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的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东周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筑城的一个高潮，当时列国纷纷大筑都城。由于各国都城所处自然环境及地理形势有所不同，其城郭形态呈现出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基本上相通的，那就是普遍都由宫城与郭城两部分构成。而且从总的趋势看，东周时期的前后两大阶段，即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是有着重大的发展变化的。本文拟利用考古资料，对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作一探讨。
东周列国的都城遗址，大都有所勘察或试掘，如曲阜鲁故城⑴、临淄齐故城⑵、赵邯郸故城⑶、魏安邑故城⑷、新郑郑韩故城⑸、燕下都故城⑹、中山灵寿故城⑺、楚都纪南城⑻、侯马晋都遗址⑼、秦都雍城⑽和咸阳遗址⑾。等。
其中咸阳遗址作为秦之都城，前后贯穿了战国与秦代两个历史阶段，而秦代咸阳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另外，洛阳东周城遗址⑿即史称的王城，为周平王东迁后的都城。东周王室，名存实亡，其实际地位已衰落到一个小诸侯国的地步，因而亦可与列国都城一并讨论。
曲阜鲁故城中部的“周公庙”高地为其宫城所在，分布有规模宏大的夯土建筑群基址。城内有诸多冶铁、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及居住址，分布在宫城的东、北、西三面。城内西部的“望父台”、药圃、“斗鸡台”等处为墓葬分布区。鲁故城的大城圈乃为郭城。
临淄齐故城分为大、小二城，小城为宫城，在大城西南隅，与大城相互衔接，大城乃郭城、在小城内西北部的“桓公台”一带，分布有许多夯土建筑基址，是为宫殿区所在。另外，小城内东北部有一俗称“金銮殿”的夯土台址，亦当是宫殿建筑基址。小城内南部有大概为官府直辖的冶铁、铸铜及“齐法化”铸造作坊遗址，而大部分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居住址则分布在大城内。在大城内东北部的河崖头村一带和南部的刘家寨等处，分布有王室贵族墓地。
赵邯郸故城由相邻的“大北城”与“赵王城”构成，二者相距最近处约60余米。“赵王城”为宫城，由西城、东城、北城三个小城组成，呈“晶”字形相连排列，处于“大北城”的西南隅。“赵王城”的三个小城内均有夯土建筑基址或夯土台基，而以西城为最多。西城内以中部偏南的“龙台”为主，分布着不少夯土台基和夯土建筑基址；东城内分布有以“南将台”和“北将台”为主的夯土台基和夯土建筑基址；北城内亦分布有夯土台基。“大北城”为郭城，城内主要是冶铁、铸铜、制陶、制骨及石器作坊遗址，大都集中分布在城中部偏东一带。
魏安邑故城分大城、中城和小城。勘察者据地下实物资料推断，中城的时代较晚，大概是修筑于秦汉时的河东郡治，而大城与小城同时修筑，为战国时期。这样，属魏安邑故城的只是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位于大城中部。由于考古勘察工作做得有限，城内的其它内涵尚不清楚。不过可以看出的是，小城所处地势比较高，比周围地面高出1～4米。再考虑到其与大城的关系，则小城应该是宫城，而大城即郭城。
新郑郑韩故城由西城和东城两部分相连组成。在西城内的中北部，有范围颇大、分布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以及称为“梳妆台”的夯土台基和作为冷藏设施的地下建筑遣存等。城中部并发现一“小城”，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320米，勘察者认为可能是宫城。但从“小城”之北尚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及上述的夯土台基和地下建筑遗存来看，宫城应该是整个西城，而此“小城”或只是郑君的朝宫所在。在西城东南部的李家楼一带和东城西南部的后端湾村北，分布有春秋墓地。手工业如冶铁、铸铜、制骨等作坊遗址集中分布在东城内，东城即郭城。
燕下都故城亦分为相连的东、西两城，东城为宫城，西城为郭城。在东城的东北部，以称为“武阳台”的夯土台基为中心，南北分布着“老爷庙台”、 “路家台”、 “望景台”、“张公台”、“小平台”等诸多夯土台基，为宫殿区所在。宫殿区以西和以南，分布有冶铁、制陶、制骨、铸钱以及兵器作坊遗址。东城西北隅的“虚粮冢”和“九女台”为王室贵族墓地所在。西城内主要是居民居住区。
中山灵寿故城也是分为相连的东、西两城，东城为宫城，西城为郭城。在东城的北部高地，以3号夯土建筑基址为主体，其南依次还有两处夯土建筑基址，为宫殿区所在。东城的西部分布有冶铁、铸钢、制陶、制骨及玉、石器作坊遗址。西城北部为中山王陵所在，南部主要是居民居住区。
楚都纪南城的宫城位于城的东南部，这里密集分布着众多的夯土台建筑基址，排列有一定规律。城的东北部亦有一些建筑基址，可能为贵族居住区。宫城与贵族居住区之间，分布有制瓦、制陶作坊遗址，城西南部有铸钢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少数春秋墓葬。纪南城的大城亦为郭城。
侯马晋都遗址发现了数座小城，迄今能确定下来的计有平望、牛村、神台、马庄、呈王、北坞六座古城⒀。其中平望、牛村、神台三座古城呈“晶”字形相连排列，牛村古城的中部和平望古城的稍南部有规模较大的夯土台建筑基址，为宫殿建筑遗存。在神台古城外西北处，排列有三座夯土台基。据此，平望、牛村、神台三座古城为晋侯的宫城。另外的马庄、呈王、北坞三座古城，位于上述三座古城之东，规模都比较小。在牛村古城之东的呈王路一带，分布有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和大量的祭祀坑，其中包括有名的侯马盟誓遗址，之南的上马村分布有大片墓地。另外，平望古城和神台古城的西面亦有墓地分布。手工业如铸钢、制陶、制骨和石圭作坊遗址分布在牛村古城的东南。侯马晋都遗址不见郭城⒁。
秦都雍城在城中部的姚家岗、马家庄等处，分布有宫殿建筑遗址。其中姚家岗宫殿区还发现一处颇具规模的凌阴遗址。马家庄1号建筑基址为一个由门塾、中庭、堂寝、两厢等部分组成的封闭式建筑群，根据其布局和中庭排列有一百多个祭祀坑的情况，应是一处宗庙建筑，3号建筑基址是一个五进院落和五座门庭组成的封闭式建筑群，依其布局当为一处朝寝建筑。城北部的风尾村一带亦残存有部分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并在此采集到非一般建筑所能利用的“奔兽逐雁”纹瓦当。按雍城宫殿建筑遗址的分布情况，明显的可分为五个宫殿区，即蠕家岗宫殿区、马家庄3号建筑遗址宫殿区、马家庄1、2号建筑遗址宫殿区、马家庄4号建筑遗址宫殿区、风尾村宫殿区。每个宫殿区由一组或两组以上的建筑群体构成。从保存较好的马家庄1、3号建筑基址看，每个建筑群体都自成单元，各自筑有宫墙。但未见统一的宫城城墙⒂。各类手工业如铸铜、冶铁、制陶等作坊遗址散置于城内外。
秦都咸阳遗址的内涵包括了战国和秦代两个时期。从战国到秦代，咸阳的规模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在战国时期，除文献中提到的章台官、兴乐宫等少数宫殿可能是作为城郊亭宫而建在渭河以南外，咸阳宫室主要集中在渭河以北。在遗址北部的咸阳原上下，分布着许多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为宫殿区所在。在宫殿区中部的牛羊村北原上，发现战国时期修筑的北、西、南三面夯土墙基，长度分别是843、576、902米，此当为咸阳宫的宫墙。在宫墙范围内，分布有夯土建筑基址八处，其中发掘的1、2、3号宫殿基址，规模宏大，都是由各类不同用途宫室组成的建筑群体，应是咸阳宫的主体建筑。宫殿区西面附近，分布有铸铜、冶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南较远的长陵车站一带，也分布有制陶作坊遗址以及居民居住区。宫殿区西边的原上，为中、小型墓葬区。迄今为止，秦都咸阳遗址虽发现了咸阳宫的宫墙，但未见统一的宫城城墙。属于郭城性质的城墙也不见。
洛阳东周城的城中部被汉河南县城叠压，遭到毁坏。在城内西南部发现两处毗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并堆积有大量饕餮纹、卷云纹瓦当和其它建筑材料残片，当为宫殿建筑。城北部分布有铸铜、制陶、制骨、制石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城中部的中州路一带，分布有很多东周时代的墓葬。城内还发现一些居住址。根据这些内涵，洛阳东周城应属郭城的性质。
通过对东周列国都城的宫城与郭城组合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城郭形态归纳为如下五类：
I类：宫城位于郭城之中，形成环套的格式。属此类者有鲁故城、魏安邑故城及楚纪南城。其中鲁故城和魏安邑故城的宫城均位于郭城的中部，而楚纪南城略有不同，官城处于郭城内的东南部，这应与其所处的地势及环境有关。纪南城东南部地势较高，且城内相互贯通的几条古河道在这里环绕成一个区间，宫城正好坐落在这一区间之内，城内东南部又有凤凰山，可作为宫城的屏障，这样的地势和环境，自然是安置宫城的理想地段。另外，洛阳东周城的宫城情形尚不甚明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宫殿建筑集中于城内西南部。这里地势较高，且西南隅城墙向外突折，似乎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联系到《国语·周语》所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邻近谷洛交会点的这一区域，很可能是王城的宫城所在。如此，则洛阳东周城的城郭形态有点类似于楚纪南城，宫城偏处于郭城内之一隅，因此暂将其归入此类。
Ⅱ类：宫城与郭城分为毗连的两部分。属此类者有齐故城、郑韩故城、燕下都故城和中山灵寿故城。其中齐故城的宫城相连于郭城的西南隅，余者都是分为宫城与郭城东西毗连的两部分。
Ⅲ类：宫城与郭城分为相依的两部分。属此类者仅赵邯郸故城，宫城相依于郭城的西南隅，互不相连。宫城并由三个小城呈“晶”字形相连排列组成。
Ⅳ类：有官城而无郭城。属此类者为侯马晋都遗址。其宫城亦由三个小城呈“晶”字形相连捧列组成，有似于赵邯郸故城的宫城。
Ⅴ类：无单一的官城，而是分为若干自成一体的宫殿区。属此类者为秦都雍城。另外，秦都咸阳因未发现统一的宫城城墙及郭城城墙，关于其城郭形态众说纷纭。秦在陆续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据记载每灭一国，即在都城咸阳北坂上仿建一座该国的宫室。前面述及的咸阳原上下的宫殿区内，除位于中部的咸阳宫外，还应包括有仿建的六国宫室。经勘察，宫殿区范围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在此范围内，已探出大型宫殿基址十多处。在宫殿区东、西两端的柏家嘴、毛王沟附近的宫殿遗址内，曾分别出土燕国和楚国形制的瓦当，可与文献相印证。这样看来，秦都咸阳有咸阳宫和六国宫室等若干个相对来说自成一体的宫殿区，而无单一的官城，这与秦都雍城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至于秦都咸阳的郭城，可能压根就不存在。从咸阳城的营建过程看，自孝公“筑冀阙宫廷”于渭河北岸，直至秦始皇“写放”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建阿房宫于渭河南岸，咸阳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到秦亡时，阿房宫尚未建成，咸阳城还处在扩建之中。因而很可能是咸阳城就未曾修筑郭城而秦就亡了。
以上五类城郭形态中，I类中的曲阜鲁故城是周初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鲁所建的都城。从西周初年伯禽就封，到战国末鲁亡于楚，延续了八百年左右。发掘资料表明，现存的城圈至少形成于西周晚期，并发现了一些西周前期的线索。因此，鲁故城的城郭形态最迟在春秋时已经定型。
魏安邑故城作为魏国早期的都城，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命韩、赵、魏列为诸侯算起，到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5年)秦攻河内，魏献安邑，不到40年。但在晋悼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魏绛已徙治于此。从魏绛徙治安邑到魏始立为诸侯，历时近160年。按情理分析，安邑故城的城郭当形成于这160年间的前期，即春秋时期。据初步勘察，安邑故城的大城和小城约修筑于战国时期。但下面有没有叠压着春秋时期的城址，因未全面发掘，尚难断定。从前面的分析推测，不排除战国时的城址是在春秋时的基础上补修增筑的可能。
楚纪南城为楚文王新迁之都城，即楚都郢城。自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由丹阳徙都于郢，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迁都陈，郢城作为楚之国都有四百余年。据发掘资料，现存城墙形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按文献记载，春秋期间楚国曾多次“城郢”，因而郢都城郭的形成，最迟也在春秋晚期。
洛阳东周王城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东迁，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因避王子朝之乱迁都于成周，到周赧王又迁回王城，以王城为国都前后有三百多年。从发掘所见层位关系分析，王城的城墙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鲁故城为代表的I类城郭形态，其形成时间基本上都在春秋时期，有的可能还要早一些。现存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城体多是在早期城的基础上增筑或补修的。
属于Ⅱ类和Ⅲ类城郭形态的都城，临淄齐故城为周初太公望吕尚受封于齐所都之处。传四世至胡公，徙都薄姑。献公杀胡公而自立，又都临淄。经春秋战国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姜齐与田齐的国都达七百多年。郑韩故城先后为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约在公元前八世纪，郑武公东迁于此，建都新郑。到郑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韩灭郑，郑都于此近四百年。韩灭郑后由阳翟徙都于此，至韩王安九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韩以此为都凡146年。燕下都故城是战国时期燕国为加强其南部边陲的防御而建的陪都，即武阳城。自燕昭王时(公元前311～前279年)开始营建，到公元前227年秦军破燕易水之西，次年拔燕上都蓟城，燕治下都约80年左右。中山灵寿故城为中山桓公(公元前378～前340年)复国后营建的新都。自桓公由顾徙都于此，至公元前296年中山为赵所灭，灵寿作为中山国都有80年左右的时间。赵邯郸故城自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由中牟徙都于此，至赵王迁八年(公元前228年)秦破邯郸，赵以此为都凡159年。据上所述， Ⅱ、 Ⅱ类城郭形态中，除齐故城和郑韩故城建都时间较早外，其余均为战国时所建。齐故城据试掘获知，其大城的修筑时间早于小城，而小城的修筑时间最早不过战国。曲英杰先生据此推断，小城的修筑很可能与田氏代齐有关，当为田氏的宫城。而姜氏国君的宫城当在大城内，且位于中心地带⒃。如此，则齐故城原先的城郭形态同于鲁故城，宫城处于郭城的中部。到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代齐列为诸侯，另筑宫城(小城)于郭城(大城)的西南隅。也就是说，齐故城的城郭形态分为前后发展的两个阶段，前段属于I类，而后段属于Ⅱ类。联系到郑韩故城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形?即作为郑国都城时的早期形态亦为宫城处于郭城之中，而到了晚期为韩国都城时才形成了宫城与郭城东西相连的形态。前面已经提到，在郑韩故城的西城中部有一“小城”，或许就是郑都时的宫城。到作为韩都时，随着宫城扩大为整个西城，遂发展成为现在所见到的这种形态。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
分属Ⅳ类和V类城郭形态的侯马晋都遗址和秦都雍城，其作为都城的始建年代均在春秋时期。前者即晋都新田之所在。从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到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将晋静公迁出新田，历时二百余年。后者为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至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的都城，建都时间近三百年。至于秦都咸阳，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始都于此，已是战国中期。但其城郭形态多沿袭于秦都雍城。
综上所述，属于I类和Ⅳ、V类的城郭形态，大都形成于春秋时期及其以前； Ⅱ类和Ⅱ类的城郭形态，基本上都形成于战国时期。这样，我们进而可以将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划分为春秋型和战国型两大类型。春秋型的城郭形态以I类为主。其特点是宫城位于郭城之中，形成小城与大城内外环套的格式。至于Ⅳ类和V类，仅有晋都新田和秦都雍城，属于特例，另当别论。战国型的城郭形态包括Ⅱ类和重类，二者之间虽有宫城与郭城毗连或相依的区别，但都将宫城独立出来而置于郭城的一侧或一隅却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另外，属于重类的赵邯郸故城的宫城作三个小城相连构成的特殊情况，可能犀宫城一步步扩建的结果，其与I类城郭形态的宫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晋都新田的宫城，也是由三座小城相连构成，据勘察结果判断，其中以平望故城时代最早，为早期的宫城，余二者为以后扩建所为o。
从春秋型城郭形态到战国型城郭形态，这中间存在着一个转型的问题，即由宫城位于郭城之中转变为宫城置于郭城之一侧或一隅。这种转变在齐故城的城郭形态发展变化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春秋时(或更早)作为姜齐的宫城，位于郭城的中部；而到战国田齐时，则将宫城另筑于郭城的西南隅。实际上，宫城位置转变的这种启向，在建都于春秋而延用于战国的其它一些都城中也有反映，如秦都雍城就有类似的现象。如前所述，在雍城中部的姚家岗、马家庄等处分布有几个宫殿区，据发掘或勘察结果，其建筑年代均为春秋时期，废弃年代约在春秋晚期，有的或略晚一点。城内北部风尾村一带的宫殿区，建筑年代为战国时期，而这里已临近北城墙。可见，秦都雍城的宫城区在春秋到战国期间，亦有一个由城中部向城内一边发展转变的过程。
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由春秋型向战国型的转变，是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
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其安全防御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国君所在的官城，又是其安全防御的重点。这一点，自然是都城的城郭规划中首先要考虑的。但在春秋及其以前，都城的城郭规划除考虑到安全防御的功能而外，还有其它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当时礼制上的一些观念。
《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建制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注疏谓这里说的左右前后，均以王宫居中而言。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周礼正义》于诸家注疏多所考定，据其所考，王都处于天下之中，城方九里，其外为方二十七里之郭。其中除了具体里数或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外，有关城与郭所处的内外关系应该是可信的。事实上，城与郭的这种关系早在商代都城的建制中已见端倪。如盘庚所迁之都城安阳殷墟，已发掘的53座宫殿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东北，为其宫殿区。宫殿区西、南两面环绕有一条曲尺形的大壕沟，与宫殿区东、北两面环绕的洹水连为一起，构成一长方形的防卫沟。从总体布局来看，宫殿区居于殷都的中心部位，其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平民居址以及平民墓地等，洹水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岗和武官村北地是王陵所在9。殷墟尚未发现掉墙遗迹，但宫殿区外围的防卫沟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宫禁标志，此即为宫城的范围。而周围的作坊、居址、墓地以及王陵分布区，即相当于郭的范围。 《尚书·盘庚下》载：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可见，殷墟的这种都城形态并非随意而为，也是经过一番精心规划的。
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东周列国都城中的春秋型城郭形态，即宫城位于郭城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渊源于此前的早期都城的，是对早期都城城郭形态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城郭形态体现了商周以来立都必居中土⒆，王官处于都城中心的传统观念，是王权中心思想在都城建制上的反映。
如果说春秋型城郭形态多少还受到此前早期都城建制观念上的一些制约，从而呈现出与其诸多相似的地方，那么战国型城郭形态则完全突破了这种限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即将宫城独立出来而置于郭城的一侧或一隅。这种新格局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
自春秋以降，王室衰徽，诸侯蜂起，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卿大夫势力的逐渐强大，各国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亦日趋激烈。卿大夫起而削弱公室，试图取而代之。他们往往利用国人以及手工业工匠等社会力量打击公室。而这些国人及工匠大都居住在国都，是国都居民的主要构成者。一旦他们起来暴动，就对公室的安全直接构成了威胁。关于这一点，《左传》中有不少的记载。如僖公二十八年，“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昭公二十三年，“莒于庚舆虐而好剑”，“国人患之”， “乌存帅国人以逐之”。文公十八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哀公十七年，卫庄公“使匠久”，“石圃因匠氏攻公”。哀公二十五年，卫侯辄“使三匠久”，公孙弥牟等“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从上引诸例可以看出，这种斗争已发展到出君、逐君、弑君的地步，这就不能不引起各国执政者的高度重视。有鉴于此，各国执政者不得不进一步加强王宫安全防御的建设。将宫城独立出来置于郭城的一侧或一隅，就是强化王宫安全防御的重要措施。这样，不但可以郭城为依托和屏障，对付外来的武力进犯，更重要的是可应付来自国内反对势力的威胁。特别是对于居住在郭城内的国人及工匠等的突发事件，便于防范，以免像以前那样，官城位于郭城之中，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东周列国都城中的战国型城郭形态，就是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而产生的。而这一城郭形态的出现，对此后都城的城郭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中的一些观点，曾请教过刘庆柱先多受启发，在此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 王辉)
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福齐故城试掘简报》，《考 古》，1961年6期，群力：《临灌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5期。
⑶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区古遣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2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赶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辑。
⑷陶正喇、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调查简报)，《文 物》1962年4、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9期。
⑸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⑹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凸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圾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辑。
⑻湖北省博物馆：《楚都屺南城的勘查与试掘》，《考古学 报》1982年3、4期。
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田建文：《“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见《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⑽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韩伟、焦寓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同上1988年5、6期，尚志儒：《秦都雍城的总体布局与考古发扫》，《中国文物报》，1990年6月28日。
⑾陈日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⑿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扫队：《洛阳稠填东周城址发扫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⒀侯马古城勘察的详细资料尚未发表，现为考古学界熟知并大量征引的关于古城平面布局，乃出自《侯马盟书》所耐“侯马盟誓遗址位置田”。此图中的“白店古城”经1989年调查及钻探，并投有发现城墙遗迹，因此它可曲并不存在。参见田建文《“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
⒁⒄田建文：《“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遣址研究》
⒂李自智，《秦都雍城的城郭形态及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
⒃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⒆商周时有‘四土“、“四方”的观念，王都居于天下之中心。如殷墟卜辞《粹》907：‘商受（年），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东，南、西，北四土的方位都是以处于中心的王都商而言。《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西周早期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与之语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