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洁行之士，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许由。尧做皇帝的时候，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伯夷、叔齐是辽西小国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欲立叔齐，父亲死后，叔齐不愿继位，要让给伯夷。伯夷也不愿继位，逃走了。叔齐步伯夷的后尘也逃走了。国人遂立二子。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就投奔他而去。到了周的都城岐下（周原，今陕西扶风），西伯刚死，周武王继位，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正准备东进，*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的纣王。伯夷、叔齐不顾安危，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父亲死了不葬，却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以臣弑君，能说是仁吗？”姜太公称许伯夷、叔齐是义人，派兵丁搀扶着他们离去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谥父亲周侯西伯为周文王，中国史上正统的谱系确立了。“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采薇维生。

采薇而食的日子并不好过，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

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鲁迅译文）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毛泽东也反对伯夷的行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