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上)


blueski推荐 [2011-3-26]
出处:来自网上
作者: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提要]一、战国,战国!多少英雄豪杰因你而雄起!二、充满魅力的时代;三、变法!变法!还是变法!四、经济的迅猛发展支撑着征战和变革;五、兼并中处处显露着智慧,统一中时时昭示着权机;六、秦王赢政吞并六国;七、百家争鸣、百花争放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八、结语:罪孽深重的专制与独裁。
 
一、战国,战国!多少英雄豪杰因你而雄起!
 
在中华历史上,战国,是个值得怀念和解析的年代:不只是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只是制度创新、政治创新、军事创新、技术创新、法律创新;不只是外交艺术、战争艺术的翻新;不只是农业耕种技术、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商业贸易的进步;更主要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相对自由、民主、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灿烂、绚丽的时期;是打破僵化的封建贵族等级秩序、实现四大社会阶层士、农、工、商能上能下的时期,能者上弱智者下、有学识者上无知者下;化解、或者削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科技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或有人说,战国乃一动乱频繁、征战不休的时代,不必如此挂念。正因有了这乱世,才造就了精神的无限自由和思想的百花争放。老庄孔孟、法墨儒道、纵横驰骋、林野风流……,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那是一个才情恣意张扬的时代!时时处处张显着血气、豪情和浪漫!
那么,什么是战国?战国时代又是从哪一年开始、哪一年结束的呢?我们就以回答这两个问题开始神游战国。
据《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名称的由来,却比较特殊。它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的。《春秋》这一名称,本来是各国史书的名称。在古代,各国都设有史官,“君举必书”,史官有左、右二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战国”最初指的是秦统一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互争霸、相互征战,不是指特定的历史时代。西汉宣、元帝时历史学家刘向根据秦以前七国争雄的过程中,策术士们的言行记录选辑了一部文献汇编,定名为《战国策》,后代人才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战国时代”。而关于战国的起讫年代,却有比较大的分歧。司马迁《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开端,(历代多数史学家及近代人郭沫若、翦伯瓒等赞同并采用此说,在下亦觉得司马迁之说最为可靠);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为开端;还有以公元前453年三家实际分晋和前481年田氏代齐为开端的,不一而足。而战国的结束年代却是一致的,都是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全国为标志。如果我们以司马迁说的那一年(公元前475年)为开端,战国时代前后也就是约255年时间。
 
二、充满魅力的时代
 
1、战国初年,各国的冶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尤其是冶铁技术各国基本上都掌握了,使铁工具普及,土地大面积得到开垦,人们开始修筑大型水利工程、农业耕作和轮流倒茬技术已经开始使用,土地出产增加,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手工业、尤其是铁制冷兵器的制作有较大发展,商业的大量铸币流行,出现了全国有名的大富贾和一批人口众多、繁荣的大都市。各国的变法,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改善,相当一部分人变成自由民,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以及军功制的出现,使战士愿意为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战,作战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
2、战国是个大变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七国先后进行变法,使郡县制、官僚制得以确立,以君权为主的官僚集权专制基本形成,采邑转变为县、郡制,各国相继颁布了成文法,各国都重视农业、奖励耕战,无论是种田还是打仗,做得好都能够改变身份、获得奖励,同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赋役制度,充实了国库。
3、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和各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宗法统治秩序崩解了,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伴随而来的是知识的利用,人才的开发,有人认为这是我国人才大开发的时期,是各种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私人讲学盛行,个人著书立说成为社会风气,夏商周三代以来传统的天、命、鬼神的宗教迷信观念受到冲击,适应宗法统治需要的孝、悌等观念逐渐为适应专制统治需要的忠政观念所代替。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知识、谋略、才能受到特别重视,社会上出现了儒、墨、法、道、兵、名、阴阳、农、杂、纵横家等学派,形成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带来了文化科学知识在社会上的广为普及,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的较大发展。
4、教育平民化。从孔子开始的有教无类到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普遍,个人开坛讲学风气非常盛行,学费低廉,不要官方任何补助,有的甚至受到官方的阻挠。
5、民族融合。在民族关系方面,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夏商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和周边兄弟民族(戎、狄、夷、蛮等)逐渐融合为汉族,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为秦汉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5、争战频乃。最突出地表现在武器的进步、兵种兵员的变化、战争方式的变化等方面。这一时期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大、程度之惨烈、动员兵力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精良,兵器种类较多,发明远射的硬弩,攻城的云梯,水战的钩拒;战术上步骑为主的野战代替了车战,战争的范围扩大,时间旷日持久;出现了兵家,涌现出一批军事家;防御工事如长城、关塞、了望亭……,总的战争趋势是由兼并战争转化为统一战争。
6、七雄并立。东齐、南楚、西秦、北燕,韩、赵、魏居中。
7、合纵与连横——外交事务的主线。游说策士、有谋略、有见地者善于审时度势者成为各国外交事务的主导者。刘向在《战国策》中讲:“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言。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时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亦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8、养士之风气盛行。西汉的贾谊有很概括的描述:“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灭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纵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国请服,弱国入朝。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北筑长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始皇之心,自己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之业也!”
 
三、变法,变法!还是变法!
 
战国开始(应该说从春秋后期开始),各国都看到了变革旧制度能够开启民智、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能够“崛起”、能够强大,能够强国,能够富民,能够战胜敌国。变者强,不变者弱;早变者富,迟变者穷;快变者兼,慢变者被兼。因而都剽着劲的变法,使变法成为当时神州大地的一场持久的运动。而率先变法的是魏国的魏文侯。
1、集权制的首创者——魏文侯时期李悝(kui)的变法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室。三家势均力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家势力都强于晋室,前433年他们利用晋国国君去世、新立的幽公羽毛未丰之机,仅给晋君曲沃(山西闻喜县境)、绛州(翼城东南)两地,瓜分晋的土地人口,晋君反要向三家朝拜,到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加封韩虔(景侯)、赵耤(ji,列侯)、魏斯(文侯)为诸侯(晋侯至前369年灭亡)。三晋中魏文侯魏斯,是魏成为侯国的第一代君王(前445~前396年在位),他是一个怀有雄心壮志的人,继位后决心励精图治,改革图强,他在朝廷设立了由国君直接任命的将相来统领百官,在地方设立县,直接派守令统辖人民。魏文侯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以孔子的名门弟子卜子夏为师,又优礼田子方,段干木等当时的社会名贤,开战国招贤养士之风。一大批志士能人为其所用,著名的有善于治军安邦的军事家吴起,一心为国不讲私情的乐羊,善于兴修水利为民除害的西门豹等,都受到重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魏文侯依靠这批人,从经济到政治、军事都进行了改革,他充分地利用了魏国有利的地理自然条件为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魏国地处原晋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三晋中最富裕的一国,这也为魏文侯的大有作为提供了条件。文侯所重用的人才中,尤以李悝进行的改革最为重要。
李悝,又叫李克(约前445—前395年)据说是卜子夏的学生,曾做过魏国的北地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法家,是集权专制制度的首创者。他相魏十年,得到文侯的信任,又得到卜子夏等人的支持,卓有成效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较彻底的变革。可惜《史记》及其它史书无专传。代表其思想的《李子》三十二篇和《法经》六篇都已失传,只能据后代人的传记来恢复其变革的大致内容:
(1)在经济方面提出“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善平籴)。“尽地力”要求农民“因任地力”,“治田勤谨”以达到发展生产,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尽地力”不单纯指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一次革命。他针对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主张,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之发展,后人评价这件事时称“井田废,沟浍湮,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废井田,解放了生产力,有利社会进步。李悝进一步指出“农事害,则饥之本也”,他给魏文侯算了一本账:估计百里见方的地方,有田九万顷,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林、河泽、城邑、乡居,尚有六百万亩可耕地,如勤劳耕种,亩产可增三石(约合今天一百多公斤),六百万亩可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经营不好就要相应减产。他提出根据土地好坏分给每个农民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或二百亩土地,鼓励个体农民发挥地力,增加产量,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为了扶持小农经济,李悝又实行了“平籴法”,据《汉书·食货志》讲,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因此既要防止人民离散,也要防止农民因谷贱而无积极性,就必须稳定小农经济。李悝的具体做法是:规定每亩的标准产量(实际上是纳税产量)为一石五斗(约合今四十五公斤左右),年成好的时候,农民交纳什一之税,留下自用的粮食外,其余粮食由国家按定价收购,待到荒年饥馑时,又由政府平价卖出,保证粮价不至暴涨,防止“饥馑水旱”和商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有利国家政权的巩固。这一政策到魏惠王时被废除。“平籴法”和“尽地力”互为补充,稳定了小农经济,巩固魏的封建经济基础,是战国初魏强大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政府平准基金”。
(2)政治上削弱世卿世禄制度。李悝尖锐地揭露奴隶主贵族们依仗世袭爵禄,“出则乘车马衣美袭,”“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是社会上的“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把禄位授予有功于国家的人,从而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魏文侯采纳了李悝“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建议,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吸引了很多人材为魏国效力,如吴起、西门豹、乐羊等大批政治家、军事家云集魏国,得到重用。
(3)著《法经》加强地主阶级的法制。李悝“集诸国刑典”著《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原文已失传,只留下六个篇目: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其内容桓潭《新论》有如下记载:盗,指犯有偷窃、抢劫罪,轻则戍边为守卒,重则处死,道路拾遗是有“盗心”,犯者要处刖刑,用于保护私有财产;贼,指伤人、杀人罪、“杀人者诛”;囚和捕,指惩办盗贼的一些具体办法;杂,指犯有盗取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越城逃跑,赌博,贪污,僭越等罪的法律;具,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法的规定,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重点在于防止盗贼,即打击侵犯私有财产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秩序者。当然《法经》对统治队级内部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要打击,如官吏贪污受贿。规定丞相以下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或废立等,因而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代的影响极大,商鞅变法,基本上搬用李悝变法内容,只是改法为律,许多内容也为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此外,魏文侯还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制度,严格地挑造、训练和考核武卒。选拔考核的标准是:身穿三层甲(上身甲、股甲、胫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负十二石大弓,带箭五十枝,肩杠长矛一杆。背三天干粮。半天能行一百里(约今四十多公里)。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田室。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采用新的编制,充分发挥士兵的优点。作战按军功论赏,这种精选士卒和奖励军功的制度,使魏国军队在当时的战斗力较强,致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李悝的成功变法、收效显著,使魏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强盛起来,俨然成为战国初年的小霸主。
2、舍生忘死为变法——吴起和楚国的变革
吴起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卫国人,其约生于前440年,卒于前381年。出身“家累千金”之富室,为求政治出路,四处奔走,结果钱财荡光,遭到别人的饥笑,诽谤,他负气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人,发誓“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到鲁国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儒术,不久其母去世,吴起没按儒家的孝道回到故乡奔丧,被认为不孝,被曾申断绝关系,他从此改学兵法,后来他为了求官为将,居然“杀妻求将”帮助鲁穆公打败了齐兵,但因穆公听信谗言,把他辞退了。后来到魏国,魏文侯用其为将,攻秦连拔五城,夺取西河之地,后又辅助乐羊攻灭中山国,被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兵关心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常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士卒负伤、伤口化脓,他亲自排脓上药,所以军队纪律严略,为之所用,战斗力强。在西河守任上,他总结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吴起兵法》,在军事上与《孙子兵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秦汉间流行甚广。《韩非子·五蠹》讲,那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惜后来散佚,现剩六篇《吴子》还真假难定。吴起治西河二十七年“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使强秦不敢东向,并“辟地四面,拓地千里”。
魏武侯时,吴起与贵族商文争当魏相失败,加上他的仇人、大夫王错的挑拨离间、武侯免去了他的西河守职务,前387年,被迫投奔楚国。楚国被中原国家蔑视,称之为“荆蛮”,前479年新兴势力代表白公胜企图进行一场较大的变革,结果功败垂成,被以叶公为首的一批旧贵族镇压下去,楚国守旧势力严重,声王(前407—402年)暴虐,被造反者杀死。其子熊疑即位,是为悼王。悼王尚有一番事业心,吴起来楚后,马上被任命为楚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任其为令尹,主持变革。其变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压抑贵族,集权中央)。针对楚国“大权太重,封君太众”(韩非子·和氏),贵族旧势力强大的现象,指出:“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同上)具体办法是,凡是封君(旧贵族)已经传了三代的,都取消爵禄,子孙不再继承。公族(王室贵族)出了五辈的,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然后把他们迁到边远的地方去“往实广虚之地”,从事生产,自食其力,原有土地收归国家,用以抚养奖励军功者。(2)“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这是在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史记》说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战国策》说“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秦策三)即加强法治,精简机构,裁减无能无用的官吏。(3)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统一言论,不准私门请托,互相勾结,危害国家,防止旧贵族对国家的干预,有利集权。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荀合,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秦策)。(4)军事上“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把城墙由过去的两板加高到四板(合今二丈二尺)提出“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秦策三)。
吴起变法雷励风行,严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强了王权,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在一个时期内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楚国政局大为改观,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在前381年救赵攻魏中“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史记)以致“诸侯患楚之疆”。
公元前三八年,楚悼王死,治丧那天,旧贵族作乱,围攻吴起,吴躲避在悼王的尸体旁,旧贵族仍不顾楚国“加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国法。用乱箭将吴射杀,箭也射到了尸体上,然后又车裂了吴起。楚肃王继位后,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
吴起变法时间短,死后新法也就废止。其变法要在强兵,缺少经济制度方面的措施,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失败了,楚国的封建势力在曲折的道路上一直不能振作,与吴起变法失败关系十分密切。
3、强国利民不循礼——卫鞅在秦国的变法
秦国僻处西陲,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比山东诸国落后,旧势力强大,土地虽大,人丁不多,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尚待开发。代表各种思想和学派的各国诸子,著书立说,形成一个文化高潮,然而诸子中却没有一个秦国人,历来被人看作夷狄之邦,遭到强魏的进攻,河西地区被占,各国间的盟会也不邀秦参加。
春秋战国期间,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秦简公(前414—400年)于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即实物地租,比鲁国迟了186年。公元前385年,秦公子赢连被群臣拥戴,回到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县)逼迫年仅两岁的国君出子下位,逼出子母自杀,即位为献公,献公进行一系列有利封建化的改革,前384年“止从死”废除人殉制度;制定五家为一伍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了四个县,前378年又行“初行为市”,为了便于收复河西失地,又迁都栎阳(陕临潼北)秦国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前362年,献公死,子渠梁立,即为孝公,孝公年仅21岁,立志改变秦的落后面貌,下求贤令曰:
“首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昔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扰,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就在这时,公孙鞅来到了秦国。公孙鞅又叫卫鞅,原是卫国贵族子弟,“少好刑名之学”,崇拜李悝的法家学说。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孝公封给他商地(陕西商县东南)共十五邑,称为商君,故又称商鞅。卫鞅先到魏国,在魏相公叔痤手下为中庶子的小官,公叔痤认为他“年虽少,有奇才”,临终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为自己的接班人,魏王看不起少年卫鞅,反而认为公叔痤是久病糊言、荒诞不经,不久公孙鞅听说孝公求贤,将修穆公之业,就入秦,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景监也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的人才,与商鞅面谈之后,认为商鞅是个杰出人才,于是在前361年,景监将商鞅推荐给孝公。两人进行了三次意味深远的谈话,头两次商鞅抱着试探的心理,故意向孝公讲述了尧舜汤的仁义和所谓的帝王之道,孝公对此毫无兴趣,直打瞌睡,孝公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简直太迂腐了,商鞅请求第三次接见,这次他阐述了法家富国强兵之术,一下子打动了孝公的心,“语数日不厌”,于是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图强。
商鞅指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劝孝公不必顾虑人们的议论,犹豫不定只能是一事无成。并在朝廷上与以杜挚、甘龙为首的旧制度维护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商鞅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发展的旧制度,明确提出:“当时而治法、因时而制礼”,即根据已变化的形势改变制度和政策。甘、杜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古代的一切万万动不得,“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针对他们的言论,商鞅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由于商鞅的理论、主张适应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适合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决心任用商鞅变法,前359年拟定了变法令。为了取信于民,赏罚必信、商鞅在新法公布之前,搞了一次“南门徒木”的试验,使百姓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于是开始了大规模变法。后人根据变法的时间和特点,分为二次变法。
公元359年第一次变法的内容有:(1)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动者,不得为属籍”,立军功者,“各以差次名田宅”。重新规定秦爵为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遗,三、簪枭,四、不更,五、大夫,六、宦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方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各级规定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凡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以赏爵一级,要做官的给五十石俸禄的官,使升官爵和军功结合起来。同时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指铺张)”,“严禁私斗”,否则按情节治罪。这条措施不仅打击限制了旧贵族而且提拔培植了大批的军功地主,增强了国力。
(2)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连坐,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商鞅所订的连坐法和轻罪重刑的办法,一方面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抗,一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也残酷镇压,连坐法成为后代保甲制的起源,起了巩固专制统治的作用。
(3)奖励耕织,重本抑末。“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得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全家罚做官奴)。招来三晋天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和兵役,使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开垦荒地,这就是“因末作而利本事”政策。鼓励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门户,否则“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坛加政府税收。
(4)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为加强思想控制,商鞅主张废除礼、乐、仁、义的说教,“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为了统一思想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韩非子·和民》)想做官的就学习法律,拜吏为师,加强思想控制。他的这条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为后来的秦始皇所欣赏和实践,演出的“焚书”的大祸。
商鞅变法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给秦国奴隶主贵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秦孝公的太子赢驷明知故犯,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又碍于太子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同时在渭水河畔镇压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贵族,后代评论说他“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表现了新兴地主阶阶生机勃勃的斗争精神,使新法得以贯彻。《史记·商君列传》说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遣,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孝公因其变法有功,提拔他为“大良造”(属十六级爵)是当时秦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兼将军。
公元前350年,秦国把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同时进行第二次变法:
(1)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共划为四十一县(《秦本纪》作此,《商君列传》为三十一县)县设令、丞(辅助令管文书,库房、狱讼等等)由国君任免,尚未设郡。
(2)废井田,开辟阡陌封疆。这是把井田那些纵横疆界消除掉,鼓励开辟荒地,(所谓阡陌是井田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承认土地私有“民得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这一措施对发展以耕地经济非常有利,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3)制定秦律。按李悝《法经》,制定秦的法律,辅之以连坐法外,还采用很多残酷的刑罚,坛加了肉刑,死刑除腰斩、枭首、车裂、凿颠(凿穿头顶)、抽肋、镬烹等。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大丈”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其尺合今0.23尺,一升约合今0.2公升,现存有“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的量器。
商鞅两次变法由于得到孝公的支持,且行之近二十年,效果明显,他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使秦国在百年之后之所以能统一全国,削平群雄是与这次改革密切有关的,据载当时秦“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
商鞅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办事“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后代对他“徙木赏金”的办法也给以较高评价,参加中唐“永贞革新”的刘禹锡针对政治腐败,法制混乱,执法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状况,大声疾呼“徙木之行必信,此政之始也”(《答饶州元使君书》载《刘梦得文集》)
孝公死后,商鞅被一些不甘失败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被诬告谋反,太子驷即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被迫出逃,到魏国因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被魏拒绝,后回到封地商发兵抗拒,失败被车裂而死,并被残酷地杀害了其全家。商君虽死,秦法未败,新法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从此法家思想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这对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君“焚诗书禁游说”思想极端压制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反映了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有其愚昧而残暴的一面,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4、其他各国的变法。
战国初年,除上述三国的变法外,其他大国也多少进行了一些改革,只是其深度、广度远不如秦、魏,而且只是局部的改革,因此其效果也不甚明显。
(1)齐威王的改革。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即位初年不理朝政,周边各国常来进攻,出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近来听从了大臣淳于髡(音坤)的劝谏,振作精神立志改革,后又有邹忌鼓琴进谏,以琴理劝威王要善于治国,使政令的掌握和四时的处理调匀,威王任其为相进行政治改革。
其治迹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广开言路,提倡进谏,邹忌以自己的妻妾一味地恭维他,劝说威王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开言路,才能少犯错误,威王下令凡能当面提出自己过错的,得上等赏,以书面形式提出过错的,受中等赏,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过错得下等赏,命令下达后,门庭若市,几个月后只有少数人了,一年之后虽欲进谏但已无过错可谏了,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都来朝贡。
其二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整顿吏治。对能执行“法治”使“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山东平度东南)大夫万户租税作为俸禄,对“田野不闻,民贫苦……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誉”的阿(山东阳谷东北)大夫及左右当誉者皆烹之。这样一来,风气为之转变,“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齐威王注重选拔人才,有一次他同魏惠王会谈,梁惠王问他,你有明珠吗?齐威王说没有,梁惠王很诧异地说,我的国家小,还有十颗光照几十丈的明珠,你怎么没有呢?威王说,我的明珠同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说得惠王很不好意思。齐国在威王、宣王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稷下学宫”,集中各国的文人学士,专门讲学著书,其中田骈、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被封为上大夫,他们住在高门大屋,出入有车马侍从,学宫学生多达数百上千人,由于重视人才,所以此时“齐最强于诸侯”,曾与魏进行桂陵、马陵之役,都战而胜之,使强魏来朝,徐州之会后相互称王,这是战国诸侯最早升格称王的开始。
威王还任用军事家孙膑,加强武备,威王时铸战《陈侯因咨敦》铸有79个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杨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第九卷《陈侯因咨敦》铭文)意思是他田因齐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父亲——田桓公午的业绩,远的则要学习远祖、黄帝,近则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号令诸侯。邹忌的改革内容有限,主要是加强吏治和君权,没有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2)韩国的变革。三晋中韩国地盘较小,地处晋国南部,西与秦为邻,北和东北与魏接壤,南是楚,夹于三强之间。国势较弱。公元前375年韩灭郑,迁都新郑。韩昭侯时(前358—333年),各国大都已变法强大,昭侯于前354年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在《韩非子》、《公氏春秋》等书中,记载有申不害的一些思想。申不害主张“法”和“术”。法是法治,术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方法。他主张,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主张国家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仅对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其次他强调术的使用,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用来“独断”,把官吏的设置、任免、核考、赏罚、生杀之权掌握在手中。还主张“无为”而治,实为表面无为而实大有为,要使臣下猜不透国君的内心意图,这样臣下就不至于揣摸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弄虚作假,他的主张正如《史记索引》作者司马贞所言“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但申不害在发布新法时,没有废除旧法令,甚至连晋的法令也不废除,使官员无所适从,致使其变法不彻底,而韩国也不强大。
(3)赵、燕的变革。赵列侯赵籍(前408—前400年)用公孙连为相,公孙连向列侯推荐一批贤能之士,如牛富、荀欣、徐越三人,进行吏治的整顿,改革统治机构,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提倡“仁义”和“王道”,强化君主的权力。到赵武灵王(前325—299年在位)时,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真正的强大起来。
燕国在战国前期一直默默无闻,到中期燕王哙时,才在相国子之的主持下进行了一些变革,结果发生内乱,几乎亡国。
除了七雄之外,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如宋、郑、卫中山等国也在变法图强的影响下,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变革。
 
四、经济的迅猛发展支撑着征战和变革
 
战国经济总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铁制工具的普及、鼓风和金属范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项目的建设;农业耕种技术的进步;农家出现;商业的兴盛,大都市铸币和大商贾出现。战国农业生产之所以有很大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社会变革,各国领导者为了与敌国抗衡或者战胜敌国,一般都比较重视农业,特别是秦、魏等国,奖励耕织,召来别国农人开垦荒地,规定了许多奖励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私有土地大增,农人生产积极性提高;二是铁农具的普遍使用,较大规模水利灌溉事业在某些国家的发展,也为农业的进步提供了更先进的工具。
1、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我国的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如前503年晋在国都征收“一鼓铁”为军赋,说明民间的铁器当不在少数,晋国铸铁铸造的刑鼎更是当时一件轰动各国的大事,也表明铸铁技术的应用。
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农民,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铁器工具,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已相当普及,考古发掘表明,北自辽东、南至广东、东起海滨、西达四川陕甘这一广大地区都发现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河南辉县的魏墓,湖南长沙的楚墓和河北兴隆的燕国遗址都出有大批铁农具,魏墓中出有54件农具,兴隆发现可以连续倒铸的犁、铧、锄、镰、钯等铁制铸范87件,这种金属型模具比西欧要早一千五、六百年,是当时的一项奇迹。它的出现表明农具的大量铸造。河北石家庄市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工具的60%,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铁工具占90%,说明铁农具已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生产的主要工序如犁田、中耕、除草、收割等,都已使用铁器。这就使荒地的大量开辟成为可能,使农业的增产有了保证。
2、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各国重视农业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注意水利的兴修,他们或者靠河筑堤防,以邻为壑,或者开凿运河修建人工灌溉渠,既有利于交通,又有利于农业灌溉。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土与水是农业基础和命脉的道理,所谓“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荀子·王制)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堤防溃决的经验,认为“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千里之隄,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白圭自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篇)。沿河的魏韩齐等国都有一些筑隄防水的经验,他们“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魏、赵以益河为界,赵魏地势较高,齐地势低回,常遭水灾,齐首先沿河筑了长隄,于是“河水东抵齐隄,则西迄赵魏”,赵魏也筑堤防水,这种以邻为壑的现象是分裂局面所造成的。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有三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其中两项在秦,对秦的农业发展推动极大。前486年吴国在邗(江苏杨州东南)筑城,在淮河和长江间开凿运河。称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淮安县东南),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入淮,这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初开凿,为隋时大运河(北连涿郡,南通余杭,四千余里大运河)打下了基础。这条运河到前482年又北连  水,西通济水,虽然主观上为争霸,客观上有利于交通和农业灌溉。
前三世纪,秦昭襄王时,当时的秦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下,在今四川灌县一带,分岷江为内外两支,中流拦沙作堰,控制了岷江的激流,分洪使水流转趋平稳,既消除了水灾,又灌溉了附近田亩,“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山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子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一事)此即为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仍造福于四川人民。当时人民在实践中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经验,前者保证河水流畅,保持内江充足的水量,后者有利于控制内江水量,当内江水大时可越出低堰流入外江,有利于分流。
另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秦王政时修建的“郑国渠”当时秦国强大,诸侯畏惧,韩王闻秦将兴作“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其目的是要牵制秦,郑国沟通泾水和北洛水,从中山(今陕泾阳西北),引泾水直抵瓠口(今泾阳西北),再引三原、富平、蒲城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既利于交通,又灌田四万余顷,使关中成为膏腴之田。后来此事被揭露,秦王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溉田万余顷,收皆亩一锺,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此外,魏邺令西门豹主持“引漳灌邺”,改良盐碱地,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年)时从大梁北郭开凿大沟引圃田水灌田,称之为鸿沟,又称大沟,据传汉楚的分界即此。(在今河南中部的贾鲁河,因元代贾鲁修浚而得名)
春秋以前“凿井抱翁而灌”的落后方式为“桔槔”灌溉方法所代替,省时省力,效率提高。(前360年魏凿大沟,从河南原阳县北引河水南行,过济水,注入今天郑州市与中牟县之间的圃田田泽,前339年又引圃田泽水车流,至大梁城北,南折至陈(河南淮阳)入颖水,再下流至淮水,即为鸿沟。贯通济、颖、淮、泗和黄河五大水系,形成鸿沟系统运河。)
3、农业技术的进步
生产技术的进步表现在如下几方面:① 精耕细作;② 辨土施肥;③ 注意农时和疏密得宜;④ 水利兴修;⑤ 农家出现。《周礼·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草人为小农官)根据不同土地种相应植物,知道施草木灰、粪便、绿肥等。“多粪肥田”(荀子·富园),“积为于田畴,必且粪灌”(韩非子·解老)知道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用不同动物的肥粪,西欧直到十一十二世纪才在先进的庄园里知道施肥的重要性。
对农时也有新的认识,《吕氏春秋·辨土》曰:“所谓今之耕也,营面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仍多淄实。”
人们对土壤的知识也丰富了,《管子·地员》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若干级,对什么土质宜于种什么作物也有记载。
战国时百家争鸣中有“农家”,其代表人物许行,据说农家的书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后佚亡了,但在《吕氏春秋》中有“任地”、“上农”、“辨土”、“审时”等专题论文,有人认为这些著作,可能来自《后稷农书》。战国时农作物的产量,一般约为粟一石半(合今三斗,约45公斤左右),但当时一亩合今0.32亩。这样算来大约相当于今一亩一百三十五公斤。
4、手工业的大发展
战国时手工业门类大增,官营手工业多是冶铁、煮盐、兵器、铸币和为统治者享用服务的行业,官营手工业的分工也细,如木工七种、金工六种、皮工五种,设色工五种等(周礼·考工记上)。城市遣址中各类手工作坊较多,面积也大,私营手工业方兴未艾等,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类。
(1)冶铁技术和钢的出现。战国初年的冶铁术尚处于固体还原法(块炼法)阶段,比较广泛地使用生铁铸件,洛阳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空首铁鏄,属前五世纪的器物,金相检验是白口铁经柔化处理而得的展性铸铁。这种展性铸铁在中晚期被广泛应用于制造兵器、农器,并发明了“高温液体还原法”即铸造术,发明金属型,这些表明我国的铸造术要比欧洲早一千五、六百年,金属型更是冶铸史上的一项奇迹。
块炼铁是锻件的重要原料,经反复锻打吸收了碳、或经过渗碳处理,出现了含碳量不均的钢。用来制作兵器:如剑、戟等,文献戟“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吕氏春秋·贵卒),楚的“宛钜铁也,惨如蜂虿(chai柴,蝎子)”秦昭王曾说过:“吾闻楚之铁剑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铁器如此锋利,当是钢铁。
铁治术的进步与治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鼓风炉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两端紧、中间鼓起,皮囊的一端有一个陶制的把手,用手持把手鼓动(实为用力压迫皮口袋)把空气通过管道压入炉膛中,作用和管乐器上吹的竹管差不多,总称为“橐匙 ”。
据《墨子》书所讲,当时有的炼炉已使用四个橐同时风。另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 铁乃濡、遂以成剑”。另据《韩非子·八说篇》载“干城拒衡,不若堙穴伏橐”也就是说当时已有地道战,而且还采用鼓风设备把烟压到对方的地道中去窒息敌人。
战国时赵的邯郸、楚之宛地、韩之冥山、墨阳等都是著名的铁治中心,考古发掘在河北、河南、山西、辽宁、四川、湖南、湖北都发现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工具。
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开垦广大的森林地域,成为可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锐利的武器,铁制品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2)青铜铸造。青铜工艺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铸造器物范围的扩大和工艺的精堪等方面。这时普遍应用了器身和附件分别铸选的方法,接合时或将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和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连成一体或用合金焊接(即熔铸和焊接法),出现了鎏金、错金也新发展,还有细线刻镂(是一种细如发丝的镂刻图案,施之于较薄的舟、鉴和奁上。青铜器已突破旧新器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领域,釜、甑、镜、带钩、币等,变化多端,轻薄灵巧,纹饰趋于简单和写生。礼器是大宗,最重要的发现是1978年在湖北隋县出土的曾侯乙墓,当时春战之交(据推测为前443年或稍晚)全墓出土的青铜器其重量达十吨左右,主棺和外棺的青铜框架,总重3200公斤,特别是各种编钟六十四件,分三层八组悬于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两个大铜缶,分别重320和361.5公斤,仅次于商司母戍大鼎。
器物的镶嵌技术精美,如辉县赵国战国墓中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刻出37人,38只禽兽,68件器物,描写了宗庙殿堂、祭祖、宴饮、乐舞、射猎、牧马、焚田等不同场面,是不可多得的工艺精品。
铜器上的铭文较少,有的铭文字体波折而有意求工,带有装饰的作品(当时竹简文,石刻文已相当发达),楚、赵、宋、蔡等南方国家的兵器上,每多用黄金嵌镶成美术字,笔划作鸟形、有头、尾等形,即所谓“鸟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字体。
1965年以后,在湖北铜绿山发现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古矿井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一般110—130cm见方,并初步解决了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复杂的技术问题,并发现了一些开采的工具如铁钻、锤、耙、锄等。
(3)纺织业的进步。纺织业以齐、鲁等国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最著名,号称“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生产的纺织品种有罗、纨、绮、锦、绣等五光十色的新产品,考古还发现“提花丝帛”。染色技术也有进步,出现一染、再染,甚至六、七染。麻葛丝织遍及各地。缣帛还是书写,绘画的材料,在长沙楚墓中还发现保存完好的丝麻织品,有的有文字(帛书)或绘有彩画(帛画)。染色有石染(矿物颜料)和草染(植物染料)之分。纺织业以家庭为主,《墨子·非乐器》曰:“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衽,多治麻丝葛捆布,此其分事也。”
除上述几项外,还有陶器、漆器、硫璃器、煮盐等业也有发展。陶制品用于建筑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除了青砖灰瓦外,还出现了陶井。特别是在墓葬中运用大型的空心砖,既省工又省材料,是现代水泥预制件的先声。筒瓦上的不同纹饰是区别不同地区风格的重要依据。硫璃器的烧制成功、推翻了传统的观点(以前认为北魏时中国才制选玻璃)它在贵族墓中作成小型装饰品,如珠、璧等。总之,战国手工业出现繁花似锦的现象,与春秋以前不同,不仅门类多,工艺复杂,新产贫层出不穷,而且技术也有新发展。
5、铸币流通促进商业的兴盛
(1)铸币的大量出现、广泛流通。为了适应市场上商品交换的需要,各国统治者铸选了大量的金属货币,这是我国大规模使用铸币的时代,其特点是各国皆铸量大,式样差别也大,一国内铸造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其流通带有地域性。三晋流行铲形的“布”,有空首、平首之别,单位是“布”起源于农具鏄。齐、燕流行刀形币,赵亦有刀币,齐刀较大,铸有“法化(货)”字样,燕也稍小,称“明刀”、“齐刀”标明铸地,是工具。秦、周使用国钱,有方孔、园孔,赵、魏、齐、燕亦用之,秦以“两”、“铢”为单位。楚币有三种:金币称“郢爰”、“陈爰”也称金饼,每大声二十多小块,铜贝为仿具钱,其上字不识,习称鬼脸钱或蚁鼻钱,近人考证为猿头钱,还有楚布大小两式,为方肩方足平首布。
(2)职业商人的出现。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商人很多,他们国积居奇,贱买贵卖,垄断部分市场,成为富极一时的商人。一些卿大夫也投入到商人贸易的行列。魏惠王的大臣白圭“乐观时变”乐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谷物的倒卖。他在丰年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荒年卖出粮食,买进帛絮,从中牟取暴利。秦王政时寡妇清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发大财,又有乌氏人名倮的,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落的戎王,得到大量家畜的偿赐,成为大富翁。《韩非子·解老篇》说“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两者相提并论,可见富商的重要。
一些没有政治地位的商人,用金钱结交公子,进行政治投机,如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一个珠宝商,登上政治舞台,吕不韦与其父的一段对话表明,耕田可得十倍之利,商贾之利可达百倍,他把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异人当作“奇货可居”,进行政治投机成功,这也表明了商人势力的强大。
那时商品经济就整个社会经济来说仍处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交换的种类以农、付产品为主,还有各地的土特产,北方的走马,南方的羽毛、皮革、象牙,东方的盐、鱼等,以及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装饰器、丝绸、珠玉、金银器皿等。
(3)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国的都城自然成了各地的商业中心,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军事堡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对列国都城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资料表明,不少都市规模大,布局有方。各国的都城如临淄、邯郸、大梁、洛阳、咸阳和郢都等面积广大,游说大家苏秦曾对临淄有如下之描绘:“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鞫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秧成幕,挥纤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这个舌辩之士的话有夸张之处,但并非完全虚构。考古发掘证明,临淄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周长21433米,约合43华里,城壕宽阔,市中有六处冶铁、铜、铸币、骨器作坊。小城在大城的西南角,是宫城百官及百姓的住地。如燕下都为燕国后期都城(今河北易县),分东西城宫殿,手工作坊和官民住东城,巨大的宫殿台基则在东城的北垣外,西城遗迹少,可能是战国晚期扩大建造的。两城东西全长16里,南北12里,周长约四十华里以上。
宋国的定陶(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市中部)是“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中心,曾是秦、齐、赵争夺的目标。
城市中店铺林立,大的店铺雇有“庸保”,宋国庄姓小商人开了酒铺,薄利多销,态度和蔼,还把酒帘幌子挂得很高,用来招待顾客。还有定期的市集,商贩顾客赶市走集。(韩非子·外储说)
 
五、兼并中处处显露着智慧,统一中时时昭示着权机
 
战国的历史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前后期以秦国商鞅变法为界(也就是以秦的勃兴为界),时间上至公元前350年(即前期从公元前453—前350年,约一百年,后期以前350—前221年,约一百三十年)划界。
前期的主要内容是各国的变法和巩固政权时期,由于魏文侯变法较早、较全面,在列国中最早强大,独霸中原。后期的主要内容则是各国间大规模的战争,总的趋势是秦国逐渐强大、东渐,六国逐个削弱,直至秦灭六国,按战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秦齐对峙;二为秦赵大战;三为秦王政灭六国。
在此期间各中小国家被七雄吞灭,七国之间频繁的政治外交斗争,出现了连横合纵的斗争,秦国越战越强,采用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的方法,选择有利时期,逐个地削弱了六国,使六国既不能合纵抗秦,又内部分裂,至秦王政时短短的十年就完成了海内一统的大业。
1、战争规模不断升级。战国中后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惨烈,动用兵力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先从武器方面来看,铁器的广泛应用使兵器也大多用铁制作,青铜武器地位下降,种类较多,如近战的剑、战、矛、戈等。远射的有强弓和硬弩,攻城的云梯,水战的钩拒也相继发明。不仅大国、其他如中山一类的国家也有了铁兵器、铁甲。在攻城的包围战中开始运用地道战,韩非子把“湮穴伏橐”和“强弩趋发”同样作为当时最猛烈的战术(八说篇)。
其次是各国兵额的大量增多,参战人员的增多,三晋、齐燕各国都有带甲之士数十万,秦、楚各有“奋击百万”,此外还有车千乘,骑万匹。战争中双方出动的兵力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以上,尤其是战国后期更是利害。战争的时间持续久,常常是几个月甚至数年之久,一次战争的损耗也大,如前292年白起攻韩魏伊阙之役“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据《战国策》),前273年白起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五万(《秦本纪·魏世家》),前260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降率四十万。
再次,在战术上已生发很大变化,春秋时期盛行的车阵战被步骑兵为主的野战、攻坚战、包围战所代替。近年来在秦始皇陵发掘出的兵马俑坑,可窥见当时军阵的摆法。以一、二号兵马俑抗为例,有前锋、后卫、主体、侧翼、战车与步兵相间(以步兵为主)左侧基本上为骑兵,二号有步、骑、车兵、步兵在前左方,右侧为战车兵,左侧基本上为骑兵,中间在车兵后又随有步兵,这是各兵种联合编组的大型混合战阵。
春秋时主要依靠车阵会战取胜,在较短时间内双方决一雌雄,一两天就可见分晓。战国时则不一样,军事行动范围扩大,战争是大规模的车、步、骑混合的运动战,阵地战和攻坚战,带有持久性,长期性,胜负不仅决定于战国的政、经、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而且取决于一国的民气和士率的优劣。因此各国都注重选技、考核干率,战争的指挥也成为一种艺术,兵法相当重要,出现了象吴起,孙膑,折起,王翦,乐毅、尉僚等著名的军事家,有人还把战国时百家归纳出一个兵家,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战国时各国还发明和建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如关塞,了望亭,城堡以及长城等。
2、魏霸中原。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强盛的国家,这是因为三晋中魏分得了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那里原是晋国的基本部分,农业发达,经济基础较好,到魏文侯时(前445—前402年)经李悝变法,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较可国发展较快,国力强盛,造成独霸中原之势。他西筑长城防秦侵扰,开凿鸿沟,发展生产,曾于前408年打败秦军,并吞秦河西地区,前406年北越赵地,进攻中山国,曾一度将中山国灭掉。前405年三晋军队大败齐国“得军三千,得尸三万”,三晋联合行动,声势大震。
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魏、赵、韩为诸侯”,前391年魏又联赵、韩大败楚师于大梁,至此大梁为魏所有(此为魏武侯时)。前387年田和曾与魏武侯在蜀泽相会,后由武侯派使者请求周天子和天下诸侯承认田和为侯,第二年田和正式得到周天子的册命(周安王16年),实质上是魏承认了田氏代齐,这时魏疆土开拓,是其独霸中原时期。
魏惠王(前369—319)即位先后,承魏之强,十分骄傲,他自持强大,四处出击,结果三晋联盟解体,四面受夹攻,屡次吃败仗,影响最大的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3、魏、齐大战。魏的强大,使三晋的关系破裂,利害冲突加剧,前362年,魏相公孙痤(cuo)败韩赵联军于浍水北岸,秦乘机派庶长国伐魏少梁,大败魏军,俘公孙痤,取庞城(今韩城县东),六万人被歼,魏都安邑受秦、赵、韩三国包围,魏惠王逐把国都从安邑(山西夏县北)迁到大梁(开封),所以历史上又称魏为梁。
这时西秦和东齐各自经过改革变法也逐渐强大起来,尤其是齐威王成了魏国霸业的竞争者。公元前354年,赵国为了开拓土地和扩张势力,向卫国进攻,迫使其屈服入朝,而卫国原入朝于魏的,这当然为魏所不允,因而魏起兵伐赵,包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将段干朋建议先让宋、卫两国攻魏的襄陵(河南睢县西)使魏陷于两面作战,等到赵魏两国打得精疲力竭时,再击兵求赵。此时秦也乘机攻魏少梁,并过河占安邑。
魏赵大战一年,前358年攻下邯郸,齐威王认为出兵救赵的时机成熟,派田忌为帅,孙膑为师率甲士八万救赵。孙膑乃孙武之后裔,因受魏将庞涓的嫉妒陷害,被庞伪造罪名,私刑去膑后逃到齐国,受田忌推荐受到威王重用。
田忌准备直奔邯郸,孙膑认为“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 戟,批亢  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意即欲解乱丝不能强拉硬扯,拉架不能直接去打,救兵解围应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使其有后顾之忧)。建议田忌乘魏都大梁空虚之际,率军直捣大梁,迫使庞涓回兵,这样以逸待劳即可以解赵围,也可以乘其疲劳而击败它。田忌采用了孙膑之计谋,使魏军在桂陵(山东鲁山崮堆)遭到齐军出奇不意的攻击,吃了大败仗。(据1972年山东临沂解雀山出土《孙膑兵法·擒庞涓》篇说,庞涓在此役中被擒,而《史纪·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庞于前341年马陵之役中兵败自杀)这次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役。
这次战争魏的实力并未削弱,次年魏惠王调用韩军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再次年迫使赵在漳水上结盟,并归还邯郸。前354年,352年秦占河西少梁,河东安邑,至前350年魏反击,收复失地,且围攻上郡的定阳(陕宜川县),迫使秦孝公与惠王相会修好,可以说这是魏最强盛的时期。
前344年魏惠王便“乘夏军,称夏王”(秦策四),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苏秦后来曾说,卫鞅说过魏“功大而令行于天下”(齐策五)同时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率十二国诸侯朝天子,秦也派了公子少宫参加,这是战国中期的一次盛会。但各国对魏称  王都不满。逢泽之会是魏由极盛走向衰微的大会。也是大国间战争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的开始。二年后就发生了魏齐马陵之役。
前342年,魏攻打韩国,韩向齐国求救,威王任命田忌,田婴为正付将,孙膑为军师,起兵五万攻魏救韩,魏派庞涓、太子申为将、带十万军队迎战,孙膑再用“围魏救赵”法,直向大梁进发,当魏军从韩国撤回时,齐军已越过魏境。孙膑知魏兵强悍轻敌,于是采取退兵“减灶法”,将炉灶由足够十万人吃的数目,减至五万、三万,造成齐军胆怯,军士逃亡的假象,引敌深入,结果庞涓上当,错以为“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膑在马陵(山东湮城县东北)夹道埋伏善射者万弩,那里地势险要,山道狭窄,他估计庞涓轻骑在傍晚时分到达,与部下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要士兵将一棵大树皮刮掉,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到马陵时天黑看不见树上的字,令士兵点火把来看,齐军万箭齐发,庞涓只好拔剑自杀,齐趁胜追击擒太子申,魏大败。
4、“会徐州相王”和“五国相王”。马陵之战是魏的一次大惨败,公元前341年,魏受到齐、赵、秦的三面进攻,魏出师向秦反攻失败了。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二年)魏派公子昂和秦商鞅交战,结果公子中了商鞅的计,被秦军抓获,魏军大败。商鞅因此功获封商、於之地十五邑,号商君。两年后秦又进攻魏的岸门(山西河津县南),俘魏将魏错。
一连串的失败,使魏丧失了文侯以来形成霸王地位,前334年惠王不得不采用相国惠施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的关系,率领韩君和其它小国国君,亲自到齐国的徐州(山东滕县东南)向齐威王屈膝约和,并尊齐威王为王,同时威王也承认惠王的王号,此即所谓的“会徐州相王”,齐的实力强大起来了,替魏当了霸主。
这时秦已强盛,不断攻魏,多次攻占河东之地,迫使魏把上郡十五县全献给秦国,以求和平,秦于是归还河东之地,从而秦威望大震,而黄河天险为秦所掌握。前325年秦惠文公自称为王,同年魏惠王为拉拢韩威侯抗秦,双方在巫沙相会,尊其为王(即韩宣惠王)。以后魏惠王两次与齐威王相会。
不久魏相公孙衍发起了“王国相王”的举动,参加国是魏、韩、赵、燕、中山,这年赵、燕、中山也称王了。
5、“连横”与“合纵”。魏国败于东齐和西秦之后,天下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齐、秦两强遥相对立,不断扩充地盘,危及邻国,为了争取在兼并战争中获胜,齐、秦都展开了争取同盟国,孤立敌国的斗争,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齐、联秦以抗敌国的两派,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断打仗。各国之间相互结约联盟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固的朋友,也没有世代的仇敌。这种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结构活动,被称之为“连横”“合纵”。
韩非子在《王囊》篇中说得很清楚,“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两强并争,“纵”“横”一般是针对他们而展开的,齐衰落后,主要围绕秦。从地域上看,当时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
对于某一国来说:“纵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场外交政治斗争中,士的发言机会大增,他们讲究权变,跑东走西,为各国君王出谋划策,他们朝秦暮楚,到处游说,兜售政治主张,一策得用,便可平步青云。历史上把这些人称之为“纵横家”。
“合纵”最早由魏相公孙衍(即犀首)发起,“连横”由秦相张仪发起。公孙衍最初搞“五国相王”但没有具体行动,同时张仪被秦派到楚齐以与五国对抗,也无果。前322年,张仪到魏,鼓动魏韩联秦攻齐、楚,不久发现张是为秦活动,被逐回。
第一次合纵是前328年由魏相的公孙衍发起的,这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但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未出兵。次年秦派庶长樗(chu)里疾率兵与三晋联军在修鱼(河南原阳县西)决战,打败联军,歼敌八万余,第一次合纵失败,此后秦不断向三晋进攻,使韩屈服,韩太子仓押在秦为质,魏内政亦受干涉。《孟子·滕文公》引景春话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6、秦、齐的扩张活动。“五国伐秦”失败了,秦国东向的道路虽打开了,但秦的对手仍很强大,而秦的后方一直不太安定,秦的西方、北方有义渠国(今甘、宁一带少数族建的政权)当秦与三晋作战时,义渠国曾乘机攻秦,大败秦军于李帛,成了它的后顾之忧,南方的巴、蜀富饶丰沃,当时蜀国和巴,苴国有冲突,有机可乘,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派司马错于前316年率兵攻占了巴、蜀,接着又于前314年攻义渠,占领二十五城,前310年再攻义渠和丹、犁等国,这样不仅解决不了后顾之忧,而且占有地域辽阔而富饶的后方,为东进提供了物质、人力上的保证。
齐国这时也在伺机扩充势力,正在此时,燕国政局动机,有机可乘。原来燕王哙为博得让贤的美名。听信苏代的话,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俸禄之上大官的官印全部收回,交给子之另行任命,子之“贵而主断”(韩非语)讲法术,统治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前314年庞太子平和将军市造反,结果被镇压,太子平被处死,齐宣王乘机出兵干涉燕内政,攻破燕国都,杀子之、哙等。燕国几乎闹到亡国的地步,国势大衰,使原来就较弱的燕国更加懦弱,后来燕公子职在赵的帮助下回燕国,被立为昭王(前311—前279年)经多年经营,才逐渐恢复元气。
齐在各国的压力下被迫从燕撤兵,后又与楚结盟,对抗强秦。
7、秦齐间合纵连横战争及楚的衰落。前314年秦攻魏、韩,败之,迫使两国与自己结盟,与当时已结盟的齐、楚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两大集团交错用兵,胜负难分。
秦国君臣认为,要取胜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才能各个击破,于是派张仪使楚,离间齐楚,张仪到楚后收买权臣靳尚等。并以商、于之地(河南浙川县西南)六百里为诱饵,鼓动楚齐绝交,楚怀王利欲熏心,不听屈原等人的劝阻,以为不战而可得六百里,就同意了张仪的话,与齐国绝交。当楚国得知上当后,怀王恼羞成怒,仓促间于前312年发兵攻秦,秦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岸)大败楚师,消灭楚军八万,楚失去汉中之地,主将以下有十余人被俘。楚怀王又倾全国之兵再攻秦,一直打到蓝田,被秦击败。此后楚国又于垂沙败于齐、魏、韩联军(前301年),一败再败,国势大衰。尽管前306年(怀王23年)楚国灭越,在江东设郡,楚也仅仅只维持了一个大国的架子,到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困死于秦,前278年秦大将白起拔郢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河南淮阳)楚只有淮河南北,长江以南的土地了。楚国衰败后,能与秦对峙的就是齐国了,于是又出现了秦、赵、宋和齐、魏、韩两大对立集团。
前298年齐、魏、韩攻秦,一直打入函谷关,这场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迫使秦求和,归还魏韩土地才退兵。使秦深感合纵的威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苟子,强国)。
秦的实力并没有削弱,不久齐、秦修好,秦又得以向韩魏进攻。前294年,占韩的武始、新城(今河南密县一带)。前293年魏韩联军抗秦,在伊阙(今洛阳市南)交战,秦利用两国貌合神离、互相推诿的弱点,攻占五城,灭联军二十四万多人,俘魏将公孙喜,秦军主将白起因功升大良造。此后数年又连败魏韩,攻城侵地,结果魏割河东之地四百里,(山西西南部一带),韩割武遂之地二百里(山西垣曲)予秦,韩魏大衰。
在此期间前,302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增强国力,前300年连续五年攻中山国,灭之,同时攻破林胡,楼烦,迫使其北迁,宋国灭滕伐薛,攻占楚淮北地。
这期间又有赵惠文王权臣奉阳君李兑的合纵,他在前288年前后,发动赵、楚、魏、韩、齐五国合纵伐秦,由于齐不能切实合作,攻击秦的军队留在成皋(今河南荥阳)无功而退。
五国伐秦失败,秦相魏冉又谋与齐联合,各国都已称王,王号已显不出比他国地位之特殊,因此两国相约称帝,于是前288年秦昭王在咸阳称西帝,尊齐泯王为东帝,但不久都取消帝号。
这一时期秦国日益强大,齐也发展到最强盛时期,齐秦频繁合纵连横,在寻找机会削弱对方而未果。但总的说来秦的外交策略是成功的,楚国从大国地位衰退。
8、六国合纵伐齐及齐燕争雄和齐的衰落。公孙衍之后著名的合纵家苏秦(?—前284年),他是燕昭王的亲信,一生主要谋求燕的强大,在齐从事反间活动,组织合纵攻齐或攻秦,其策略是使齐“西劳于宋,南罢于楚”防止齐国吞并燕国。
齐、秦称帝后,他到齐国,极力煽动齐泯王攻宋,齐若攻宋,必弃燕不顾,且必引起魏、楚不满,也得罪秦,这样就把齐放到了四面树敌的地位,齐泯王听从劝告,主动放弃帝号,以孤立秦,以便乘机灭宋。并且以李兑为首组成五国联军伐秦,(实为苏秦操纵),使秦归还魏、赵失地。
齐王上当,未能看清形势,前286年齐乘宋内乱,灭宋国,这一举动使齐成为众矢之的,引起各国不安,前285年秦乘机约各国伐齐。秦先出兵攻取九城,设立为九县,次年秦、韩、魏、赵、燕等国联军向齐大举进攻,在济西大败齐军,这时由于齐对苏秦的信任,对燕毫无防备,燕昭王乘机派乐毅率军从北部攻齐,先后攻占齐七十多城,仅在济水以西保存了部分土地,剩有莒、即墨。秦攻取了原宋地定陶,封给魏冉作封地,魏也得到大部宋地,赵、楚得了部分土地,连鲁也攻占了齐的徐州,齐国几乎到了亡国地步。苏秦为燕反间,被泯王用车裂之刑处死,但从此东方强大的齐国一蹶不振,齐秦时峙的局面结束。此后数年,由于齐的衰弱,秦加紧了对魏、韩的进攻,曾用大军进攻到大梁,企图使本土与定陶相接。但韩魏因此倒向秦,后又攻赵得几座城池,前278年攻占楚郢都。
前279年燕昭王去世,惠王中齐国田单的离间计,与乐毅不和,改用骑劫为将,骑劫改变了乐毅以围困瓦解齐军的方针,对齐降卒施以劓刑,又挖齐人祖坟,激起齐军的愤恨,齐将田单抓住战机,利用火牛阵,夜袭燕军,燕大败,燕军虽全部被赶出了齐国,但齐也失去了大强国的地位,残破不堪。
这一时期,两强中的齐国终于从强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苏秦为保燕而从事的反间活动不可忽视,齐王未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位置也是可悲的,各国中唯有秦越战越勇,从此,齐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再也不是秦的对手了。
9、秦赵长平之战。山东诸国一个个地衰败,唯独只有赵国还有相当的力量,成了秦国的眼中钉,必欲拔之面后快。前270年,秦联合韩,通过韩上党,向赵的军事要地阏与(音烟,山西和顺县西)进攻,赵派将军赵奢前往救援,赵为麻痹秦军,在离邯郸三十里处驻扎了28天,装作不敢救援的样子,然后以两日一夜急行军赶到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驻下,占据北山,据高临下,大败秦军,使秦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赵奢因此封马服君。
前266年,秦昭王废太后,罢免穰侯魏冉,逐去“四贵”,任用范雎(ju)为相。范雎的兼并策略有两条:一条是“远交进攻”,认为如此才能“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反对越过邻国去攻打敌国,这样占不到土地,劳而无功。一条是要“ 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秦昭王认为有道理,就按此策行动了。
韩国紧邻秦国,最先遭攻击,接连几年,相继攻占了韩的好几个城地,切断了韩国本土与上党郡的联系。韩打算把上党献给秦求和,但先后上任的上党郡守都不同意,只好请求赵国发兵取上党郡十七县。赵派大将廉颇率大军驻守长平(山西高平县),秦派白起进攻,开始了战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大战。
廉颇采取坚守策略,以逸待劳,消耗秦的力量,从前262年开始,两军相持三年,秦不得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用夸夸其谈的书生赵括代替老将廉颇,赵一到任就大举进攻,白起采用迂回战术,正面佯败,另派两支奇兵从两翼包抄赵军,切断其退路,赵军被团团围住,被饿困了四十六天,赵军分成四队,轮番向秦反攻,不能突围,赵括粮尽箭绝,又少智无谋,孤注一掷,亲自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主帅,四十万多人被迫投降,白起仅将其中年幼的240人放回报丧,其余的四十万人全部坑杀,在这次战役中,赵兵前后死亡了四十五万,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是为长平之战。
10、秦围邯郸和信陵君窃符求赵。秦长平战后,曾一鼓作气,兵分两路,取上党和太原二郡,白起主张一举灭赵,但范雎忌功,力劝秦王同意赵说客苏代的话以赵割秦占城为条件,于259年宣布罢兵。
赵君臣认为割地无济于秦的进攻,于是割地给齐,换取齐的支持,并联结楚、魏、韩共同抗秦。这时秦昭王为首主张直攻邯郸,而白起却放弃前议,认为良机已失不宜出兵,秦王灭赵心切,执意出兵,白起以疾相辞,秦王便命王陵、郑安平为主将围攻邯郸,这时“赵国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古史》引《战国策》白起语),坚决抗击。秦兵久攻邯郸不下。
赵国四出求援,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朱亥用铁椎击杀滞留不敢救赵的大将晋鄙、夺得兵权,率兵八万往援邯郸。同时赵平原君带门客二十人赴楚求援,毛遂自荐前往说服楚君出兵,成功。楚将景阳也率兵来救,秦军在三国军队的内外夹攻下大败,主帅郑安平在围困中带二万人投降了赵国,被封武阳君。接着秦在河东被魏楚打败,秦河东守王稽也以“与诸侯通”的罪名“坐法诛”,秦在这次战役中连前所攻得的河东、太原都失守了,这是秦继阏与之役后的又一次大败,秦相范雎因荐人不当被诛。秦吸取教训,在以后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当秦赵大战长平时,楚国乘机灭鲁国,当前256年。
11、秦灭西周,设三川、太原和东郡。公元前256年,秦发兵攻西周,西周君被迫将三十个邑和三万人口献秦,同年周王赧(nan)去世,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也没有了。公元前249年,又灭掉东周,东西周地盘不大,但处于秦东进的进攻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秦并其地与韩的成皋,荣阳合建三川郡。
前248年乘赵、魏与燕大战时,秦攻占三晋所在的山西中南部地区,建太原郡,前244年起连续攻占韩魏在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建东郡,与齐连接起来了。
此三郡之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黄河中游与汾河流域尽入秦手。秦国遂进入一个更有作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