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传统的贵族政治是这样的：贵族担任朝廷要职，这些人攥着印把子，低能糜烂，又不肯假借别人，贵族垄断世袭，政治普遍黑暗，称为贵族政治。
　　譬如赵国，纵观赵武灵王以后，世掌赵国军政大权的都是贵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赵胜）、阳文君（赵豹），都是王室公子担任相国；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则是王室公子担任大将；其余赵奢、赵括、赵忽、赵初、赵葱等将官无不是宗室贵族。这些贵族通常庸碌鄙陋，赵武灵王改革失败身死，就是由于公子成一伙贵族的反攻，终于饿死了他。在赵国贵族政治的夹缝中，偶有个别廉颇、李牧、司马尚等布衣之徒，虽然才干超群，也不免被诛、被免。
　　韩国的情况和赵相似。担任韩国相国的约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贵族。齐国除了邹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国就更加厉害了，景氏、屈氏、昭氏，这些和王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徒有虚名的大家族长期垄断将相职位，到了末期又是王叔春申君长期专权。总之，六国诸侯饱受儒家思想“亲亲上恩”的桎梏，总给王亲贵族们留面子。这些贵族凭着DNA上的特别标志而当了官，往往却没什么本事，只是不断丢失城邑和民众生命罢了，史书上只留下他们一些干巴巴的名字。其中矮子里拔将军——“最贤者”也不过四个人，即所谓“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贵族高干来的，只是相对其他的贵族高干略强一点，差强人意，略有几处可圈可点的行为，于是被司马迁作了传，居然号称君子，但糊涂事一样干得也不少，而且多是专权误国。
　　而秦国不是这样。秦国的君王虽是世系的，但官僚都是通过遴选和考核出来，跟秦王没有血缘关系，叫做“职业官僚政治”。秦王靠法家的“法、术、势”来约束管理这些职业官僚们。
　　秦国是怎么建立起“职业官僚政治”来的呢。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来，扫除了大批贵族世家，给布衣人才腾出了地方。张仪、公孙衍、乐池、甘茂、楼缓、金受、杜仓、寿烛、范雎、蔡泽、吕不韦、徐诜、昌平君、隗状、王绾、冯去疾、李斯等等历届将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来人才，经过立功、晋升而成为卿相，用功劳证明自己的能力，个个有不凡的事迹并垂名青史。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人材都是从基层布衣选拔来的，而是由高层贵族世袭来的。秦国人民乐耕，战士乐战，天下士人多愿意为秦国奔走，就是因为秦国法家的职业官僚政治优越。而六国军队战斗力虚弱，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贵族政府的不信任和无热情。
　　六国则不断流失了诸如孙膑、吴起、商鞅、张仪、范雎等等人才，这些人才在六国得不到发展，就是因为六国推行贵族政治。吴起在魏国，被大贵族田文排挤走，在楚国，被贵族们最终杀死。孙膑不容于魏国，在齐国最终又以造反罪名被驱逐。商鞅在魏国虽经推荐但得不到官，张仪在楚国得不到官反倒挨揍，廉颇在赵国失意，李牧被斩于朝堂，苏秦、乐毅被谮无家可回乃至横死他国。这些英豪们的个人悲剧，在六国屡见不鲜的，纠其根本原因，就是六国的贵族政治，排斥了布衣们的进身之路。
　　而在秦国，贵族子弟即便是秦始皇的儿子，没有功劳，也不得封赏和授官。这就充分给布衣人材腾出了地方。
　　时间是一把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历史的陈渣。秦国的统一历程，就是“职业官僚政治“（布衣政治）对六国“贵族政治”战胜和取代的过程，是进步的政治取代落后的政治。
　　同时，秦国对六国的胜利，也是秦国非贵族的布衣人才对六国以“四君子”为代表的贵族子弟执政者们的胜利。
   PS：大清朝，也是实行贵族政治的。譬如，清王朝，特别到晚期，重用的嗾使亲王贵族，皇室宗亲（琦善什么的），都是些保守贪婪短视之辈，终于把清王朝搞得落后于世界列强了。而在此之前，实行职业官僚政治的明王朝原本是世界强国的。总之，贵族政治是相对落后原始的，是原始家族政治的延续。一个文明的初始往往采用这种模式。清王朝起自于一个部落，所以采取了以家族血缘为枢纽的贵族政治，并不奇怪。罗马被蛮族攻破后的西欧，也是沦为贵族政治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