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舞台上，齐国的孟尝君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活动对于列国政局颇有重大影响，然而其行状却处于若明若暗之中，其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者往往是《战国策》作者生花妙笔下的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得以脱离险境以及冯驩焚券等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对于其行状史事却不甚了了。专家对于孟尝君史事的研究虽然颇能启迪后学，但尚余有一些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今试做一些粗浅的考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孟尝君初相魏当在齐威王三十三年 

孟尝君之父田婴为田齐王室贵族，曾经长期担任齐相。《史记·孟尝君列传》谓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依照《史记》所载，齐宣王卒年，当前324年。这个记载虽然与实际上的齐宣王纪年不符，但《史记》自有其体例，故以之为标准来进行推算还是需要的。从“相齐十一年”的说法看，田婴为齐相，当始于前334年。《战国策·齐策》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章载“楚威王战胜于徐州，欲逐婴子于齐。婴子恐，张丑谓楚王曰：王战胜于徐州，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国，百姓为之用。婴子不善，而用申缚”，齐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南）被楚打败是前333年的事情，正是田婴为相的次年，齐威王于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22年）将薛（今山东滕县南）封赐于田婴，后来又将薛地以南的重镇彭城（今江苏徐州）予田婴（见古本《纪年》）。孟尝君广交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后来，孟尝君果然被田婴立为太子。《孟尝君列传》载，“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早在田婴在世时，孟尝君就已经登上政治舞台，被魏召请为相。关于此事的时间，元代吴师道《战国策补正》谓“田文前相魏，当襄王时”，钱穆《先秦诸子考辨》卷三亦据此而谓“田文初相魏在襄王初年”。魏襄王之年已当齐宣王之世，其实，孟尝君初相魏乃是魏惠王时期的事情，时当齐威王之世，吴师道之说是靠不住的。吴师道之说据《战国策·魏策》二的“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章而提出，然而对于此章的系年却没有深究。是章谓：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据是章所载，孟尝君被魏召请为相，乃是魏臣内部斗争的结果。《魏策》二的“犀首见梁君”章也有类似的记载，其载犀首语谓“臣尽力竭知，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并谓犀首“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这两章当为同时事，关于其系年，诸家多有异说，黄式三《周季编略》系于周显王四十五年（前324年），比较恰当。是年为“犀首立五王”（《战国策·中山策》），即“五国相王”的前一年，与“犀首见梁君”章所载犀首语“臣尽力竭知，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相符合，也与“魏文田需周宵相善”章所述魏国此时欲与齐联合的形势符合。此章系于周显王四十五年，表明孟尝君初相魏的时间即于是年，即齐威王三十三年。 

孟尝君凭借其父的影响到魏为相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仅有一、两年的时间。魏之所以召孟尝君为相，是为了加强魏与齐的关系，用公孙衍的话说便是“得齐”，然而不久，魏惠王又欲联合秦国，便让秦相张仪来魏任相职，事在秦惠王后元三年（前322年）。孟尝君初相魏当在前324—322年之间，张仪相魏以后，孟尝君当即返齐。             

二、孟尝君继父位而为齐相的时间至迟当在齐宣王十一年 

关于田婴的卒年，诸家多系于齐愍王元年，实有可商之处。《史记·孟尝君列传》载田文对其父语谓“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吕祖谦《大事记》、林春溥《战国纪年》等皆谓“三王”指威、宣、愍。既然田婴为此三位齐王之相，那么，说它卒于齐愍王时难道会有问题吗？其实，这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论者忽视了《史记》所述田齐世系有误这一点。《史记》所谓的“齐愍王”在位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据古本《纪年》可知，这是齐威王末年和齐宣王、齐愍王的时间。所以，《孟尝君列传》所说的“三王”固然可以理解为威、宣、愍三王，但这只是《史记》所排列的情况，就实际而言，则田婴在世的末年当在齐宣王时，而不及愍王之世，不能因为《史记》有说，就误以为田婴果然就已至齐愍王之世。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战国策·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章载，“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可见齐宣王时靖郭君田婴曾经辞相位而至薛。此章又载齐貌辨说齐宣王，使其亲迎靖郭君于郊。齐貌辨之语曾经提到：“王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者信（倍）反，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齐宣王为太子之时尚幼，那时田婴就已经是操持政权的大臣的角色，盖已至耄耋之年，《孟尝君列传》说田婴为齐宣王的庶弟，是很不可信从的。齐宣王在位十九年，田婴之卒盖在其前期。 

这里还应当讨论一下关于齐宣王是否任用储子代替田婴为相的问题。杨宽先生《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谓“齐宣王继位，改用储子为相，不重用田婴，田婴就回到了薛”。储子为齐相事，见于《孟子·告子》下篇：“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然是篇并未说明储子为齐相的时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三说，孟子居邹在其至宋、过薛以后。崔述《孟子事实录》卷下指出“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薛，然后至滕矣，故《滕文公》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后，盖尝归邹”（《崔东璧遗书》第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按，孟子去齐，最早在齐宣王八年燕入叛齐之后，孟子居邹则又在其去齐、至宋、至薛之后，盖已至齐宣王末年。杨先生若据《孟子》之载而谓齐宣王继位时就改用储子为相，似未确。《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章的记载明确表明齐宣王继位并未废黜田婴的相位。 

孟尝君继其父而为齐相的时间，可以从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的记载进行推测。是章开首说到： 

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进（淮）北，宋不残，进（淮）北不得。……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功（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 

是章有“功（攻）宋，宋残”之句，因此马雍先生定此章的时间于前288年，谓“在齐愍王第一次伐宋之后”（《战国纵横家书》第190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是正确的。苏秦以此说明孟尝君为齐相时一事无成，从而衬托齐愍王的英明卓绝。所谓“攻秦三年”当指孟尝君从秦逃归后联络齐、魏、韩三国共攻秦以后的三年，实当前298—295年。翌年，即前294年是为孟尝君离齐赴魏之年，也就是帛书所谓的“王弃薛公”之年。所谓“伐楚九岁”的始年，当从三国伐秦的前298年上溯九年，即前306年。是年秦相甘茂出奔至齐，翌年，秦加强与楚关系，楚“倍齐而合秦”（《史记·楚世家》）。孟尝君主谋伐齐，当始于此时。我们说“伐楚九岁”当从齐、韩、魏三国伐攻秦的前298年上溯，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的记载。是章载韩庆对于孟尝君语谓，“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此间所述史事有“薛公以齐……与韩、魏攻秦”之载，孟尝君主谋以齐、韩、魏三国攻秦事在齐愍王三年（前298年），这里的记载与帛书所谓的“伐楚九岁”是完全一致的。由三国伐秦年上溯九年，即齐宣王十四年，这应当就是孟尝君为齐相的至迟之年。 

诸家多以为所谓的“九岁”为五岁之误，这是由将此说与《战国策·燕策》一的“苏秦死其弟苏伐欲继之”章相比勘而得出的结论。是章载苏代语谓： 

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 ＠① 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 

如果这里所说的“攻楚”“困秦”与帛书的“伐楚”“功（攻）秦”为一，那么自然可以相互比勘。但两者并非一事。首先，帛书所述为薛公——即孟尝君之事，而《燕策》所载则是齐愍王事；其次，帛书所载为齐愍王第一次攻宋时的事情，时间为前288年，《燕策》所载则齐灭宋以后事，当前283年。可以说这两个记载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所述史事则不一样。究其实际，《燕策》所载之事，正当帛书所载史事以后，可以说是前后相连的。“帛书所载“攻楚五年”“困秦三年”合则为八年。从孟尝君离齐奔魏的前294年算起，越八年正是齐愍王十六年，为齐灭宋之年，与《燕策》所载“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恰相吻合。总之，帛书之载自有其道理，不能因为《燕策》之载而随意改动。退一步说，即令把帛书的“伐楚九岁”改为五岁，那么从三国攻秦的前298年上溯五年，当齐宣王十八年，若此，孟尝君继其父之位而任秦相亦当宣王之时，亦不及愍王之世。 

《战国策·魏策》二的“田需死”章对于考证孟尝君为齐相的时间颇有帮助。是章载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有些担心，他对苏代说：“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苏代遂北说魏王： 

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 

这里提到的“梁王”应当是魏襄王，《御览》卷957引《春秋后语》谓“魏哀（襄）王以田需为相，甚贵信之”，是为其证。苏代劝魏襄王不从张仪、薛公、犀首等三人选相，而使魏太子为相，魏襄王听之。《史记·魏世家》载此事于魏哀王（当即襄王）九年，此年当齐宣王十一年（前309年）。其时孟尝君已称“薛公”，当已继其父之位为相。如果说帛书的材料可以确凿证明孟尝君为齐相至迟在齐宣王十四年的话，那么《魏策》的这个记载则可以确定孟尝君为齐相的时间至迟当在齐宣王十一年。             

三、釜邱之会和孟尝君相秦并非其被逐于齐的结果 

齐愍王二年（前299年），对于孟尝君来说有两件大事，就是与魏王会于釜邱（今山东定陶西）和入秦为相。古本《纪年》载“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邱”，薛侯即孟尝君。魏襄王十九年（前299年），当齐愍王二年，是年“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史记·六国年表》）。这两件事情的起因何在呢？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四认为齐愍王初立之年孟尝君即被废，在见逐于齐愍王之后，孟尝君才有和魏襄王的釜邱之会以及后来的入秦为相，他说“愍王初立，《史记》谓‘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齐策》亦谓‘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而孟尝君就国于薛’者，正其时矣”。这个论断颇有值得商榷处。 

首先，《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载“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云云，见于是篇所述冯驩焚券之事，而这个叙述多小说家言，于史实多有违拗。且《孟尝君列传》载齐王废孟尝君事时并未说明是在齐愍王继位的时候，特别是其叙述孟尝君入秦为相事曾明谓“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若以为齐愍王“惑于秦、楚之毁”即在是时，则《孟尝君列传》之载即前后自相矛盾，太史公似不会有此等明显的错误。因此，可以说《史记》所载“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云云并不能说明孟尝君于齐愍王初年被逐于齐。 

其次，《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章载，术士冯谖（《史记》作驩）为孟尝君收债于薛，焚券以招徕民心，“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而得薛地民众拥戴。《孟尝君列传》亦载有冯驩事，与《齐策》之文多有不同之处，且《孟尝君列传》还载有孟尝君“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三反而不致一入”之事，与冯驩事极相类，《晏子春秋》所载北郭骚之事亦此类。这些都应当是战国时代的传闻异辞，虽然有史影在，但毕竟不可绝对作为信史看待。冯驩事之可考者，仅孟尝君归薛一事，然从其中并看不出孟尝君于齐愍王初年被免职的迹象。相反，《齐策》却载有下面这样一段叙事文字：“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孟尝君为齐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如果说《齐策》的这个记载有史影在其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则是孟尝君并没有在齐愍王初年被免相位，而是“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再从诸家对于此章的系年看，多以为在齐愍王七年（前294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史记·六国年表》）以后，仅钱穆先生定于齐愍王元年，两说相较，以前说为长。总之，从《齐策》此章的内容看，并不能成为钱先生说法的根据。 

再次，《战国策·楚策》四“长沙之难”章载“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此载“长沙之难”为“垂沙之难”的讹误。前301年秦、齐、韩、魏诸国攻楚，斩楚将唐昧于垂沙，翌年，楚派太子横入齐为质以求媾和。《赵策》四“魏败楚于陉山”章亦谓“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后来楚怀王死，据《史记·楚世家》载，齐愍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将《楚世家》与《楚策》之载相对勘，便可断定，“齐相”即“薛公”孟尝君。在齐愍王初年，孟尝君并未被废，此亦为一证。 

复次，孟尝君入秦为相，不久就被秦废黜而且囚禁。孟尝君自秦逃跑时惶惶然若丧家之犬，非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几乎不得逃归。《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若孟尝君果然于齐愍王初年被废逐，那么齐愍王三年孟尝君自秦复归齐时就不会再次为齐相。这个事实从侧面表明孟尝君在齐愍王初年并未被齐废逐。 

要而言之，釜邱之会和孟尝君相秦并非是由于他被齐愍王免相而寻找的退路，而是有比较复杂背景的事情。作为齐国最有影响的封君，孟尝君在列国间颇有威望。魏襄王曾经请孟尝君为相，目的是为了改善魏、齐关系。术士公孙戍曾经对孟尝君说：“大[1]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小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战国策·齐策》三）从齐国的外交需要看，齐王当然也要利用孟尝君的这个威望，《史记·孟尝君列传》谓齐愍王“复卒使孟尝君入相秦”之说是正确的。孟尝君与魏王的釜邱之会和后来的入秦为相，可以说是齐国外交的重要举措，并非孟尝君已经穷途末路的反映。             

四、孟尝君被秦免相的原因 

秦昭王请孟尝君赴秦为相，目的是为了利用孟尝君在齐国和东方诸侯间的重大影响。秦昭王七年（前300年），为了加强秦齐关系而命泾阳君为质于齐。战国时期的质子，虽然多为屈从于某国的结果，但也并非绝对如此。秦派泾阳君入秦。真正的目的在于要和孟尝君联系。《史记·孟尝君列传》载“秦昭王闻其（按，指孟尝君）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由于孟尝君答应入秦，所以第二年“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史记·六国年表》）。孟尝君相秦仅一年就被免相。关于孟尝君被免相的原因，《史记·秦本纪》载“薛文以金受免”。关于此载之义：一、《史记正义》谓“金受，秦丞相姓名；二、方苞《史记注补正》谓：“九年，薛文来相秦，十年，免；中间无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别无所见，恐传写之误，盖薛文以受金免而楼缓代相耳。”三、梁玉绳志疑卷五谓孟尝君传载有人向秦昭王进说为“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乃止，囚孟尝君，疑金受即说昭王之人”。四、杨宽《战国史》第333页谓金受即《战国策·东周策》所提到的赵国大臣金投。按，“正义”谓金受为丞相之名，于史无征，盖非。杨宽先生所说也只是一种推测，并无证据。梁氏《史记志疑》之说不合战国时期以“客卿”为相之例，孟尝君相秦是加强秦齐关系的举动，秦非不知也，秦也曾派张仪到别国为相，同样是肩负外交使命者，孟尝君为齐，固为秦所知，其被免相的根本原因当为秦、齐关系变化所致。[2]比较而言，方氏疑为“受金”之误的说法近乎实际，可从。然而“受金”云云，亦止为藉口耳。免相的根本原因在于齐、秦关系的变化。此年齐国允许为质子的楚太子横归楚，使秦扣留楚怀王为人质的计划破产。齐国此举无疑是与秦国为敌，故秦也就对孟尝君的影响产生怀疑，免其相位，乃势所必然。             

五、孟尝君的地位和影响 

论者多肯定孟尝君在齐国政治中的巨大作用，这原本不错，但若把这个作用过分夸大，则有偏颇之嫌了。钱穆先生说秦昭王立时，“其时孟尝君在齐固已戴震主之威名，天下知有薛，不知有齐矣”（《先秦诸子系年》卷四）。杨宽先生说：“到公元前301年齐愍王继位后，田文专权，弄得‘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史记·范雎列传》）。”杨先生还引用了《范雎列传》所载范雎之语“诸侯之见齐之罢弊，君臣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即田文）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以此说明孟尝君擅权的情况。（见《战国史》第331页、第3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两家之说，皆以《史记·范雎列传》的记载为据，其实，这个记载是靠不住的。《史记·范雎列传》的上述记载源于《战国策·秦策》三的“范雎至秦”章，我们只要把相关的记载加以对比，问题便会清楚。 

范雎入秦说秦昭王，以历史的经验来建议秦昭王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关东六国，《范雎列传》载这段说辞是： 

昔者齐愍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 

《秦策》载这段说辞是： 

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 

对比两个记载，可以明显地看到《秦策》并没有提到伐楚为齐愍王之事，也没有齐王将士辱兵顿的责任推到孟尝君身上以及孟尝君出走的记载。太史公所加的这些内容可能是随意为之而经不起推敲的。当然，也有可能太史公另有所据，而不是以今所见本的《秦策》为蓝本的，可是，即令如此，也可以看出《范雎列传》记载本身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其所述齐愍王南攻楚而再辟地千里，指齐愍王十五年齐灭宋，而“南割楚之淮北”（《史记·田世家》）事，而孟尝君在齐伐宋以前就已经离齐赴魏，已经不可能为齐愍王出伐宋之计。特别是“大臣作乱，文子出走”，事在齐愍王七年，事在齐灭宋以前很久。《范雎列传》的自相矛盾表明它没有《秦策》记载可靠，以之为据来说明孟尝君擅权于齐是不合适的。 

范雎的进言还提请秦昭王防止穰侯这样的大臣擅权的问题，并且以齐国的事情为例进行说明。《范雎列传》的记载是：“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然而，《齐策》的记载却是这样的：“臣居山东，闻齐之有田单，不闻其王。”这两个记载，一作田文，一作田单，到底何者为是呢？《战国策》鲍注谓：“《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齐，至是已二十余年，不得近舍单，远论文也。”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前284年以燕为主的诸国攻齐，齐几遭灭顶之灾，得田单力挽狂澜，齐才得以恢复。田单叱咤风云的时候，后来为齐襄王的愍王太子法章尚且“为人灌园”（《史记·田单列传》），范雎说他“闻齐之有田单，不闻其王”，正其宜矣。再从范雎所要喻指的对象看，穰侯屡有战功，曾经攻魏，使“魏献河东方四百里”，还以秦相的身分派将“拔楚之郢，秦置南郡”（《史记·穰侯列传》），能和如许战功相匹敌的只有田单，孟尝君在这方面并无值得称许的战功可言，显而易见，能说善辨的范雎不大可能把孟尝君和穰侯相比来说明问题。              

六、孟尝君“中立于诸侯”的时间当从齐愍王七年开始 

《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此载谓孟尝君在齐襄王的时候方才独立于齐，不受齐的管辖。古本《纪年》谓“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邱”，是年当齐愍王二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四对比《孟尝君列传》和古本《纪年》这两个记载，以为“《竹书》称薛侯，即中立于诸侯时矣，然则齐襄王立者乃齐愍王之误”。钱氏之说，证据不足。战国后期，列国诸侯皆称王，已经比过去升了一级，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国的卿大夫，特别是王室贵族也有了升级的趋势。《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八年（前299年）“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魏公子劲和韩公子长虽然立为诸候，规格上升，但仍然各自属于魏王若韩王所管辖，并没有因为称“侯”而独立出来两个国家。孟尝君的情况亦然，尽管他有自己的封地，其影响也要比魏公子劲、韩公子长要大得多，但并没有脱离自己的国家而独立门户，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说，称“侯”这一点并不是孟尝君“中立于诸侯”的标识。我们这样说，可以举出不少证据。例如，前299年，楚怀王被谝而强被扣留于秦，秦以此要挟楚，楚则欲立太子横以对抗，而太子横正在齐为质子，是否放楚太子返归，显然是当时诸国所注视的焦点。《史记·楚世家》载当时齐愍王与大臣商量要强留楚质子来要挟楚国，楚相谓“不可，郢中王立，是吾急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战国策·齐策》三载说这番话者是薛公，可见薛公即齐相。此年即作为薛侯的孟尝君与魏王会于釜邱之年，如果他已经独立门户，齐愍王还怎么会用他为相并且决策国家大事呢？再如，齐愍王三年（前298年），孟尝君自秦逃归，齐愍王立即复其相位，也可见他与齐王的关系尚未破裂。 

那么，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是否如《孟尝君列传》所言，要晚至齐襄王继位时呢？ 

种种迹象表明，孟尝君“中立于诸侯”当始自他和齐愍王完全决裂的时候。他与齐愍王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而又相互戒备的状态。齐愍王要利用孟尝君在各国的巨大影响，孟尝君也要利用齐国这个金字招牌以行其私，待到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这种相互利用的状态即告终止。齐愍王七年（前294年）齐国发生了“田甲劫王”的事件，齐愍王怀疑此事为孟尝君所指使，孟尝君遂闻风而逃归于薛。此事即《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所谓的“王弃薛公，身断事”。虽然田甲之事到底与孟尝君有无关系，由于史料不足而无法判断，但是孟尝君与齐愍王的矛盾由此而公开化，则是显而易见的。《荀子·王霸》篇说“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愍、薛公是也”，可见齐愍王与孟尝君之间拿?盾是由来已久，且积怨很深的。《孟尝君列传》谓田甲事后齐愍王知道误会了孟尝君并请其复相云云，都靠不住，但其所云此后齐愍王允许孟尝君“归老于薛”，则还是正确的。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应当就是他归于薛地以后的事情，时当前294年。 

对外战争的受挫和外交的失利，是孟尝君被免齐相的主要原因。《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载苏秦谓齐王语指出，“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进（淮）北，宋不残，进（淮）北不得，以齐封奉阳君，使梁乾（韩）皆效地，欲以取勺（赵），勺（赵）是（氏）不得。身率梁王与成阳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而勺（赵）氏不得”。这种失利的局面，促使齐愍王下决心罢免孟尝君而由自己亲自决策大事。关于孟尝君“中立于诸侯”的原因，《战国策·东周策》的“谓薛公”章，透露了一些消息。是章载： 

谓薛公曰：“周最于齐王厚也而逐之，听祝弗、相吕礼者，欲取秦。秦、齐合，弗与礼重矣。有齐，秦必轻君。君弗如急北兵趋赵，以秦、魏，收周最以为后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齐无秦，天下果，弗必走，齐王谁与为其国。” 

此章之载表明，齐愍王在孟尝君归薛之后曾欲用周最，后又听祝弗之议而秦将吕礼为相，目的在于促使齐、秦联合。孟尝君前298年从秦逃归以后，以齐相的身分极力促成了齐、魏、韩三国联合攻秦之事，他与秦作对乃是情理中事。齐愍王既然听祝弗之议而决策联秦，那么力主反秦的孟尝君当然与其政见不合。这应当也是促使孟尝君归薛的重要原因。关于此间的背景，吴师道《战国策补正》谓当在孟尝君“奔魏之后，召秦兵之前”，其说实误。《秦本纪》载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年）“五大夫礼出亡”，是年正当田甲劫王、孟尝君归薛之年，此章亦当系于此。从此章内容看，术士建议孟尝君联合赵、秦、魏等攻齐，使齐逐吕礼，正反映了孟尝君此时已经返归于薛而自成一统的情况，与我们判断孟尝君“中立于诸侯”事当田甲劫王之时，是吻合的。孟尝君“中立于诸侯”的时间系从齐愍王七年始，大约至齐愍王十三年复入魏为相止，前后共七年的时间。或以为孟尝君归薛之后旋即至魏为相，是不够妥当的。 

孟尝君在薛虽然“中立于诸候”，但毕竟是齐的大的疆域之中，且薛地为齐的南部屏障，在对付楚的入侵这一点上，孟尝君与齐愍王还是一致的。大约在齐愍王九年（前292年），楚曾攻薛，孟尝君求淳于髡帮助，说服齐愍王发兵救薛，事见《战国策·齐策》三的“孟尝君在薛”章。[3]由此可以看到孟尝君归薛之后，他与齐愍王之间尚有微妙关系在。一方面，在薛地，孟尝君称薛侯，俨然为君主，当时谓小国之君为“千乘之君”（《战国策·齐策》三），故有“孟尝，千乘也”（《战国策·齐策》四）的说法。孟尝君的这种独立倾向，当然为齐愍王所不满；另一方面，薛地的安危又与齐有密切关系，所以齐愍王又不忍心与孟尝君完全决裂。这种微妙关系甚至在后来孟尝君到魏为相以后还保持着。《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四章载当时在魏的苏秦给齐愍王的信中语谓“王尚（尝）与臣言，甘薛公以就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齐愍王看来孟尝君仍是齐国外交的一颗重要的棋子，正如苏秦所言“非薛公之信，莫能合三晋以功（攻）秦”。齐愍王与孟尝君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七、孟尝君复为魏相当在魏昭王八年 

《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复入秦为相是齐愍王灭宋以后的事情，吕祖谦《大事记》已经指出其说之误，谓孟尝君“去齐相魏，在齐灭宋之前，《史》在灭宋后，非”。此后诸家多从吕氏之说。从《战国策》的记载看，此说是完全正确的。《魏策》二的“五国伐秦”章叙述齐欲伐宋的时候术士游说魏昭王，其言语中提到术士“偏事三晋之吏”的名单，其中就有孟尝君。《赵策》四的“齐欲攻宋”章载齐欲攻宋时术士说魏王语，其中有“王又挟故薛公以为相”的说法。这两个记载确凿地表明在齐伐宋之前孟尝君即已为魏相。齐灭宋当齐愍王十五年（前286年），那么，孟尝君复为魏相盖在齐灭宋之前多久的时间呢？我以为当在秦、齐并称帝之年，即魏昭王八年（前288年）。这年秦昭王称西帝，并尊齐愍王为东帝，以成连横之势。这就使得其它诸国颇感威胁?对付秦、齐两国便成为当务之急。魏昭王在这个时候用与齐愍王积怨很深的孟尝君为相是极有可能的。《战国策·东周策》“谓周最曰”章所载“薛公背故主，轻忘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即此时之事。孟尝君复为魏相时力主讨伐齐愍王，他为魏相以后的第四年就发生了齐、魏、韩、赵、燕五国攻齐的重大事件，齐愍王走莒而死。五国攻秦的因素固然很多，然孟尝君为魏相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则还是可以肯定的。 

孟尝君为魏相的事迹见于史载之最晚者是魏昭王十三年（前283年）的事情。此年秦攻魏，兵至大梁（见《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据《战国策·魏策》三记载，孟尝君奉魏昭王之命赴赵、燕两国求救，赵“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燕“为之起兵八万，车二百乘”。待孟尝君所求的赵、燕兵至，秦军遂去。孟尝君复为魏相的时间约六七年的时间，并且很可能是终卒于魏的。 

在担任魏相期间，孟尝君并非虚应故事，而是一位有实权的人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载魏昭王“欲与官事”，还要事先跟孟尝君打招呼，孟尝君劝他“试习读法”，结果魏昭王“读十余简而睡卧矣”。韩非子评论说魏昭王“不躬亲其势柄”，可以推想，魏国的“势柄”实在其相孟尝君手中。作为魏相的孟尝君在列国，特别是在三晋地区有很大影响，赵王曾经“封孟尝君以武城”（《战国策·赵策》一），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孟尝君为魏相之后，薛邑仍为其所有，并非为齐所得。《战国策·秦策》三“薛公为魏谓魏冉”章载孟尝君语谓“齐予晋弊邑”，吴师道《补正》谓“薛虽文旧封，而属齐，齐破畏魏，且取薛予魏”，是以已薛为齐所有。吴氏之说有误。《史记·孟尝君列传》引此语谓“晋国敝于齐而畏秦”，其义已较策文明晰，是策文当有错讹之处。孟尝君死后薛方被灭的情况，亦证薛地终孟尝君之时并没有易主。              

八、简短的结论 

关于孟尝君的行状，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孟尝君早在其父靖郭君田婴尚在的时候，便于齐威王三十三年（前324年）被魏召为相，以加强魏、齐两国关系，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前322年，魏欲联秦，便使张仪为魏相，孟尝君即于此年返齐。至迟在齐宣王十一年（前309年），孟尝君已经继其父位而为齐相。凭借广召士人所造成巨大影响，孟尝君以齐相的身分在列国间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前299年，他与魏襄王会于釜邱，同年，秦派泾阳君入齐跟他联系，翌年，他便入秦为相。由于秦国外交政策的改变，秦昭王不久就免去其相位并且将其囚禁。孟尝君得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于前98年逃归于齐，复被齐愍王任命为齐相。由于孟尝君和齐愍王矛盾日趋严重，所以在前294年的田甲劫王事件之后，孟尝君不得已而被迫归于薛地，至此而中立于诸侯国之间，成为单独的一个政治势力。魏昭王八年（前288年），应魏之请，孟尝君入魏为相，致力于联合诸国，以求打败齐愍王。前283年，齐襄王继位后，孟尝君与齐的关系改善。《史记·孟尝君列传》说齐襄王立时孟尝君才中立于诸侯固然不对，然其谓齐襄王继位后“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则还是可信的。这时候的“亲薛公”，实际上是为了扭转齐愍王与诸国关系紧张的局面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孟尝君盖终卒于魏。 

孟尝君于齐威王三十三年（前324年）被召请为魏相，其时孟尝君初出茅庐，若是时其年龄定为二十岁左右，那么到齐襄王初年，孟尝君即已届花甲。《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卒，“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可见，薛之灭距孟尝君之卒的时间并不太长。《史记·田世家》载襄王继位时齐地大多尚为燕军所占领，襄王居莒地五年才在田单破燕之后入于临淄，“齐故地尽复属齐”。齐襄王五年前，齐所注目者是赶走燕军，待此事之后方有可能与魏联手灭薛。所以我们推测孟尝君之卒和薛之灭都是齐襄王五年（前279年)或稍后的时间。孟尝君卒时约六十余岁。

孟尝君的时代，他以贤达而闻于诸侯。术士公孙戍曾经当面对孟尝君说：“大[4]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小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战国策·齐策》三）可见孟尝君以义、廉著称。直到孟尝君去世以后，秦昭王还称赞其贤（见《战国策·秦策》四“秦昭王谓左右”章）。战国后期，适应王权加强的需要，孟尝君因其与齐愍王的矛盾而渐被视为乱臣贼子。《荀子·臣道》篇罗列“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的“篡臣”名单，孟尝君就包括在内。平实而论，荀子的这个评价是有一定的偏见寓乎其中的。 

 参考文献： 

①《战国史》，张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捌。 

③《战国策考辨》，缪文远，中华书局1984年版。 

注释： 

 [1]  原作小，据吴师道《战国策补正》改。 

[2]  关于孟尝君的逃离秦国，《战国策·燕策》二有这样一种说法：“外孙之难，薛公释戴（载）逃出于关。”所谓“外孙之难”，历来皆不得其详。今按，“外孙之难”盖非孟尝君被免相的根本原因，而是其出逃时所遇之难。孟尝君逃出函谷关的时候，甚仓皇，疑“外孙”为秦函谷关守将之名号。 

[3]  此章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关于此章的系年，或定于齐愍王继位之年，或以为在田甲劫王之年，似皆未尽妥贴。今按，此章当系于齐愍王九年（前292年）或其稍后的一段时间。此章载“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孟尝君于田甲劫王之年归薛的时候，是时楚怀王卒于秦不久，秦、楚矛盾甚尖锐，直到楚顷襄王七年（前292年）楚才“迎妇于秦，秦楚复平”（《史记·楚世家》），到了这个时候楚才有暇攻薛，这正是孟尝君归薛以后的第三年。 

[4]  吴师道：《战国策补正》谓“‘故主’上恐缺一字”，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谓“疑阙‘背’字”。从上下文义看，吴氏《补正》和缪先生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禾加畜    

（资料来源：《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