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科学精神的现代价值


blueski推荐 [2014-5-1]
出处:中国墨子网
作者:孙中原
 

 《墨经》科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现代价值的亮点。弘扬《墨经》科学精神,有助于实现科教兴国,提高中华民族科学素质,发展先进文化。

  《墨经》科学精神,是科学知识的灵魂和建构标准,是科学知识客观性、科学方法有效性和科学思想合理性的支柱。

  《墨经》是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以浓缩形式,表现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相似的哲理。其科学精神,需进一步创造性诠释、发挥和展开,以实现古今中外不同思想体系的会通交融。

  一、“摹略万物之然”的实证原则

  1.何谓“摹略万物之然”?

  “摹略万物之然”,即反映事物本来面目,这是《墨子·小取》对人类认知活动目的和宗旨的概括,是《墨经》认识论的总纲,表现了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本质一致。

  实证,即实际的证明。实证原则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如实认识事物本来面目,不附加以任何外来成分,掺杂主观、神秘或信仰因素。

  “摹”,即摹拟、摹写、反映。“略”,即约要、求取、概括。“万物之然”,即事物本来面目。“然”在古汉语中用作指示代词。杨树达《词诠》释“然”的义项之一是: “指示代名词,如此也”《辞海》释“然”的义项之一是:“如是;这样。如:所以然;不尽然。”《论语·宪问》说:“其然,岂其然乎?”意即:“是如此的吗?难道真是如此的吗?”

  “万物之然”,包含“所以然”。《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然”指事物现象、现状、结果。“所以然”指事物本质、原因、规律。《经下》109条说:“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说:“或伤之,(所以),然也。见之,(所以);知也。告之,所以;使(人)知也。”万物之“然”和“所以然”,即结果和原因,是认知对象。“物之所以然”,在《经说下》被简化为“然”。“所以知之”,是认识的途径、方式、方法。“见”即观察,是一种认识的途径、方式、方法。“所以使人知之”,是思想交流、语言交际的媒介、手段。“告”即告诉,是一种交流、交际的媒介、手段。

  《墨经》第1条概括、解释“故”(原因)的范畴,是“所得而后成”,即得到某种原因,而后成就某一结果。《墨经》表达事物因果规律的公式,是“有之必然”。“之”、“然”分别代表有因果关系的前、后两个事件,相当于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和后件。《墨经》“有之必然”的公式,相当于西方逻辑公式“P→Q”(读为:如果P则Q)。《墨经》的举例,是“若尺有端”,即有线段存在,则必然有点存在。其对应关系如下表:

  《墨经》要求全面认识事物的“然”和“所以然”。知事物之“然”,即确认事实如何,用实然命题形式“P”表达。知事物之“所以然”,即确认原因、本质和规律如何,用必然命题形式“必然P”表达。把“然”和“所以然”即前件和后件,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构成标志事物因果规律的命题。如《墨经》的举例,说“有雨必然使地湿”(“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受伤必然致病”(“伤之,所以然也”)等。

  《墨经》“摹略万物之然”的实证原则,继承墨子认识论的经验论因素,摈弃墨子“天志”、“明鬼”的神秘信仰,是墨家学说历经250年百家争鸣磨练,所引起的质变,是墨家学派内外訾应辩论、切磋琢磨的成果,是墨家思想从有神到无神、从信仰到科学的转向,是中国逻辑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事实。科学总结这一转变历程,以科学精神教育今人,启迪后人,促进中华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墨子提出“立言三法”,即论证论点的三个标准:(1)“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根据历史事实。(2)“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根据人民群众的现实经验。(3)“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应用中观察符合人民利益的程度。(《非命上》)这种表述的实质,是讲求实证。

  墨子认为“察实”、“取实”重于“命名”,批评“天下之诸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非攻下》)。认为“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贵义》)。墨子的经验论原则,是“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明鬼下》)

  墨子的认识论,偏向经验论,并因袭殷周以来的传统信仰,用工匠的工具意识,改造、重铸传统信仰,使之成为推行兼爱等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用工具。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上》)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积极一面,是渗透“兼相爱,交相利”的人文精神,

但把“天”视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毕竟是软弱消极的神秘信仰。在科学和信仰问题上,墨子的思想复杂多样。从整体来看,在墨子思想中,科学和信仰混杂交错,游移不定。墨子在论证其“兼爱”“非攻”等十大论题时,援引“天志”、“明鬼”的信仰,作为其论证薄弱性、力量软弱性的填充。但当墨子的“天志”、“明鬼”信仰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摹略万物之然”的实证原则。

  一次墨子病了,学生跌鼻推门进来问墨子:“您是圣人,怎会生病?”墨子答道:“人之所得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公孟》)“寒暑”和“劳苦”是自然现象。从自然界探求得病原因,是遵循“摹略万物之然”的实证原则。

  一次墨子从鲁国出发,到齐国游说,在路上相面、算日子的“日者”先生说:“今天上帝在北方杀黑龙,您长得黑,到北方去不吉利。”墨子不听,毅然走到北方,遇到淄水暴涨,不能涉河而返,“日者”先生得意地说:“我告诉你不能去北方,果然如此!”墨子运用逻辑学的归谬法,反驳“日者”先生,指出其谬论,不符合客观事实,是用连他本人都不相信的假话骗人。(《贵义》)这是任何一位科学家,在实际生活中,都会毫不犹豫坚持的实证原则。

  2.实证原则的典范

  《墨经》的科学知识,是遵循实证原则的典范。《经上》和《经说上》用100个条目,解释各门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简单命题,多据事实、实例立说。第1条解释“故”(原因)范畴,区分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等,以数学上的点、线关系和生理、物理学上的“见之成见”为例。第2条解释“体”和“兼”(部分和整体)的范畴,以数学上的2和1、尺(线段)和端(点)为例。第3至6条解释认识能力、活动和过程,以“明”、“睨”、“见”等眼睛视物的认识现象为喻。第51条解释静止的物理学范畴,以“矢过楹”(飞行的箭穿越一根柱子)、“人过梁”(人走过一座桥梁)为例。第71条解释法则的范畴,以几何学上的制圆作图为例。第75条解释“辩”的范畴,以“或谓之牛,谓之非牛”的辩论为例。第79条解释“名”的分类,以“物”、“马”、“臧”三概念为例。第89条解释“同异交得”的辩证法,更据“中央,旁也”(中央又可作旁边)等十多个实例立说。《经下》和《经说下》论证83条各门科学的复杂命题和定律,如从“影不徙,说在改为”,到“鉴团影一”等论几何光学的8条,以及论杠杆、滑轮、斜面原理的各条,无不用实证方法,从观察、实验中选取事实例证。《墨经》科学知识,贯穿重事实、重归纳的实证原则和科学精神。

  183条《墨经》总结科学知识,一依实证原则为归,绝无一条引用和遵循墨子的“天志”、“明鬼”神秘信仰。学生彻底摒弃老师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是墨学发展史、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确凿事实。《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墨学研究者称其为“纯逻辑”语言,丝毫没有墨子“天志”、“明鬼”神秘信仰的痕迹。沈有鼎解释“效”这一论证方式“意味着演绎推论”。莫绍揆解释《小取》的“效法”即公式法,是建立和代入公式的方法,“是科学尤其数学上一贯大量使用的方法”。沈有鼎和莫绍揆的解释准确精到。

  《小取》的“效”,是逻辑科学知识,与墨子“天志”、 “明鬼”的神秘信仰毫无关联。有论者引《小取》上述关于“效”的话解释说:“这意思是说:墨家掌握了‘天志’(其实是墨家自己的主张),就有了作为判定是非标准(法)的东西,《小取》称其为‘效’;凡符合这个标准的(‘中效’)就恰当、正确(‘当’、‘是’),反之(‘不中效’),就不恰当、不正确(‘不当’、‘非’)。”论者没有任何分析论证,只用“这意思是说”5个字一连,就硬把《墨经》的逻辑科学知识,曲解为墨子“天志”、“明鬼”的神秘信仰。论者说这是“更新”研究方法,用“历史分析”方法,获得最新研究成果的典型。实际上这不是历史分析方法的正确运用,是误断。

  正确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揭示墨家学说在战国250年间从有神到无神、从信仰到科学的质变,划分科学与信仰、真理与谬误、精华与糟粕的界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是逻辑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者的职分。论者把《墨经》科学精神,曲解为墨子“天志”、“明鬼”的神秘

  二、“所若而然”的方法思想

  1.技术、技巧和法则的范畴:自觉方法思想的实践来源和资料前提

《经说上》说:“法取同,观巧传。”即概括共同法则的事例,可从代代相传的各类手工业技术、技巧中观察到。墨子从自身熟悉的各类手工业

技术、技巧中,领悟到法则的概念。《法仪》篇载墨子说:“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仿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 “法”有标准、方法、法则、规律的含义艺墨子率先使用“法则”、“方法”的语词。墨子解释《诗·大雅》“顺帝之则”的“则”为“法则”。并说: “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规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天志中》)“方法”一词最初的含义,是“为方之法”。这是《墨经》自觉方法思想的实践来源和资料前提。

  2.遵理循法,达到预期结果:《墨经》方法思想的哲学意蕴

  《经上》说:“法,所若而然也。”即法则是遵循着它,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这是把人的自觉实践的环节,纳入到“法则”范畴的定义中,并以遵循着它行动,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作为人对法则(规律)认识真理性的检验。《经说上》对这一定义举例解释说:“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这里,“意”(判断,定义)指作圆的指导思想,即“圆”的定义“一中同长”(一个中心,等长半径);“规”指作圆的工具圆规;“圆”指被用未作为制圆参照的一个标准圆形。这三者,都可做为制圆的法则和方法。“若”即遵循,指自觉实践。《经说上》定义说:“志行,为也。”有意识的行动,叫自觉的实践。 《经说上》解释“合”(符合)中的“正合”概念说:“矢至侯中,志功正也。”即射箭的时候,意志、动机是射中靶心,结果恰恰射中,这叫动机和效果的正好一致。这是人对射箭法则正确认识和熟练运用的结果。

  方法是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选择系统,是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方法意识的要点是:(1)明确方向: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准确选择满足需要的对象。(2)明确怎么做:选择正确的途径,采取恰当的手段,运用有力的工具,遵照合理的程序。“方法”一词希腊文的原意,是“沿着道路”;《墨经》的定义是“所若而然”,即遵循法则,达到预期结果。二者含义相通,学理一致。《经上》说:“循,所然也。”《经说上》说:“然也者,民若法也。”《墨经》中“道”、“理”、“方”、“法”、“效”几个词可以互训、互相解释。《大取》以“道”比喻解释“理”。《大取》说“立辞三物”(建立论点的三范畴)是“故、理、类”,《小取》说“言多方、殊类、异故,“方”即“理”。又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这是指逻辑工作者的任务,是从当时百家争鸣辩论和思维认识活动中概括出一系列方法、法则,以供效法、模仿、参照。这里“效”与“法”相关,是后世“效法”连用的肇始。

  方法是探索万物奥秘、获取科学知识、揭示客观真理的工具,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手段,但它不是人们主观随意自生的。正确的方法,来源于实践中对世界的正确反映,通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和思考,发现和总结符合客观规律的有效方法。运用反映客观规律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观点就转化为方法。有效的方法,符合对象的客观实际和固有性质,在实践中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达到预期的目的。方法是把“自在存在”转变为“自为存在”、把“非我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把“非人工自然”转变为“人工自然”,创造灿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和桥梁。《墨经》“所若而然”的方法思想,是其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是极其宝贵的知识遗产。

  三、“巧传则求其故”的理论意识

  1.从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意识

《经上》说:“巧传则求其故。”“巧传”即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求”即探索、寻取、研究。《孟子·告子上》说:“求则得之。”《屈原·离骚》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解释“实事求是”的含义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求其故”,即对世代相传的各种手工业技巧,问一个“为什么”,揭示其原因、本质和规律,从手工业技术、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如《墨经》总结秸槔机所利用的杠杆原理。《经下》说:“负而不翘,说在胜。”《经说下》说:“横木加重焉而不翘,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翘,极不胜重也。”指出秸槔机负重后,另一端不翘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另一端的力量,超过负重端的力量。春秋战国期间,人们发现用秸槔机提水浇田,可大为提高劳动效率。受道家思想支配的一位老者,宁肯用“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老办法、笨办法,“用力甚多而见功寡”,而不肯用“用力甚寡而见功多”

《经上》说:“巧传则求其故。”“巧传”即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求”即探索、寻取、研究。《孟子·告子上》说:“求则得之。”《屈原·离骚》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解释“实事求是”的含义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求其故”,即对世代相传的各种手工业技巧,问一个“为什么”,揭示其原因、本质和规律,从手工业技术、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如《墨经》总结秸槔机所利用的杠杆原理。《经下》说:“负而不翘,说在胜。”《经说下》说:“横木加重焉而不翘,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翘,极不胜重也。”指出秸槔机负重后,另一端不翘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另一端的力量,超过负重端的力量。春秋战国期间,人们发现用秸槔机提水浇田,可大为提高劳动效率。受道家思想支配的一位老者,宁肯用“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老办法、笨办法,“用力甚多而见功寡”,而不肯用“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秸槔机,效率提高百倍。其理由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故“羞而不为”。(《庄子·天地》)道家经典《老子》说: “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老子19、20、57章》)这种思想不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墨家从提倡广为应用桔槔机等器械于生产和军事,从中总结科学理论,代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正确方向。

  墨家熟悉当时的各种手工业技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木鹰)”,弟子夸奖他:“先生至巧,至能使木鸢飞!”惠施说“墨子大巧,巧为輗(大车上的一种关键设备)。”墨子的木工技巧,与古代名匠公输般(即鲁班)不相上下。墨子曾就技术的服务方向和价值观发表意见:“故所谓功(手工技术的功效),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即手工技艺的功效,必须以是否对人民有利为原则。墨子熟悉木工技巧,连类而及也熟悉其它手工技艺。《墨子》谈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车工)、“輗” (鞣革工)、“陶冶” (制陶冶金工)、梓匠(木工),以及“穴师”(洞穴坑道工)、“明习橐事者”(鼓风工)等,谈到各种军、民用机械、器物的制造和应用。墨子认为手工业技艺的目的、方向和价值标准,是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墨经》继承、发扬了墨子的这种技术目的论和价值观。《墨经》谈论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用来作为实例、实证材料的手工业工种,有“为衣”(缝纫)、“举针”(刺绣)、“糟屦(制鞋)“铄金”(冶金)、“为甲”(制铠甲)、“垒石”(建筑)、“车梯”(木工)等。《墨经》中的数学、力学、光学等科学知识,是当时各种手工业技巧的升华和总结。“巧传则求其故”一语,画龙点睛地道出《墨经》建构科学、形成理论的过程、方法和机理,是《墨经》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说明《墨经》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

  《墨经》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重政治伦理实践、轻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主流意识倾向大相径庭,而与古希腊哲学家重视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酷似。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率先表达了这种贯穿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他写过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等原因的着作。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能”。与此相似,墨家也重视探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墨经》第1条即规定“故”概念,区分“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小故”(必要条件,部分原因)和“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大故”(充分必要条件的原因)。《经下》、《经说下》80余条,都是用“以说出故”的形式,揭示以上现象的原因,或一科学命题、定律成立的论据。如“影之大小,说在斜、正、远、近”;“堆之必控,说在置材”;“五行无常胜,说在多”等,以浓缩的论证形式,表达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原理。《墨经》“巧传则求其故”的理论意识,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科学精神,具有一致性、共同性。可以说《墨经》是浓缩的古希腊精神,正因为其形式的浓缩性,故需特别的解释、说明和发挥。《墨经》的科学精神,只有在科学的解释中,才能广为人知,并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

2.崇

尚理性,重视知识

  墨子的认识论偏向经验论,但由于墨子是杰出的学者、教育家和科学家,也提出某些有深刻理性论意义的认识原则和方法,如“察类”,“知类”,“辩故”,“明故”,“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等。《墨经》继承墨子认识论中的理性论因素,建立了感性和理性、经验与理论并重的认识论,表现了崇尚理论、理智和知识的理性论特质。

  《墨经》揭示了理性认识的本质特征。《经上》说:“知,明也。”《经说上》说:“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着,若明。”即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具有更为明确、深刻的特征,是运用认识能力对事物进行分析、整理,加以理论化而获得的。《墨经》为了突出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本质不同,特地创造了一个新字(“知”下加“心”)以表征理性认识的特质。“知”下加“心”这一个象征理性认识特质的新字,意谓着理性认识,需要通过心智把握,不同于感性认识通过“五路”(5种感官)把握。《经下》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即时间范畴的知识,是属于理性认识,不属于感性认识。《经上》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说:“久:古、今、旦、暮。”时间范畴是心智对古、今、旦、暮等各种不同具体时间形式的抽象概括。至于《墨经》所揭示的时间、空间与物体运动的必然联系,时间、空间的有穷性、无穷性与物质的关系等规律性知识,更是通过心智思虑所获得和把握的理性认识。《墨经》的这些知识,深刻精到,亘古常新,体现了科学与科学精神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历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