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越来越成为一个人人可以言说的话题，而隐藏其后的争议也越来越大。此前，经济学家茅于轼现在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时曾说，“我没有研究过个税起征点具体应调到多少，不过我认为即使是调到8000元也还嫌低。”可以说，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意见几乎成了主流。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据统计，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有关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6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可以说，个税制度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已经失效，开始偏离公平。因此，“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就是一种公平的考量，是对民意的回应。
但是，“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之下，应注意到三个问题。一是一刀切的方式是否合适。个税起征点是个动态概念，消费指数在变，CPI在变，起征点不可能一成不变。要靠立法手段把起征点强制固定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起征点如果频繁上调，则相关法律的“修正”必然影响到其权威性；三是忽视了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当前，我国家庭事实上部分分担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而我们的个税制度却全然不顾家庭，只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建规立制，这势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消极影响。事实上，无论起征点是多少，都是针对个人的，没有计算家庭人口，没有考虑赡养系数，这样一来，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就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公平。
个税起征点的多少，不仅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应该结合每个地区乃至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而定。这是常识。进一步说，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结婚与否、教育子女及赡养老人的数量、医疗费用等都可能对纳税人的消费支出有着影响。就笔者的观点，应站在纳税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角度观察“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纳税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指纳税人在社会中自由生存、依法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或生存条件，充分实现个人尊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社会中获得充分良性发展的权利。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要求，纳税人必须在纳税之后仍能维持生存和得到发展。这显然不仅仅指个人的生活奋战，更包括个人所必须抚养和赡养其他人的生存、发展。
必须明确，纳税人作为社会人而存在，不仅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生活，而且还要保证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这是基于纳税人生存权与发展权考量得出的结论。因此，笔者以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关乎公众和社会的公平感与认同感，并且，我们应站在公平和发展的角度审视“个税起征点”，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个税改革的瓶颈，推动社会公平和契合民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