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论黄海海战》一文，描述详尽，论说精辟，但我对其部分观点，略有不同意见，故于网页整理完的当夜，在其下批“馆样曰”百余字。然而我从来观书只看大略，并且记忆力极其糟糕，深恐论据有误（当初在精舍和马羽先生谈此战，就因为记忆混乱得一塌糊涂，被他揪住了小辫子，骂为“海军盲赤军”），就往图书馆查了很多书，尤其是台湾海军中将林濂藩先生的《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一书，史料翔实，给我很大帮助。再提起笔，感觉百余字已经完全不够了。在我心中有一股气在涌动——是慨叹？是悲愤？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总之，对于这场战役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希望就我搜集到的资料，扭转一下电影《甲午风云》在中青年中间的错误影响。
　　从来胜者百样俱佳，败者一无是处，历史是由历史学者编著的，他们不可能掌握所有历史事件尤其是战争中所反映出来的专业知识，就难免以偏盖全，形成了这样一种“成王败寇”的史观。赵括以五十万敌全秦之兵，就数量对比来看也难有胜算，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的典型；马谡街亭之战史载不详，却被一口咬定是违反了诸葛亮的指导方针，并且不听王平的正确意见。何况清末抵御外侮的诸次战役，清军往往在人数上要大大高于敌方，却因为将怯兵惰而屡遭惨败，于是给人留下错误印象，以为只要象冯子材在镇南关一样，不怕死地猛冲，没有不赢的道理。对于黄海海战，中方将领在威海死亡殆尽，当时少有人出来为他们说公道话，就有不少学者认定，以定、镇二舰吨位之重，巨炮之猛，设将领指挥得当、士卒效命，断不致于失败。因此，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往英勇的逝者们身上泼溅脏水，除去邓世昌死节的情境比较感人，免遭毒手以外，几乎无一幸免。呜呼，百年沉冤，竟何日可得洗雪！

一、关于兵将士气问题，以及泰莱其人：

　　《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论黄海海战》一文，从马吉芬和日人的记述中，已经说明了中方士气之高昂，较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再引马吉芬在他的《鸭绿江之战》中的另外一段文字：

　　“……弁兵个个精神抖擞，渴望立刻进行战斗，为广乙与高升复仇。威海卫与旅顺的陆兵，对我们未能却敌之讥讽之余痛犹在，而某些新闻纸更不断归咎丁提督之畏葸……那时候，似乎敌人犹豫于进攻，我们的舰船情况良好，炮兵精练，正如夏季大操所概见者。日本所以犹豫，盖有太多的顾虑，设日本舰船被摧毁，将使中国获得制海权，在朝鲜少量日本陆军的补给与补充，将被切断，则日本陆军将必为多量的中国陆军所制服。在鸭绿江与平壤战役以前，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求战之心同样迫切，可是交战的结果，一方士气大振，另一方却沮丧莫名……”

　　当时参与黄海海战的外国人，有两个人留下了著作，虽然他们的观点和论述大相径庭。一个就是美国海军少校马吉芬（Phil.N.McGiffin），另外一个是英国海军后备役中尉泰莱（William Ferdinand Tyler）。前者的著述，受到美著名海军战略家马汉将军的好评；而后者的著述，经张荫麟先生译为中文，改名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遂广为国内学者研究所采用。但是就是这个泰莱，在以下各处我将描述其在战役中所发挥的相当可怕的反作用，并且他在战后，著文极尽诬蔑之能事，对中方将领诸多诋毁。在开战前十五天，御史张百熙上疏弹劾北洋水师将领云：“林泰曾、刘步蟾两员，尤为庸懦无耻，调遣赴援之始，该总兵即战栗无人色，开轮后，即匿伏舱内不出。”泰莱在他的文章中，也指责刘步蟾在开战后躲避于瞭望塔内，擅弃职守等云。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泰莱和张百熙一样，都对海战一无所知。但可叹的是，此后以讹传讹，竟然大多数北洋水师将领都背上了类似罪名。萧一山《清代通史》论述牙山海战，就云方伯谦“藏身于铁甲最厚处”。然而，此处所谓铁甲最厚处为何处？是指挥塔（泰莱误为瞭望塔）也！当时水师舰规规定，当军舰在平时航行中，管带及航行值日官须在驾驶台上指挥航行，而一旦进入作战状况，管带即应偕航海官、通信官及枪炮官等转入指挥塔内，实施作战指挥。所以指挥塔防护严密，是为了保护指挥层不致遭受意外伤害也，战时，此处当然为管带护守职责之所在，则他们不在此处，该在何处？有何“庸懦无耻”之谓？！只有邓世昌，在发愿撞沉吉野以后，为了便于观察两舰距离，而重新登上驾驶台，竟然得免谣言所诟。
　　那么泰莱何许人也？泰莱是被冠以临时设置的旗舰“副帮带”一名，登上定远的，延请他的是海军总查、德国人汉纳根（Major Von Hanneken）。汉纳根是德国陆军要塞工程师，受邀前来设计建造海岸炮台（威海卫港内炮台23座，悉其监造，旅顺港口炮台10座，9座为其监造，余一为方伯谦所构建），李鸿章恐一旦兵败，爱将丁汝昌要独担罪名，故延其上舰，欲以为掩护也。故军中俗称其为副提督。汉纳根毫无航海经验，故延请当时任中国海关某缉私艇艇长的泰莱为助——殊不知泰莱前此只指挥过商船航行，从未在海军中正式服役，更别说参与海战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泰莱，从登上定远，到黄海海战爆发，不过短短25日，他竟敢在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予于是惶惶于其间，尽予力之所能，拟就信号之制度、舰队之组织及战舰内部之复杂布置。”可惜英国海军错失了这样的天才！可叹北洋水师将领全是一群白痴，建军十年，“信号之制度、舰队之组织及战舰内部之复杂布置”，竟然要一个洋后备役中尉在25日内仓促“拟就”！这种家伙的论述，所谓的《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真的可以作为考察当时实情的根据吗？我感觉还不如用《三国演义》来推定三国历史呢，因为罗贯中起码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而恶意中伤某个历史人物。
　　致于诋毁北洋水师中闽人之论，简直令人发指。水师中兵将多为闽人，而黄海一战，奋勇斗死者千余人，闽人亦占其泰半。岂因邓世昌非闽人，而独能悍不畏死地无谓毁掉本方舰只，就责闽人耶？若闽人都如邓氏，恐主力舰一艘也不能归港，而必要全数覆灭！

二、为刘步蟾辩诬，及探讨中方战术的得失：

　　电影《甲午风云》中，刘步蟾和方伯谦一样，都是奸角，感觉是一个只会仰承丁汝昌意旨的畏葸小人。然而在北洋水师覆灭前夕的元宵节，刘氏先丁汝昌一步，以定远舰既失，本着舰长与舰共存亡之义，仰药自戕，死得可歌可泣。查其身上的污水，多来源于《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下面就其在黄海海战中的指挥过程，来论述一下污水之由来，和战术可悲地失败之部分原因。
　　丁汝昌是退役陆将，李鸿章引为心腹，故延其出山，统领北洋水师，而他根本没有指挥海战的能力。北洋海军章程明载：“提督他往，则听左翼总兵一人之令……如左翼总兵他往，则听右翼总兵一人之令。”则丁汝昌不能指挥战斗，所谓的“副提督”汉纳根又不过要塞工程师一名，指挥权应归左翼总兵林泰曾。但是丁汝昌所在的旗舰是定远在而非镇远，故实际指挥者，只能是右翼总兵刘步蟾无疑。说指挥者是丁汝昌，甚至是汉纳根的种种记载，实在可笑。
　　首先，泰莱称刘步蟾擅自改变“提督与诸管带所议决，分段纵列”，变成横阵。察北洋水师出港时确是两列纵队，则此为巡洋阵列无疑，临敌变为战斗阵列，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何不可？刘氏作为舰队指挥，有何擅专？
　　其次，《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论黄海海战》一文中，忽略了一个细节，即在两军即将遭遇的时候，突然中方舰列莫名其妙地右旋了45度。发布这一命令的，是丁汝昌而非刘步蟾。泰莱记述中，说明是他自己向丁汝昌提出这一建议（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并且甚至在提督下令后，作为实际指挥者和定远管带的刘步蟾还懵然不知。泰莱“立于指挥塔之入口，候舵机之转，久不见其动”，乃言曰：“总兵，改道之旗已下，君若不左转舵，则舰队将纷乱矣。”岂止“舰队将纷乱”，北洋水师采横阵对敌，定远若不相从转舵，行将与左侧靖远相撞矣！这分明是先斩后奏，刘步蟾此时要反对转向也来不及了。并且，在刘步蟾转舵以后，为了稳定舰只而低声发出“稳舵”命令，泰莱竟认为刘氏阳奉阴违，跑去丁汝昌处告状。其时丁氏正立于为迎接李鸿章检阅而临时搭建之飞桥上观战，刘步蟾忽发一炮，震塌木制飞桥，导致丁氏和前来告状的泰莱跌伤，泰莱则更诟病刘氏仓惶，“盲目开炮”。而据马吉芬记载，这开战的第一发炮弹落在吉野近旁，则可知敌舰已基本进入我炮射程，此时开炮，有何“盲目”可责？
　　对于日方的战术企图，马汉将军评论说：“抛最弱之舰于阵外，丁（汝昌）之误也，然犹不过二舰而已。伊东竟以全队之腰当丁之头，拦丁之路，意在绕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岂不大误！”此时如果中方快速挺进，则将把日舰队拦腰切断，“日舰可成齑粉”。然而可惜的是，中方不但没有抓住这个战机，把全舰速率提升到可能的12节（已经较日舰慢了许多），反而从巡航时的8节降为6节，致使日舰的迂回包围战术成功。对此，我以为非刘步蟾无能也，当然更不是他畏敌，原因主要有两点：1.正如《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论黄海海战》一文中引用的丁汝昌的训令，要求各舰拱卫旗舰，统一行动，刘氏虽然是实际指挥者，可是无法更改提督已经下达的战术总则；2.中方没有事先商定分队战列和指挥，如果阵列打散，将变成各自为战的局面，相反，日舰即使被割断，也可以成小集群单独运作。
　　因此，要说黄海战役战术上最大的失策，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丁汝昌的那三条训令！

三、为方伯谦翻案：

　　方伯谦的冤屈，背负了百余年，简直可与袁崇焕前后辉映了。要为他翻案，首先先解决《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论黄海海战》一文中提出的三点问题——

1.丰岛海战中济远就曾只顾逃跑而未向操江和高升发出警告。
　　且看下面表格，丰岛海战中双方的实力对比——

　　实力对比，尤其是速力对比如此悬殊，日舰半途拦截，而济远能够全身而退，无怪乎伊东称方伯谦“甚谙海战”。然而由此就牵涉出几个问题来。首先是济远有无向操江和高升发出警告？对此，史学界尚有争议，不可妄加断论。但戚其章先生《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中称济远只向高升挂旗致敬，恐是空穴来风。海上岂有巡洋舰对商船率先致敬之理？况操江是在掉头后被日舰追及，岂有海上公开旗语，操江接到，而高升看不见的道理？恐怕是高升自恃为英国商船，且中日其时并未正式宣战，故此大意不顾警告，造成了恶果吧。
　　其次是发射尾炮和挂白旗的问题。其时济远逃走，吉野追击，济远乃挂白旗以示投降，吉野打旗语命其停船，济远不理，继续前行，吉野再追击，因距离太近，发炮不中。此时济远忽开三尾炮，皆创吉野，然后前炮亦发。初时济远沉寂良久，吉野以为敌人弹尽，放心追赶，至此大恐而走，济远遂得以生还。当时如此大舰，每炮配有六人，一为炮长，二为旋回手，三为俯仰手，另有填弹手二、预备手一，如此复杂，岂有传说中一水手，一辅助，二人可开大炮，且均能命中吉野之理？方伯谦被杀后，济远官兵为作《冤海述闻》一书，称济远前炮炮手死伤殆尽，伏尸台上，阻碍开炮，故佯走且示以弹尽，终以尾炮创敌。三发尾炮后，前炮旁尸体搬走，清理完毕，乃弹如雨下，迫退吉野。兵者诡道，暂时悬挂白旗诈降，亦有其可能。况《冤海述闻》中记载吉野挂白旗与龙旗而走，明显是告诉读者：类似情节完全可以生造，真伪难辨。
　　第三是指责济远不救广乙。其时济远为主舰，广乙为僚舰，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包括操江、高升在内，前往保护它的价值，都不如把济远安然带出战区。况且，广乙自行脱队逃跑，致使搁浅被毁，难道倒要济远因为往救僚舰而陷身险地？逍遥津之战，张辽杀出重围，后有数百军呼“将军救我”，辽奋身杀入领出，固然英勇，然若其不救，难道有罪耶？张辽若因救这些落后的小部队而竟然战死，才会被后世嘲笑呢！
　　惜哉！接战初，吉野发一炮中驾驶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部重伤而死，管带方伯谦与之并肩立，“脑血沾衣”；其后方氏转入指挥塔指挥战斗，因为观察吉野追击状况而再登驾驶台，才离开，指挥塔即为吉野炮火贯穿，其中人皆粉碎。这两次千钧一发，设方氏中弹死亡，恐怕就不会遭莅后世的骂名了，将成为民族英雄也。人之运数，一致于此！

2.黄海海战中济远是北洋水师中弹最少、伤亡最小的战舰之一，仅中15弹，伤亡15人。比它晚得多才参加战斗的平远尚中24弹，伤亡15人，而中弹最多的来远则中了225弹，尚且坚持到最后。3.这艘中弹少、伤亡小的战舰却是唯一从战场直接逃回旅顺的，其它除了一同逃跑的广甲外，即使受伤暂时脱离战场，只要不搁浅沉没，都在简单修理后驶回战场继续作战。
　　恐怕不能简单用中弹的多寡来判断一艘战舰是否仍保有战斗力，就如定镇之比松岛。譬如，如仅中两炮，而凑巧驾驶台、指挥塔俱灭，则此舰仍能说保有战力乎？据考，济远主炮损毁严重，无法再组织有效战力，故提前退出战场。也因此，自泰莱处乃有方氏以铁锤毁炮之说。然巨型舰炮，何可人力毁坏？又有何锤，能有如斯威力？泰莱实妄人也！而济远既提前退出战斗，乃直驶旅顺，未与它舰会合，先抵母港，理之常也。
　　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在济远回港后，立刻给李鸿章发报，中有“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不能施放，驶回修理”语，此证一也。余船皆回旅顺后，汉纳根发电报报告战况，根本无济远先逃之片言只语，此证二也。济远舰上洋员哈富门战后禀报：“该舰诸炮，因持续放射过久受损，其机械不能运转，方管带始命退出。”其并在战后三日，汉纳根命济远往大连湾拖广甲舰时，前往力争济远已无战力，汉纳根不听，哈富门愤而辞职。此证三也。
　　对比几乎同时离阵的广甲，据报无伤，“惟厕所一小孔，或是炮子穿过者。”可是管带吴敬荣仅受到“革职留营，以观后效”的处分——大概因为吴氏和李鸿章一样，都是皖人吧……

　　方伯谦究竟因何被杀呢？黄海战败，需要杀戮一两个大将才好向皇帝交代，而主帅丁汝昌是李鸿章心腹，刘步蟾是直接指挥者，威望又高，皆杀不得。方伯谦最早回港，又素与丁、刘不睦，因此在战后次日的申刻，李鸿章突然发电给丁氏，问：“何以方伯谦先回。”丁氏心领神会，一面以重伤要求让刘步蟾代行职责，一面却在伤中给李鸿章发电，首次提出方伯谦逃走的问题。李鸿章立刻上报，军机处遂下令，按方氏之罪三，着于军前正法（黄海战后第六日）。
　　方氏三罪为何？一是率先逃回，上面论述很多，就不多说了。第二罪是牵乱阵伍，而当时北洋水师已经被日舰割裂，阵伍已乱，何用再冲？况济远在阵列一侧，若要逃走，当然一路向西，如何冲乱阵列？第三罪是撞毁扬威，大家可以看看战图，杨威在阵列东端，而济远在西端，济远又如何兜此大圈，去撞毁扬威？！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总之，杀戮大将，既未审判，而又如此仓促（清廷难得这样高效率），事诚可疑也。呜呼，方氏虽未必一代名将，而蒙冤致此，良可叹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