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人们大都耳熟能详。就在他流亡列国之时，晋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晋大夫里克为他弑君而被杀，该算得上是大事之一了。公元前651年，里克先后杀了晋国两位国君——献公幼子奚齐、卓子，迎立惠公夷吾。不久，自己又被惠公逼迫自杀。
里克之死是一个悲剧，而且是春秋时期诸多悲剧中并不起眼的小悲剧而已。我之所以对里克的故事有所感触，表面上是因其在两月之内杀了两位君王，更主要的是他复杂的人格特点了吸引了我。
史书对里克的记载并不多，仅散见于春秋三传及《史记?晋世家》。这些零碎的记录，透露了里克一生的功过是非。
“人是一切存在着的存在和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尺度。”每一个人自身就是衡量是非、衡量价值的标准和尺度。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其根源就是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导致人性的变异。在特定时期，他可能表现得非常高尚，呈现出卓越的能力，做出令人敬佩的成就，在青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当面临自己利益抉择而且私欲占据了上风的时候，可能就会暴露出人性卑劣的一面，表现为以崇高的目标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腌赃的欲望。他可能会极力宣称自己是大公无私的，所从事的是救民于水火的伟大事业，但其实际后果往往是家园罹于战火，百姓流离失所。
就里克而言，对献公诡诸废太子一事据理力争、数次征伐为晋国立功，从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角度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他为一己之私作乱杀戮，导致生灵涂炭，则可以说他的死是死得其所——活该！
里克作乱，核心在私欲。这里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献公及其宠妾骊姬的原因。献公是为了爱欲，骊姬则是为了权欲。伴随着欲望的，往往是阴谋和杀戮！欲望犹如猛虎，不仅里克是欲望的牺牲品，就连无辜的奚齐、卓子，又何尝不是欲望的羔羊呢！
晋献公诡诸因原配夫人贾氏无子，故又娶自己庶母齐姜，生太子申；后又娶翟国狐二女，分别生重耳和夷吾。此三人品行高尚，贤德之名颇爱国人称赞，申生也就顺利被立为太子。但当献公五年（前672年）伐骊戎得骊姬两姊妹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献公十二年（前665年），骊姬生奚齐，二十五年（前652年）其妹生卓（春秋三传称卓，史记称悼）。骊姬因受到献公宠爱，便心生非分，欲立奚齐为太子。关于这一点，克丘明说得非常详细明了。骊姬先是贿赂献公的另外两名宠妾，让她们向献公吹枕边风，日夜在献公耳边聒噪，最终申生、重耳、夷吾分别被发配到曲沃、蒲城和屈，驻守边疆去了。太史公说是献公欲行废立，恐不可信。不过他对骊姬的丑恶嘴脸，倒是刻画得入木三分！当献公提出废立时，她一方面又哭又闹，寻死觅活，坚决反对，另一方面却“暗中”指使人大行挑拨离间之能事。正应了一句古话：“日远日疏，日近日亲”，随着三公子离开国都，加上宠妾们的日夜挑唆，晋国立奚齐为太子之声日盛，申生地位岌岌可危，国内舆论大哗。
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骊姬从幕后走向前台，与中大夫成密谋，设计了一个连环计，将太子申送进了阎王殿！她先后做了两个梦，先是梦见太子申的亡母齐姜来说“苦畏”，故而派申领兵守墓；后又梦见齐姜来说“苦饥”，又使申前往祭祀。按照礼仪，祭祀之后的胙肉应按尊卑先由献公享用。适逢献公外出打猎，这些祭品就在骊姬的宫中放了六天（太史公说是两天），并被投毒。献公回来要享用时，骊姬跪称：东西是从外面进来的，应当试一试！酒水肉汁倒在地上，土地如坟隆起；肉食喂狗狗死，人吃人亡，姬骊的表演此时达到极致！面对此情此景，她声泪俱下，跪到堂下：老天爷呀……国家迟早是你的国家，你为什么这么等不及呀……这样一来献公也又惊又怒，喟然长叹：儿子啊，我和你也没什么过节呀，你怎么这么深沉地对待我呀！随即派人对公子申生说：你还是自己了断吧！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十二月戊申这一天，申生被逼自杀。
申生遇害前，对师傅里克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设法让重耳归国继位。这也就为里克弑新君后被杀埋下了伏笔。
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影响范围并不很大，对社会的危害也相对较小。而一国宫廷内部高层之间的矛盾，往往充满了腥风血雨，甚至会引发战争。战争不同于两人之间的决斗，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以百姓的罹难为代价的。在骊姬的阴谋中，重耳、夷吾也被诬为同谋。献公于二十二年（前655年）派兵讨伐居于蒲城的重耳和屈城的夷吾。重耳兵败，被寺人披砍去了衣襟，越墙逃往翟国。夷吾奋力抵抗，苟延残喘，次年春天，败于贾华，逃到了梁国。史书对两年的三次战争没有过多的描绘，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其淋漓的鲜血！
里克是申生的师傅（左氏、司马说的杜原款，公羊、谷梁说是里克，我更愿意相信后者）。对于献公的废立之举，估计是早已洞察于胸的。当献公十七年（前660年）派申生讨伐东山的时候，里克切谏，认为这与太子身份及职责不符，力劝献公收回成命。但献公却反问他：这些儿子中哪个更适合做太子呢？对此，里克保持了缄默，只是对太子发表了一通高论：“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令人费解的是，此次征伐，里克称病，没有参加。估计是他感觉到申生被废已成定局，为了自保，提前退出了申生的阵营（杜原款于申生逃奔新城后被杀即是明证）。
二十六年（前651年）夏，献公病危，将奚齐托付于相国荀息。九月，献公卒，荀息立奚齐。里克、邳郑父等人欲迎立重耳，纠集三公子之徒作乱，指责荀息 “杀正立不正，废长立幼”，并警告“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但荀息并不买帐，说：我已经向先君发誓，要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不可以贰”，我难道还能改口，爱惜自己的身体吗？尽管我这样做可能没什么益处，但忠于先君之心不可更改，大不了一死而已！
里克见荀息志不可移，于公元前651年十月，杀奚齐于次。荀息本欲以身相殉，经人劝说，又立卓子为君，并安葬了献公和奚齐。但这年十一月，里克又杀卓子于朝堂，荀息自杀，晋国大乱。
杀了奚齐、卓子，里克即派人迎重耳于翟。但他没有想到的，重耳并不买他的账，拒绝了他的邀请。无奈之下，里克转而投入夷吾的怀抱，派人前往梁国迎接夷吾入主晋国。当然夷吾的开价也不低，答应事成之后将汾阳作为食邑封给里克。最终，夷吾在秦国的帮助下，入晋主政，是为惠公。
然而更令里克没有想到的是，惠公不仅没有兑现分封的诺言，而且还剥夺了他的权力。
惠公虽然坐上了君位，但心中实不自安。他目睹里克杀了两个异母兄弟，而且深知这一切都是为了亡命在外的重耳。里克在朝内，重耳在国外，两相呼应，对他的地位构成莫大的威胁。他虽然感谢里克的迎立之功，没有里克先前的杀“先君之二子”，也没有他的今天，但里克始终是悬在他王位宝座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有可能落在自己头上，所以他必须得除去里克。他先夺去了里克的兵权，然后又派人去告诉他，你已经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将来你会不会又要杀我呀？要这样的话谁敢给你当国君呀？他愤怒了：我不这样做，能有你的今天吗？里克这才真正明白，他的这一步棋是走错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逞一时口舌之快，将夷吾臭骂一通后，终于被夷吾杀了！
次年春，先前参与作乱的邳郑父也被惠公找借口杀了。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里克是不是忠臣？他到底是否该死？答案是肯定的：大奸似忠，死得其所！里克之忠，不是忠于晋国，而是忠于个人，甚至可以说没有忠于过任何人，他只忠于他自己。
任何时代，国家的运行都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文明时代的规则是宪法和法律，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规则则是“君臣父子”，家即是国，国君就是家长，臣民就是子女。设若里克大忠，就应忠于晋国，唯献公之命是从，即使君王有错，也应极力匡正。立嫡立长，是当时国祚延续的规则，但当献公欲行废立，问他谁可为太子时，他并没有正视申生贤能、百姓信服的现实据理力争，而是选择了沉默。晋国是晋王室的晋国，嫡长既无，庶子人人有份，如果里克忠于晋国，就应当遵守献公之遗嘱，协助荀息，尽心竭力辅佐奚齐才对，但奚齐却遭他毒手。如果里克忠于个人，那么当太子申受命征伐的时候，作为师傅，他理当随行出征，但他却装病不出；申生被诬自杀，他选择了继续为官，不知何以面对身殉奚齐的荀息！如果他忠于重耳，当重耳出逃时，他却没有像狐偃、赵衰那样流亡；当晋国内乱机会到来的时候，他更没有想方设法迎立重耳，而是轻易地投身于夷吾！当夷吾食言，不仅没有封他食邑而且还夺他兵权的时候，恐怕他已经又在暗中准备再行杀戮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克之死，核心在于其私欲的膨胀，他只是自己欲望的祭品而已！而且由于他的杀戮，使晋国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状态，最终遭受苦难的，还是那些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无助的奴隶。
对于百姓而言，他们不在乎谁来执政，他们最现实最直接的要求，仅仅是安定的生活环境。只有在安定的环境里，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才能有所保障。里克以牺牲国人利益为代价，呼应流亡在外的重耳，稍稍明理的百姓恐怕也是不会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