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不是学历史的，虽然几次听过中国古代的课，但那是因为走错了教室。我想，研究历史是顶不落好的事情，就像孔乙己先生研究回的四种写法，没有人理他的。我的经历里似乎也一直和历史无缘。
     
     我是七二年出生的，时逢四月，正是春天，外面有山坡树林河水，但我家里却没有春天，我爸爸是个没落的“士”，阴沉沉的，想让我守住春天，于是我就叫守春了。这个名字有点俗，好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有比我更俗的出生了，那就是守冬（咳咳，我的二弟啊）。
     我四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闹了著名的地震，暴雨如注，当时我爸——作为一个没落的士，用竹竿挑起床单四角和雨搏斗，合家避雨于床单下，四面雨线滂沱，大有诺亚方舟之感，几乎就是尧末期那个样子吧：大雨滂沱，洪水汪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后来，朝里传来消息，“四凶”被革命老干部拿着手枪，抓起来了，天下才恢复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节奏，文革也才结束了。也改革开放了。
     我爸似乎也不那么枯燥了，但似乎仍没捞到什么好处，反倒职务更没落了，工资还是很低。不管这些，随着发育，我的脑子清醒了许多，开始上小学了。
     我的小学是个小地方，里边都是当地庶人的孩子。我们老师是一个扎着“羊犄角辫”、挽着裤脚、脚腕上边带着泥（因为我们那里是山村）的农村女生。她在小黑屋里走来走去，拧坏孩子的耳朵，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因为她被坏孩子气到了。屋子里的气氛比较符合沉闷的七十年代尾巴，还有墙上的大字，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注视和蹂躏着我。
     还有一个女老师，严厉得象个女巫，念几句咒就能偷着把小孩子变成桌子腿儿或赖蛤蟆。她叫我们一起背诵名词解释“山顶洞人”“贞观之治”，一个虚词也不能错，她就站在背诵者的身旁，好像狼外婆或者灭绝师太一样。当时课堂上背得最流畅的人，长大以后都再也不看历史书了——因为兴趣早都被灭绝师太灭绝了。想到历史，就是和童年受虐待相联系罢了。而且觉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好人，除了一两个商鞅、王安石之类的改革者，其余就都是万恶的统治阶级了。其实，一个国家不管多么进步，都会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不管多么进步，也都要收税。奈何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收税就成了剥削了呢，而我们就要那么仇视他呢？
     总之，中国的老祖宗和文化遗产，经过我们的历史课学习，终于全被否定了。我们都赤贫光着腚了——当然是指精神上。
     期间我们也做实验，使用砝码还有大老介（就是蛤蟆），给它开膛。同时测出了我的血型是B，此外就没有什么心得，只是死背书罢了。
     我到了大学，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却不甚好读书，人变得愤世嫉俗，甚至留了披头长发，爹来学校时被迫剪短。由于考试成绩不高，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铤而走险，跑到北京大学去散心。北京大学有一个女孩是我老乡的同室，是江南人，就是一说话就笑的那种，一米六五，正好合我的鼻尖平齐（根据目测）。
     我跟她们一起去假装听课，当然我主要是看她。这个老师很坏，总是让她翻译最难的部分，而且讲的都是我们出生以前的事情，譬如郑国的城门叫什么之类的，讲书的名字叫《左传》。学生们鬼鬼祟祟，这老师也蔫得不行，估计是为分房子的事忧心忡忡。总之没有什么心得，倒是窗外他们文史楼屋檐一带的雨燕，常在阴天里翻翻地结队飞翔，好像很有一点意思。
     后来，我就不再去北大听《左传》了，因为那个女生，跟我在湖边说了好些言不由衷的话，把我气得，惹出了士的儿子的愤怒了。我就假装吃醋，再不去北大了。她也并不来找我。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样了。而那个老师，到底分到了房子没有，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毕业出国了，经常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池沼高阜散步，看见外国夜空里的星光烂漫秀远，而北大那个女生，也渐行渐远渐不能思想了。
     有时候，在国外我也会翻翻手边的《左传》，这是从北大跟她听课的班上带来的。书上这些古文字，就像中药一样，对于留学异国的人，大有镇定止痛、益肾养颜之功效的。我特别反省了自己的人生历史，我认识到，如果当初不意气用事的话，现在也应该跟她比翼双飞，实现小康了吧。
     一边回忆着她，一边翻看着破旧的《左传》。我把她没有翻译通畅的部分，反复诵读，琢磨理顺，全部搞定，并且带着对她的迷茫的怀念，假装写起了小说，就是《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正是叙述《左传》所描述的春秋时代。我希望借着写它，和已逝的青春景象遥相张望，和已失的她的青青衣衫，仿佛重看。
　　《左传》的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比较笨，西方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这时的中国人还抡着青铜武器，用很讲礼数的奥运精神在打仗呢，所以我把春秋时期冠以“青铜时代”的名词。插一句的说，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其实大有水份，如果以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肇始的标志，那么中国最多是商朝中叶进入了青铜时代，充其量只有3500年文明迄今罢了。
　　春秋时代的五位霸主，因为脾气好，打仗讲礼数，所以被我形容成颇有古风的恐龙。当然晋文公是个例外，他的贵族气不浓，因为流浪的时间长，心理变态也较多，所以有刘邦的风格，小资情调少一些，市井机巧多一些。于打仗没有不耍奸的。孙武子后来把他的著名战役“城濮之战”的打法，总结提炼出“以正合、以奇胜”的新军事理论——所谓“兵者，诡道也”，至今在商海里还被人津津乐道。
　　后来我又写了《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这些大蜥蜴们没有春秋霸主的古风了，主要擅长在泥塘里打滚，其中尤其夫差、勾践的故事最为令人目瞪口呆。
　　由于忙着写东西，耽误了申请绿卡的正经事。到了临近2000年的时候，我拒绝掉了资本家的低薪聘请，回到了国内，在北京一家枯燥的技术公司里假装当了一个人事经理。
　　伴随着自己的迁走流离，手稿烙下不同时期我的心绪，时而文辞清扬，时而牢骚吹贯。回到北京不久，我就听说她（那个北大女生），嫁给了一个31岁的老外。参加宴会的人向我转述，俩人正是中西合璧、郎才女貌的一对儿，Yeah！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空气污染严重，治安问题多多的北京五环外远郊地区、家徒四壁的（当然四壁之间有一台电脑）我的住处，假装看古书呢！身边并无佳人斯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长此以往，我想这对我的身心健康无疑将非常不利。而卡拉OK的高嗓，“爱情两个字好心苦”的情歌，又时时在晚间唱起，打扰着假装写作的我。
　　我于是以受了宫刑的司马迁作学习榜样，目不斜视，眼不窥园，一定要把与她相处时分所读过的《左传》，重新写出来，就像失去了一条腿的人，还珍藏着记忆深处的一只鞋子。 
   夜晚大面积的寂静淤积于小屋，门外偶尔有野狗嘘嘘地放两声预警，正是坐卧不宁的春前季节。
     如何把春秋的故事写的有趣，对于一个生活原本无趣的我，实在是个挑战了。鸡小拦之类的戏说，对于我想写的严谨内容的历史，显然是不适合的。写历史，非要“信、达、侃”不可，信就是准确，达就是顺畅，侃就是调侃。有了一定的调侃，写的又全是准确的史实，庶几可免乎难吧。对于想了解中国历史又无暇钻故纸堆的朋友，不妨可以读我写的东西。
　　古代有所谓一种谋士，比如三国里的陈琳，他教袁绍不要邀请西凉的董卓进京来剿灭宦官，袁绍不听。果然引狼入室，董卓夺了袁绍的权柄。这些谋士，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源于天生能掐会算，而是后天读了很多古书，参照古事，很多时势就可以预测和分析了。因为早在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的长子被废，为了夺回继承权，遂借用犬戎兵来帮忙。结果呢，犬戎趁机入侵镐京，逼得周长子失去半壁江山，也是引狼入室的教训。所以，读古可以鉴当今，知未来。总之读读历史，对今天的人，不论上班办事，部门管理，周旋人际，乃至泡妞，都是颇有裨益的。至少朋友一群围桌小坐，酒菜间引一些古代小事以调笑同座的今人今事，也是颇有一种雅趣的。以小资为己任的朋友，不可不察也。
　　还有一桩。看看古人对政治筹谋、人际斗争、国际形势、权力较逐、敌军压境，是怎么思索和决策的，结果又好坏如何，无疑可以提高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总得说是提升了人的智力。看史书，仿佛打一场场游戏，是可以提高你的智力和聪明度的。
　　后来，写完《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我赶紧准备出门干正经事去。不料得到阅读者的鼓励，又迫我拿起狗笔，续上一段狗尾，就是《蜥蜴战争》、《鳄鱼战争》什么的。看看多不满意，就使劲改，终于越改越坏，直至潇狼技穷，从无柳暗花明。最后我又写了《蕨类战争》，把中国虚无飘渺的史前时代，以及夏商西周的浮光掠影，在纸面上鱼贯而过了。
　　接下来，是《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在这一本书的末尾，秦始皇已经统一中国了，分封制的青铜光泽，也在专制时代的门坎上开始暗淡下去了，而我自家身边的夜色，亦已深矣。
　　写完最后一页，灯光正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样凝滞的楼上房间，万籁哑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来，引发得这五环郊外的野狗，也呕呕地叫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
　　我放下纸笔，拉开窗帘，看见星群的宁静和颤抖。
　　从古代世界里钻出来，走上小区平台。星星幽弱的烛光，照耀着两千年后电子时代的年轻小区。小区里随处可见的是青春的片段，这个太平时代没有刀枪，几个溜滑板的家伙叫唤着风驰电掣。青春啊，总是这样乱云飞渡地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我不禁假装很老成地轻轻叹息：人生啊，当行路者渐渐稀少，当她在北大校园里的青青衣衫渐渐模糊，索性把旧有的青春年少交付给一片绝望而又欢快的雪中，雪花一直飘到她的江南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