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的弟弟蒙疑，地位比蒙恬还高，是秦始皇的国家事务助理（“内谋”），出门与秦始皇同乘一车，叫做参乘（贴身副官），进宫就谋事于秦始皇御前。即便朝廷里文官之首的相和武官之首的将，在御前议事的时候，也不敢与蒙毅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有能力，一部分也是秦始皇“亲近蒙毅”，封其上卿。《史记》说：“秦始皇的外事交给蒙恬，内事交给蒙毅。”
　　有一次，赵高曾经犯了什么“大罪”（可能是偷了宫女的内裤），蒙毅毫不客气地把他判了个死刑。后经秦始皇宽赦而免。赵高在时候地位尚卑，秦始皇觉得他“敦于事也”（办事努力认真），于是赦免了他死罪。这虽然有点枉曲法令的嫌疑，但是也可以见出秦始皇对于有才干的人，是比较宽容的。
　　这回赵高逮着机会了，立刻要法办蒙毅。赵高说：“蒙毅当年力主让扶苏当太子。请陛下杀之。”秦二世却不肯，犹豫了一阵，大约并不甚计较，或者是觉得蒙氏是国家的栋梁，杀了等于自断手臂。于是赵高日夜诋毁蒙毅，寻求蒙毅的罪状，把蒙毅蒙得又黑又坏。秦二世想，既然是这么坏的人，还跟我不一条心，那就杀了吧。
　　倘不是秦二世过于年轻，又信用赵高这样变态的朋友，或许不会杀蒙氏兄弟吧。
　　看来，交朋友（特别是当作信用的师友来对待的朋友）岂不需慎重乎？还是少和社会上的“变态”交朋友吧。 
　　秦皇族里有个叫公子婴的，曾劝谏秦二世不要杀蒙毅。子婴把蒙毅的死，比作赵王迁之杀李牧，正是亡国和败家的开始。
　　蒙恬在死前也提到了商纣王：纣王杀比干而不知改悔，商朝遂亡。你们杀我，也等着亡国吧？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蒙氏家族的灭亡，是秦王朝衰亡的开始
　　倘使蒙恬不死，以其北驱匈奴，攻城野战如暴风骤雨之兵锋，对于不久之后关东六国反叛者蜂起的局面，即便不能完全平靖，但引兵塞函谷关以固守，退保从前秦诸侯国割据一方的地位，蒙恬总应该是作得到。
　　司马迁对蒙恬之死也颇有留意。他特意向北方参加了一个旅游团，走着看了蒙恬留下的秦长城。今天，经历千年风雨，很多秦长城的夯土立壁，依旧坚硬如石地耸立在荒漠边缘。司马迁看到的秦长城当年应该更加雄浑，把山峦和谷壑都改造了，使他不由得发出惊叹：老秦真是轻用民力啊！否则怎么能造出这样令人不可想象的monstor（怪兽）呢？
　　司马迁对长城不以为然。
　　司马迁于是又论蒙恬之死道：“蒙恬身为秦朝名将，不能强谏秦始皇休息民力，而‘阿意兴功’（意思是，阿谀顺从上意，蒙恬主修长城这个政府形象工程，夸始皇之功）。为了修长城，他折腾海内，终于得罪遇诛，不亦宜乎。（活该啊！）”
　　司马迁在此责怪蒙恬，没有“强谏”秦始皇。
　　司马迁在给王翦作传的时候，也责备王翦不能强谏秦始皇。为什么司马迁总是汲汲于责怪他们不能强谏呢？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好大喜功——跟秦始皇一样。他北征匈奴，搞得天下户口减半，民不聊生，只好人吃人——“人复相食”（据《汉书》），形势非常严峻。司马迁位卑言轻，不能去越职议论。他更恼怒的是，当朝将相们，也尸位素餐，不置一词，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强
谏”，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讲讲古代的事）。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他看法。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哗啦说了好一大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搏了一个“诬罔”（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出来之后的司马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啊。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不小心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的客观价值，而是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时强谏”。
　　司马迁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对蒙恬的点评则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象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作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鄙人在这里罗嗦了这许多，想说明的就是一句话：由于后人在讲坏事的时候，喜欢稽拿前人中的坏角色来说例子，所以，历史上的“坏人物”会被越说越坏。秦始皇和秦王朝，被后代史书和后人说得很负面，很坏，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听、去信。
     最后，我们还得到了这么一个绕口令：“打南边来了个司马迁，打北边来了个蒙恬。司马迁拿着个汉武帝，蒙恬拿着个秦始皇。司马迁非让蒙恬去进谏秦始皇好换汉朝人进谏汉武帝，蒙恬非不肯进谏秦始皇换汉朝人进谏汉武帝。司马迁一生气，射了不进谏秦始皇的蒙恬一只箭，蒙恬一着急，给了进谏汉武帝的司马迁一刀片（从下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