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一直被描绘成弱燕对付强秦的一次恐怖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品读《战国策》和《史记》里的诸多细节就不难发现：刺秦，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刺杀秦王；荆轲，也并非一个简单的勇武杀手。刺秦的失手看似荆轲的一段义勇悲歌，实则与燕太子丹的失察、秦武阳的失常、无名氏失约有着必然联系。 
　　要说燕太子丹，优柔寡断与其父燕王喜毫无二致，且因常年作为人质困于秦国，更形成了猜忌多疑的心性——荆轲刺秦的整个过程，都由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太子暗中把持着。所谓三人之过失，其实都源于燕丹子一人。 
　　在荆轲刺秦之前，太子丹就让几颗高贵的头颅相继落地了。首先是那位深谋远虑、勇敢沉着的田光，就因为太子丹的一句“愿先生勿泄”，便在引荐荆轲后便自刎而亡。这位田光可是太傅鞠武向太子丹举荐的，虽已过精力旺盛的黄金时期，不适合出使秦国，但他的经验和谋略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燕丹子竟然怀疑这样的忠义之人，给出那样明白的暗示，足以说明他是个心胸狭隘的伪君子。其次是与秦王有深仇大恨、避祸于燕国的秦将樊於期。樊於期刚逃到燕国，太傅鞠武就说此人不可收留，应该送樊於期到匈奴去，太子丹没有听从，继续装出一副假仁假义——其实他早就把樊於期的人头计划好用在哪里了。两次，燕丹子都是恭敬在先而算计在后，甚至到了荆轲身上也不例外——派秦武阳当荆轲的助手，就是最好的证明。
　　秦武阳何许人？《战国策》里的描述非常简单，只说他是燕国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目光凶狠，人们都不敢与其对视。但这位秦武阳显然不是荆轲所挑选，而是燕丹子所指派。作为身负特殊使命的搭档，两人应该有相当默契的配合，至少在谋划上应该通气吧——他们没有。等到了咸阳宫接受秦王的接见时，秦武阳凶狠的目光没有了，害怕得连脸色都变了，或许手还在发抖，因为秦王的臣子们都发现了。如果不是荆轲非常从容地打圆场，恐怕那“图穷匕见”都轮不着上演。在那把喂有剧毒的匕首出现在秦王面前时，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活动开始了。史书将荆轲的行动描绘得细腻入微，而对这位有燕之勇士的秦武阳只字未提——他束手就擒了，还是当场瘫软在地？肯定是其中一种情形。
　　要知道，燕丹子在此次行动上是煞费苦心的，连那把匕首都是用重金从赵国徐夫人那里求来的，喂的毒足以见血封喉。这不能不说有准备，但为什么在选择荆轲助手上这样大意呢？燕丹子没有大意，只是选择的标准有偏差：主角荆轲由别人举荐，得胆识过人、勇武过人、智谋过人，但助手并不由荆轲挑选而由他燕丹子自己选择，便于监控、钳制荆轲。试想想，如果有两个荆轲在咸阳宫，秦王还能逃脱？
　　史书两次写了荆轲的“笑”：一次是秦武阳面露惊惧之色，荆轲回头微笑；一次是事已落败，荆轲倚柱冷笑。他在笑什么呢？他肯定在笑自己，为什么不多一点耐心等待那个无名氏（此人未曾出现，令狐暂曰他无名氏），不然大功定能告成。
　　过易水之前，荆轲一直在等待着这位无名氏，想和他一起去干这件大事（如果秦武阳足以让荆轲满意，就不用等无名氏了）。但无名氏住得太远，没有按时到达。太子丹沉不住气了，多次催促荆轲启程，并说出了那句带有挑衅的“日已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来。荆轲被太子丹的不信任激怒了，怀着愤怒的情绪，唱着悲怆的音调，带着秦武阳就出发了，头也没回。
　　这位无名氏真值得荆轲那么耐着性子等待么？我们不妨把问题聚焦在“刺秦”二字上。其实这“刺”字，除了“刺杀”还有“刺探”之意，荆轲刺秦分了上下两策：上策，活捉秦王，逼他退还所侵夺的诸侯土地；下策，如若不成，夺秦王性命以报太子丹。在荆轲看来，秦武阳帮自己完成下策都比较困难，而要成就上策，非这位无名氏同行不可。
　　寻觅相关史料，也难觅这位无名氏的踪迹，后人也不好做无端猜测，但还是可以大胆做些分析：首先，这位无名氏在勇武、智谋上肯定不亚于荆轲，荆轲其所以苦苦等待，就因为有无名氏同行，他才觉得踏实，有胜算。从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荆轲的智谋是上等的，非秦武阳的匹夫之勇——无名氏肯定属于那种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的人。其次，荆轲认为自己的计划还不完善，或者他无法解决里面存在的漏洞，得等这位无名氏来妥善安排、周密部署，他也知道这是绝密，连太子丹也不能透露。第三，荆轲是个懂大义的人，他非常明白，仅仅从肉体上消灭秦王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加速燕国的灭亡），得实现上策，才有可能对强秦形成震慑，让其他诸侯得到鼓舞，以便联合起来延缓强秦统一的进程。显然，荆轲在咸阳宫里充满着犹豫：凭实力，他没有把握实现上策；凭意愿，他确实没有准备杀死秦王。
　　自古燕赵多侠士，燕太子丹应该拥有了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去行“刺秦”之事，但他没有很好地珍惜、利用好这些资源，而是在不断的猜忌与优柔寡断中，断送了一次次绝好的出奇制胜的机会。

荆轲，为燕太子丹性格的弱点付出了代价——不过，倒留下了“荆轲刺秦”这一荡气回肠的千古史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慷慨激昂的历史英雄悲歌，将永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