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儒学的价值，是当前国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只有对儒学的价值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才可能避免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误区，合理地、充分地开发利用儒学乃至整个国学的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儒学的价值
我们应以历史与现实、当今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宽广视野来审视和评估儒学的价值。
儒学的普遍价值。但凡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双重属性，都或多或少包含有某种普遍价值。儒学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当然也蕴涵着普遍价值。比如，儒学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价值。除此之外，儒学中其他的价值理念，如仁、义、礼、智、信和忠、孝、宽、勇、和等，均兼有时代性和普遍性双重属性。
儒学的历史价值。一定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论说儒学的千秋功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儒学回到它所产生和演变的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具体地、历史地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总体而言，在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儒学的历史效应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历史效应则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但仔细辨析，儒学的历史功用却较为复杂。比如，作为学统的儒学与作为政统的儒学，作为原典儒学的孔孟之道与作为变异儒学的宋明理学，各自的历史形象和历史价值明显不同。“三纲六纪”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曾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如今却是令人不齿的封建垃圾。
儒学的现代价值。以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评价和探求儒学的现代价值，这是儒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对儒学进行全面研究就会发现，儒学与现代化既有契合性，也有冲突性。就契合性而言，儒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儒学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念，可以与市场经济信誉至上的伦理要求相融相通；儒学敬业尽职、“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就冲突性而言，儒学“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治国主张，暴露出对工商业重要性的漠视；儒学“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显示了对商业谋利的排斥；儒学“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背离。凡此种种，都是阻碍现代化的精神因素。
儒学的后现代价值。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危机，昭示着西方文化的危机。于是，在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著名思想家对于由启蒙思潮嬗变而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恰恰在思想内涵、理论形态等方面，表现出与儒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奇妙暗合和惊人近似。在中国，原本在西方相继问世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却出现在同一时空。科学地整合传统文化、现代性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特点。我们需要到儒学那里去寻找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养料。因为儒学敬畏天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克己爱人的社群观念、“以理制欲”的人生旨趣等等，虽属“前现代”文化，具有顺从自然、压抑个性等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但经过创造性转换，可以融入后现代主义，用以弥补现代性之不足。
儒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尽管儒学蕴含着大量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要素，但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在历史形态上属于“前现代”，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种种缺陷。儒学要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儒学潜在的多重价值要真正被当代人类合理地、充分地开发利用，就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依托现代社会的载体，融入现代生活的洪流。
儒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面：
基本层面——构建儒学的现代伦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儒学的普遍伦理价值进行深入发掘、分类梳理，逐步形成包括生态伦理、家庭伦理、人际关系伦理等在内的一个内容系统、层级分明的现代伦理体系，以引导和规范人类生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主要层面——促成儒学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儒学具有一些与现代性同构契合的思想要素，但它们还只是潜在的现代性，必须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才能真正融入现代性。比如，儒学特别是明清之际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包含有民众是国家政权之基础的观点，如孟子倡言“君轻民贵”、“得其民，斯得天下”，唐甄提出“众为邦本”，王夫之确认“君以民为基”等等。儒学的民本思想，甚至有民众参与观念的萌芽，如《尚书》主张“谋及庶人”。这些当然不是现代民主思想，但经过创造性转化，却能提供某种“本土”思想资源。
导引层面——提升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作为前现代社会思想结晶的儒学存在不少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相近的思想成分，这并不奇怪，它是人类思想螺旋式辩证发展的表现。但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必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其价值才能发挥出来。比如，儒学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但儒学的和谐思想却具有二重性，它发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因时代的局限而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学追求“天人合一”，却以敬天、顺天为前提，过分强调人类适应自然的一面，遏制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积极性、主动性，其天人和谐不过是建立在低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应当将“现代性”的血液注入传统的和谐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儒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实现儒学现代化的路径，以下两条是不可或缺的：
双重批判。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其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传承中自我创造，而批判恰恰是思想文化在扬弃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批判包括外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基本形式。考察儒学发展史，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曾经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将儒学推向启蒙的高峰，可以视为儒学第一次带根本性的自我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则是第一次带颠覆性的外在批判，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儒学现代化的起点。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对它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把握和充分地开发；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
现代阐释。对儒学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是儒学现代化的又一路径。所谓现代阐释，即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现代话语对儒学文本作出创造性的解读和阐发，对其范畴、逻辑、意义等进行重组重构，而又不完全游离文本原意，从而在古代儒学的母体中诞生现代儒学。从孔孟的原典儒学到汉代儒学、再到宋明理学，就是古代儒学通过阐释不断演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而儒学在现代的发展，需要研究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现代生活，对其作出创造性的阐释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