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漆器的生产与管理


blueski推荐 [2010-3-14]
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不详
 

 

战国漆器盒


战国晚期至汉代官营漆器的生产比较繁荣,出土漆器的铭文中就标示有多种生产部门,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官营生产部门。

    一、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
    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蜀郡、广汉郡工官以制造釦器为主。目前考古发现的蜀郡和广汉郡工官制作的漆器,年代最早的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的为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其间凡187年,基本上没有间断制作漆器。
    蜀郡和广汉郡工官漆器铭文内容一般包括纪年、工官名、器名、容量、工名、官名等。但是工名与官名的排列早晚有些不同。在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0年)以前,广汉郡和蜀郡西工的漆器铭文中先列官名后列工名,至迟在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开始,则先列工名后列官名。铭文中大多包含“乘舆” 二字表明,蜀郡、广汉郡工官制作的漆器应主要供御用。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名称和某些官名在王莽时期有变更。
    蜀郡、广汉郡工官设“长”,其下还设有佐官“丞”,以及“护工卒史”、“掾”、“令史”、“啬夫”及“佐”等,在漆器铭文中这些官名均按官秩从高到低列出。其职能及隶属关系与其他工官情况大致相同。蜀郡、广汉郡工官与河南、南阳及颖川郡工官各个时期官吏秩次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蜀郡、广汉郡工官中制造漆器的工匠,按工种不同分为“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或“铜釦黄涂工”、“画工”、 “丹工”、“清工”、“造工”。“素工”是与制作木胎有关的工序。“髹工”就是涂漆工。“上工”意同“漆工”,也是涂漆工。与“髹工”的差别是,“髹工”可能是初步涂漆,或者说是髹底漆,涂层较少;而“漆工”则是在“髹”的基础上再涂漆,或者说是涂面漆,涂层较多。“丹工”就是涂丹漆之工。“髹丹”应是在黑漆地上涂有丹漆,无纹。“画工”就是绘纹之工。“髹丹画”,即包含髹、丹、画三种工序于一体。“髹画”与“髹丹画”不同。铭文为“髹画”而非“髹丹画”,则工序中即没有“丹工”。“铜耳黄涂工”即是对杯的铜耳进行鎏金的工序,而“铜釦黄涂工”即是对盘等的铜釦进行鎏金的工序,二者鎏金的部位不同,工序性质是一致的。“清工”与“黄涂工”关系密切,可能是清理黄涂多余部分的工序。“造工”应负责最后收尾工作,完成这件漆器制作的最后生产任务,可能具体负责打磨、刻写铭文及清洗等项工作。
    从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铭文分析,在河平二年以前,铭文中无“乘舆”字样,对于“工”的记述也很简略,可能其制造的并非“乘舆”漆器,也可能在此时“乘舆”漆器铭文的固定体例还没有形成。在河平二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间,蜀郡、广汉郡工官制造的“乘舆”漆器铭文形成固定的格式,即纪年、工官名、“乘舆”、漆器名称及其容量等、工名及官名。从列出的工序中可以看出,蜀郡、广汉郡工官制造“乘舆”漆器的内部分工很细,在铭文中是按照工序操作的先后次序列出的,一般为“素工”、“髹工”、“上(漆)工”、“黄涂工”、“画工”、“丹工”、“清工”、“造工”。其中有些工序根据所制造漆器的实际情况而有所缺省。这里不但刻有工名而且还刻有官名,可见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生产管理之严格。
    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经历了西汉中晚期的繁荣之后,在东汉初年,至少从建武廿一年开始,不再有西汉中晚期大为流行的鎏金铜釦盘或鎏金铜耳杯等,甚至没有文画。其后,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又遭到“不复调”的打击,使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生产加速衰落。也大约在此前后,有蜀郡工官标记的漆器开始表现出为私人工匠所制造的性质。至东汉末年,漆器的生产状况很萧条,原主要由蜀郡、广汉郡工官提供的御用漆器都得不到保障。东汉以后蜀郡仍制作漆器,但可能已非工官产品,不见蜀郡西工漆器传统的铭文与绘画风格。

二、设在都城的考工、供工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考工设“令”,并有左、右二丞,主作兵器及织绶诸杂工。根据漆器上铭文可知,“考工”也兼制漆器。“供工” 和“考工”同时出现在漆器铭文中,证明“供工”并非“考工”。“供工”设令管理,与“考工”的级别相同,其意待考。“考工”、“供工”的铭文体例与蜀郡、广汉郡工官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以后的漆器铭文体例大致相同。“考工”和“供工”漆器铭文中,官名是按照秩次从低到高依次列出的,这与蜀郡、广汉郡工官官秩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列出的情况不同。其官秩大致可排列为:护—佐—啬夫—令史—掾—右丞—令。各个时期“官”级的多少有所不同,有的最小到“护”,而有的最小到“令史”。“考工”和“供工”漆器铭文中所见的工名和官名,多在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铭文中出现过,性质和作用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不见或不同于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铭文中的称谓。
    “考工”、“供工”均设“令”,而蜀郡、广汉郡工官设“长”,“考工”和“供工”设有左、右二丞,而蜀郡、广汉郡工官仅见一丞,这些情况均说明“考工”、“供工”的规模要比蜀郡、广汉郡工官的规模大。但是,漆器的实际出土数量却大大少于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的出土数量,这种情况反映了蜀郡、广汉郡工官是主作漆器,而“考工”、“供工”是兼作漆器的差别。“考工”、“供工”漆器中“乘舆”漆器数量占少数,而多数非“乘舆”漆器,说明其制造的漆器只有少部分供御用,而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主要供御用。
    “考工”和“供工”漆器铭文中记录的工名都比较简单,有一些只记录了部分工名,还有的记录了一人兼多种工序的情况。很可能当时漆器生产部门中没有那么多的工匠进行详细的分工,而只能由一个工匠包揽全部的生产工序。这与同时期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铭文所显示的内部细致的分工相比,反映了“考工”和“供工”漆器的生产规模和质量都要稍逊一筹。在实际出土物中,“考工”及“供工”制造的漆器与蜀郡、广汉郡工官制造的漆器风格是一致的,铭文的刻写位置也大致相同。可见“考工”、“供工”的漆器是以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为效仿对象的。
    三、诸侯国内的生产部门
    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漆器上有“女(汝)阴” 烙印。江苏仪征张集团山M1、M2、M3出土漆器上有“东阳”烙印。两个侯国均为西汉初年分封,也都有自己的漆器生产部门。
    汝阴侯国生产的漆器铭文较长,刻写内容包括“女阴侯”、器物名及容量等、女阴侯纪年、制造者。烙印内容为“女阴”。汝阴侯国的漆器制造者写明是“女阴库”制造,“库己”、“库襄”中的“己”和“襄”应为“女阴库”的官吏名,而“工年”等的“年”应为工匠名。可见,“女阴库”负责汝阴侯国的漆器生产。汝阴库的漆器生产从元年一直到十一年,基本上为连续生产,可见其应该是一常设的漆器生产部门。汝阴库的工人不是很多,一件漆器铭文中只记录一个“工”名,而且从元年到十一年,汝阴库生产的漆器铭文中工人的名字多重复,不同者仅有4人。据此估计汝阴库的漆器生产规模并不很大,产品数量也不多。而且汝阴侯国生产的漆器铭文中均标明“女阴侯”字样,可能汝阴库生产的漆器主要为汝阴侯家使用。
    四、“市亭”、“市府”及“乡”
    战国晚期和秦代一些漆器上常有烙印文字,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漆器上有“咸亭”、“咸包”、“许市”、“郑亭”、“亭”、“亭上”等烙印;四川荥经古城坪M1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出土漆器上有“成亭”烙印。西汉初年的湖北云梦大坟头M1出土漆器上有“亭”、“亭上”等烙印。西汉早期的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荆州高台M2出土的一些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素”、“成市饱”、“市府饱”等烙印;湖北江陵凤凰山M8出土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素”、“市府”、“市府草”、“市府饱”等烙印;湖南长沙马王堆M1出土的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等烙印;马王堆M3出土的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中乡□”等烙印;山东临沂银雀山M4出土漆器上有“筥市”、“市府草”烙印;广西贵县罗泊湾M1出土漆器上有“布山”、“市府草”烙印;广州汉墓M1097出土漆器上有“蕃禺”烙印。其中,“成”应是“成都”的省称;“咸”应为“咸阳”的省称;“筥市”之“筥”为西汉时期城阳国治所“莒”,今山东省莒县;“布山”,郁林郡首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蕃禺”即番禺,今广州市,为汉初南越国的都城;“许”可能为河南许昌;“郑”可能为河南新郑。“成亭”、“咸亭”等“亭”,以及“成市”、“筥市”等“市”,应指“市亭”。而且,湖北江陵凤凰山M8出土的漆器上“成市”与“市府”戳记并见,可见“亭”、“市”、“市亭”、“市府”的含义是一致的。秦汉时期的漆器上还常见到“某乡”的烙印文字,应是当时县下的乡所制造。
    战国晚期及秦代,墓葬中出土的很多漆器没有“亭”、“市”等烙印文字,只在器物上刻划一些姓氏、里名或符号等,可能为民营漆器作坊产品。西汉时期民营漆器有烙印标记者,如安徽霍山县西汉木椁墓M3、M4出土的漆杯,在耳背均烙印“黄氏”印记,应为“黄氏”漆器作坊所做标记。这一时期民营漆器铭文也有刻写的,多比较简单,一般以纤细的线条将工匠的名字刻划在最不显眼的部位,名字前多加刻“工”字。这一时期在漆器上出现了印章形式的制造者标记,有的简报说是盖的戳印,也有的简报介绍印章框为绘制的。这一时期民营漆器上也有用漆书文字标明制造年月的。东汉时期出土的漆器虽然较少,但也发现有民营制造者标记,均为漆书文字。
    总之,蜀郡、广汉郡工官和考工、供工生产的“乘舆”漆器最为精致,其次是它们生产的其他漆器。与官营漆器相比,民营漆器的质量差些,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其生产技术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因其产品供应对象不是达官显贵。此时民营漆器的生产可能也受到官府的严格管理。
 
参考文献:
1.刘庆柱:《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见《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260~26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2.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见《马王堆汉墓研究》第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