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秦王赢政吞并六国
 
1、除吕亲政，任用客卿
秦王政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赵氏所生。十三岁即王位，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掌管。吕不韦是阳翟（河南禹县）大商人，在邯郸经商时，结识在赵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遂把异人当“奇货”进行政治投机，在位的孝文王宠妻华阳夫人无子，吕通过关系买通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孝文王死，异人得立为庄襄王，但异人只做了两年国君就死了，而吕不韦因投机成功，当了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邑十万户，有“家僮万人”。
后吕不韦惧怕他与太后私通事暴露，便把舍人缭毐推荐给太后，充当宠幸，缭毐得幸后与太后同掌大权，以至“事皆决于缭毐 ”（史记，吕不韦列传）被封为长信侯。
前238年，秦王政二十二岁，按秦制应该亲政了，缭毐乘秦王政离开咸阳到旧都雍行加寇之礼机会，假造王和太后玺书，发动武装叛乱，被秦王政粉碎，次年，将与此事有牵连的吕相罢免，迁其至蜀，吕自杀而亡。
在秦王政亲政的两年内，先后消灭了吕不韦等各种反对势力，把国家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同时起用李斯、尉缭等客籍法家人物。李斯（前280—208年），楚上蔡（河南上蔡）人，出身“闾巷布衣”，后随荀子学习，为吕不韦门下舍人，后晋升为郎，曾得机会言王曰：“自秦孝公的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么容易），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并疆，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列传）。李斯得到秦王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并按其所谋，阴遣谋士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受贿赂的，结为内应，不肯的，利剑刺亡，这就是离间之计，然后派良将随后进攻，不久，李斯得拜为客卿。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韩国为了牵制秦的力量，使其不向韩进攻，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帮助修渠，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牵制秦的东进。郑国的阴谋暴露后，秦宗室大臣鼓动秦王政逐去各国客卿，认为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李斯亦在被逐之列。
李斯上书辩言，他认为对客卿应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以秦国的历史为例，从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的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指出一切逐客，“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而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斋盗粮者也。”最后表示：“夫物不产吾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列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政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当即取消了逐客令，表明秦王政的从谏如流政治家的风度。
不久魏人尉缭也来到秦国，向秦王献了著名的离间诸侯策，被任为国尉，他要秦王不吝财物、用重金贿赂各国重臣，阻止六国“合纵”，这就把“远交迫攻”和“离间诸侯”的计划作为国策，成了秦统一重要决策。
2、秦灭六国
秦王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从正面突破，灭韩魏，再灭两翼赵、燕、楚，最后灭齐，统一全国，仅仅十年功夫，就完成了这一伟大事业。前231年，秦把赵放在一边，转攻韩魏，两国各割地一大块，但只求得一年的苟安，前230年，秦采用中间突破，派内史滕带兵集中攻韩，俘韩王安，韩国亡，秦设颍川郡以辖其地。
同年赵发生旱灾，前229年，泰攻之，王翦为帅，赵将李牧，司马尚顽强抗击，相持一年，秦用反间计，收买赵王迁的亲信郭开，郭进谗言，赵王杀李牧，撤司马尚，改派赵葱和颜聚为将，两人指挥无方，被击败。前228年秦攻破邯郸，迁被俘。赵公子嘉带了一帮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为王（代王），赵基本上被灭亡，代王嘉及其宗族几百人的政权维护到前222年，被秦消灭。
灭赵中，秦军已兵临燕境，燕太子丹无计可施，收到刺客荆轲，以燕督亢（河北固城、新城，琢县一带）地图和秦仇人樊于期的头颅进见秦王，荆轲“图穷而匕首见”，刺杀秦王未遂身亡，秦王派王翦攻燕，败亡之，前226年破燕都蓟，燕王喜逃到辽东郡，燕基本上灭亡。前222年俘燕王喜，燕亡。
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兵攻魏，引黄河、大沟的水灌大梁，三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
在灭魏前，秦曾组织过一次对楚的进军，老将王翦认为不可轻敌，需六十万大军不可，李信却认为二十万是够了，秦王政听信李信的意见，叫他率二十万人攻楚，被楚将项燕打败。灭魏后，秦王骑马兼程亲到告老的王翦家，该王翦出马，前224年，集中六十万大军，亲自送王翦出征，并亲临郢、陈前线指挥，经过一年多时间，王翦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以麻痹敌，以逸待劳，使楚军斗志懈怠，粮草不足，开始向东撤退，这时王翦乘机追击，消灭了楚有生力量，接着占领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音除），楚亡。前222年又降服越君。设置会稽郡统一了长江流域。
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南下攻齐，一路势如破竹，不几天攻下都城，齐王建投降，齐亡。
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秦以风扫残云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完成了统一流国的历史任务，结束了春战以来数百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3、秦一统的必然性
从西周灭亡到秦王政统一、经过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的割据混战，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1）各国经济发展迅速、差异减少。为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铁器使用生产发展，使各国间交换日益频繁，联系越来越密切、客观上要求统一，以适应新的形势，但诸侯割据，关卡林立，交通阻隔，货币各异，度量衡不同，使商业交往困难。
（2）人心厌战，而思“四海之内若为一家”（苟子·五制）。诸侯割据混战，杀人盈城盈野，其损失之大“十年之田而偿”（秦策五），人民群众厌战思治，成为共同的心理。不仅农民、工商业者，而且地主阶段也从巩固其统治出发要求统一。
（3）各国政治制度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各国经济改革的变法，不同程度地削弱，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在中央逐步建立了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在地方上行郡县制等。
（4）从民族融合方面看，华夏族形成是统一的有利条件。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居住在两条大河的各民族逐渐融合为具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经济以及相近的生活习俗的华夏族（汉族的前身），春秋战国时许多少数族与汉族融为一体，中原与边藩的日趋一致，是要求政治统一的重要因素。
（5）“百家争鸣”中各学派都为统一造了舆论。说明统一的要求已深入思想界，孟子“定于一”的思想，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子》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等。都为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准备。
4、秦一统之因
由此可见，统一已是大势新趋，人心新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统一中国的任务为什以最后由秦国来实现呢？又为什么最后由秦始皇来完成呢？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时代和阶级正为秦王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给他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他能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李斯曰各国与秦比较“譬若郡县”，秦灭六国好象“由灶上骚除”（史记·李斯列传）
（1）秦国变法最彻底，新兴阶段掌握了政权，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奖励军功，国力强盛，士兵骁勇，武器装备精良，经济实力雄厚，关中，汉中，巴蜀，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功赏相长”的政策（荀子·谴兵）使秦战斗力强盛。而关东六国变法不彻底，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旧势和残余势力强大，国势兵弱，振作不起来。
（2）秦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统治阶级基本上对统一战争持积极态度，办事效率高，社会稳定。而关东六国政治较落后，内部权力之争不断，互相残杀，削弱了国力，阶级矛盾也突出，或起义或逃到秦国开荒种地。
（3）秦国重视人才开发，重用各国有才能的土，不惜重金高位，坚持按纳、使用宾客，任人唯贤的政策，仅就秦王政时代而言，就有王翦、王贲、茅焦、尉缭、李斯、李信、王绾、冯劫、蒙恬、蒙毅等军政人才辅佐，而这些人大都不是秦国人，但却为秦所用。
（4）秦国有利的地理形势也不可忽视。据有关中、凭山依河，进可攻，退可守，此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过秦记 ）
（5）秦自孝公以降，六世英主不断自强（孝公、惠文王、武文、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其中特别是孝公、惠文王、昭王在位时间长，业绩伟大，秦王政正是凭籍其租先的基础，“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加上他本人的杰出才能，他善于用人，博采众议，从谏如流，敢于作出亡六国的战略决策，表现出雄才大略。任人唯贤，虚心纳谏他使用军事外交和内部分化瓦解巧妙配合的策略，采用远交迫攻，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处理得得心应手。善于和敢于尽全力决战，信任压倒猜忌，有气吞海内的气魄（如对是否逐客，对楚决战等）。不失时机地统一了全国，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能，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虎虎生气。
5、秦一统之影响
秦统一中国是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中国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意义有三个方面：
（1）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使人民能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生产，这对发展经济、文化、巩固边防有巨大的作用。
（2）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它的一系列制度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大。
（3）秦统一占国的过程是对旧贵族势力的扫荡，大军所到之处，伴随着一顶顶王冠落地的，还有一大批簪缨袍笏之族的败落，如灭魏后，废魏宁陵君为“家人”就不是个别的例子，又如通缉出身五世相韩的张良和许许多多隐姓埋名的人，以及《南郡守腾文书》中所宣布要严惩的“淫佚之民”等行动，都说明秦在统一过程中，对山东六国贵族的打击相当沉重，从而切除了社会上许多赘瘤，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
 
七、百家争鸣、百花争放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崩溃瓦解、集权专制体制确立之时，一切旧的观念，旧的制度，旧的思想都发生了动摇，新事物层出不穷，表现在思想领域里就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百家争鸣
“百家”其实是泛指多家而言，西汉司马谈曾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末年古文学家刘歆总括为十家，即儒、墨、法、道、名、农、纵横、杂和小说家。十家中除去属于文学的小说家外，后人称之为“九流”，也有人还补充了兵家。但重要的仍只有司马谈所言六家。
百家争鸣是历史变动在认识论上的反映，也是思想领域对种种历史现实的反映。诸子提出种种不同的学说，从人间到宇宙万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从国家制度、官吏选拔、耕战措施到农田开垦，君主的统治权术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他们对新的制度的态度很不一样，有的反对，有的赞成，赞成与反对的角度深度也不一样，有的颂先王，有的法后王，有的以古非今，有的厚古薄今，他们提出的治国安邦的方案也大相径庭，这反映了这些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政治立场相异，这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妥善解决内政和外交两大课题，可以说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僵老的门第名分无济于事了，周天子的权威扫地，连招牌也无人愿打了，唯一有效的东西是合乎时宜的谋略和政策，这就需要士的帮助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无疑是占胜敌国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合宜的谋略，优势可以转化为劣势；反之亦然。因此，斗争不仅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君主们拥有物力，却不定具备智力，在这多元的、动荡的，竞争的年代，抛掉智慧才智就意味毁掉自己。纵观战国七雄，大凡用人才，重视谋略的就扩张，反之就日益削弱。如魏文侯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术就强大了起来，秦一贯把任人唯贤，作为国策，大力开发人才、智力，最终统一占国。
齐威王与梁惠王会晤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梁惠王问齐威王，有没有大的珍珠，齐威王回答没有，惠王感到很惊奇，曰梁国比你们齐国小，还有十颗光照数十丈的明珠，威王曰，我的明珠与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惠王听了十分惭愧，无言以答。正因为某些贤明的君主重视人才，以人才为珠宝，所以他们争着招揽人才，下令求贤，不惜重金收买，委以官高，百家争鸣的兴起正是适应发这种需要，需与求的结合，就招致了大量士的兴起，游说之风的兴起，智力竞争的兴起。。
自春秋以后，“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讲学的风尚大兴，孔子是我国第一个提倡并实践私人讲学的大师，这可以说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一，但当时人们对士的认识还不够重视，孔子的学生最多也不过只做了诸侯国大夫的家臣。到了战国时代聚徒讲学之风大盛。私人养士动辄数千，著名的如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秦之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三千，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有的有一技之长，甚至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不仅如此，大国还设立学校、学宫招揽名士，著名的如齐都临溜城的“稷下学宫”（齐威、宣王时）造高门大屋，招徕贤士学者，相互诘辩，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成为东方学者的集中之地，这对于文化的传播，学派思想上的交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时政治空隙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聘，因诸侯林立，可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是常有的事，各国都招纳智囊，士的地位提高了，游说之风大盛，一个平凡的士，一经国君赏识，可以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为国相、大将、军师、客卿。如秦之卫鞅，张仪，甘茂，范雎，蔡泽，尉缭等。有些人的主张一时不为某国所采纳，他可以到别国去，兜售他的主张，而这些士当中的许多人确具有真才实学。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礼贤下士”并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出现了“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现象。
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据，使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
综上所言，“百家争鸣”是在我国历史上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思想政治领域里的斗争，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它的发生和发展为旧制度、旧思想的灭亡、以及新制度新思想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百家争鸣表面上看来颇有民主气氛，实际上大多数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已见，争着搞自己的君主专制主义，而最后法家学派之所以为秦所欣赏所实践，成为一时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因为法家的一套理论更加适合当时的国情，其结果不可能促进民主，只能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专制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强化。
2、墨家和墨子
墨家，其创始人是宋人墨翟，墨家与儒家的学说当时甚为流行，并称为“显学”。《孟子·滕文公下》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张荫麟先生这样评价：“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首先拿理智的明灯探照世界”。
墨子的生活年代约在前468—前376年之间，墨家学派的特点是，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其领袖称为“矩子”，所有的人必须服从他，他们熟悉工艺技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其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墨子本人自称“贱人”，生活俭朴，其主要的观点是在与儒家的对抗中提出的，儒墨之争揭开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子学说的中心是“兼爱”，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要以爱无差等来代替有差别，互爱互利。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他提出“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墨氏兼爱”（孟子）“墨子贵兼”他不了解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墨子爱无差等的思想反对儒家亲疏有别和贵贱有序，这种思想是不现实的，但他主张减轻剥削，反对奢侈，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又有一定的进步性。（爱人者人恒爱之）
要“兼爱”、“交利”就必须要反对战争，墨子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非攻”，“非攻”的目的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已经掌握了政经权力的新兴富人的利益。“非攻”否定战争，有利于保护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面，但不分正义、非正义是片面的，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战国封建统治者的兼并统一战争，客观上有进步的一面，一概加以否定也是不正确的。墨子在《非攻》篇中的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说明他的思想，他写道：“今有一人人园圃窍其挑李，公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则罚之……，至攘人犬彘鸡豚者……至杀不辜人也，其不义又甚……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可谓少见黑为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为苦，多尝苦为甘，则以此人不知苦甘之辩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墨子在论述“非攻”的主张时，大力谴责了那种在“攻伐无罪之国”时，抢夺人家庄稼，砍伐人家的树木，杀人牲畜，焚烧人家的寺庙，屠杀别国人民，抢夺别人财富珍宝等掠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劳动人民遭受战痛苦的同情，所以他的这一主张虽属空想，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那么由谁来实行“兼爱”“非攻”呢？墨子又提出“尚贤”、“尚同”的主张。建议打破阶级局限，选举最贤能的人当国王及各级大小官吏，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也可选而为官，使“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一思想是对西周的来宗法分封制的否定，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度，选举出来的人要下级服从上级，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绝对的统治权，做到天下“尚同”即国家的统一。他的这两种思想要求打破阶级限制选人才，实现国家统一，有进步性。
墨子还主张“节用”“节葬”，反对官吏奢侈腐化，反对儒家鼓吹的“厚葬久丧”这两个主张有其一致性的地方。
墨子生活俭朴，认为音乐、舞蹈都是无用的，主张“非乐”，他认为“农与肆之人”可以当官，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主张“非命”。他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是存在的，把天与鬼作为制裁，恐吓当时掌权的“王公大人”们的工具，这就是所谓“天志”“明鬼”，他利用天和鬼的意志为自己的学说制造舆论，在当时也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上所述，即墨子的十大主张，综合分析一下这些主张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空想的或不现实的，如非攻、非乐，兼爱、尚贤等，其二是带有进步性的如非命、节用、节葬、尚同；其三是消极的如尊天，事鬼（其中也有进步的方面）。主张的核心是兼爱，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自己的完整思想体系。
墨子出身贫贱，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不同，他为了实行他的主张，曾到处奔走，有一次为了制止楚国攻宋，曾从齐发出发，步行了十天十夜赶到楚都。平时穿粗布衣，木头或草做成的鞋子，这和儒士们带着高冠，穿着勾履，坐着马车，是大不相同的。
墨子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判断是非的三项标准，叫做“三表”，第一，要根据古代“圣王”的行事，即接受前人的历史经验，第二是要了解当前为百姓的需要；第三，以上二条为依据，制定政策措施，看对国家和百姓是否有利（非命上），具有进步意义，是唯物主义认识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墨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惊呼：“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他还批评墨子“爱无差等”是“邪说”，“淫辞”和洪水猛兽。
墨子死后 ，其后学者分成许多流派，对墨子思想作了不同的解释和发展。
3、儒家的分化和孟子、荀子的思想
儒家由孔子创始的，孔子死后分为八派：子张，子思，有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等。其中比较重要和对后代影响较大的是孟轲为代表的孟氏之儒，荀况为代表的孙氏之儒。
儒家各派除与其他学派论战外，相互之间也多有争论，孟氏之儒主张“仁义”，提倡“仁政”，后来发展成为孔子的正统学派，孙氏之儒把“礼”，“法”等同结合起来，成为由儒向法转变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思想渊源来说仍属于儒家。无论孟氏还是孙氏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有学者把儒家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礼为行为规范：“吾从周”，“非礼勿视、听、言、动”，“正名”，君臣等级名分。在人欲横流的时代要控欲。礼：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造成：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安贫乐道，因循守旧。（2）以仁为思想核心，“仁者，人也”“杀身以成仁”。孝弟为仁本“亲”“仁也”是人的美德的最大特征。讲父义，母慈，兄友，子孝，弟恭。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创造一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3）以义为价值准绳：“君子喻于义”，“君子以义为上”。“义者，宜也”，言行举止要与礼相吻合，“度于礼”“立于礼”“役之以礼”“齐之以礼”。（4）以知（智）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生而知之者上也”，重“学而知之”。重教化。
（1）孟轲思想
孟轲，鲁国邹人（山东邹县），战国中期人，自认是子思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生活的年代约前390—前305年，其幼年丧父，曾游身齐、梁等国，一度为齐宣王的客卿，后退而著书讲学，现存《孟子》七篇，集中了他的思想，孟子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已确立，各国变法已进行，他代表了地主阶段改良派的利益，他主张封建化，提出了一系列为巩固封建统治，使其长治久安的措施，其中不少都有积极意义，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能为任何国君所尝识，到处碰软钉子，他的主张也不为统治阶级所接受。
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
“王道”就是先王之道，他最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把那时的政治看成是他所要追求的最理想的政治，反对主张暴力改革的“霸道”，反对法家的变法改革，他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大夫是现诸侯的罪人。他要求君主效法先王（法先王）。
怎样复兴玉道呢？孟子竭力鼓吹行“仁政”。“仁政”的内容是要恢复井田制，认为“仁政必自经界始”，史学界有人认为这是对商鞅所云“废井田，开阡陌”的反动，其实不然，孟子恢复井田是为使“民有恒产”，他所设计的井田制度是：“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八家必须“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大家“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和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不同，他实际上是主张农民可以有自己的家屋、土地，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家庭经济。他痛骂破坏井田的人是“暴君污吏”，使民有“恒产”“恒业”，这种带有理想主义的主张与当时诸侯纷争的局面是不相融合，所以没有一国的国君愿意实行他的主张。
孟子行仁政，要“制民之产”，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得到温饱，他曾说过所谓的小农经济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这种主张和要统治者“勿夺其时”的呼吁，是他理想主义思想的另一反映。又提出在此基础上，用孝悌等伦理道德去教育人们，使劳动者安居乐业，统治者可以“王天下”了。
他在论述“仁政”时，批判了暴政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示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要求社会给人民以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一些很进步的思想，与孔子不完全相同，孔丘反对下反上，臣杀君，而不管国君多反昏庸，暴虐，都认为杀之就是大逆不道，是“弑”。孟子则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莽，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对于残暴之君还可以杀掉，他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提出了“民为贵，礼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思想，是西周的来“重民轻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民贵君轻”直到两千年后朱元璋还为此大发雷霆，下令删改《孟子》一书，把孟子的泥塑像撵出庙堂。
孟子虽提出“君轻民贵”的思想，又认为国君必须坏到“桀”、“纣”那样才可以“征”和“诛”，而且是统治阶级内部人起来“征”、“诛”。于此同时，他又发挥了以前“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伦理，提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认为“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些反映了孟子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后代流毒甚广。他说以“德行仁义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认为仁是“侧隐之心”，仁义礼乐人性所固有的，扩而充之则“人皆可为，而小人不可”。反对纯武功的“霸道”，提出善战者“服上刑”。
在哲学思想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性格本来就是善的，人的性善是天生的，散布不学而能（良能），“不虑而知”（良知），宣扬“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天才史观。至于性善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人们的行善行恶，完全是受社会制度，社会条件决定的。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又从本性上否定了贵族和平民间天生的界限，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人皆有不忍之心，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为四端，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
孟子的学说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是迂阔而无法实现的，晚年因到鲁国整理自己的著作，写有《孟子》七篇。
（2）荀子的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汉以后又称其为孙卿，这是为了避西汉宣帝（名询）之讳而改的。生卒年代约为前312—前238年，属战国中后期人，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年青时曾游学齐稷下，为“祭酒”，后又到楚、秦（范睢时），最后到楚为兰陵令，年迈时著书立说，著有《荀子》一书，死后葬于兰陵。他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对百家都有批判，对儒之子张、子夏氏，甚至孟氏都痛加斥骂，但对孔子和子弓却以师事之，一味恭维，被后代称之为杂家的祖宗，他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是揉合了儒法两家，他提倡儒家的礼治、孝悌，任贤思想，又融合了法家君权，统一等思想，他的弟子韩非，李斯以后成为法家之集大成和实践者，清谭嗣同曾说过：“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荀子学说中的精华之处在于他对天道的论述，否定了宗教迷信和传统的天命观点，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的变化也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没有超意识的神存在，对于某些自然现象“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如星坠木鸣，日月有蚀，风雨不时等，都是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的必然规律，它与社会的治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对揭露和批判古代统治者利用天、神、鬼、怪的迷信来恐吓，统治人民的骗局有一定的进步性。
更可贵的是荀子肯定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克服自然灾害，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指出：“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但如果“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他进一步又提出了“戡天”，即征服自然的学说，他指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与其尊崇天而整天仰慕它，不如积畜财物而来控制它！与其依从天而来称颂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而利用它！与其空望天时而坐待恩赐，不如顺应时节而来利用它！与它让自然物自己繁衍增多，不如发挥人的才能来帮助它生长和发展！）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生产力发展，科技文化提高的反映，人可以戡天，发挥人才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无疑是十分杰出的。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改造自然和增强国力方面，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又认为应该“不求知天”，不主张主动控求自然规律，有局限。）
在政治上，荀子强调礼、义两者都是封建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和制度，这实际上是夺得政权的封建统治者以软的一手从思想上麻痹百姓，但这还不够，因此荀子又提倡法，即依靠法律规定的刑法，来维护统治。作为礼治的补充，他的法制思想，后来为李斯、韩非发展到极端。
荀子主张“法后王”，就是学习当世的君主，他到过秦国，对商鞅变法后秦国良好的秩序，较高的办事效率，生气勃勃的景象，赞扬备至，认为是“治之至也”。
在认识论上他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下来时的天性是恶的，有欲望，要吃、穿、行等，但他认为性恶是可改变的，只要“明礼仪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就可以变善，学好了礼仪“涂之人亦可以为禹”，从本质上讲，不管性善还是性恶都是唯心主义的东西。
荀子认为性恶可改变的，所以重视后天的学习，重视教育这又是他思想上的积极方面，在学习上他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提倡“锲而不舍，舍不可镂”的精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他还提出学习上后来者可以居上，学生可以胜于老师，这就是“青，取之于蓝，而青（胜）于蓝”的名言。
在政治上荀子较注重调整阶级关系，重视民心的向背，主张有社稷者要爱民，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对百姓一味暴敛，“伐其本竭其源”，结果只会“求富而丧其国”，“求利而危其身”，走向对立面。
4、法家和韩非子
法家一般分前后两期，前期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改革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他们主要是以政治改革家的身分出现的，后期代表是韩非、李斯等人。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与李斯同师于荀况，曾向韩王建议变法，未施采纳，转而著书立说，著作传到秦国，受到秦王政的赞赏，前234年出使秦，被李斯、姚贾嫉妒谗毁加以杀害（也有人认为是因韩非作为奸细被发觉，下狱处死）。他是杰出的法家思想家。
韩非鲜明地提出了反复古的思想，他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历史进化的观点上的，针对孔子、孟子言必称尧舜，语必颂三代和老子赞美“小国寡民”等崇古的论调，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时代是变化的，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引汤文武之道于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篇）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也就是说不要去效法古代的老规矩，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这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是进步的。
韩非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的思想，加以改造，补充发挥，提出更为完善的三者结合的学说。
在他之前，商鞅主法，要国君明法审令，申不害强调术治，主张国君注意控制，驾驭臣下的手段，慎到强调势治，即国君加强威势，以统治天下。韩非认为他们各有利弊。儒商鞅奖励军功，使勇者为官，扩大封地，不利集权，单凭勇力的人为官，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申不害谈术而不用法，法令经常变化，结果犯人日多，且申不害言术而未尽，需要完善；韩非认为法是主要的，但还必须有术治，君主要住王宫而明察宫廷之外的情况，必须发动人民来告奸，告奸有赏，不先奸处以重罚。韩非还特别强调势治，即威势之治。认为善于用势者则国家安全，否则危险，他分析了三者间的关系。这是他鼓吹极端君权主义，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需要。
韩非继承了他老师的性恶论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好利禄而恶刑罚”，“恶劳乐佚”，对于这些必须加改造，重则就用强力加以箝制，主张国君“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他与荀子的不同点在于荀子强调礼义教育以纠正性恶，而他却主张用刑法来纠正。
他主张“信赏必罚”，一切“以法为平”，在这个基础上他大力主张奖励军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六反篇），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篇）
他还主张“富国以农”，反对“趋末业”，与早期法家一样强调富国强兵。
韩非主张绝对的君权，搞思想文化专制和愚民政治。他提出要禁绝百家争鸣，思想禁锢，不仅要“禁其行”，“破其党以散其群”而且要“灭其迹，息其说”，即使主张耕战的管仲、商鞅、孙子、吴起等的书也在禁绝之列，这就是思想文化上极端的专制主义。
韩非的学说在秦国政治中得到应用，他的理论对秦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灭六国起了积极作用，秦统一后，秦始皇继续韩非的理论，加强了对人民的严刑酷法的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从而也加速了秦的灭亡。实际证明，他的理论并不能适应地主阶级巩固统一的需要，有严重的缺陷。
5、道家和庄周
道家没有象儒、墨、法那样形成一个大的学派系统，杨朱、老聃、关尹、庄子、列子的思想可定为道家。杨朱晚于孔子而早于墨子，他的思想孟子说是“为我”，说是把天下大事都丢开不管，避世隐居，保全自己的天性，不为他人他事牵累自己，这是道家的先驱者之一。
战国中期道家的著名代表是庄周，著作收集在《庄子》一书中，由于老聃没有留下著述，《道德经》成书又晚，所以庄子的作品是成子研究道家的主要作品，道家到庄周时才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学派。大有三家鼎立之势。道家代表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前途感到迷茫，对新的一切都看不惯，庄子改造和发挥了老子的消积思想，坠落为一个绝对的厌世主义者。庄周是宋国人，他继承了老子的许多思想，他否认事物质的不同，认为万物为一，世界统一于所谓的“道”，老子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论，庄子则是主观唯心论。
老子哲学中还有点辨证法的因素，认为万物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并且会彼此转化。庄子则否定世界上一切差别和对立，认为这一切都不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认识者观察事物时的主观偏见决定的。走到绝对的相对主义上去了，陷入了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不可知论的泥坑。反映没落阶级丧失探求客观真理的信心。
他指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没有是非标准界线。“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甚至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得出的结论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而把相对论引向绝对化，引导人们去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庄子认为，人的认识是相对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例如他说毛嫱、丽姬是美人，但鱼见了他们吓得深入水底，鸟见了他们高飞，那么，美不美究竟以谁的判断作为衡量的标准呢？因而他得出人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他取消了老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而把他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顶点。
再如，为证明无是无非，他竞要人与动物在一块讨论是非，人睡湿地会腰痛，泥鳅如何？人上树胆怯，猿猴如何？……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虽主张社会倒退，但还有个限度，即只主张社会退到“小国寡民”时代，“无为”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如西汉初“黄老天为而治”。而庄子是个绝对的悲观厌世者，他认为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是坏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希望回复到浑浑沌沌，是非不分，生死莫辨的虚无境地。有一次庄子做梦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他就问自己，是庄周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呢？大概两者是相互转化的吧！他认为自然界是由“道”组成的，自己要和这个“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脱人生的一切忧虑，他称这种打破一切差别的境界，和万物的本体“道”合为一体的理论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对儒家的一套仁义道法也非常反感，对墨家也相攻击，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以诋毁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例如在盗跖篇中，庄子利用跖口大骂孔子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巧伪人”“ 盗丘”等。
庄子思想的消极面太大，为后代封建统治者不采。他的学说使人们消极，懒散、悲观、颓废。如果社会象庄子说的那个样，人类就无法存在下去，庄子否定发展、否定进步，是没有出路的。
庄子的文章写得很好，想象丰富，寓意深刻，优美动人，在文学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6、阴阳家和邹衍
阴阳本义指日照的向背，司马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家的特点是：“深观阴阳消息”，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
邹衍（约前305—前240年）是齐国的思想家，他提出了阴阳消长，五法终始的学说，简称为阴阳五行说，在当时以及秦汉以后都有一定影响。邹衍又作驺衍，活动时代比孟子稍后，曾为燕昭王师，游历魏、赵、燕、秦等国，《汉书·艺文志》载《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已失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学说包括三部分，一是天论，谈天地的发生、发展，当时颇为著名，称之为“谈天衍”；二是地理学说；三是阴阳五行的五法终始学说。尤以第三部分影响较大。
原始的五行学说，本是一种对物质构造的古老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虽然形态、大小、质量各异，但归根结底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构成，后来由于子思、孟子的创导而流传世，如孟子：“五百年必有五者兴”（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邹衍时，又加以发展和改造，把它说成和历史发展，朝代的更替有关的一种历史规律了。
《吕氏春秋·应同篇》记载了他的五法终始说的内容：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详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天演（蚯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光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无目光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五法、五气、一物胜一物，循环往复，相代而兴，每个朝代相当一个“德”，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历史就是这样循环推演下去，邹衍的五法终始说的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赋予皇权神授，这种理论很符合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借助他的学说来说明周代的灭亡是符合天意的，因此他受到齐君、梁惠王、赵平原君、燕昭王等的欢迎和优待，秦统一后也用其理论立国。周是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史记·封禅书），水胜火，秦是水德“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衣服旄旗节旗皆上黑”（始皇本记）。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绝不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他把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成是天的意志，五行相克，是历史的循环论，为宗教迷信发展制造了舆论。秦汉时出现了一批以谈论神仙之术来骗取帝王的方士，就把他们学说和道家的仙术及鬼神之说结合起来，成为神化皇权的工具。汉代董仲舒把五法终始说更细致演化为“天人合一”的神学，经过东汉王充的批判，五德终始说才衰落。
（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相传邹衍素有郭清海内之志，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恨……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首创“九州”说：“中国名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外有九州岩石瀛海环其外……。
对阴阳家历来贬多褒少，但它“把宇宙间所已知的一切现象综合起来，造成一个整齐的大系统，实是学术昌明时期特征。）
7、惠施和公孙龙的名家
名家亦为战国一大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名家有七家。主要是以逻辑与认识论问题为讨论内容的名辨思想。着重讨论“名”与“实”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的关系。他们往往对事物的名称，概念和逻辑的分析研究上下功夫，当时被称为“察士”或“辩者”，“名家”是汉代人给叫出来的。
名家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宋人，其活动晚于孟轲和商鞅（约前370—310年）曾在魏惠王时做过十多年的相，主张联合齐、楚、曾陪同惠王“会徐州相王”，魏用张仪为相后，离魏，后又返魏。他与庄子是好朋友，死后，庄子感慨曰：“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其著作已失传，《荀子·不苟》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卵有毛，是说者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这段话使我们对惠施“合同异”有个印象，抹杀两件不同的事物性质上的差异，把他们说成是相同的东西，但也反映了某些辩证的和逻辑的思想。
《庄子·天下》篇载惠施的“历物十事”，即十个重要的论题，其中有“天与地卑（近），  山与泽平”，“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这些命题乍看是荒谬的，但仔细推敲，有   包含着辨证法的观点。惠施说：“万物毕同毕异”（庄子·天下）事物有相同的地方，这是“毕同”；又各有特点，这是“毕异”。意味着“同”、“异”是相对的，这和他“合同异”的论题是一致的，惠施还说过：“日方中方睨（侧视）。物方生方死”，是说太阳刚到正中又要偏斜了，生物刚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具有辩证法的思想。
公孙龙，赵人（约前320—250年）曾为平原君的唯心论和诡辩论的特点，留下六篇著述，其中白马论和坚白论是代表作。“离坚白”注重事物“异”的方面，无限夸大了事物概念之间的“异”陷入客观唯心主义。
公孙龙认为“白马非马”，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这个词包括两个概念，白马所指的，既不是“马”，又不是“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了，公孙龙的诡辩术，就是要把人们看到一匹白马后得到的反映，分析成两件事物，让马的本体脱离它的颜色而单独存在。“坚白论”认为，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颜色白而质地坚，他认为“坚性”、“白色”和“石头”是三回事，彼此可以分离，可以独立存在，看到“白”而看不到“坚”，触摸到“坚”而摸不到“白”，因此认为只有“坚石”和“白石”，而不存在“坚白石”，这就是著名的“离坚白”的诡辩论。
 他们还有一些奇怪的论题，如惠施说“犬可以为羊”（两者既然都是动物，就可以犬为羊）“龟长于蛇”（长短相对）。公孙龙说：“鸡三足”（“鸡足”的概念为一，鸡又有二足，加起来是三足），“轮不辗地”（认为地的一部分和轮的一部分不是地或轮）等等。
公孙龙的诡辩很多，“龙诡辞数万”他们两人走了两个极端，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什么都可以转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公孙龙把什么都割裂开来，什么都各自孤立，不成一体，是一个绝对主义者。
名家的“正名”代表了当时统治集团中保守、改良派的想法和要求，他们任意“合同异”、“离坚白”，随意解释和否定客观世界已经存在着的事物，希图通过在名词概念上的诡辩达到否定和颠倒客观世界早已不存在的事物。
荀子称他们“好治经说，玩奇辞”（荀子·非十二子）但名家在探索一般与特殊的逻辑问上有积极贡献。有些命题在某些特殊意义条件下才有意义，在普遍和一般情况下是错误的，将这些硬说成是普遍真理是不对的。
8、兵家，杂家和农家
各大小诸侯国间的战争，使中国出现了“境内皆言兵”的风气，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解决列国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涌现了一批军事家和军事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公孙鞅、吴起、庞爰、儿良、尉缭、魏公子（无忌）等人的军事著作，其中《尉缭子》、《孙膑兵法》最有名。
孙膑，齐人，活动年代约为前380—前320年。春秋孙武之后，孙武祖田书本是齐将，因攻莒有功，齐景公赐他孙姓，所著《孙子兵法》流传至今，他助吴王阖闾训练练军队，战胜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膑助齐威王，在桂陵、马陵之役中击败强魏，所著《孙膑兵法》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于1972年在山东临泝银雀山汉墓出土，经整理有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
孙膑主张“富国强兵”，“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见威王》）认为靠“仁义”、“礼乐”“以禁争夺”是不可能的，强调“故举兵绳之”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切合当时实际的。
他继承孙武提出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主张“事备而后动”（见威王）说“用兵无备者伤”，认为指挥员必须懂得战争规律“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客主人分）。他提出善战的方法，如“让威”避敌锋芒，“以骄其意，以惰其志”，“营（迷惑）而离之，我并率而击之”（见威王问）。又提出“必攻不守”采取以进攻为主的战略，“令行如流”（奇正），强调赏罚分明“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整饰）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
孙膑认为战争千变万化，实力并非决定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寡可胜众，批驳人多必胜的说法“众者胜乎？则投算（计数用的算筹）而战耳”，认为“众未居胜也”（客主人分），在一定条件下“众寡相为变”，“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众敌可寡”，这是辩证的认识论。他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没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
杂家的代表作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6卷，二十余万言，是一部自成系统的杂家名著，《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在“杂家者流”，说它“兼儒、墨合名法”。
《吕氏春秋》主张天下为公，君道无为，反对君主独载，主张法治教化，天下一统。法家不承认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主张君权就是一切，可以专断独行，反对仁义教化，依律行事，倡重刑。《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之处，赞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主张政治上统一“乱莫大于无天子”，“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又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博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察今）这些都是法家思想。
“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义赏），把儒之礼义和法之赏罚结合。他还把道行，儒墨相揉合。这本书有极高的文字价值，成书后，在咸阳公布“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解损增一字者予千金”，后代高诱作注时说，“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杂家思想不符合秦王政的法治思想，反映了君相矛盾。
农家的思想散见于诸子著作，代表个体农民的思想政治上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反对过度的剥削，经济科学上总结了很多有益的农业生产经验，反映农民群众的呼声，其代表人物是许行、陈相。
农家生活朴素，主张每个人的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反映了个体农民向往平等，反对贫富不均，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他们反对社会分工，他们的主张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只是一种空想。
除上述种种不同的学派之外，还有纵横家，专门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以言辞、利害打动国君，倡导连横或合纵，出现了象张仪、苏秦、公孙衍这些游说辩士，在历史上都有其一席之地。
 
八、结语：罪孽深重的专制与独裁
 
绚丽多彩、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看似在顺应潮流的趋势下被秦国统一了，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然而，中国并没有走向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相反，却转化成了绝对的专制、独裁、大一统的社会，并且维持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专制、独裁、大一统造成的是人性、才能和文化的三重萎缩，再也没有战国时代“布衣一怒，天下缟素”的英雄豪气，尤其是元明清三代七百多年的奴化教育与统治，整个中国长期萎靡不振，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奴才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尽管期间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开明政治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唐中期的开元之治、以及北宋初期的开明政治等，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化复兴。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非理性的政治和奴才文化和奴才教育占统治地位。“五四运动”以后到1949年，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基本上仍然维持的是传统机制。

(删节）

呜呼！中国人，何日再雄起？呜呼！华夏民族，何日再雄起？
 
参考文献：
 
1、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2、网上校园资料《中国全史第三册·春秋战国卷》
3、[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典籍《战国策》、《国语》、《史记》等。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