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新论


blueski推荐 [2011-1-8]
出处:《安徽师大学报》
作者:孙景坛
 

摘要:本文认为,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关健词:六家要旨 七略 汉志 政治思想标准 百家合流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想对此谈些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传统百家划分之献疑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本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1)

    应当指出,这种划分很不妥。首先,标准不统一。这里的百家,有的是按政治思想划分的,如儒、墨、法家等;有的是按哲学思想划分的,如阴阳、道德家等;有的则是按学科性质划分的,如名、纵横、农、小说、兵、医家等;还有的简直说不出标准,如杂家。划分标准不统一,百家的划分就很难科学。

    其次,学科化倾向较明显。传统百家的划分,十二家包含了九个学科:如儒、墨、法家等为政治学;阴阳、道家等为哲学;名家为逻辑;纵横家为外交;农家为农业;小说家为文学;兵家为军事;医家为医药和卜筮。百家的划分若主要从学科着眼,百家争鸣岂不成了百科争鸣?

    再次,对有些家的学术内涵定义不准。如儒家,我们现在都知道,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可司马谈当时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世弗能易也。”(2)即把“礼”当做了儒家的思想核心。

    复次,对每一种标准的划分都没穷尽划分。如:政治思想标准,只列了“儒、墨、法”三家,其他如“德、礼、孝、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家均未列;哲学思想标准,只列了“阴阳、道”哲学,未列“五行”、“理”等哲学;学科性质标准,只列了“名、纵横、农、小说、兵、医”家等,未列“历史、地理、天文、艺术、书法、伦理、诗歌、散文”等家等。这样,百家的划分越划越繁,越划越乱,完全失去了对百家进行划分的意义。然而,这样做又无可厚非,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说出它错在哪里。

二、百家的划分应以什么为标准

    百家到底应怎样划分?笔者认为:关键在划分标准,只有标准选对了,划分才可能科学。应当说,传统的划分标准有四个,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学科性质”、“杂”等,本身就无章可寻。这里“杂”根本就不能做为一个标准;其余三个标准也不能同时并存,因为它们三者是相互包涵的关系,如“政治思想”既不排斥哲学思想,也不排斥“学科性质”,反之亦然。百家的划分标准应当只有一个,但这个标准不能是“学科性质”:百家争鸣确曾引发了各学科的学术繁荣,但各学科的学术繁荣不能说明百家争鸣的核心及性质。百家争鸣,顾名思义,应指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只有相同学科的派别之争,才是最有意义的学术论争。同时,这一学科又是百家争鸣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术领域,是百家争鸣的核心,能反映百家争鸣的本质。这个学科是什么呢?应是“政治思想”领域,不是哲学领域。

    首先,政治问题是百家争鸣的核心问题。百家争鸣的背景,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即西周的统治已经崩溃,东周后迭兴的五霸又未能实现天下的大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怎样向前发展,成了百家关注的焦点。百家争鸣,事实上就是各家对此发表各自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排斥别人的观点,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世界的争论。所以,在百家争鸣中,政治领域的斗争最激烈,这在儒、墨、法、德、礼、孝、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学派的思想中都有所反映,这是任何其它学术领域都无可比拟的。

    其次,只有从政治思想着眼,才能将各学派真正区别开来。百家争鸣的各家,除了在政治思想上存在根本分岐外,在对其他领域问题的看法上,几乎都有共同点。如哲学上的“道”,传统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从道哲学出发,只将老子划为道家,殊不知孔子、慎到等的哲学思想也都是“道”,然而二者却分别被划为儒家与法家。所以,主要从哲学上来划分百家不准确。只有从政治上看问题,才能将其分别划分为德、儒、法等家,才能将三者的关系搞清楚。

    再次,许多其他领域的斗争,都是围绕政治思想斗争而展开的。以伦理领域为例,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是用“性善”来说明“仁政”,荀子则用“性恶”来说明“礼治为主,以法为辅”;又如墨子主张“兼爱”,孟子坚决反对,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是为了说明他包涵利在内的“义政”,因为“兼相爱,交相利”(4);而孟子批评墨子,显然是为说明他的“仁政”是有等差的爱。

三、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

    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 ,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

    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

    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

    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

四、从百家的科学划分透视传统百家划分的弊端

    传统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弊端很多。第一,把“名、阴阳、纵横、农、小说、杂”家等,都纳入到了百家之中,使百家成了先秦学术的大杂烩。

   第二,没有把“德、礼、孝、义、术”等家独立为一种学说。“德”被归入了道家,虽有合理因素,但传统上称道家为“道德”家,而不是“德道”家;同时,又认为,“德”属儒家思想。“礼”被归入了儒家。“孝”归入儒家虽是合理的,但没有做出说明。“义”和“术”没有从韩非思想中分离出来,只把“术”当成了法家的一个思想分支,而“义”被并入了儒家。

    第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则被完全忽略。

    第四,对“儒、墨、德道”等家的学术内涵定义不确。如:儒家的思想核心不是“礼”,而是“仁”;墨家的思想核心不是“兼爱”,而是“贵义”;德道家的思想核心不是道,而是“德”。

    第五,对某些古文献的学术性质的认定也欠妥。如:《韩非子》,传统上都认为它是法家著作,其实它是“术治”和“义政”学说的代表作;《商君书》,传统上亦认为它是法家著作,其实它属“术”家学说;《荀子》,传统上认为它是儒家著作,其实它是“礼”家的代表作;《经法》,传统上认为它是道家著作,其实它是“法”家的代表作;特别是《五经》,传统上都认为它是儒家文献,其实它是“德、礼、义”三家学说的杂烩。1,《五经》至少有一半如《诗》、《书》(今文)、《易》(经)是孔子以前的文献。我们知道,儒家是从孔子创立仁学算起的,《诗》、《书》(今文)、《易》(经)都早于孔子;三者的思想核心有的是“德”,有的是“礼”,都不是“仁”,怎么能说它们都是儒这家文献呢?只能说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曾对其进行过批判继承,它们只是儒学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但其本身并不属儒学。2,产生于孔子之后的文献,其政治思想与儒家也不同。如《五经》之《易传》、《书》(古文)、《礼记》(大部分篇章)、《春秋》及《三传》等虽产生于孔子之后,但其政治思想也较复杂,如:《易传》中既有“礼治”思想(《序卦》),又有“德治”和“义政”思想(《说卦》、《坤》、《文言》与《系辞上》)等。《书》(古文)、《礼记》亦然。尤其是“义政”思想,在《礼记》之《中庸》与《大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春秋经》本来是如《大事记》、《竹书纪年》一类的历史文献,可是《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却将其纳入政治范畴。如:《左传》在解经时,根据东周时的历史特点,宣扬“德”、“礼”二家学说,其中主要是“礼”;《公羊》则完全从自身需要出发,认为《春秋经》中有“微言大义”,硬是从中发掘术家的“义政”思想。后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认为《公羊》中有“微言大义”,继续从中发掘术家的“义政”学说。因此,《五经》总的来说,政治思想都不是“仁政”,学术性质都不属儒家,其中除“义政”思想外,绝大多数政治思想都属儒家产生的理论基础。

    第六,对某些文献认定的方法也欠妥。如传统上对儒家文献的认定,主要着眼于以下两点:一、看是否说经过孔子编辑,如《诗》、《书》、《易》(经)、《春秋经》等;二、看是否打解释或阐发儒家思想的旗帜,如《左传》、《公羊》、《易传》、《礼记》等。应当说,脱离思想核心的判别,都是不对的。

五、百家争鸣的性质是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

    关于百家争鸣的性质,过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奴隶制向封建的过渡。根据是:百家争鸣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因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而礼是西周奴隶制的思想上层建筑。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孔子虽讲过“为国以礼”,但礼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众所周知,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早在孔子之前,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子产、晏子等都曾主张“为国以礼”,如前所述,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孔子的“为国以礼”只是对前人“礼治”思想的承袭,怎么能说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呢?

    第二,孔子自已探索的政治理论是“仁”和“孝”。“孝”,孔子只是有萌芽思想;“仁”则是孔子较成熟的理论。如《论语·子路》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就是说,如有新王兴起,必定在30年后会以仁(政)治国。(8)孟子说过:“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9)后来孟子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我们判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只能以其自己新创立的学说为依据,不能以其从前人那里接受来的思想为依据。所以,孔子思想的核心应是仁。

    第三,礼也不是西周初期奴隶制的思想上层建筑。最能说明西周初期奴隶制的文献是《金文》,《金文》中极少出现礼字,即使出现,也只是做为礼节、礼仪、礼俗讲,不是做为政治思想。而《金文》中大量出现的是“德”,并且是作为政治思想,不是做为一般伦理思想。认为礼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出自东周人的追述,这种追述与史实不符,只是他们为自已的“礼治”寻找历史根据而已。笔者在古史分期上,赞成西周封建说,但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10)。就是说,中国古代自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开始,即已为封建领主制社会,东周时期流行的“礼治”本质上是封建领主制的治国思想。

    第四,我们评价孔子思想的阶级性只能以仁为依据。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治国思想,如唐代的“贞观之治”就是“仁政”的思想结晶。如果从仁的角度评价孔子,如笔者过去所说:作为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曾慨叹“礼崩乐废”;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他为新的未来的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11)所以,把孔子当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说不通。

    既然孔子不属于没落奴隶主阶级,那么,将百家争鸣的性质看做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不科学。科学的说法,应是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过渡。

六、百家争鸣的起迄点

    关于百家争鸣的起迄点,过去理论界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战国百家争鸣”,有人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还有人说“先秦百家争鸣”。就是说,他们对百家争鸣的起点有分岐,终点基本认同,即都定在秦统一。其实,这些说法也欠妥。

    笔者认为,百家争鸣的起点,应在春秋后期,以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为标志。首先,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私家学派的创始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私学与官学的争鸣,而这一争鸣的发起者,则是孔子。在孔子以前,中国社会虽有德治、礼治与法治思想,但都属官学,都是统治者自己提出的治国理论。只有儒家的“仁”,才是首次由私身学者以个人名义提出的。

    其次,孔子创立儒学,对百家争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自春秋后期孔子创立儒学开始至战国,私学发展非常迅速:晚于孔子的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受孔子“孝”的思想影响,无名氏著《孝经》,正式创立了“孝治”理论;孟子则将孔子的仁完善成了“仁政”;许行提出了“绝对平等观”;吴虑提出了“无君论”;据说长于孔子的老子,晚年出关时,著《德道经》,试图重建“德治”理论;庄周亦步老子后尘,继续发展“德治”;慎到作《慎子》,发展“法治”学说;无名氏著《经法》进一步完善“法治” 学说;申不害提出了“术治”;商鞅也由“法治”走向了“术治”;荀子改造了“礼治”;韩非在完善“术治”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义政”学说等。官学也不示弱:齐国出现稷下官学,以管仲、晏婴、黄帝为先师,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秦国的吕不韦则招罗门客三千,编写出了《吕氏春秋》等。其他领域如哲学、历史、逻辑、伦理、外交、军事、医药、卜筮、地理、天文、文学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百科繁荣”的局面。

    再次,孔子还奠定了百家争鸣的教育、文化基础。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和古籍整理者。孔子首创私塾,把教育下移,使广大庶民获得了学习机会,为百家争鸣培养了大批人才。孔了还发掘整理了许多古代文化典籍,如《夏小正》,据说就是他从民间求得的;另外,《诗》、《书》、《礼》、《春秋》等文献,据说也都经过他的编辑。

    因此,应把孔子作为百家争鸣的奠基人或创始人。

    另外,百家争鸣的终点应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因为汉自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后,汉武帝尊又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顺利地实现了中国古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使中国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了稳定态,成功地解决了百家争鸣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而给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2)

    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

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

    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

    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

    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14)

注: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5页。
(2)《史记》:《太史公自序》。
(3)(9)《孟子》:《滕文公下》;《离娄章句上》。
(4)(13)《墨子》:《兼爱中》;《公孟》。
(5)(6)《左传》:桓公二年;昭公二十五年和昭公二十六年。
(7)(10)(11)(12)(14)请参见拙作:《韩非非法家论》,《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及《董仲舒非儒家论》,《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中国古史分期新探》,《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按:笔者在《五四批孔献疑》(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中,已将百家争鸣的终点改在了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认为以前将其定在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的看法欠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原载:《安徽师大学报》(季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