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照极为明显的两种不同文化，恰好涵盖了人类从丛林群居生活以来，最初形成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生经验---氏族内部的“道德主义”和在自然界争取生存的“丛林法则”。在核心源流上，中华文化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本位，先秦诸子对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领会极为深刻；而西方文化是围绕丛林法则而展开的，落实到现实中的就是各种形式的竞争性利己主义，竞争性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优势阶层的主导下，总是体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恩格斯根据西方历史总结的文明社会的三大奴役方式---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制，都很好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丛林法则的现实表现。
中华文化的三个主要思想渊源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和在现世主义情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完全确立。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是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人文化）与宗教极端主义，虽然游牧文化历史流传中断，但是后来的商人文化能够及时继起，并保证本质上不变。由于农耕社会中人们的主要利益调整有明确的自然界线（如田埂），而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利益界线，不仅极不明确而且还都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人为的调节规范就显得不可或缺，所以法典的创制非常重要，在西方文化中对利益的调节非常重视。
在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氏族社会的思想遗产非常浓厚，人们对此非常熟捻。新旧社会两重天，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的“忆甜思苦”心路历程，在诸子之中是十分普遍的，而在老子身上则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儒家诸子身上的强烈悲观主义色彩，则是对民众关怀的人文精神的最好体现，诸子特别是儒家决不是统治阶级的“创制性”意识形态，相反，“述而不作”的“总结性”才是诸子的主要特色。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当时的社会场景，按照主流历史学观点的看法，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而李泽厚认为是从早期奴隶制向晚期奴隶制的过渡。实际上也都不能成立。西周的分封制度实际是氏族制度的大范围内推广，由氏族分出儿子氏族，由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作为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天子分封竟然不给自己留后路，诸侯势力大大超过天子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决不是今天人们基于实力政治准则所能够理解的。真正的以实力政治为基础的“家天下”局面，是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开始的。
诸子都没有统计数据，多数采用形象的说法甚至是简单的对比划分方式，往往给人以极大的误解，似乎社会的新陈代谢非常彻底，是“整个儿”的全面变迁。今天的世界在技术和知识传播极其迅速的情况下，尚且发生非常大的贫富分化，存在巨大的南北差异。当时氏族部落之间，也一定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程度差别。
在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特点被命名为文化的就有数十种，分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氏族部落不可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更可能的是处于各种水平，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各个阶段。所以后起的庄子能够方便找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样板，诸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找到了广泛的对比材料，来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否则父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延续就超过千年之久，诸子所谈论的时代往往在历史上的自然延续达数千年，以当时的治学条件和文字发展情况推断，诸子不可能占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庄子时代不可能记得起来母系氏族社会的确切场景，庄子所了解的正是当时还存在或者消亡不久的母系部落。正是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先秦诸子时代，仍然能够方便地找到代表古代和今世的大量样本，进行比较和论述。所以先秦诸子对氏族社会极为熟悉，应该这样理解才符合事实的逻辑。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东北黑龙江流域还生活着一些以渔猎为生的部落，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保存着相当多的母系氏族社会传统。
中国古代确实存在阶级分化，但是在道德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照耀下，典型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中国根本没有很好发育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成功实现了中国化和民族大融合，而西方却出现希腊化失败和大分裂的根本差别所在。只有平等才具有这样的威力。
二、给诸子划阶级成分和“以今乱古”的谬误
诸子的思想现实感极强，脱离了现实所产生的疏离感也相应地非常地突出。梁漱溟和钱穆成长的年代，离乡土中国比较贴近，所以他们的理论虽然简约粗糙，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象”。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鳞的“新心学”，虽然声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但给人的强烈感觉是联系不起来，比较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来自他们过于学“贯”中西。
大陆主流学者常常以“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诸范畴，对诸子思想进行界定，还常常给诸子划上阶级成分，使得诸子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无可效法（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除了李泽厚从思想史角度立论，能够让人看到比较全面的诸子思想。而海外钱穆的弟子也越说越不象，读著名的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就让人很怀疑他是在讲中国人和中国事。
号称要做“儒家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如果把他写的文章中的引文进行意译，把人名用符号代替，他表述孟子的文章决不会有人知道他写的到底是谁，人们多半会猜想出自工业革命后，西方某一个不知名的人士的零碎思想片段；杜维明常常使用“主体论”之类的词汇来述说儒家思想，据笔者体认“主体论”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人与机器”之中“谁是主人谁是客”的疑问以后，才成为一个主要哲学范畴的。这就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对诸子思想，进行“以今乱古”所产生的谬误，工业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精神，可以简单进行类比和相通的地方实在是不多。
这些谬误都源自同一个原因，就是试图用西方的“新瓶子装旧酒”，但是诸子思想不是“旧酒”而是“旧瓶子”，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把旧瓶子打碎形成“玻璃渣”，装倒是可以装，不过已经不是旧瓶子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不同，正如水火之异，无法进行简单的类比研究和互换角度描述。
三、诸子的复古情节和深刻的管理学悲观主义
1、 老子对平等失落和大道不行的深刻体验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根据老子的说法，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由于平等的丧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开始出现分化，管理开始变得困难重重，正因为这样国家机器和暴力强制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
直到今天为止，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一致，仍然是管理的头号难题。西方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现实问题不断地需要新的答案，最后产生了哈罗德-孔茨所说的“管理学的丛林”，实际上这正是丛林法则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结果。今天管理学的悖论仍然在于：要调和不平等的主体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大概没有人在管理悖论上，比老子认识更加深刻和表述得更为精辟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乙种本《老子》，开宗明义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汉语，意思就是“大道不行，所以需要确立人们的德行，德行不容易维持，就转而要求人们发扬克己精神并为他人考虑，这一点也难以做到就只好要求人们不要损人利己，连损人利己都无法加以克制，只有指望人们最后按照既定的典章制度行事，典章制度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天下大乱了。”对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法制和管理的迷信，在古代就没有根据，但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失去根据。
西方广为流传的西西非斯推石头上山的预言，也表述了人类在进入金字塔社会以后，心灵家园的恒久失落。在山顶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平坦的地方，以放置石头和克服重力作用，所以这个预言被广泛视为对人生艰难的隐喻。
老子正是通过对人类平等失落的深刻觉醒，对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分化的严重后果的深刻把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宏观和微观、战术和战略层面管理原则的分歧和区别，使得老子的思想涉及到治国和治兵的方略。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汉书的作者则认为老子是讲述“君人南面之术”，这显然都具有功能和应用层面上的证据。而李泽厚更进一步认为老子是对兵家辩证法的总结，这恐怕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正是由于平等的失落和分化的产生，管理困难人们需要新的答案，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产生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根据孔子的说法，是“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也”。威胁利诱和礼乐教化，都是服务于一个日益困难的管理目标。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学的丛林时代，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后的解决之道。这大概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轮廓在先秦时期就完全奠定，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深化和扩充，所以“道统”和继承的重要性，在中国历代学者中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2、 儒道法兵墨诸子的探索历程
儒家希望通过提倡“仁义礼智信”，让人们自动地去适应管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以期降低管理的成本，降低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孔子对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感到悲观，因为“大同”不可得所以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为实现“小康”而努力。“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但是社会仍然“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道家希望劝告统治者适当划分宏观和微观的区别，不要去过多地干预小民的生活和生产，实现无为而治。兵家和法家都继承老子，兵家较好地实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综合，所以较少受到非议。庄子则发展了老子思想中的无为思想和悲观主义，并把它推到极端化的地步，为后来道家发展为道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而法家则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对手进行批判而立论，但是经过历史证明，没有儒家的思想作为基础，法家思想在现实中是没有生命力的，秦始皇以统一六国的功业建立王朝，但是最为短命，就是与过分迷信法家思想分不开，最后管理成本上升道无法忍受的地步。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而今争于气力”，他对理论的认识是按照现实需要来组织的，实际上韩非梦想实现的是国家战备动员体制。因为当时韩国的存续岌岌可危，西秦南楚东齐都是不友好的强邻，所以韩非需要的是“养耕战之士，去五蠹之民”，除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勇武精神，再也没有重要的东西，因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国家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
兵家没有法家的缺点，是因为兵家正是以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做基础，因此兵家思想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实际上也只有在危机时代，才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情绪，放弃通常的利益纠葛。而韩非则明显忽视了这一点。
墨子和诸子相比，除了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以外，其最大特色是具有非常鲜明的农耕社会人生经验的烙印，即李泽厚所谓的“小农意识”。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
先秦诸子的悲观主义，是非常有理由的。实际上到今天在管理上也仍然没有乐观的出路，仍然是在丛林之中的一条回环往复之路。除了马克思提到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好象没有另外的出路，西西非斯的石头大概也不会有最后的着落。
诸子特别是儒道的悲观主义正是对平民利益的深刻关怀，西方的乐观正是基于少数人利益的乐观。技术的发展使得剩余产品增加，奴隶劳动的剩余产品有限，地主收取地租就容易得多，而剥削工人就更有收获。精英主义者的乐观也与诸子的悲观主义一样，具有另一个方面的证据。这大概是中华文化的悲观底调和西方乐观底调的区别所在。
中国文化的难题是全人类的长久难题。中国思想主流的悲观主义和复古倾向，是带着对人口大多数的深切关怀，背负着全人类艰难历程，一切骄傲自满和盲目自信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四、需要厘清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
笔者把“道德主义”“道德”“道德至上”作为“丛林法则”的对词来使用，在这样的意义上，道德是基本上稳定不变的---代表着一种人们自觉对利益和欲望的自我克制的精神；在历史上常常发生变化的是丛林法则下面的利己主义，和实现自我利益形式的经常变化。道德重感悟与体验，丛林法则需要自我奋斗和进行各种利己主义的制度安排。道德是无法创新的，能够创新的是丛林法则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所以儒家注重“道统”和继承，我个人对杜维明希望以西方文化内容改造儒学的事业不持乐观态度。
实际上真正对儒家有所创新的是毛泽东，从前“仁义道德”没有任何监督保障措施，常常被精英阶层利用成为“吃人的礼教”，毛泽东则倒转乾坤使之为人民服务，用大民主方式对精英阶层进行抑制和舆论监督。但是毛泽东也仍然无法完全做到让人们真正地“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克己奉公和为他人着想，真正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人新世界。后毛泽东时代他所确立的平民主义遗产被彻底抛弃，更证明了精英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有史以来，管理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管理，多数人对少数优势阶层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所谓民主和制衡只能是轮流坐庄毫无实质意义），毛泽东的难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
人们常常把“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价值趋向”等等，与道德相互混淆，这样道德就成为一切价值规范的总和，丛林法则反而看不见了。
实际上道德主义是丛林法则的对立面，在人类历史中变化的部分正是依据丛林法则的要求，文明社会的三大奴役方式---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制的递变，并不是道德的花样翻新，而是丛林法则的作用下，依据精英阶层利益的内在要求，所产生的社会变迁。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竞争性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中竞争性的利己主义最终会产生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和精英主义，道德要求的就是“结果平等”，被替换为所谓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掩盖着起点的不平等和结局的不平等，社会利益和财富分配最终必须向精英阶层倾斜。为减少管理成本，制订人们能够接受的、一般性的、体现某种公平的社会规范，会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广泛起作用。这本质上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管理要求”，而决不是什么道德，恰恰相反，这些是对立于道德的丛林法则的内在要求。
把道德泛化就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正如宋儒试图以道德限制替代利益调整，把道德主义进行绝对化改造，成为后来精英阶层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已经完全蜕变成为仅仅具有道德外衣的丛林法则的规范体系---纲常名教，“仁义道德”正是这样才成为鲁迅所抨击的“吃人的礼教”。何清涟女士使用“道德批判”追求政治体制上实现“精英主义”，就不是什么道德，而是“吃人礼教”的改头换面。
一般而言，道德外衣总会被优势阶层利用作为统治工具，但是那已经不是本身意义上的道德了，正如庄子所言“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这只是道德被利用；而且由于社会认同向强势阶层倾斜，统治阶层的规范总会得到一定的“准道德”地位，但是那仍然不是道德本身。
五、中华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中华文化的三个思想渊源之中，受人抨击最多的大概是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这一部分，即“低成本运营方式”。中华文化被抨击为保守落后、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一部分。实际上，低成本运营方式在今天也仍然有新的时代意义。
实际上，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今天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规模和程度，在资源被加工和消耗过程中，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是极为惊人的，为了使环境不至于不适合人居住，又必须消耗另外的资源来治理污染，即使污染见不到，问题并没有被解决。人最终必须和自然和谐相处，靠种植和养殖提供人们的主要生活资料，工业和城市对生态的挑战被人形容“生态的黑洞”，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会主要依赖“自然的年利息”来生活，否则地球是无法支持人们无底欲壑的。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应该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和行为方式。
由于自然资源无法支持全人类过上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一部分人的欲望膨胀，必然导致另外大量人口的赤贫，社会分化和矛盾激化也是必然的伴生物，社会整合与管理协调成本会高居不下，所以今天的世界一部分食不裹腹，而另外的人需要为建立“绝对安全”浪费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国际关系紧张也没有改善的希望，军备愈演愈烈。平等和平均主义的意义被富人们蓄意忽视。
对于氏族社会时期的人类社群的整合手段---道德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过时，没有道德和使命感的人基本上无法进行有效管理。
最让笔者感到惊奇的是，有人把宗教也被作为一个题材来抨击中华文化，认为中国社会中缺乏宗教的作用，所以不如西方。实际上西方的宗教只是执行部分的道德功能，但是那是在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现实中才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人们相互隔离和疏远，才使得人们找不到回家的感觉，需要宗教的慰藉作用。这正如一个跷跷板，由于过分地加重了一端的砝码，才使得另一方需要平衡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启蒙主义者伏尔泰“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出来”的深刻意义。宗教确实是证明“原罪”的---那就是西方极端的现世主义---除了表现为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还表现消费主义，宗教的普遍存在就是社会问题严重的证据。
笔者不仅不认为需要引进西方的宗教，恰恰相反，笔者认为需要在社会中避免产生宗教的条件，保持中华文化“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传统。人世间没有天堂，如果人们肯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己复礼”），提供真诚的关怀和帮助（“仁者爱人”），这个世界一定会比较适合于人类建立起永久的家园，来世主义和宗教就肯定没有立足之地。
对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是比较容易进行，但是让道德和克己精神发挥作用则缺乏可操作性，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难题，但是人类又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也许在有限社区内进行舆论监督，能够部分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进行平民化的转移，也会有一定的成果，如以“适度发展”代替“赶超战略”，以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去适应人口中的大多数需求。但是如何用以全面指导人类未来的艰难历程，还将有待来者的继续探索，我个人对中华文化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