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上世纪之初，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这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成立的“国军”陆军大学，终于设置了多达70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在日本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没能学到。此后八年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及其艰苦卓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来说如此重要？

用当今著名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先生的话说，“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喜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的掌握。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先于对手了解掌握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粮秣供给、道路情况，等等，就成了敌我双方在战争之前先要打响的战争。谁在这场战争之前的战争中打不赢，谁就可能输在战争的起跑线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技不如人，是抗战一开始虽仗仗血战，打得艰苦顽强，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军的准备早了半个世纪

1867年，最后一任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归政于明治天皇，统治日本600多年的幕府政治宣告结束，曾经长期一分为二的权力与权威合二为一地集于天皇一身，时为明治天皇。1871年，天皇下达“废刀令”，在全国范围解除武士阶层的武装，自此，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武士集团，成了无首可依、无主可忠的散兵游勇。这些整日在市井内胡混闲逛滋事的失业浪人，一度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祸患。但身为时代中人，个人命运几何，往往取决于当时国运。

武士没落之日，适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在福泽谕吉等“日本大脑”的煽动下，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口头上“和魂西体”，行动上“脱亚入欧”，从教育体制到工业体制，全盘西化。不过一二十年间，其国力骤然膨胀。膨胀的国力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矛盾日渐显现，于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国为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邪恶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特别是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又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这一时代背景给由武士没落为浪人的“失业大军”带来了历史机遇，“占领满洲”，“征服支那”，这些在日本军政界半公开谈论的目标，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失意者，与日本军政界的狂热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们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这些人中老的有桦山资纪、岸田吟香，年轻的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别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后失踪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成为“大陆浪人”的“楷模”，其“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在这种‘英雄人物’发酵效应的推动下，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路”。

那么，这些日本的“先遣队”到中国来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他们开货栈，开餐馆，开书店，甚至开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却都是一件事：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情报，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情报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的“兵要地志”。

“兵要地志”是侵华日军利器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如果事先不了解对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气候变化，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其一线部队指挥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志”的“中国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了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志学中佐教官时，板垣就在他的讲义中，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讲到“北支那”的情况时，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雨增水，则影响作战”。

要知道，板垣所讲内容，并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实地考察得来。令同期中国军人汗颜的是，像他这种掌握作战地域第一手资料的日军前线指挥官，并非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看看本庄繁、河本大作、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这些人与板垣一样全都担任过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中国班的班长。

沈克尼在他的《日军编印的中国兵要地志纵横说》一文中这样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质、泛滥区景观、障碍程度、两岸地形，天候季节对水量的增减影响，以及桥梁徒涉场情况”，等等，要求之细微，之详尽，可谓无以复加。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一线部队的情报细节掌握就更加精准。如当时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黏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时之涌入量不过约为五斗。故对井口一个之分配人员约以百名(马匹则约为其五分之一)限度”。

当你的对手对你的情况熟悉到这般地步时，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战，自然也就可以进入《三十六计》中所说的“反客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军在侵华战争的早期打得较为顺手，除了其气焰正盛加之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优势因素外，对作战区域“兵要地志”情况先期掌握，不能不说是一大关键要素。

中国缘何疏于“兵要地志”

既然历史和胜利都是由细节堆积而成，那就让我们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关键性细节，阻挡了“抗日主力”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赢得本该属于它的胜利？

1944年8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的整军会上，提到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对“国军”作战指挥能力的评价：“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对于“国军”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国军屡战屡败的极为隐秘又极为关键的原因，这就是说，导致国军作战不利的原因可能还会找出许多条，但这一条却是极其致命的：那就是从抗战开始直到结束，蒋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有效地为这支军队建立起一整套近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参谋制度”。而没有有效的“参谋制度”，既是由于当时的“国军”除中央军外，大多还残留着旧军阀的尾巴，指挥官把部队看作自己晋升的资本和私人财产，不可能弄出一个参谋制度来与自己分权；同时也是因为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近现代作战及参谋制度作用的无知。这样的军队，不懂“兵要地志”为何物，不是很正常么？而正是这种“正常”，才导致了八年抗战打得艰苦卓绝，牺牲巨大。虽然以身殉国的将士们个个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几多是由于指挥官鲁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无谓牺牲？

反观日军，早在明治时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时期完善了从法、德军队学来的参谋制度，建立起了“参谋本部”。这一制度虽然最终导致了日本军方坐大，也把日本国民引向毁灭的法西斯战争之路，但客观地说，其在与对手交战时，还是充分发挥了参谋制度的效能。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日军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参谋制度，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为什么日军精于对“兵要地志”的研究，而中国军队却疏于此道？试图解答问题的结果必然带出更多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读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一书带给我的震撼：同样是种植水稻的民族，为什么日本人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形成了团队合作精神，并一以贯之，直到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业精神，而我们却在数千年里始终安于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盘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敌当前，铁蹄践踏，才奋起反抗。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和迥异的国民性格的细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