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这个人，字写的不错，算是中国书法的鼻祖。他研发出了小篆，还写了一个字帖《仓颉篇》，里面都是小篆，供士民学习，用来统一六国文字。小篆成为了秦王朝的官方文字，现在的印章上还在用。
　　小篆最革命性的特点是“方圆绝妙”——从前的六国古文字都是扭扭歪歪、拳打脚踢、东长西短、大大小小，像蝌蚪一样。惟独从李斯小篆开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方块字形，各个字都一样大，所谓“方圆绝妙”，这可以从泰山石刻的小篆上得到印证。李斯也就因此成了小篆书法的泰斗。杜甫有诗曰：“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意思是李潮兄的篆书逼近李斯先生——这是夸李潮呢——而且他写得小篆字样快剑长戟，显出了先秦人的刚猛凌厉。
　　不过，拳打脚踢、歪歪扭扭派的六国古文字并没有因为李斯搞出“方块字”的小篆而灭绝，它们的笔意被另一个人继承下来，形成了所谓隶书。这就是当时秦政府里有一个小公务员，叫程邈，这家伙喜欢描描写写，于是把拳打脚踢派的六国古文字升华成隶书，与李斯的小篆分庭抗礼，互相辉映。小篆方圆绝妙，强调的是方块对称的静态美，隶书没有统一的外轮廓，强调的是波折弹纵的动态节奏美。
　　从此，小篆成了正式公文的书写体，隶书则成了日常文字的书写体——比如写日记写博客的时候用隶书，给新开张的饭馆题字的时候写小篆。
   泰山是上帝驻人间的总办事处，公元前219年，李斯陪着秦始皇来到这里，并且立了一块泰山石刻，歌颂老秦的丰功伟绩。石头三面刻字，一共147字，都是李斯的小篆，虽然是方块字，但其势飞腾，显示着秦人一往无前、吞并六合、势不可挡的气魄。到了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收集了该刻石的拓本，但仅存47字。到了清乾隆年间，仅存29字。后来这石头干脆被火烧了，烧断的残石也不知所去。后来有人在泰山玉女池得残石两块，上边只有10字，于是把它保存在泰山岱庙，坏蛋够不着的地方，还作了个亭子护之。但是作亭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又把它损掉了一个字，于是现在就剩9个字了。唉！
     类似的石刻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德”字，可见秦始皇也是讲“德”的。所谓“德”，就是德政，为政以宽，省刑罚的意思。通常说起秦始皇就是“残暴、暴虐”，好像他一瞪眼就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认为。李斯后来快完蛋的时候，从狱中上书，自陈七条罪状，其实都是表其七项功劳的，最后一条说：“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这条“罪”紧接着前面统一度量衡的“罪”，都是表功的。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说明秦统一之后，曾实行“缓刑罚，薄赋敛”的德政，最后还被李斯列为了狱中求生的理由（功勋）之一。
　　“缓刑罚，薄赋敛”这大约也是泰山石刻上所说的德吧，同时也属于典型的儒家思想。明朝状元焦竑说：“秦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指儒学）。”秦用了一定的儒家治国思想，焚诗书、坑术士也不是专意讨伐儒家来的，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
　　作为皇帝，所谓残暴，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滥杀人。但是秦始皇时代的法令并不残苛（是秦二世修改法律才变酷的），他也不曾滥刑民众，更不曾以杀人取乐。虽然后人口口声声说秦始皇残暴，却说不出秦始皇哪怕曾滥杀的一个大臣的名字。他始终信用王绾、李斯、冯去疾、尉僚、冯劫、王翦、王贲、蒙恬、蒙毅、李信一干重臣，终无变移（这帮人不论文武，从个人能量来讲，每个都是独步一时的命世之才）。
　　相比之下，秦昭王曾杀名将白起、名相范雎，刘邦曾杀功臣如韩信之全家，把彭越切成肉泥，汉景帝杀周亚夫、诛晁错，汉武帝杀李陵家小，朱元璋杀蓝玉、胡惟庸、徐达等大功臣，不论这些诛杀是否有一定道理，但都是让人痛心的“圣德之累”，而秦始皇除了在年轻的时候杀过吕不韦以外，并没有再杀大臣过。如果视秦始皇为残暴，则其他上述知名的大牌皇帝们，就更残暴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法家人物，秦始皇一切行动都应该是依法而行的，不会肆意滥杀。不但没有滥杀大臣，也没有滥杀百姓的记录。相反，他曾经把“治狱吏不直者”（给百姓断案判刑不公正、滥用刑罚者）发配去修长城。总之秦始皇不能简单被订上残暴的字眼，至少他没有对我残暴，哈。
　　如果非要用贬义词来描述秦始皇的话，我觉得用“急躁、专独”也就够了。“急躁”是指他急于事功，大兴项目，搞得民不聊生，转徙流亡；“专独”是指他焚诗书、坑术士，不许人们凭着书本议论提意见，同时“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大臣们成了摆设。
    仅此而已。
　　秦始皇所作的所谓坏事，不过就是在皇权专制开创的道路上，为后代帝王做了扫路的甘当炮灰工作。
　　不管世人如何评说，公元前210年，从山东沿海用“古代机关炮”射完大鱼，秦始皇这位颇受历史争议的大人物，还是病倒了。
　　秦始皇走在向西返回内地的路上，病情开始恶化。此时，帝国的情形并不比他的病情更好。从前他曾遭咸阳强盗的围攻，又被张良的迫击炮打了一次，应该能从这些渠道感受到天下潜生的一种躁动。
　　但秦始皇还有一个扭转乾坤的机会，那就是任命一直与他政见不合的长子扶苏作继承人。扶苏这个人比较贤，连民间都知道。扶苏反对秦始皇的躁急为政原则，曾经数次进谏。为此，秦始皇打发这个乌鸦嘴去北方跟着蒙恬打匈奴人去了。
　　   现在，如果选用公子扶苏作接班人，未来登基以后，扶苏必然修正秦始皇为政之失误：把正建的项目缓下来，把南北的兵马撤回一些来（反正这些兵马在南北这些GDP很低的地方拓疆也没有太多油水，得不偿失），同时开放言路，允许人们提意见和参议政事，在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结构过渡上有所弹性，那么经过这些卓有成效的调剂，秦始皇末年比较紧张的社会矛盾，也就可以柳暗花明，二度逢春了。
　　于是，秦始皇在性命垂危时刻，决定立扶苏为接班人。这就像汉武帝老髦时下“罪己诏”，刹住穷尽民力的错误政纲，以挽回王朝的危险走势。
　　可惜的是，历史总是朝着混乱的方向去走，就好像生怕宇宙内的熵值不够大似的。中书令“赵高”的出场，打断了秦王朝二度逢春的奢梦。
　　（注：汉武帝晚年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可见，他也知道自己劳民打仗，是危害帝国命运的，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只要接班人进行调节，就会各得其所。秦始皇晚年未尝也不会没有这种想法，这是他决定传位给与他政见不合的扶苏的原因。他坚持自己的政见，所以他在位的时候不用扶苏，但他希望在下一届政府里，行扶苏之政。可是，秦始皇面临的社会矛盾比汉武帝要大，除了大兴事功、劳民伤财——这一点和汉武帝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还多一个致命的敌对因素，就是人们有着回归分封时代体系的历史惯性。而这一点，是汉武帝所不需要面对的。最后击败秦王朝的，更在于这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