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的“三教”——儒释道在下古时期逐渐出现合流的趋势，而早在秦汉之际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探索，即杂家哲学的兴起。然而杂家的概念长期以来比较复杂，因为关于杂家的定义有诸多争议，杂家哲学的著作归属也是一个难题。

    按《汉书·艺文志》，天下分十家，而杂家的定义如下：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但是《汉书·艺文志》本身对于杂家的分类就有问题。《汉书·艺文志》里罗列的一系列杂家书籍，似乎并非那么纯粹。《尉缭子》《吴子》（《吴起兵法》）这些典籍是彻底的兵家，而且后世还归入《武经七书》，连班固自己都说：“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汉书·艺文志》）此外，这些书籍里面还有许多身份混杂的书籍，如司马相如的《荆轲论》，什么《东方朔》，这些东西似乎并非“兼儒墨，合名法”，归入杂家略显牵强，而且作者本人也并非“议官”，甚至连“知国体 ”都做不到。而且值得一提的《尸子》，按《汉书·艺文志》：

    “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

    那么应该是法家的思想家了。可惜的是，这部后人伪托的书夹杂的内容实在太多，不得不说是一本“杂”家的著作。

    似乎《汉书·艺文志》只是说说罢了，分类的时候还是把没有归属的书籍全部列入杂家，让杂家真的变成了一个混杂的学说。

    但是，按班固的原文，似乎对杂家的界定本非如此。按《艺文志》的定义，杂家本应是兼通各个学派的学说，考察国体和治乱的流派。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杂家哲学应该是集大成的政治哲学思潮。

    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毫无争议。《吕氏春秋》间杂阴阳家、兵家、儒家、墨家、道家等诸家学说，而《淮南子》则是一本以道家为主体、杂以儒家的学说。但无论是《吕览·序意》还是《淮南鸿烈·要略》都指出，著书的目的是要通天人之变、知治乱存亡之理，符合《汉书·艺文志》的定义。

    杂家哲学兴起的原因似乎和政治形势相一致，这也是归于政治哲学的依据之一。抛开伪作《尸子》不谈，真正的杂家哲学著作兴起的时代是秦朝，确切地说是秦统一之后。那么杂家哲学兴起是和国家的统一相关，确实符合逻辑的：因为国家业已统一，需要有统一的学说来指出政治的方向，那么撷取百家之长来构建一种学说不失为最省力的办法了。正如同诸侯纷争之时，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一样，杂家哲学的兴起，不失为为统一政体提供政治哲学的探索之一，应运而生。

    然而，杂家哲学的兴起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至少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下。从杂家的代表人物来看，吕不韦流放，淮南王刘安身死国灭，就算强行加进来的尸子最后也是流亡。那么从杂家哲学的主张来看，它们的主张也从未被正式地采用。

    为什么杂家哲学的兴起宛如昙花一现？很多人认为杂家哲学采取各家之长，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是大杂烩，这种说法实际是不负责任的。杂家虽然取各家之长，但是中线是道家的思想，以道家为核心包容各派思想。无论是《吕览》还是《淮南鸿烈》，无不把养生摆在重要的位置，这种思想根源是道家、阴阳家的学说。但是秦始皇崇尚法家，而汉武帝崇尚儒家，这种与民休息、慎重用兵的思想必然与其不符合受到排斥。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似乎仍然值得探讨。中国古代的皇帝，撇开传说中的帝王不谈，其他的皇帝都希望臣子有些瑕疵（尤其是下古时期），这样能够控制他们，避免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因为总是有把柄可言。对于学说似乎也是这样，相比于一个自称完美无瑕（真实情况有待商榷），采用一个大体上是完好的、但是稍有缺陷的思潮，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它进行装饰，从而奠定皇帝在思想领域崇高的地位。这样以后，思想的主导权在于君，而不是某一派思想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览》《淮南鸿烈》那些所谓通天通地的夸大之辞，不仅没有帮助它们发扬光大，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其实这种猜想最好的证据就是“一字千金”，吕不韦希望验证它的学说完美无瑕，反而被秦始皇看成了一手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