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老孔墨三圣被尊为战国时期道儒墨三家之先师，他们思想光辉的迸发开启了后来百家争鸣的先河。本文试就社会秩序、对周礼之态度 、治国方略三方面探讨老孔墨三圣政治理想之异同，以便进一步了解周秦时代思想文化的状况。
关键词：老子；孔子；墨子；政治理想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关于这一社会变动的性质，目前，大部分学者将它看作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这种社会性质的转变典型地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飞跃。
经济方面：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井田制开始崩溃，经济发展迅速。
政治方面：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P249）周王室无法控制局面，诸侯国之强大者，四出征讨，以图霸业。
与经济、政治变化相伴而行的，便是在思想文化上由西周的“皆原于一，不离于宗”[2]（P1176）的官学形态向多元化发展。当时“诸侯力政，百家异说”，“处士横议”，思想家们针对剧烈动荡的社会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阐发自己的观点，开始了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竞起的源头是老孔墨三圣时期。一种思想文化或学术的产生无非有两个目的：或是探讨人生哲学，或是阐发政治理想。老孔墨的思想自然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然而他们的人生哲学博大精深，此处不加赘述。笔者在此着重探讨他们的政治理想之异同，以求教于方家。
一、社会秩序理想之比较
对于社会秩序的理想最能体现一个思想家的政治观及其阶级阶层的隶属关系,而一个学术流派的政治思想则对其社会秩序之理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先看老孔墨三家政治思想之要点：老子“认为自然力是万能至上者，人工涉入会损坏自然之朴素。其政治观点建立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政府的干预。”[3](P77)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为而治”。孔子提倡伦理政治，主张实行“德治”“礼治”和“人治”，以求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和“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4]P570的和谐礼乐之世。墨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天或天志为最高主宰，选贤与能，立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秩序。
老子作为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其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P411）老子之所以希望这种理想国的出现，与他所见所闻的政治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当了多年史官的老子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内幕较为熟悉。他认为这种斗争是由于贵族们的各种欲望引起的，要消除这种混乱，只有回到结绳记事无知无欲的上古社会中去。这种社会秩序的理想是没落奴隶主贵族无奈心态的反映。
与老子不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正在崩溃之时，封建制尚未形成，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陪臣执国命”。孔子对这种混乱现象深恶痛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了“正名主义”。《论语·子路》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在这里明确地道出了“正名”的原由：不正名，则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这与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孔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什么呢？《论语·颜渊》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最高概括。这实际就是礼所规定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和以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也即周礼中所推崇的“尊尊”和“亲亲”原则。
作《春秋》是孔子期望实现其理想社会秩序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孔子就曾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P389）孟子也评价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P389）孟子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P390）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晚出的《孝经·钩命诀》载：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也反映出孔子希望通过作《春秋》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
作为小生产者代言人的墨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初期，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5]（P116）的“大乱之世”。广大民众过的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5]（P272）的悲惨生活。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人们之间的“别相恶”和“交相贼”。针对这一情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5]（P109）希望建立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秩序。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墨子提出了“天志”的概念。“天志”实际上就是墨子心目中衡量社会行为规范的尺度，其最高要求就是希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最终达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5](P219)的盛世状态。
二、对周礼态度之比较
周礼是奴隶社会的一种等级名分制度，它不仅指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而且还包含了此前夏殷时期的一些礼乐制度。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P83)
当了周王朝多年史官的老子当然熟悉周礼的内容。但他更深刻地看到周礼的某些虚伪性，认为周礼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麻痹广大民众的工具而已。所以老子对周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P361)老子进一步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兹。国家昏乱，有忠臣”。[2](P336)基于此，老子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2](P337)他看到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给人们带来了自私、欺诈等一系列不道德行为，于是错误地认为文化本身是社会混乱的源头。老子提倡愚朴的原始道德固然有其善良的愿望和合理的成分，但是也有不正确的一面。
孔子对“周礼”则是崇拜得无可复加。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恢复“周礼”。为了恢复“周礼”，他从政事、收门徒，游列国，作《春秋》。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P91)。可见，孔子对以“周礼”为核心的周文化是何等的推崇！《论语·述而》载：“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孔子对他梦寐以思。
对于“礼”的要求，《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是西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仍坚持“为国以礼”，不过，孔子对周礼的态度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和改造。“国之命在礼”，“为国以礼”[1](P188)集中反映了孔子对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他还强调“齐之以礼” [1](P76)，把“礼”的范围扩大到民间，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界限。
孔子认识到“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6](P13)《礼记·礼运》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调制度。”《礼记·典礼》也载：“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如果不遵守礼，则会出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1]（p147）的现象。孔子还认为，“礼”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做人的根本。所以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P142）“不学礼，无以立。”[1]（P253）“不知礼，无以立也。”[1]（p285）
墨子对周礼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墨子的最高信仰是“天志”。他公开宣称：“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5]（P236）反复强调“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量天下。”他进一步说明“我有天志，此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他用“天志”去衡量“天下士君子”和社会行为规范，排除儒家主张的“礼”对社会的指导作用。
在墨子看来，凡是符合“礼”的，都违反了“天志”，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以“天为法”，对现实的“礼”进行否定和批判。他强调“天志”、否定“礼治”的社会秩序和原则，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表现出了强烈的革新倾向。
老子对小国寡民状态的赞美和对周礼的否定，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是形而上的复古。孔子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藉以通过肯定的方式达到真正的复古，墨子以“天志”取代“礼”，希望通过“天志”来主宰社会，开创一个“尚同天下之义”的新境界。
三、治国方略之比较
针对当时的情况，老孔墨三圣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
老子的“道”崇尚自然，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就是“无为而治”。
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基础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2]（P322）“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2]（P409），“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P396）“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少私寡欲”，要求统治者尽可能的少过问政事，以做到“去甚、去奢、去泰”，即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虽然在客观效果上有解救人民疾苦的一面，但其目的是为了抵制新兴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发展，以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秩序。
老子认为，正确的治国模式应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2]（P384）即以正道治国，以奇术用兵，以无为治理天下。当然，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2]（P360）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境界。[2]（P388）
孔子的治国方略可以概括为“礼治”、“德治”和“人治”。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治”思想，把恢复和发展“周礼”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对“礼崩乐坏”的局面深感痛心，要求各诸候“以礼让为国”，要求各阶层人士“克已复礼”，同时以仁充实礼的内容，将礼发展为一种完善的伦理原则和美好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德礼的教化作用要比政刑的强制作用有用得多。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P76）
孔子所说的“人治”实质上是“德治”的延伸，他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为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7]（P357）“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1]（P199）这种“人治”论显然是“礼治”和“德治”的结合，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
孔子继承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倡仁政，反对酷刑滥杀，主张先教而后刑，“不教而杀谓之虐。” [1]（P285），他希望通过“德治”“胜残去杀”[1]（P209）以达到无讼的境界。孔子还主张宽猛结合，《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他强调以宽为主，“宽则得众”，认为统治者应对劳动人民实行怀柔政策，把刑罚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作为德化失效的最后底线，也即后人所谓的“德主刑辅”思想。
与“兼相爱”“交相利”理想的社会秩序相适应，墨子在治国方略上提出了“尚同”的主张。
墨子认为人类历史之初“未有刑政”、“未有政长”，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和是非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5]（P81）并且有强烈的排他性，“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5]（P75）。因此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和睦相处，“故交相非也。”[5]（P75）为了物质上的利益人们还会相互争斗。“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5](P94)以至“父子兄弟作怨恶”，“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然禽兽”。[5](P76)
为了消除这一混乱局面，墨子主张通过选贤的方式建立一套有效的国家机构以一“天下之义”，“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5](P76)但是仅仅靠“天子”还是不能“一同天下之义。”于是由天子选择贤能，置三公，建诸候，立大夫，设乡长等各级“政长”，帮助“天子”治理国家。
墨子虽然是小生产者的代表，但他却认为小生产者在政治上不能代表自己，他把希望寄托在“贵且智”的“天子”和“贤者”身上。他的“一同天下之义”的理念和“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的主张，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君主集权制观念。他认为天子应掌握大权，“发政于天下之百姓”。[5]（P77）同时他要求天下之百姓绝对服从“贤且智”的“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样，“天子”“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5]（P84）“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5]（P102）
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孔、墨三圣的政治思想是对那个剧烈动荡时代的否定和对未来社会的重新构建。他们思想光辉的迸发开启了后来百家争鸣的先河，比较他们政治理想之异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周秦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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