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 春秋战国之窗网 -由《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看鄭莊公為人及政治智慧

在春秋初期的歷史舞台上，鄭莊公同時兼具是一個有才幹的政治人物，又是一個雄鷙陰險、虛偽狠毒的統治者。馮李驊說是「春秋初年，鄭莊公梟雄，為諸侯之冠。[1]」在〈鄭伯克段於鄢〉一事中，便可見一斑，他明知道其弟的計謀，卻不加勸阻，反而故意放縱，讓共叔段掉入其設好之陷阱，藉機消滅其勢力。但這卻無法讓我們忽略他在政治上的表現，其表現在人前的與內心的世界，常常是南猿北徹的，可說是一位極具爭議性及值得討論的人物。

鄭莊公，名寤生，鄭武公之子，是春秋初年的鄭國國君，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他曾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亂，繼武公之後，為周平王的卿士。後來，周平王為了削弱鄭的力量，分政於虢，任虢公忌父為右卿士，由鄭莊公為左卿士，於是周、鄭之間發生了矛盾，雙方互派人質。不久，周平王死去，繼之者周桓王打算讓虢公單獨執政，結果雙方發生爭執，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罷了鄭莊公左卿士之職，鄭莊公進行報復，不去朝見周王。於是桓王率領蔡、衛、陳三國之師伐鄭，戰於繻葛，被鄭軍打得大敗。到了公元前701年，鄭莊公居然召齊、衛、宋會盟於惡曹(今河南延津西南)，幾乎當上的春秋初年的霸主。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闢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窴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鄭伯克段于鄢〉描寫了一場萁豆相煎、同室操戈的殘酷鬥爭。這場鬥爭發生在鄭莊公與其母武姜、其弟叔段之間。叔段的一切舉動都是在其母武姜的策劃和擺佈下進行的，所以，作品實際上是集中描寫武姜、莊公之間在不同的心理動機支配下的行爲對抗。人物的心理動機並不是由歷史家進行主觀分析，而是由歷史人物自身的行動來說明，通過外在行爲，我們仍可清晰地透視出人物的心理動機，推論出人物的性格特徵。

作品在首先介紹了武姜與莊公、叔段的母子關係後，立刻明白點出武姜對兩個親生兒子的截然相反的情感態度：「惡」鄭莊公，而「愛」共叔段。這裏作者並沒有違背史學家的外觀視點，因爲武姜的「愛」、「惡」是一種不加掩飾的外露情感。在這種外露情感背後，隱藏著一種畸形的，變態的母性心理。武姜憎惡莊公，僅僅是因爲生莊公時難産，使她受到驚嚇和痛苦。這完全是由於生理原因造成的，作爲新生嬰兒的莊公不應該承擔任何罪過。至親骨肉，理應愛無差等，一視同親。但是貴族階級的生活和意識，已使武姜的母性心理墮落到極端自私的程度。她根據極端的個人利害，來決定對一切人和事的看法與態度，甚至對自己的兒子也不例外。她僅因「莊公寤生」就對莊公恨之入骨，並給莊公取名叫「寤生」，以志不忘，而把整個心之所愛，投放到小兒子叔段身上。正是這種畸形的、變態的母性心理，種下了骨肉相殘的禍根。

在這種自私的母愛支配下，武姜開始爲小兒子爭奪政治地位，並且步步為營，愈演愈烈。武公在位時，她多次請求廢長立幼，試圖讓叔段取代莊公的繼承權。莊公繼位後，她又爲叔段指名索取地勢險要、便於攻守的軍事重地制，企圖使叔段有一個安身發展之所，等待時機，據險興兵，用武力除去莊公。在遭到拒絕後，又爲小兒子求得地富人廣的京城，以便於繼續發展她的政治陰謀。當叔段在京城準備好甲兵卒乘，「將襲鄭」時，武姜又充當了小兒子的軍事內應，「將啓之」。

從武公在位時「亟請于武公」，到莊公即位後的「請制」「請京」，直至「將啓之」，武姜在不正常的愛恨心理的支配下，一步一步發展成小兒子軍事叛亂的同謀，大兒子政治統治的政敵，最終釀成了一場同室操戈的殘酷鬥爭。

相比之下，莊公的心理動機則隱藏得很深。但從他即位後對武姜「請制」、「請京」的不同態度，仍可透視出他的險惡用心。

從莊公出生的那一天起，武姜就憎惡他，而且時時刻刻想讓叔段取代他的繼承權。可以想見，這一切早已在他心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在他繼位之後，武姜和叔段更成了他君權的最大威脅。他對武姜和叔段早有戒心，不會放鬆一絲一毫的警惕。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就識破了武姜之計，不肯封叔段于制。莊公並不怕母親和弟弟聯合作亂。他除掉弟弟、報復母親的惡毒願望，絕不會比武姜的政治陰謀産生得更晚。如今，作爲一國之君，更可置武姜、叔段于死地。但是他深知，此時武姜和叔段的陰謀還沒有顯露出來，過早地除掉他們，師出無名，就會失去人心，不利於自己的統治地位。如果「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讓武姜和叔段的陰謀徹底暴露，莊公就有充分的理由，名正言順地除掉他們。既解了心頭之恨，又可以保證自己的統治地位，且不至損傷自己的名聲。他存心要陷叔段于可伐之地，但制邑太險難除，而京城則是雖廣易克，特別是京城地廣人衆，正好「縱其欲」、「養其惡」。所以，莊公委婉地拒絕了武姜的制邑之請，卻爽快地讓叔段入居京城。此後，莊公便聽任叔段在京城擴土聚衆、秣馬厲兵而不聞不問。但是當叔段忘乎所以，起兵襲鄭時，莊公卻突然興師問罪，先發制人，一舉把同胞兄弟趕出了鄭國。「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

作品最後敍述了莊公母子的握手言合。這是一個極不自然卻又極其自然的結局。它出乎讀者的意料，令人難以置信，但卻符合雙方的思想性格和心理動機。所謂的「母子如初」是由於莊公之「悔」而引起的。爲了發泄幾十年的仇恨，莊公流放了自己的母親，但是他「既而悔之」。莊公之「悔」與武姜的「愛」、「惡」一樣，也是一種外露情感，而且更不加掩飾，急欲爲人所知。莊公決不會爲自己報復母親的行爲而感到後悔。這場骨肉之間的殘酷鬥爭以莊公的勝利而告終，但莊公並不會因此而稍釋其恨。從他流放母親時發下的「不及黃泉，無相見」的惡毒誓言可知，既使親手殺死母親也難解其恨。他後悔，絕不是悔他報復母親的手段過於殘酷，而是悔這種手段過於「真誠」，未加掩飾，不僅違背了「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的倫理道德，而且敲碎了罩在自己臉上的假面，露出了陰險殘酷的真容，這樣會使他失去人心。作爲國君又難以違背誓言，收回成命。他故意露出的悔意，不過是爲了蒙蔽國人的一種虛僞表示罷了。這時穎考叔出面爲他想了一個自欺欺人的辦見」的誓言。爲了將自己打扮成善良的孝子，重圓業已敲碎的假面，莊公欣然採納了穎考叔的妙計。武姜從分娩莊公那一刻起，就對莊公恨之入骨。現在經過一場生死搏鬥，自己敗下陣來，愛子也被趕出鄭國，糊口四方。她對莊公的仇恨有增無減。但是武姜一切都是從極端的個人利害出發的。正是由於自私，她才痛恨自己的大兒子。現在爲了維持自己安逸舒適的生活，爲了將自己打扮成寬容的慈母，她也沒有拒絕穎考叔的主意。於是，武姜和莊公，這對剛剛經過一場生死搏鬥的母子兼仇敵，出於各自的目的，藏起幾十年的大恨深仇，又以「慈母」和「孝子」的身份，在陰暗的「大遂」之中，彼此心照不宣地握手言「和」了。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左傳》的作者始終是從旁觀者這個固定的視點，客觀地、外在地敍述整個歷史事件。除了對人物不加掩飾的外露情感點到爲止之外，對人物的心理動機絕不作判斷式的直接說明，僅僅描述這種心理動機在歷史事件中所完成的行爲和舉止。出於極端的自私的心理，武姜竟對難産的大兒子恨之入骨，而對小兒子溺愛無度。這種非正常的愛和恨，促使武姜最終充當了小兒子軍事叛亂的同謀，大兒子政治統治的政敵。爲了實現除掉弟弟、報復母親的惡毒願望，莊公縱容他的弟弟走向犯罪道路，陷之於可伐之地。時機成熟，便興起重兵，趕走弟弟，流放母親。同樣出於各自的目的，武姜和莊公這對剛剛經過一場生死搏鬥的母子兼仇敵，又懷著刻骨仇恨，裝模作樣地握手言和。人物的歷史進程和心理進程緊密地統一在一起，所有的行動和語言都是其內在本性、思想、意志和情感的反映。歷史的視點使人物的內在心理都隱沒在外在行動之中，但它們卻是外在行動的支架，就如同看不見的骨骼是人身體的支架一樣。

在《左傳》，五霸爭雄以前，鄭莊公是一位極其引人矚目的人物。正是他，于周室東遷之後，首先利用鄭國在周王室作卿士的王臣地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縱橫一時，幾于霸主。桓公五年的糸需葛一戰，天子周桓王親率聯軍討伐鄭國，鄭莊公憤然出兵，抵抗「王師」，並且「射王中肩」亦悍然不顧，從此掀開了列國爭雄的序幕。

但是，對於這位宗周舊秩序的叛逆鄭莊公的認識，我們最初是從《左傳》開頭最詳細的一篇記錄——「鄭伯克段于鄢」裏面獲得的。在這篇膾炙人口的敍事文字裏，鄭莊公是運用十分巧妙的手段鎮壓了由母親姜氏和弟弟共叔段聯手組織的反叛，最後共叔段被逐，姜氏遭禁。從當時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莊公此舉的結果是既鞏固了君權，也消弭了內亂，無論是揆之以常情，還是按之以法理，莊公的行爲均無可厚非。但歷史家自有他們的見識。對於這場出現在鄭國王室內部的鬥爭，《左傳》的作者是以解釋經文意義的方式來加以評判:

書曰: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在此，兄弟鬩牆于內，雙方自然不得辭其咎，但責任的輕重卻判然有別: 共叔段圖謀不軌，其失在於對兄不悌; 而鄭莊公逐趕胞弟，其罪則不惟在對弟失教，而更在他心存的「志」。所謂「志」，依《左傳正義》裏服虔的解釋，即是「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中的要害正在一「養」字。也就是說，共叔段最終走上爲惡作亂的死境，全系鄭莊公一手安排，此「欲擒故縱」之所由致也。很顯然，這裏批判的矛頭已經直指鄭莊公。到了《公羊傳》，謹守經義的作者就專從一「克」字立論發揮，爲鄭莊公定罪: 「克之者何? 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克? 大鄭伯大惡也。」此後，歷代評注家對鄭莊公就幾乎衆口一辭，聲討之聲不絕。

平心而論，傳統批評對莊公的批判確有其敏銳犀利之處，尤其于莊公的忍隱目的和詭譎心理的認識，可謂洞幽察微。但就傳統批評本身的立論而言，其根本的出發點卻始終不離道義的樊籬，因此，道德標準最終成爲評價鄭莊公的最重要尺度。

吾人以爲，歷史人物研究中的這種傾向一直妨礙著人們對鄭莊公之類複雜人物的進一步認識。由這種價值取向所形成的傳統閱讀觀念，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把歷史人物視如一具可以任意抽象定性的標本，而全然漠視其豐富個性和有機血脈。筆者深深地感覺到，要全面而充分地認識鄭莊公，我們必須掙脫上述傳統的閱讀慣性，大膽地確立閱讀的新觀念。在這種觀念裏，歷史與文學的學科疆界可以破除，歷史客觀的角度可以植入文學生動的視覺，豐富的人性剖析也允許介入嚴峻的道德評判。這樣，深受傳統批評模式桎梏的歷史人物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在〈鄭伯克段于鄢〉這個故事裏，鄭莊公最受傳統評注家譏諷的地方就是他的僞」。事實上，從整個故事的文字來看，鄭莊公的確表現得很「僞」。其「僞」之一，就是鄭莊公一開始就已經爲其弟共叔段設下了陷阱，但他表面對共叔段的擴張行徑卻顯得萬般無奈，無計可施。此中之「僞」，早已爲人所言及。其「僞」之二，就是鄭莊公與母親姜氏在隧道相見的那場「戲」裏，他身心投入，應付裕如，令人真假莫辨。這裏的「僞」，歷來卻鮮有人窺破。

「僞」，從傳統道德的層面看，其實際的涵義就是「假」和「詐」。從個人品質的屬性來看，它不僅對立於「真」而且更有悖於做人的「誠」，因此，在傳統價值體系，它歸屬於邪惡。但傳統的道德評價卻極少觸及「僞」作爲一種政治手段出現的具體背景，因此，人們從傳統道德的解釋中亦無法充分認識「僞」的實質作用。實際上，我們從政治關係的層面來看，「僞」附著的另一層涵義就是謀略。通常，歷史上手擁王權的政治人物使用「僞」術，往往是爲了實現某種重大的政治目的。以鄭莊公上述的第一次作「僞」而言，其最直接的目的是爲了迷惑對方，剷除共叔段和姜氏的勢力。然而，鄭莊公賴以取勝的謀略由於借助了「非道德」的手段來實現，因而，它深爲傳統的道德所不容。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理解鄭莊公的這種權謀和手段? 個人認爲，一個正確的方法就是從鄭莊公身處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去加以認識。

在這場鬥爭中，由於鄭莊公與對手之間十分特殊的關係，所以他實際上一開始就面對著異常嚴峻而複雜的局勢。在此，手足之情，君臣之義，家國利益以及私仇恩怨可以說全都糾纏扭結於一起。

母親姜氏自鄭莊公出生時候起就對之抱以惡意，胞弟共叔段則在母親的庇護下目無王法，肆無忌憚。而且，兩人聯手謀權篡位的企圖早已萌發在心。鄭武公在位時，姜氏即試圖廢長立幼，但未獲成功。鄭莊公即位以後，姜氏和共叔段在封邑問題上的選擇更令其不軌之心昭然若揭。此時，共叔段的篡逆惡行雖然尚未完全暴露，但他的存在已對君權和國家的穩定構成惡重威脅。此時，莊公欲解除危機，勢必除去叔段，舍此，別無他途。所以，當謀臣祭仲力勸其收拾共叔段時，鄭莊公回答道：「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於此，我們已見鄭莊公意欲剪滅共叔段的決心是一早下定，而其中思謀之周詳，規模之長遠又自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持抱儒家經義的論者據此譏病鄭莊公「狠毒」，實爲迂腐之論! 顧棟高說得好: 「春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弑，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于凡桀驁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這是真正拔出流俗的見識。

不過，鄭莊公雖然勇悍雄桀，但他與政敵對峙，身在君位，又置於母子、兄弟的人倫關係之中，即要面對叔段篡位的有力挑戰，又須承受倫常大義的無形壓力，兩面夾擊之下如何處置作爲敵手的母親和弟弟，這委實是相當棘手的問題。因此，爲了消弭危機，施用謀略和手段就成爲了鬥爭之必須。

當然，從純粹道義的角度看，鄭莊公爲保權固位，最後逐弟禁母，固屬冷酷無情。但追本溯源，母子之情早斷于姜氏「寤生」之日，手足之義已斷于叔段篡逆之時，姜氏和叔段的敗亡實在是咎由自取。反視鄭莊公，他于存亡攸關的危局中，敢於決破傳統道德的陳規舊套，運用靈活的手段，智取敵手，鞏固了君權，維護了鄭國的統一(前此，國「如二君」) ，避免了出現象晉國翼·曲沃那樣的分裂，從這一點看，鄭莊公的行爲是符合鄭國的根本利益，也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在春秋之初「王綱解紐」，宗法制度開始鬆動的時候，他的勇銳進取毫無疑問具有革新的意義，也帶著新生事物的特點。

作爲一位精明的國君，鄭莊公不僅勇於反叛傳統，而且也善於憑藉傳統。內亂平息之後，作爲懲罰，鄭莊公囚禁了母親姜氏，並對之發誓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但最後他又巧妙地利用了穎考叔的居中調停，與姜氏在「及泉」的遂道中相認。這是〈鄭伯克段于鄢〉裏極有意味的一個段落。歷來論者論及於此，大多認爲鄭莊公此舉是穎考叔純孝的感化所致。《古文觀止》的編選者吳楚材、吳調侯在評點此一公案時特別拈出左氏「君子」讚語中的一個「愛」字加以闡發: 「親之偏愛，足以召禍; 子之真愛，可以回天。」所以，如莊公母子間的宿仇積怨遇此亦一朝便解。但〈鄭伯克段于鄢〉原文留下的一些問題，一般論者卻似乎很少究及。

首先，莊公的悔誓，在時間上是出現在穎考叔出場之前。因此，考叔純孝的感化作用不能渲染過份。莊公之悔是真是僞姑置不論，但其「悔誓」正好說明莊公對囚禁姜氏一事在認識上已發生了變化，至少，他已意識到眼下母子對立的緊張關係不能繼續維持下去。雖然打破此一僵局的主動權掌握在莊公手中，但他必須找到體面下來的臺階，這樣，穎考叔的出現就促成了莊公願望的實現。

其次，莊公由發誓至悔誓，先後相距時間既短，轉變也異常突兀，《左傳》原文沒有交代這一態度轉變的任何原因和契機。吳楚材、吳調侯對莊公的「黃泉之誓」下的批語是: 「將前日惡已愛段之忿，一總發泄、忍哉!」吳氏評論莊公的否定態度是鮮明的，但此處對莊公彼時心性的概括卻相當準確。筆者據此希望說明的是，既然莊公對母親的懷忿之心是如此之深，姜氏對自己的愛惡之性又是如此之偏，他置身於毫無感情的母子關係之中，欲實現其感情上的根本轉變，殊難令人置信。如果進一步聯繫起處理叔段內亂的手法和心態，筆者更加相信莊公的悔誓是姿態上的表示，而決不是發自內心的所謂「良心忽現」。所以，泉下相認一幕，是鄭莊公在解決了政治危機之後經過深思熟慮所做出的明智舉措。因爲，莊公深深懂得，不論從治國的需要還是從倫常的要求來考慮，他都必須與姜氏維繫哪怕是表面的母子關係。所以，在隧道中母子相認，莊公的心情大概是複雜的，但這決不意味著他對傳統的就範。

《左傳》解經，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意思是：鄭莊公不適當教育弟弟，縱容弟弟胡作非為而處心積慮除之，所以「春秋」責備而貶抑；爵位依序是「公侯伯子男」，卻不稱「鄭莊公」只稱「鄭伯」；段也有不對，所以不稱他是「莊公之弟」而直呼「段」；兄弟二人如兩國之君相征伐，所以稱「克」。同樣解經的《穀梁傳》，對〈鄭伯克段於鄢〉六字，也有類似的評論。[2]

中國人素來崇尚智慧，熱衷謀略。所謂「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正是這一文化傳統的形象寫照。因此，歷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聖，謀略運用爐火純青，風風雨雨等閒而過，把握主動永不言敗。春秋初年的鄭莊公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之一。

鄭莊公在歷史上的最大作爲，是通過各種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國的小小鄭國，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當然，在今天看來，這點兒事功也算不得驚天動地，可歌可泣。但若從鄭莊公所作所爲所體現的政治技巧來考察，就不能不讓人對他表示佩服了。

鄭莊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現之一爲遇事能忍。蘇軾〈留侯論〉有云：「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鄭莊公就是這樣的人。當他的母親姜氏與胞弟姬段串通一氣，給他多方製造麻煩的時候，他能做到隱忍不發。姬段想占好地方，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貪欲不足，大修城邑，圖謀不軌，他也裝出一副漫不經意的樣子，忍下一時之氣。其後，姬段的肆無忌憚、得寸進尺之舉，讓鄭莊公的臣子們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力勸莊公早早應對，以免禍起蕭牆，可鄭莊公還是隱忍不發，以「不義，不昵，厚將崩」的理由婉言拒絕。鄭莊公的遇事能忍，還反映在他處理與周王室的關係問題上。面對年少氣盛的周桓王的作梗爲難，他努力克制內心的惱怒，主動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藉此來緩解長期以來彼此間的對立情緒。誰知周桓王並不買賬，給鄭莊公吃了個閉門羹，讓他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接著又任命虢公林父爲右卿士，讓他與身爲左卿士的鄭莊公分庭抗禮，並強行向鄭莊公索取了鄔、蘇、劉、邘等四座鄭國城邑，公開給鄭莊公以大的羞辱。雖然使得鄭莊公氣不打一處來，但他最終還是按捺住了怒火。所以，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徵。老謀深算，工於心計，這正是鄭莊公戰略意識高度成熟的顯著標誌。

鄭莊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現之二爲出手能狠。鄭莊公在胞弟逼宮問題上的隱忍，在周桓王打擊面前的退讓，說到底不是單純的隱忍或退讓，而屬於韜光養晦，後發制人。他不曾馬上實施反制，是他不願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過早地和對手攤牌。所以，鄭莊公在隱忍的同時，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準備，以求一招制敵。可笑的是，他的對手卻對此茫然無知，把鄭莊公的克制隱忍、妥協退讓誤認爲是軟弱可欺，於是乎步步進逼：姬段動員軍隊企圖偷襲鄭國國都，周桓王大舉起兵進犯鄭國縱深之地。誰知他們忘乎所以的舉動，恰好爲鄭莊公痛下決心全面反擊提供了機會，在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他予對手以迎頭痛擊：「克段于鄢」，一舉端掉國內動亂的禍根；戰于葛，用新型的「魚麗」陣法殺得周室聯軍人仰馬翻，落花流水，連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負傷。可見，不出手則罷，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萬鈞，摧枯拉朽，給對手以毀滅性的打擊。這也是鄭莊公戰略意識高度成熟的顯著標誌。

鄭莊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現之三爲善後能穩。孔子說「過猶不及」。真正高明的戰略家對戰略目標的設定都是非常理智的，決不會在勝利面前頭腦發熱，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適可而止，見好便收，用現代的話講，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鄭莊公在這方面的作爲，同樣可圈可點。當挫敗姬段的叛亂陰謀、迫使他逃竄共地後，鄭莊公便不再追擊，因爲他知道，姬段此時已惶惶似喪家之犬，實在不值得繼續花功夫去對付。另外，由於鄭莊公母親姜氏在這一叛亂事件中曾扮演過很不光彩的角色，讓鄭莊公內心既痛苦又憤恨，但爲了社稷大局，他最終還是與姜氏和解了，「遂爲母子如初」，贏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撈足了分數。至於葛之戰善後問題上的作法，更反映出鄭莊公的機心深密。當鄭軍大獲全勝，祝聃等將領建議乘勝追擊以擴大戰果之時，鄭莊公頭腦異常冷靜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淩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遂下令停止追擊，放對手一馬。不僅如此，他還在當天晚上派專人前往周軍大營，慰問負傷的周桓王，從而給周桓王一個下臺階的機會，使得雙方的關係沒有鬧到徹底破裂的地步。既贏得了利益，顯足了威風，又留有了餘地，杜絕了後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鳥，這更是鄭莊公戰略意識高度成熟的顯著標誌。

我們可以說，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他就必須要有異於常人的冷靜思考的能力，然而一個有野心的政治人物為了要達到目的，常常會運用各種的手段，或者更會犧牲一些人，或許就我們看來鄭莊公是個虛偽狡詐的人，或許這也是他為了在政治舞台上求生存所必須學得的求生技謀吧！

「歌台舞榭，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意氣風發的鄭莊公的「小霸」事業，早已事過境遷，煙消雲散。然而，鄭莊公的政治智慧與戰略意識卻依舊讓今之讀史者歎服。的確，從更深的層次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後要穩，又何嘗不可以成爲今天從事國際戰略角逐的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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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馮李驊（民56）。左繡，臺北：文海出版社。

[2]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