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耶稣也是如此。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论语》很有文学性，可惜是个破碎的故事。
　　读《论语》，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学生，颜渊、子路最重要。颜渊是孔子他姥姥家的孩子，孔子最疼，常夸。子路好勇过人，性子急，脾气暴，常挨老师骂。两人形成对照。他们俩，你更喜欢谁？我更喜欢子路。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那是谁？那就是子路。子路的可贵之处在于，老师待价而沽，从政心切，难免受政治诱惑（如公山弗扰之召和佛肸之召），跃跃欲试，只有他敢出来拦阻。他要急了，老师都害怕。
　　颜渊、子路死后，谁最重要？毫无疑问，是子贡。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子贡，谈谈子贡的重要性。
　　
　　一
　　
　　孔门弟子，山东人居多，鲁人最多，其次是齐人，其次是卫人，其他国家的人极少。
　　子贡不是山东人，而是河南人。孔子收他当学生是在他流亡卫国那阵儿。卫国是个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地区。
　　子贡善贾，“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山西喜欢炒儒商，大家都说，他是最早的儒商。孔子周游列国，有人推测，就是由他赞助。他这个人，能说会道，擅长交际，从政，搞外交，作组织工作，都是一把好手，比他的老师，对官场更适应。
　　相传，子贡的故乡在河南浚县。子贡以端木为氏，名字叫赐。浚县有不少端木氏。这个姓相当罕见。
　　浚县有个子贡墓，在城关乡张庄村南，我去看过，祠堂已毁，坟头还在，墓前的玉米地里，有块明万历年间的碑，是当地县令所立，叫《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碑文说，大伾山下八里有个张家庄，村人无知，把一座辽墓当子贡墓，在墓前立了子贡的石像，经常去烧香磕头，太不像话，所以他要“改正”一下。怎么改呢？就是把墓中的东西掏出来扔掉，再把子贡的石像埋下去，这就是所谓“改正先贤黎公墓祠”。
　　此碑旁边还有一些墓碑，都是近几年端木氏的居民来此归葬立的。看来，这是个利用古坟张冠李戴造成的假坟，与子路墓相似。
　　思想也有地理。子贡是河南人，耐人寻味。
　　第一，今年春天，在郑州演讲，我曾经说过，山东是古代思想的摇篮，河南也是。比如司马迁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讲的老聃、庄周、申不害、韩非，就都是河南人。山东是儒家的摇篮，河南是道家（或道法家）的摇篮，至少有两个摇篮。
　　第二，古代思想有个传播趋势，它是从东往西传，先山东（齐、鲁），再河南（郑、卫和宋），再山西（三晋），再陕西（秦），可以说是东学西渐。兵法的传播，也是如此。即使讲儒学传播，河南也很重要。
　　第三，孔子周游列国，是在河南转，东学西渐，河南是中转站。他在卫国收学生，有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子贡，一个是子夏。子贡是孔子死后的掌门人。子夏居西河，收三晋的政要做学生，既是三晋儒学的源头，也是晋秦法术的源头，汉代的经艺传授也受惠于他。
　　这个想法，我要另外写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叫《思想的地图》。
　　孔门七十子，宋人讲道统，最崇拜曾子。曾子影响大，关键是有书传世，但他在七十子中是小字辈，孔子生前，孔子死后，地位并不高，绝对没法和子贡比。
　　《论语》，谁出现最多？子路（有四十二章提到）。其次是谁？子贡（有二十八章提到）。子贡比颜渊（有二十一章提到）都多。
　　
　　二
　　
　　说起子贡，我会想起孔子的死。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孔子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大家要有足够的理解。
　　第一，他是个社会批评家。他生活的时代是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太坏。
　　第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世界会好起来吗？孔子说会。可惜，他的理想是复古，“周公之梦”是个梦，于世无补。
　　当然，梦也有梦的价值。历史上的乌托邦，价值全在批判。千百年来，乌托邦为什么总是吸引人类？道理很简单。人是“扑灯蛾”，总是向着光明飞跑飞跑，但情况往往是，睁眼全是黑暗，闭眼才见光明，光明只在睡梦中。
　　大家看过曹禺的《日出》吧？陈白露说，“太阳就要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那该怎么办？她说去睡觉，说是睡觉，其实是自杀。
　　孔子喜欢从政，但政治是个粪坑。政治，都是利用现有资源。现有资源是什么？是各种坏蛋：大坏蛋、中坏蛋、小坏蛋。利用坏蛋反坏蛋，是唯一的“可行性”，这是悲剧。这不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而是黑暗与黑暗的斗争。黑吃黑，能吃出个白来吗？这可是难题。
　　他在鲁国很失败，在卫国很失败，周游列国也一无所获，回到鲁国也没人理睬，从政的经验很失败。
　　你不理解他的苦恼，你就读不懂《论语》，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犹犹豫豫，为什么会拿“丧家狗”自嘲，为什么会欣赏那些骂他的隐士和逸民。
　　孔子自卫返鲁，晚境凄凉。他的最后六年，几乎是年年伤心。伤心到什么程度，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吴琼华说的“眼泪泡着心”（《红色娘子军》）。伤子哀麟，回死由亡，他大哭过四场。
　　六十九岁，孔子的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他大哭一场。
　　七十岁，他回顾一生，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话什么意思？只有去死不远的人才能理解，那是“解脱”呀。
　　七十一岁，哀公获麟，让他万念俱灰，绝笔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春秋左传》序），他也大哭过一场。接着，他最喜欢的学生颜渊病逝，他失声痛哭，大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老天不让我活呀。
　　七十二岁，子路死卫，被人剁成肉酱。噩耗传来，他失声痛哭，也是呼天抢地（《礼记·檀弓上》）。
　　子路的死让他深受刺激。四个月后，他含恨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三岁（《春秋》经传哀公十六年）。
　　孔子临死前，非常孤独。他最喜欢的两个弟子颜渊和子路死了，最能干的弟子冉有成了季氏的帮凶。身边最贴心的弟子，只剩子贡。
　　他跟子贡说，“予欲无言”（《论语·阳货》），连话都不想说了。
　　他很绝望，“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就连周公，他也梦不见了。
　　《礼记·檀弓上》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临死前，他背着手，拖着拐杖，在门前踱来踱去。他唱了一首歌，歌词是：“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唱罢，回到屋里，面对大门，呆呆地坐着。
　　子贡赶到门口，听到这绝望的声音，知道老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孔子老泪纵横，呼唤着他的名字，赐！你来的怎么这么晚啊？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坐在“两楹之间”，那是殷人停尸的地方，我就是殷人的后代呀！贤明的君王怎么一直都不出现，天下竟没有一个人肯接受我的主张，我是活不长了。
　　七天之后，他离开了人世。
　　孔子死后，弟子守孝，长达三年。三年后，他们才告别老师。临行之际，抱头痛哭。只有子贡，独自守墓，又是三年。
　　
　　三
　　
　　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传》哀公十六年）。
　　鲁哀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写了篇表面沉痛却言不由衷的悼词。悼词很漂亮，模仿《诗经》。他说，“旻天不弔，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意思是，老天不长眼，怎么把他身边这么好的大臣给带走了，让他失去左膀右臂，心里难受呀。子贡很不满，说他“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左传》哀公十六年），你早干什么来着！
　　孔子死后，鲁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当时的官场对孔子很冷漠，不但冷漠，还流言蜚语，就像毁人不倦的媒体炒作和网络陷阱，越说越难听，好像破鼓乱人捶。
　　闻一多写过《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谁都可以往里泼脏水，扔“破铜烂铁”，撒“剩菜残羹”。孔子死后的处境，就是这样的“死水”。
　　官方骂孔子，代表人物是叔孙武叔。叔孙武叔是鲁国政坛的三巨头（三桓）之一，他要毁人，太容易。现在的说法叫“舆论导向”。
　　“叔孙武叔毁仲尼”，事见《论语·子张》。它的最后六章是记子贡的话，向我们透漏了这一事件。他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多能干，比他老师强多了。
　　这对子贡是考验。
　　卖师求荣的事可以干吗？不可以。但有人会干。大家都看过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吧？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人是犹大。孔门中也有犹大这样的人吗？有，他叫公伯缭。明代，孔庙开除过三个人，一是孟子，因为他讲“民贵君轻”，得罪了朱元璋；二是荀子，因为他讨厌孟子，又是韩非、李斯的老师，得罪了苏东坡；三是公伯缭，他到季氏那里告黑状，是孔门的叛徒。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叔孙武叔骂孔子，是抬子贡，骂孔子。
　　子贡怎么说？他说，“仲尼不可毁也”。
　　陈子禽，据说是子贡的学生，受舆论蛊惑，也来问子贡，“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怎么说？他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他说他的老师如日月之明，虽有日食月食，暂时黑一下，黑暗过去，还是万人仰之。
　　他说他的老师学问很深，不得其门而入，不知其宏大，就像围在高墙中的建筑，你看不见它的富丽堂皇。
　　子贡的话很坚决。他对他的老师很忠诚。
　　子贡的话，有一段，我印象最深。他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老师的处境，让他想到古人。他终于明白，人处下流，真是千夫所指，百口莫辩。怀疑是由此产生。
　　古代，尧、舜是好人的符号，桀、纣是坏人的符号。好人往好说，怎么都不过分；坏人往坏说，也是理所当然。舆论有舆论的放大效应，自动发酵，迅速冒泡，谁也捂不住。
　　纣是“本朝之罪人”，众人皆知的坏蛋。这家伙，不仅荒淫，而且残暴，不仅用酷刑折磨人，还拿活人做解剖（据说，王莽也有这类罪行），当时，领导和群众都这么说，越说越神，子贡竟敢怀疑大家的说法，以为就连纣这样的坏蛋，也未必像传说描写得那么坏，你们想想，这得有多大的勇气？
　　子贡敢于怀疑官方的定评，敢于怀疑“众恶归之”的舆论，认为即使是坏蛋，也要实事求是，这点非常了不起。
　　子贡是最早树孔子为圣人的人。我们只有理解孔子生前身后的遭遇，才能理解他的“大树特树”。这和汉以来的“钦定圣人”是大不一样的。
　　鲁迅有段名言，是讲“中国将来的脊梁”。这种“脊梁”是什么样？他说，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
　　子路结缨而死，就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子贡为纣说公道话，就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两个学生了不起。
　　
　　四
　　
　　说起子贡的怀疑，我会想起孟子的怀疑。
　　我在《丧家狗》的序言中用过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说，我对《论语》也是如此，并不是全盘接受。
　　这句话，现在是典故，实际用法和原文的意思已经不太一样。大家用这句话，只是取其精神，而不问它的怀疑对象是什么。其实对原话，我并不赞同。
　　孟子的原话是什么？是下面这个样子：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的怀疑是针对《尚书》。古本《尚书》讲武王克商，有个《武成》篇。这个古本已经失传，今本《尚书》有之，它是这样说的：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书·武成》）
　　这篇东西是属于所谓“古文《尚书》”，前人断为伪书，但孟子读过的《武成》，上面有这个故事，原文有“血流漂杵”一类话，还是可以肯定。
　　牧野之战，是“小邦周克大邑商”，战斗空前激烈，乃是情理中事。但孟子不相信。他觉得，《武成》把战争写成这个样，血流成河，连木杵都能冲走，实在有损“圣人”的形象。
　　孟子不相信，道理是什么？他的推论是这样：
　　（1）武王是最最仁慈的人，纣是最最不仁慈的人。
　　（2）最最仁慈的人讨伐最最不仁慈的人，是无法抵抗的。
　　（3）无法抵抗的战争，不可能“血流漂杵”。
　　在他看来，这类描写一定是文学夸张，绝对不可信。
　　他说，《尚书》不可全信，比如这一篇，他就不信，信的只是“二三策”。
　　我们都知道，孟子是宋儒最推崇的人物，不但迈辈儿，挤进“四配”，而且在“孔孟之道”的宣传中，超过颜回，超过曾子，超过子思，除了孔子，谁都没法比。他的说法很有权威性。
　　这里，有趣的是，子贡怀疑，是纣的传说，孟子怀疑，是武王的传说，这两个人是一对活宝：前者是“坏人”的符号，后者是“好人”的符号。周人推翻商朝，成王败寇，早有定论，但他们各有怀疑。子贡之疑，是说坏蛋未必那么坏。孟子之疑，是嫌好人还不够好。
　　这里，我们要注意，孟子的话跟古代的“圣人”概念有关。
　　关于“圣人”，我做过一点研究。我发现，孔子说的“圣人”全是古代的圣王，即“已故的伟大领袖”、“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具体说，主要是“六大圣人”。
　　“六大圣人”分两类：
　　（1）“禅让圣人”：尧、舜、禹。这三个人的关系是禅让关系，不是三个王朝，而是三代领导，三个人的在位时间加起来，大概超不过100年。
　　（2）“革命圣人”：汤、文、武。这三个人代表的王朝（商、周），加上大禹后代代表的王朝（夏），古人叫“三代”，王朝代替王朝，全靠暴力革命，三个朝代加起来，有近1300年。
　　这“六大圣人”，孔子盛称，主要是“禅让圣人”。“革命圣人”，以暴易暴，在孔子看来，差点劲儿。“禅让圣人”，他最欣赏，是尧、舜。“革命圣人”，也是文王比武王强。这些都是死人，都是有权势的人。子贡劝他当圣人，他有自知之明，不当。
　　子贡树孔子当圣人是在孔子死后。树圣人，是为了捍卫老师，壮大师门，当时的孔门还没站稳脚跟。孟子泛化圣人，是在儒门立了圣人之后。他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鲁迅翻成“摩登圣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摩登”的意思，既是现代，也是时髦。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就像现在，“人皆可以为教授”，“人皆可以为大师”。一旦“圣人”的概念成为时尚，“圣人”也就不值钱了。
　　在孟子的学说中，“王者”的概念很突出。他比孔子讲实际。孔子夸的“圣人”全是上古揖让型的帝王，比如尧、舜，“仁人”也是逃天下不受的干净人，如伯夷、叔齐，还有泰伯，真是迂得可爱。孟子推崇，不是这类人，而是“三代王者”，即汤、武这样的“革命圣人”。他喜欢讲“王道”、“王政”和“王师”。“王道”是用来批判“霸道”。春秋战国，流行的是“霸道”。
　　过去，读《孟子》，我对他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很佩服，不知“仁义”背后也有血腥。
　　他说，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拯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会争先恐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大旱之望云霓”（《孟子·梁惠王下》）。徐悲鸿画“奚我后”，就是画这种期盼。
　　但王者之师，无敌于天下，真的就可以不流血吗？没有这种事。
　　孟子数言“齐人伐燕”。这是战国史上的著名事件。公元前316至前314年，燕王哙效禹禅让，把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孟子大怒，认为乱了名分，不合“王道”，劝齐宣王发五都之兵，入侵燕国，这就是现实版的“汤武革命”。
　　齐国伐燕，不仅见于陈璋壶，也见于中山王三器。根据后者，我们知道，这一战役还有中山参加，是一次两国联合的入侵事件。
　　研究这一事件，我才明白，孟子大讲“汤武革命”，就是针对这次入侵。他说的“王者之师”，其实是借邻国内乱，借口平乱的侵略军。
　　齐国伐燕，结果怎么样？史书记载，燕王死难，子之被剁成肉酱。出土发现还证明，燕国的宝器也被人掠走。老百姓，命如草芥，死了多少人，不知道。但《孟子》的书里写得很明白，曰“燕人叛”（《公孙丑下》），不杀人，他们会叛吗？
　　话说回来，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可能吗？我说，怎么不可能？这样的事，历史上太多太多，就是今天也没断。
　　历史一直很血腥，我说过：血流成河，泪流成河，逝者如斯夫！。
　　
　　五
　　
　　好，讲完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做一点总结。
　　第一，上面两种怀疑，哪种态度好？我看还是子贡的态度更好。
　　第二，什么叫“怀疑精神”，我说，怀疑不光是批判，它还和卫道有不解之缘。孟子之疑是卫道，子贡之疑也是卫道。
　　第三，同是卫道，也有正统和异端之分。子贡卫道是卫孔子的道，当时，孔子还是民间思想家，没有正统地位。孟子卫道是卫王道，王道至少是名义上的正统。
　　怀疑，常被说成一种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甚至被当作一种方法，就像港台评论家笔下的《灵山》和《色戒》，那叫“纯文学”，那叫“纯艺术”，这种方法也是“纯方法”。
　　其实，方法后面有立场。怀疑只是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它是相对于某种信仰。怀疑和相信，常常互为表里，就像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耶稣也是如此。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这是思想的宿命。
　　中国的辨伪学，过去都以为是一种“纯方法”，其实不是。
　　我发现，遍伪群书的怀疑，后面自有厚薄：
　　（1）经和传，它是尊经疑传（如果有今古之异，则尊今文，疑古文）；
　　（2）经和子，它是尊经疑子（如果有门派之异，则尊儒子，疑其他子）；
　　（3）儒与佛、道，它是尊儒术，辟佛、道。
　　我读宋以来的辨伪书，总会想起韩愈的《原道》。《原道》的“道”是什么“道”？是所谓“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后世叫“道统”。
　　“道统”和“治统”是成龙配套，现在叫“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野叟曝言》有个文素臣，他的形象就是一部“道统”狂想曲，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读崔东壁的书，也很清楚，“辨伪”是为了“考信”，“考信”是为了信“道”。
　　辨伪的后面是“道统”。
　　“道统”是一种立场。
　　疑古与考信，也见于近代学术。近代疑古和以前不同，从前尊崇的“道”受到怀疑和挑战。它们构成了近代学术的两大争论：
　　（1）哲学，有“冯胡异同”，胡适“疑古”，以“截断众流”出名，冯友兰“释古”，提倡“接着讲”。
　　（2）史学，有“顾傅异同”，顾颉刚“疑古”，一辈子致力于摧毁“三皇五帝”的上古传说，傅斯年“考古”，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用考古发现重建古史。
　　这两个争论，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们离古代很远。怀疑，常使问题处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局面，因此才有激烈的争论。信仰也是如此。
　　人们常常为信仰而争论，但争论对信仰最没用。
　　信仰的特点是唯一性。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
　　
　　李零  2008年12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08年12月25日在国家图书馆演讲 

明《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

李零读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