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庄周学派留下了一部《庄子》,由于它那芒忽恣纵的语言风格,以及高远深邃的思想意境,常被正统派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扭曲,所谓消极、出世是常有的误解。但是我想,中国文化中如果欠缺了庄子的生命情调和美感情怀,那么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美学会成为什么样的光景?如果中国哲学只有孔孟之道,而欠缺老庄的哲学理论和境界,那么

    它会单调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是学哲学的,对《庄子》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由尼采进入《庄子》,即主要是从尼采的自由精神来阐发《庄子》,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启发。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我在美国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的注意力渐渐从自由、民主扩大到了社群、民族的理念,从而对《庄子》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归根”和“积厚之功”的层面上。而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导致了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触动,使我更加看清霸强的自我中心和单边主义。由此推到《庄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多重视角、多重观点地去看待问题。当然,上述三个阶段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只不过三者间有一个大概的分期罢了。

    我求学的年代,正处于新、旧儒家重塑道统意识及其推波助浪于个人崇拜的空气中。这种空气令人窒息,我便从尼采的《愉快的智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汲取营养。尼采曾经自称为“自由精神者”,他说“不管我们到哪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生命就是要做一个人,不要跟随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为你自己。”这种张扬的自由给了我很多的启示。从1960到1963年之间,我研究的主题由尼采进入到庄子,尼采对西方文化进行价值“转换”,引发了我关注庄子对文化与哲学的价值进行重估。譬如读《庄子·逍遥游》第一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最初我的理解侧重在“游”,在“放”,在“精神自由”,这可与尼采的观点相互对应,庄子的“逍遥游”正是高扬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动。尼采和庄子所散发的自由呼声,使我能够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观念囚笼中摆脱出来,走向一个没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的心思渐渐由当初的激愤沉淀下来,进而体会到“积厚”的重要性。鲲在海底深蓄厚养,须得有积厚之功;大鹏若没有经过心灵的沉淀与累积,也不可能自在高举。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千里路,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耐心。同时在客观条件上,如果没有北海之大,就不能蓄养巨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环境,就不能培养出辽阔的眼界、宽广的心胸。而蓄养巨鲲,除了溟海之大,自身还得有深蓄厚养的修持工夫,要日积月累,由量变而质变。“化而为鹏”,这意味着生命中气质变化所需要具备的主客观条件。

    从哲学角度来讲,鲲化鹏飞寓言中所蕴涵的哲理,其一,体现在从工夫到境界的进程中。鲲的潜伏海底,深蓄厚养经由量变到质变,乃能化而为鸟;鹏之积厚展翅,奋翼高飞,这都是属于工夫修为的层次。而鹏之高举,层层超越,游心于无穷,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精神上达“天地境界”的层次。工夫论和境界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特色,而鲲化鹏飞的寓言,正喻示着由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层层提升的进程。其二,体现在“为学”到“为道”的进程中。《老子》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是经验知识的累积,“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似乎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且《老子》还说过“绝学无忧”,这样“为学”和“为道”成为不相挂搭的两个领域。不过,老子提出“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确实是很重要的议题,但两者如何衔接,是否可以相通?这难题留给了庄子。在鲲化鹏飞的寓言中,庄子喻示了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条进程,同时也隐含了“为学”通向“为道”的进程。《庄子》书中,写出许多由技入道的寓言,如庖丁解牛(《养生主》)、痀偻承蜩(《达生》)、梓庆为鐻(同上)、司马之捶钩者(《知北游》)等等,这些由技艺专精而呈现道境的生动故事,都表达出“为学日益”而通向“为道”的神妙高超境界。

    近年来,特别是“9·11”袭击事件之后,我对庄子价值重估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对“内圣外王之道”就有了一番新的理解。

    中国哲学最高的理想“内圣外王”是由庄子提出的。这主张影响各家各派,而后成为历代士人的言行指标。所谓“内圣”就是个人人格的修养,所谓“外王”就是对于社会的关怀与行动的投入。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代表而言,儒家侧重在伦理意识的启发和道德规范的实践,而道家的庄子,则着重在心灵开放和审美意境的阐扬,较偏于“内圣”方面的工夫。老子和孔子虽然各有一套外王之道,其理论建构是否完整也令人质疑。尽管如此,两者在历代知识阶层仍经常被提出讨论,而庄子的外王之道则较少被讨论到。不过“9·11”事件之后,我不禁联想到,庄子的齐物精神在地球村如今的发展趋势中,其实颇具现代意义。审视西方文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者对弱势国家及弱势文化缺乏尊重,甚至加以欺压;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西方文化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以一神论的思想,将上帝视为至上神,但同一个上帝的子民却敌我矛盾,流于天无二日的紧张与矛盾之中。这使我想到庄子所创造的“十日并出”的寓言。这种从个体到国族的自我中心,使人类的生命形态面临了重重的困境,正如尼采所说的:“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

    庄子哲学的精神不仅止于《齐物论》篇,但《齐物论》篇的齐物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苦难特别具有现代意义。其一,反省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中心的单边主义思维,容易陷入独断的观点。人类一旦陷入自我中心,则以单边的思考,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到国族之间的冲突,到整体人类的衰败,这将造成整个地球的严重毁损。而庄子的齐物精神,则是以多边思考的开放性,主张多维视角、多重观点。其二,追求和谐的同通精神。庄子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这段话蕴涵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恢恑憰怪”即是对于个体的张扬,从而到个别民族、文化的张扬。意思是尊重每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别,而以齐物精神等同观之;“道通为一”则是说个体虽然千差万别,但在“道”的世界里却可以相互会通。所以这段话一方面肯定了个体的殊异性,另一方面又从同一性与共通性的角度,将个体殊相引向整全,而在“道”的整全世界里打通了万有存在的隔阂。这种齐物精神,要有多边的思考及开阔的心胸才能达到。

    如果将哲学分成概念哲学与想象哲学的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属于前者,柏拉图则应属于后者。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老子当属于前者,而庄子则属于后者。庄子以诗一般的语言,充满隐喻性的叙述,在思想的诠释上留下想象的空间。无论在文学、艺术及哲学各领域,庄子皆提供给后代丰富的思想资源。概略而言,庄子对于后代的影响应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了中国的文人传统,二是开启了审美的人生观,三是在后代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开创中国文人传统方面。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在仕与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之间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同上),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然而又不同于屈原,庄子的清醒与殊异,并非基于愤世之孤傲与洁身之坚持,而是以广袤无垠的宇宙意识与天地精神,对世间多怀一份醒觉的洞悉与深情的理解。这样一种对世间的醒觉与深情,后代之嵇康未尝不是,陶潜何曾不然,东坡恐亦如此。

    其次,在开启审美的人生观方面。庄子那种“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知北游》)的宇宙心灵,以及“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本真性情观,皆透显出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精神。这种审美精神,在中国艺术美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再次,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庄子思想对后代的影响实不容忽视。如以宋明理学或心学来说,在理、气、心三体系中,除了孟子的心性论,庄子相关的哲学论题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张载的“太虚即气”,渊源自庄子的气论,而程颐的“理一分殊”,更是以老子“道”—“德”、庄子“道”—“理”的关系架构为其理论模式。可见宋明理学虽强调儒学道统,然而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多依循老、庄的哲学论题与思维模式。

    《庄子》素以难解著称。由于《庄子》文本的开放性,在庄学阐释史上,存在着多种阐释指向,以道解庄者有之,以儒解庄者有之,以《易》解庄者有之,以佛解庄者有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方勇教授倾十多年的心力,收集自先秦至民国庄子学著作二百余种,并对这些著作详加梳理、研究,著成了近二百万字的《庄子学史》。这部巨著,正可以向人们展示庄子学各阶段发展的概貌、特征,对大家解读《庄子》及相关文化事象甚有襄助之功。

    本文系作者为《庄子学史》(方勇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所作的序,本报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