断的交融和学习,由利益共同体逐渐升华为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从而达成增强国家认同的目的、成就新疆可持续发展、提升新疆在国家战略中的价值,这才是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