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在人类历史中谱写了光辉篇章。这一时期，齐国是颇具活力的一个国家，长时间保持政治清明、思想活跃、经济繁荣，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从世界历史上看，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阶段，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通观史籍，齐国昌盛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君明臣贤
齐国的昌盛时期主要是姜太公、齐桓公、齐景公、齐威王、齐宣王主政的时期。在这些时期，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的政治局面。
姜太公是周朝的开国军师，是齐国称霸争雄的奠基者。他文韬武略，智勇兼备，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史称，文王兴周，“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建国，“师尚父谋居多”。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周本纪》）。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功臣谋士，“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同上）。史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霸业的基础也由此奠定。
齐桓公雄才大略，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重用有杀身之仇的管仲为相，成为历史佳话。管仲曾是公子纠的太傅，在公子纠与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齐桓公登上君位后，在大臣鲍叔牙的建议下，重用管仲为相，委以国政。管仲任相期间，知恩图报，大展宏图，“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瞻贫穷，录贤能，齐人皆悦。”史称“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景公是齐桓公之后的复兴之主。复兴的原因，一是景公比较开明，善于讷谏；二是任用贤相晏婴。晏婴先后任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国君的国相，执政50余年，匡国救弊，力图中兴。晏婴谏君，经常“犯君之颜”。晏婴谏齐景公，言不隐过，辞锋义锐。当景公闻晏婴死，“四下而趋，行哭而往”。司马迁在评价晏婴时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齐威王是战国时期在诸国中德高望重的一个国君。此时的齐国不仅在经济、军事上属七国之最，而且以德著称于天下。他以邹忌为相，以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悉心纳谏，广揽人才，惩治奸吏，使齐“最强于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爱才如宝，国相邹忌相见威王时，以“琴瑟调而天下治”为话题与威王论治，威王慧眼识英才，“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被传为历史佳话。
齐宣王是齐国后期的一位有作为的国君，以广纳贤士、善听诤言而闻名。他先后以邹忌、田忌、孙膑和田婴为将相，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首要因素。史称宣王时“诸侯相王”，“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的另一特点是善听诤言和喜好游辩之士。他先后倾听过颜蜀、田过、王斗、闾丘茆、香居等人的忠告和诤言，终于使齐国大治。
明君与贤相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君明应是关键。一般的情况是有明君才有贤相，有英主才有良臣。如姜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史记·齐太公世家》）。再如晏婴，他事君三代，虽然都是殚精竭虑，但是治绩不一。贤相良臣常有，明君英主实稀。国君，以任贤容能为英，以举纲善断为明。大臣，以尽心竭力为贤，以扬善救弊为能。
因时变革
因时变革是齐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突出的有三次大的变革。
一是姜太公“因俗，简礼”和“通商工，便鱼盐”。姜太公封为齐国始祖之后，五个月向周公报政，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行九府圆法。九府圆法即货币之法，以助商工之业和鱼盐之利。史载太公先立“九府圆法”于周，“退行之于齐”。他把货币之法视为“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为政之大端也”。荀子对此评价说，“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通典·食货》）经过太公的改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二是齐桓公用管仲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首先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级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这一改革一举多得：通过使民类聚，专业生产，同类授业，以利技巧；通过分类务事，使民不相蛊惑；通过兵农合一，农战结合，使国泰民安。其次改革官吏选拔制度，通过乡选、官选、君选三个环节选拔各级官吏。主张“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并规定对初选的人员，必须到其所在的乡里进行考察，“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然后才能任职。再次改革税制，打破了“力役税”，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和物产而征税，从而“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同时改革关税，“使关市几而不征”，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以“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这些改革使齐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三是齐威王的吏治改革。齐威王即位之初，面临的处境是，国家危机，“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长达九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为匡国救弊，威王首先从吏治入手，亲察吏治。他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风，微服私访，获取实情，然后重奖严惩。其中，给务实爱民、不善求名、曾遭诽谤的即墨大夫以重奖，封之万家；对贿上窃名、不务民事、不修国防的阿大夫，烹杀示国。并以此为契机，修订法律以督奸吏。威王在对二人进行赏罚之前，有一番话很值得深思。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对阿大夫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通过改革吏治，大震于天下，“于是齐国震慑，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因时变革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法久弊生。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异中衍生，变则通，通则久。这样才能实现螺旋式发展。变革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同胞。没有变革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变革。变革与创新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式或途径，都是一个民族发展与生存的灵魂。
重民务实
齐国行政的实务性主要体现在“因民俗”、“重人本”和“治国必先富民”等治国措施上。
首先是“因民俗”。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就是因为他注重“因民俗”，以充分发挥齐国的地利和民俗之优势。这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齐桓公和管仲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他们坚持了“因民俗，顺民欲”与“与俗同好恶”的原则。史称“管仲任齐相，……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故论卑而易行”（《史记·管晏列传》）。
其次是“重人本”。一是重百姓修养生息。强调不误四时、不夺民力是生财之道；取而有度、节而有制是用财之法。管仲的名言是“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无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国蓄》）。二是视贤才为国宝。把人才视为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如齐威王与梁惠王论国宝，梁惠王以珠玉为宝，而威王则以得人才为宝。
其三是治国必先富民。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穷则难治。”“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是因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犯禁”。（《管子·牧民》，《治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齐国始终坚持本末兼营，农工并作，产商互补。尤其是强调“无市则民乏”，一以贯之地坚持太公之制，“设鱼盐商工之利”（《晏子春秋》卷七）。
重民务实是富民兴国的基本法宝。齐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富民兴国的措施都必须建立在重民务实的基础上。鲁国和齐国是同时分封的国家，为什么鲁国既没有跻身于春秋五霸，也没有进入战国七雄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徒言礼，不能自立”、“礼极伤国”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兼容
齐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倡变革、尚法制、重工商、尊学术、兼义利。可见其融合了百家之道，既有务实之光，又有理想之彩，是人类优秀思想的合璧。齐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得益于齐国的两大创造和历史大潮的推动。
第一大创造是把周王朝的制度与齐国的风俗、传统、地理结合起来。这一结合首倡于姜太公，并为后来者所继承。第二大创造是创办稷下学宫，使其成为促进齐文化开放和兼容的沃土。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复盛于齐宣王时期，延续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和咨议中心汇集了各国的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各派名士自由讲学、自由辩论、自由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理，献治国之宏谟。这就使它成为齐国的“人才市场”，统治者可从中选贤任能，辅国兴政。稷下学宫的创建，开辟了民主议政的先河，不仅促进了齐国的昌盛，而且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所谓历史大潮推动，是指大变革的历史潮流和争霸称雄的年代加快、加大了齐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当天下共周王的格局被打破以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生与死高节奏、兴与亡快节律的历史时期，是国不可懈、君不可怡、臣不可苟的历史年代。各国为了生存、富强和争霸，无不殚精竭虑，谋求发展。齐国当时正处于春秋首霸和战国魁雄的地位，无论在争霸称雄的过程中，还是为了巩固既得的地位，都会促使齐国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快更大地推行开放和兼容的政策。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尚法制，又崇礼教。管仲即是典型的法家，但是他尊重儒家学派，推崇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二是既重王霸政道，又重民生技巧。这种开放性和兼容性是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的主要原因。
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巨变，而且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治国理民的客观要求。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必须礼法并举，王霸兼施，虚实合用，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实践证明，大势所迫和励精图治的愿望是思想开放的动力，思想开放又是文化兼容的前提和手段，没有开放就难以兼容。
尊王礼邻
所谓尊王礼邻，即尊周室，礼诸侯。这是齐国称霸争雄而奉行的政治战略，目的是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创造宽松有利的政治环境。历史上越是雄才大略的英君贤相，越是注重这一战略。礼邻的实质是建立统一战线，尊王的实质是追求秩序和正统，名正而言顺。
齐国的尊王礼邻战略，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姜太公是政治上尊王的大师。他尽管曾经与周公同时辅佐文武二王，但在周公摄政期间，他不拘常规，治齐五个月就向周公报政，而周公之子鲁国之君伯禽却在三年后才向周公报政。太公以此证明尊王之诚。春秋首霸的齐桓公也是如此，在周王失尊、王室衰微的政治格局下，尊周王如故（当时为周襄王）。齐桓公二十三年，“命燕君复修召公（召公是燕国始祖）之政，纳贡于周”（《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威王更是以尊王而扬德于天下。威王时周朝进一步衰微，诸侯不朝，而威王独树一帜，西朝周烈王，天下以此称其贤。
所谓礼诸侯，即与诸侯修缘结好。史载齐桓公“忧天下诸侯”，对邻国出现的政治、经济、军事困境，无不相助，或出兵，或出财，或割地，或出使，对诸侯“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所以众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国语·齐语》）。礼诸侯的另外两位大师是管仲和晏婴。管仲建议齐桓公“亲邻国”，措施为“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钱财和礼物），以骤聘眺于诸侯（相互访问），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晏婴不仅是一位贤相，而且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朝，劝君礼邻；出访，不辱君命。其事迹多载于《晏子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