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扶苏
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李斯列传》）。
他有大仁，大勇，大智。《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他为天下苍生请命，可见其仁；他宁愿冒着失去父皇信任的巨大威胁，而犯颜数直谏，竟不惜被贬出秦国都，可见其勇；他冷静地看到秦帝国表面无比强大底下巨大的危机，可见其智。
诸侯秦横扫六合，始皇踌躇满志，对臣下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而那帮包括廷尉李斯在内的重臣则皆逢迎始皇所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始皇闻之大悦：“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千古一帝的志得意满之情跃然纸上。然而秦帝国的巨大危机有几个人能够清楚而冷静地看到呢？扶苏看到了，而且数直谏。可谓大智矣！
始皇苛刑酷法（《秦始皇本纪》：“（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市场踊贵；横征暴敛，徭役繁重无期；写放诸侯宫室，内充诸侯美人钟鼓；营建无度（最为著名的就是阿房宫）。耗费巨大（《秦始皇本纪》：“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动建骊山皇陵，劳役数十万；堑山堙谷，治驰道；筑长城；北逐匈奴，南征百越；巡幸无极；封禅泰山，勒石纪功；炼丹制药，以求长生；求仙问神，远至大洋；如此等等好大喜功之举（有些自己就不再列举），有几个人进行过直谏？
太史公在《蒙恬列传》最后的赞中这样说道：“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不是秦帝国的政治精英们都看不到，而是他们或无仁心，或苟安于富贵，不敢拂逆龙鳞；即或无仁，或为一己私利而无勇以谏罢了。
秦始皇一方面将扶苏外放北方监军，一方面遗诏让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这说明始皇心里是基本承认扶苏的仁政国策，但不允许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来推翻自己之前所定的国策，这仅仅是因为始皇的“刚毅戾深”罢了。尽管始皇在巡游天下时到处留下的石碑上大量刻写自己的武功，以期永垂不朽——但他毕竟知道治天下与取天下不可同日而语——秦自商鞅变法，已历一百三十年，关中已经完全适应秦国的严法酷刑——但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则根本就是持强烈对抗态度。秦法如何严酷法？先秦古籍已经记录了其中许多重大内容，三十年前出土的湖北睡虎地秦简也记录了秦法许多细节之处；我这里只说一个历史细节——就是陈胜吴广起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期，法皆斩”（《陈涉世家》）；因此二人才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亡指逃亡（汉高祖刘邦作泗水亭长时，也因为自己押送骊山之徒多道亡，结果自己也只好逃亡求生）；死国者，求取帝王将相者也。
我们想一想，以当时的道路条件，仅靠11路，失期自然是最为正常之事——然而“失期，法皆斩”这样的严法有几个人能够忍受？结果不是逃亡就是反叛——我想绝大多数人宁愿采野果或以偷抢为生，或铤而走险反叛政府，也不会将自己的脑袋再乖乖地送给法吏让他们来砍头。这时候连坐制度已经起不到太大恐吓效果——因为许多情况下秦官员不知道这些劳役者是否正常服役或已死亡或已逃亡等等。刘邦跑了，但他的家人一点没事——相反吕雉还知道自己的老公逃回到自己家附近的山中，因此得以送食送粮。如果秦官员知道刘邦逃亡，甚至是主动放其它服役者逃亡，那么刘邦家人个个得有连坐之罪（当然得排除如萧何者这样知情不报的特殊情况）。
扶苏说“天下不安”，他说的仅仅是些儒生吗？当然不是，而主要是六国贵族尚存的强大实力与影响（陈吴二人起事托以项燕之名、以“大楚兴”为口号；范增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都完全证明了关东六国的强大影响力），及民众不堪秦暴政的反抗力量。如何巩固秦帝国政权，这是每一个秦国执政者最为关心的。除了“车同轨，书同文”这样公认的治国措施外，在国家制度上，在法律实行上，秦帝国众多精英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最终决定权则在始皇手中。象著名的郡县制与封建制之争，大家都已是耳熟能详，李斯独建奇策，力排封建而议建郡县，始皇用之。统一法律当然必不可少，但关键不是法律的天下一统性，而是其定法尺度——即能否用与以前同样或更加严酷的法律来运用于刚刚统一，法制基础薄弱，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对秦政权充满仇恨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象周灭殷朝后那样，宽刑简政，与民生息；缓解各方面尖锐重大矛盾；还是象历史事实那样，继续实行在关中被证明完全可行的严法酷刑；同时劳役繁重，税赋暴敛等等？
显然扶苏（包括后来杀赵高的秦王子婴）为以史为鉴派，认为虽然秦法可用于关中，但未必可用于关东六国。事实上关东六国虽然也是法治为基础，但法律的严酷完密性远远不如秦国，因此动辄重罪获死的秦法确实无法让关东诸国民众在短时期内适应，毕竟秦之关中已有了一百三十年的苛法酷刑实施历史——从商鞅变法到一统中原。秦统一天下，至始皇死，却才十余年时间。后来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扶苏的国策观是完全正确的——秦帝国确实亡在了酷法暴政上面。同样统一天下，为什么西汉能够长治久安，而秦二世而亡——最为重要与主要的原因不就是这个仁政与暴政之区别吗？（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绛侯周勃驰入北军之时，“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厚重少文的周勃，遂与其它重臣一起，以此粉碎了吕氏试图发动政变的计划（《绛侯周勃世家》）。这就是民心，与秦末天下纷起反秦根本就是天壤之别的二种情况）六国贵族想反是很正常的逻辑发展结果，那么那些陈胜吴广者，那些蜂起起事之平民者，使他们不畏死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因为酷法吗？既然无法活下去，老子就反了吧。横扫中原时强大得让人望而生畏的强大帝国遂三载而亡。
然而扶苏最终自杀而死，被一个名义上的始皇诏书（当然扶苏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伪诏）赐死。诏书上给他列举的罪名是：“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而事实的真相是，始皇死于巡游途中，遗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实际上已立扶苏为太子。赵高就对李斯说过：“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当然不排除遗诏未明言，但逻辑发展必然如此的可能性；而赵高说“立为嗣”只不过是提前说明白而已。他对胡亥也说过类似的话，开始时胡亥还是听天由命，不存非份之想。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个人认为他是怕太子对其地位产生威胁）；但他的遗诏却是最为明白与权威的旨意，扶苏正常逻辑下必当为秦二世皇帝。然而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一个改变秦帝国及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赵高。赵高不是太监，而是宦者，宦官——在皇帝身边的随从官员，相当程度上接近于今日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当时的官职是中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即掌皇帝文书玺印。
赵高为什么要乱秦亡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他于秦始皇死后所做诸事的最终客观结果或说目的就是乱秦亡秦，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自己想称帝吗？《李斯列传》中有他想称帝未成功的记载，但我自己综合考虑了诸方面情况，认为他当时想称帝的做法并不一定是一个长远战略的必然发展结果；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也不展开讨论之。我们看到的是他主动向公子胡亥提出篡位建议，并以战国纵横家的滔滔辩才先后说服了胡亥及只想长保富贵的丞相李斯。一代雄杰李斯竟然被赵高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我们读赵高说辞，无愧于任何一位战国纵横家，其危言耸听之程度实在是直指人心，让对方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实在是太惊心动魂。
接下去我们就必须说到扶苏的死亡，因为这是他的个人命运悲剧，也是一个强大帝国的历史悲剧；确实如果扶苏成为秦帝国二世皇帝，或许中国历史上会再出现一个盛世与明君。在帝王制度之下，一个皇帝自己的贤德与否，才能高下，实在于国于民太为重要。为什么一个公认贤仁公子竟被赐死？原因很简单，就是权力的诱惑。我们无法从医学上证明始皇之死是不是偶然，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如果始皇崩于秦帝国首都咸阳，那么胡亥、赵高及李斯篡位夺权的阴谋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那是阳光下的权力更替；而不是历史事实那样：“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赵高语）。因为始皇专权独制，因为扶苏仁勇直谏，因此扶苏被贬于外的命运乃是必然；然而始皇崩于巡行途中则是历史的偶然；赵高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偶然——这样的奸雄并不是每朝每代都有的。李斯选择秘不发丧，飞速返回咸阳是必然，而赵高主动向胡亥提出篡位建议则是偶然。这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是胡亥首先有篡位企图，而是赵高主动提出来的。一切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就在这个人的野心、智慧与雄辩天才身上。
胡亥是为了皇帝宝座，李斯是为了长保权位，赵高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是权力，但又是什么权力？郎中令，御史大夫，还是丞相之位；或者说是皇帝玺印？——也许当赵高面对那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之时，他就在等待机会了——而始皇崩于外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机会。如果扶苏成为皇帝，赵高认为自己再上层楼的机会将微乎其微，更不用说丞相甚至皇帝宝座。好了，我不想再称赞赵高的智慧，他实在是太出色了——说动胡亥易，要想让李斯坐上同一条船就太难了。然而赵高做到了，他成功了。
接下来，扶苏就必须死。那么我们能够说扶苏能够不死吗，即为什么三巨头必欲置扶苏于死地？既然一切都是秘密的，即只有88+1人知道始皇之崩；只有三人（或88+1人）知道始皇将传位的对象——那么矫诏立胡亥不是已经达到篡位目的了吗，为什么还要认为扶苏是最大的政敌呢；他不是仁吗？既然赵高可以先书始皇之真诏，那么他再写一封立胡亥为太子的矫诏不是也有足够的权威吗？如果赐扶苏一死，反而不是自露破绽吗？蒙恬就曾经向扶苏提出过诏书的可疑性——而天底下也有太多的人知道扶苏死得蹊跷死得冤枉。陈胜曾说：“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陈涉世家》）显然主要理由还是三阴谋者认为，就是有名义上名正言顺的始皇遗诏也还是不保险，要大受怀疑；立嫡以长确实在春秋战国及秦国已经成为宗法制度之主流。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秦帝国朝野上下，主流都是认为扶苏是太子的最大或唯一热门人选（这里也不展开讨论）。斩草除根，一劳永逸——从肉体上抹掉最大政敌，这是三篡位者的共同想法；死者是不会与活人争夺皇位的，尽管这个将死之人很可能根本没有夺位之念。
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扶苏一如对手所愿，自杀身亡？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单纯，他懦弱——这种说法太可笑，可笑的简直不值得一驳；可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从历史爱好者，到专家都有太多的持此观点者。胡亥对赵高建议其篡位之初，曾经这样说过：“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这是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扶苏的评价，更是对父皇秦始皇帝的评价。始皇的智慧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那么请问：自以为功过远古帝王的始皇帝，同时想让秦帝国百世万世传承下去的始皇帝，会选择一个懦弱者，一个单纯者（在政界，单纯是弱智和昏庸的代名词）接替自己，来执掌这个庞大帝国，这个危机四伏帝国的最高权力吗？始皇对危机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太多的刺杀、反叛、刻字之石及异象，都证明了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强烈的反秦意识与行动；不过他认为自己及继任者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来面对和应付罢了。六国之强，尚不免于亡；现在反叛之难更可以想见。当一心想长生不老的始皇面对“今年祖龙死”的异象，他也只能“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临死年他将巨大的权力、责任与希望都交给了扶苏，一个自己不喜欢其直言敢谏，却不得不承认其忠言良策大善的儿子；而且扶苏是长子，无可争议的传位第一继承人。
许多人看到了史迁记录的扶苏之泪，泣者，大哭矣；因此他们说扶苏软弱、愚蠢，没有魄力，没有野心，没有智慧——可是一个弱者会流泪，一个强者也会流泪；一个愚者会流泪，一个智者也会流泪；一个恶者会流泪，一个仁者也会流泪。自杀不是懦弱，对一个强者来说，而是最大的坚强——一个人生命都可以舍弃，这不是最大的勇气？扶苏之贤之才之仁，始皇知，胡亥知，赵高知，蒙恬知，陈胜知——可就是许多无法名载史册的人不知——这才是真正的悲哀，井蛙不可以语天，夏虫不可以语冰，此之谓欤？我们中的许多人以为自己太具智慧，因此对于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论，总是可以见到太多这样真正弱智与可笑的言语。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读史不是这样读的——面对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具智慧的先人，我想我们还是有些自知之明吧，不要妄议智者、仁者与强者，否则将会闹出太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什么叫魄力与野心——在许多人心目中，起兵反叛就是如此；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值得肯定的，自杀却不可取。可是他们知道扶苏为什么要自杀吗？我只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永远理解不了申生之死，理解不了伍尚之死——更理解不了士为知己者死。也许在他们心目中，王莽是有魄力的，隋高祖也是有魄力的——因为他们篡位，由臣子而至皇帝；隋炀帝也是有魄力的，因为他弑父皇而篡位。一个北监名将蒙恬，力抗强敌匈奴（匈奴此时正处于其历史最鼎盛期）；天下皆知其贤其能其仁的公子，竟然被许多人说成懦弱弱智愚忠，我都不知再说什么好，该说什么呢？
我曾经分析过扶苏面对此诏书的三种最大可能性。当你是扶苏，突然间接到这样一份赐死诏书，你会怎么想呢？扶苏脑子里想到的首先就是如果诏书是真的，那为什么父皇要赐自己一死呢？那么只能认为始皇已经选定了太子；继位者不是他，因此始皇想替未来的皇帝除掉潜在最大的政敌。以始皇的性格是完全可能这样做的，这是扶苏的观点，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正常逻辑推论。至于诏书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赐死之罪是给天下人看的东东而已，不评也罢。其次，始皇自己面临危险，对手正是他的一个或几个儿子（具体是谁当时不知道；不可能单单是大臣作乱，否则就需要公子们相助，而不是诛杀），因此始皇不信任他的儿子们，因此想杀天下众望所归的长子扶苏。再次，始皇已死（或自然死亡，或被害死），新君想除掉自己这个最大政敌（矫始皇诏）。新君的继位合法性未知。这正是历史事实（不过胡亥继位之不合法，后人知道，扶苏仍然不知道）。当然也存在始皇未死而新君已继位之可能性，不过这与其它情况在实质上区别并不大。除了这三种可能性，理论上也存在其它逻辑可能，但远远不如这三情况的可成立性。
诏书有可疑性，常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蒙恬与扶苏了——不过蒙氏能说其“诈”，而扶苏却不能说其假；因此他只有泣——这正证明他已经考虑到这三种最大可能性（也包括其它可能性），及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痛苦之处。他的痛苦没有地方可以诉说，他不能说此诏书可疑——那样他就必须面临公开选择，不是不忠不孝，就是反叛国家。父皇要他死，他只有死；再请示一遍还是死——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推论出来的。与其再取其辱，不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忠孝之名尚可得保全，就象晋献公之于申生。如果新君让他死，既然新君他能够合法或矫诏继位，既然新帝他能够矫诏杀自己，那么这证明在法理上新君已经掌握了“名”——皇帝的宝座与名义，与权力。自己如果再请示于新君，还是一死；除了反叛或逃亡别无他法。申生是先逃亡于晋之新城然后自杀，当时还没有献公的追杀令下来。当时有人劝申生逃亡于他国，这也是春秋战国流行的躲避内乱之法。不过申生显然不想逃亡；即使能够逃亡成功（或许他担心自己逃亡后，支持自己的军队会以自己的名义反对新君——这样分析下去就太长太多了，且打住）。那么反叛呢？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反叛，而且举出了许多理由，可惜都不成立。扶苏会反叛吗？会吗，不会吗？这真是一个重大问题，就如哈姆雷特拷问生存与死亡一样。反叛不是菜场买豆腐那么简单，说动手就动手。这里我先不分析扶苏自己主观上是不是想反，而先说客观上的起兵可能性与成功可能性。
蒙恬支持扶苏吗？其他高级将军支持他吗？士兵支持他吗？许多人因为蒙恬对扶苏的忠告与建议，就想当然地认为蒙恬会支持扶苏反叛，想当然地认为蒙恬支持就是三十万军队支持扶苏反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秦之法治已历一百余年，早已深入关中民众之心——而那支三十万大军，正是秦军精锐，完全由关中民众组成。他们的父母妻儿都还在关中，包括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他们一反叛，关中的亲人个个得人头落地，财产全部入公。他们反叛，利益有多大，危险有多大？利害权衡之下，有多少人会支持扶苏呢？更何况是面对始皇（当时除了那些阴谋家，谁都根本不知道始皇已死）；即使是已知道胡亥即位，又会有几个人反对名正言顺，有始皇遗诏明示的新君呢？
蒙氏是始皇的重臣与宠臣——那么当蒙恬面对始皇遗诏命胡亥为新君之时，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进而反叛呢？他可以怀疑赐扶苏一死诏书的真实性，但他能够和敢于怀疑立胡亥诏书的真实性吗？这些都是太大的疑问。我自己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蒙氏受始皇恩太重。至于如同样作为秦传统军事世家的王离，他又会作出什么选择呢？我们也可以想见他的反应。没有足够的支持，扶苏会起兵吗；起兵后成功可能性又会有多大？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在我而言，扶苏就是想反，其起兵可能性与成功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看看被胡亥与赵高害死的众多始皇之子，胡亥的哥哥们，都无一不是待宰羔羊——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上面只是说的客观起兵及成功可能性，这里我要说扶苏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反叛，无论是上面诏书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为什么他主观上不想反？就是因为他“泣”，他“仁”。如果他想反，有野心有魄力，就不会哭；史书或许会留下 “扶苏默然，入内舍”等等记录，而不是“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即使他知道起兵及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也可能选择等待；蒙恬说“复请而後死，未暮也”——确实是永远不会错的。可是天下公认其贤的扶苏怎么会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笨得连等待复请都不想或不敢做了呢？在这等待的时候，他可以选择逃亡，可以选择反叛——而不管能否成功。陈胜吴广谋曰：“等死，死国可乎？”连小小的戍卒小头目都知道和敢于这么做——难道扶苏不知道，不敢做？只是他不想做罢了。扶苏的地位，天下皆知；如果他选择反抗，至少是可以一试及一战的；至少他也可以选择逃亡。
为什么他不想逃亡或反叛？只是因为他不想不忠不孝，不想反叛国家。面对父皇是如此，面对新君也是如此。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秦帝国的巨大危机之下，再也容不得父子反目，再也容不得兄弟阋墙——因此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最高执政集团（秦皇室）的团结，为了政治精英集团即关中文臣武将的团结，为了关中这个秦帝国最为重要基地的稳定，为了秦帝国千载万世之传承，他只能牺牲自己，只能成为祭品。事实上，我认为他不会选择逃亡，因为扶苏一逃亡，执政集团分裂可能性大增（即使事实上未分裂）；而天下早已蓄势待发欲行反叛的六国贵族及民众更不会错过这种绝佳起事机会。陈胜就说：“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连关东反叛者都想借扶苏之名，由此可见长子扶苏贤名之天下知的程度——这种知名程度越高，那么他的逃亡对秦帝国的打击就越大。至于他公开反叛就更不必深入分析了。铁板一块的秦帝国之关中，都无法阻止关东六国贵族及民众的反叛四起烽火，更不用说秦帝国大本营内乱顿生之时的天下反秦形势。
扶苏死了，他若不死，会怎么样？一般情况下秦祚应该会长一些吧。他行仁政是必然的，但或许他的仁政一时未见明显效果，而陈胜吴广仍然起事，项羽刘邦亦随之而发——也许还会有巨鹿之战，但很难有章邯之降了——这么说来，至少秦亡的时间是可以向后推数月甚至数年的，甚至不亡也未可知——即重新统一天下，或再回到战国时代，即秦自保关中。历史没有假设，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必会行仁政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善政的脚步，能否赶得上反叛者的脚步？不知道他的善待重用宗室文臣武将，能否让秦帝国再现，或自保关中之诸侯地位？还是不做这样的假设吧，这只会让人更无奈更伤心更愤怒——无论对扶苏其人，还是对被杀的秦诸公子，还是众多秦之大臣，还是不得“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丞相李斯，还是被二世暴虐而待的天下苍生——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而且残忍，太不近人情。
再回想一下，当我们设身处地，想象一下自己就是扶苏，远在边漠；当他突然间看到使者拿着这份诏书来到你面前，迫你自杀。你这时会想到什么呢？你首先会想到的是，这份诏书的背后是什么？正如蒙恬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可疑。然而扶苏不能公开说出来，每一种情况都是无法公之于众的，他唯有如史书记载的那样默默地流泪。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绝望，因为为了国家，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如果为了自己，他完全可以选择其它的路。他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难道这句话是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吗？当然不是，根本不是；这只是他能够说出的正面理由而已——他不能说我是因为不想让秦帝国内乱而自杀（当然蒙恬也是完全可以想到这层的，这些人的智慧都是深如大海）。高尚的公子扶苏，他对秦帝国，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因为他献出了一个人最为重要的生命；唯一希望的就是新君，善待民众，减少已经尖锐之极的国家内部矛盾，让秦王朝万世而存。
他的心里，何其痛苦！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希望我们后人，不要认为他软弱．或者愚忠等等。那样，你们把先人中的俊杰想象得太简单了，太平面化了。他们的内心一般都是深不可测，我们几乎都不可能看到其中最深处的东西。我读扶苏，深感其仁，深悯其志，深悲其遇。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人和后人是有足够理由替扶苏感到可惜的，因为他的仁厚与牺牲并没有换来秦帝国的万世平安强大，反而令横扫六合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当然这不是他的错，而是人头畜鸣的二世与指鹿为马的赵高的滔天罪恶使然。后世唐太宗有玄武门之变，太子及齐王的身死换来的是中国历史上万载仅一见的贞观之治；而扶苏之死，却让秦帝国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