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6×2.7cm，通高2.3cm。清宫旧藏
印青玉质，覆斗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荆王之玺”四字。印顶平面，琢兽纹，印台四侧斜面，每面阴琢双桃纹。此印印体较大，材质极佳，遍体一色，如冰糖冻般光润透亮。 此印为明代托名汉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荆王”名刘贾，本是刘邦同族，楚汉之际为汉将，随汉王刘邦辗转征战，屡立战功。汉并天下后，为保有天下，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开始去异姓王，以异姓功臣为侯，封同姓王，其中刘贾被立为Ｍ酰蚧炊?2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淮南王黥布反叛，进攻荆王之地，荆王刘贾败走富陵，为布军所杀。于是高祖亲征，击破黥布。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镇荆王故地。 《秦汉印统》中有一方“刘贾”玉印和另一方“荆王之玺”玉印与此印类似，均被收入清宫内府，皆应是托名之作。
“元城王章”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8cm。清宫旧藏
印青玉质，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元城王章”四字。此印印体极为方正规整，印材绿黄相杂，青绿中黄斑点点成片，如秋雨中飘落的黄叶。 此印为明代托名三国时魏国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元城王”本为曹魏政权封王，名曹礼，曹操之子。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政权，建元黄初。黄初二年（221年），曹礼被封为秦公，以京兆郡为国，三年（222年）改封为京兆王，六年（225年）改封为元城王，太和三年（229年）薨。太和五年（231年），以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悌嗣曹礼之后，六年（232年）改封梁王。
“安陵君印”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55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安陵君印”四字。印钮兽大头，巨口，盘卧，神态威慑。印材黄斑片片，与土沁不同，如变色飞云。 此为明代托名琢制之印。印文中的“安陵君”伪托战国封君玺印。战国时期封“安陵”君者有两人，一为楚国封君，名“坛”，《战国策·楚策一》记楚宣王时封，《说苑·权谋篇》记楚共王时封，作安陵缠；一为魏国封君，未名，封地仅五十里，《说苑·奉使篇》记作鄢陵君，《史记·魏世家》记作安陵氏。 今天，能见到的明末清初印章作品的印拓大大多于实物，清中期以后印章的实物遗存数量则很大。从文物收藏与欣赏的角度看，明代及清初的玉印精品实物即使并非凤毛麟角，亦属罕见之物，这批明代托名琢制之印还是仰仗了皇家的收藏之力。它们的琢制工艺精湛，流光溢彩，具有明清特有的玉印风貌，纹章焕然，合以有关印文的历史知识，无论收藏还是鉴赏，都确是一种令人陶然的文化享受。
“望诸君”玉印，明，印面2.05×2.1cm，通高1.9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兽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望诸君”三字。印钮为一正面圆头神兽，脊背平展，四足撑地，欲前行状。印材白润，皎洁无瑕。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望诸君”本为战国时期的赵国封君，名乐毅。《史记·乐毅列传》载：“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 乐毅在赵国时已显露军事才能，后离开赵国前往魏国，又作为魏昭王使者至燕国，燕昭王任他做亚卿。燕与齐两国有旧仇，此时齐国又与秦国争胜，诸侯都害于齐愍王的骄暴，皆愿与燕联盟伐齐。于是燕昭王起兵，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统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几乎将齐国灭亡，遂成一代名将，燕昭王因此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的继任者燕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即有矛盾，继位后疑忌乐毅，派骑劫替换他为将。乐毅恐被加害而逃往赵国，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后来齐国名将田单与骑劫战，大破骑劫于即墨城下，追亡逐北，直迫于燕境，将被占领的齐城全部收复。燕惠王责备乐毅避亡到赵国，乐毅回致的《报遗燕惠王书》载于《史记》，成为历史名篇。乐毅终不复出，殁于赵国。
“华阳君印”玉印，明，印面2.05×2.1cm，通高2.3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华阳君印”四字。印钮兽身肥壮，颈短粗，鬃鬣披散，尾卷贴，细琢如花，意态威猛。印材洁白，如罩冰雪，在白玉中也属罕见，又琢造精良，造化更兼人工，曲尽其美。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华阳君”本为战国时的封君，战国时期得此封号者有两人。一为赵国的封君冯亭。冯亭本是韩国上党郡守，秦国进攻时，他以上党归赵求全。赵惠文王在平原君赵胜的耸恿下贪利接收上党17城，并封冯亭为华阳君。秦军劳而无功，迁怒攻赵，赵国大受损失，“利令智昏”典故因此出。另一为秦国的封君芈戎。芈戎本楚人，《史记·穰侯列传》载：“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焻；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公元前299年，秦攻取楚国新城后，又封芈戎为新城君。芈戎以外戚关系而成为封君。
“安武君”玉印，明，白文印印面2.8×2.7cm，通高3.4cm。朱文印印面2.5×2.5cm，通高2.1cm。清宫旧藏
“安武君”玉印有两方。其中白文印青玉质地，辟邪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右上起顺读“安武君”三字。印钮为神兽辟邪，瞠目呲口，踞地扭身，动感强烈，印材色青有斑。另一方朱文玉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印身琢有美丽的勾莲纹饰，碾琢精致，印材青绿如夏日山中潭水。 此两印皆为明代托名秦汉之际封君玺印之作。二印假托内容相同，琢造时间应相距不远。印文中的“安武君”本为秦汉之际的封君，得此封号者有两人。一为秦相赵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另一为刘邦。《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 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封君有称为“侯”者，与汉世以降王侯及五等封爵“公侯伯子男”中的侯爵不同。战国时楚国楚顷襄王时的封君有“夏侯”、“州侯”，都是王的近臣。秦国公孙绾封蜀侯、魏冉封穰侯、范睢封应侯、吕不韦封文信侯、嫪毐封长信侯，都属封君之列。
“辽东王玺”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2.0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龟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辽东王玺”四字。龟钮背上饰环纹，极规整有致。龟扭首侧视，神态惕惕。印材质清透亮，灿烂光辉。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辽东王”本为楚汉之际封王，名韩广。秦末天下纷纷义举，赵地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得到燕地贵族豪杰的拥护，自立为燕王。秦灭后，项羽居功欲自王，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以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以臧荼为燕王，韩广不肯迁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
“马服君印”玉印，明，印面2.1×2.0cm，通高1.5cm。清宫旧藏
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马服君印”四字。印台上敛如丘，印材色青，光泽若隐如蜡。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马服君”为战国时赵国的封君，名赵奢，本“赵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又善于用兵。《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三十年（公元前269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为将出击秦军，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一度使秦国不敢正面。十年之后，秦赵再战，此时赵奢已死，廉颇为将，范睢使反间计于赵，赵孝成王中计，以赵奢子赵恬代替廉颇统军与秦军战于长平，秦国则暗调名将白起到前军为上将军，大破赵军，赵军前后死者达45万人。“长平之战”酿成巨祸，赵恬“纸上谈兵”也从此成为典故。
“安平君”玉印，明，印面2.05×2.1cm，通高1.73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覆斗钮无穿孔，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安平君”三字。印材白如柚瓤，色泽光莹。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安平君”本为战国时期的封君，战国时期得此封号者有两人。一为赵国的赵成。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公子章争位，公子成与李兑起兵入，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后不肯解王宫之围，赵武灵王因此落得饿死的结果。《史记·赵世家》载：“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另一为齐国的田单。燕将乐毅破齐后，齐国仅剩莒和即墨数城固守。田单使反间计，燕国以骑劫替乐毅统军，燕军日久亦怠。田单养精蓄锐，于公元前279年某日深夜大施火牛阵，又以五千精兵随后衔枚进击，城中鼓噪，声动天地，燕军大骇，兵败如山倒，齐人追亡逐北，杀燕军统帅骑劫。原燕军占领的城邑都叛燕而归田单，齐军兵士日益增多，乘胜追击至燕境，七十余城皆复归齐国。“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齐襄王因战功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信成君印”玉印，明，印面1.9×1.9cm，通高1.5cm。清宫旧藏
印黄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信成君印”四字。印台较高，小鼻钮，印材黄如覆尘，备显古雅。 此印为明代托名秦汉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信成君”本为楚汉之际的封君，名郦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余，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郦商随汉高祖征战，战功卓著。汉并天下后，他因病不再理事。及高后崩，大臣诛诸吕，是岁郦商卒，谥为景侯。
“殷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6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殷王之玺”四字。印材青灰，布满斑点。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殷王”为楚汉之际封王，名司马卬，原为赵将，项羽立其为王。《史记·项羽本纪》：“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三月，汉王刘邦自临晋渡黄河，攻下河内地，俘虏殷王司马卬，置其地为河内郡。三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楚汉大战彭城，汉军大败，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降楚，殷王司马卬身死。
“西魏王宝”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4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西魏王宝”四字。 此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西魏王”为楚汉之际封王，名魏豹，原是魏国公子，其兄名魏咎。陈胜起义反秦，派魏人周市徇魏地。攻下魏地后，周市认为应迎立魏国王室后人为魏王以赢得人心，于是陈胜以魏咎为魏王。秦将章邯反击攻破陈胜军，进兵击临济，魏咎被困自杀。魏豹逃到楚军中，得援军数千人，复攻魏地。此时项羽已破秦军，章邯投降，魏豹又被立为魏王，引军随项羽入函谷关。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封诸侯，欲占有梁地，于是迁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汉王定三秦，魏豹降汉。刘邦在彭城战败后，魏豹又叛汉，汉王遣韩信击败并俘虏魏豹，豹又随汉军守荥阳，后再次受到楚军围攻。同守荥阳的周苛等人认为魏豹反复无常，是潜在的危险，遂杀魏豹。
“河南王玺”玉印，明，印面2.2×2.2cm，通高1.9cm。清宫旧藏
青玉质地，覆斗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河南王玺”四字。印身如覆盖斗形，斜面较宽，印材质粗。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河南王”本为楚汉之际封王，名申阳。《史记·项羽本纪》载：“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西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东略地，河南王申阳降，其地置为河南郡。
“韩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2.65cm。清宫旧藏
青玉质地，辟邪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韩王之玺”四字。印钮琢辟邪神兽，独角巨目，扭首睥睨，两前足踞地，身背后向下倾斜，借势于印材。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或汉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韩王”本为楚汉之际或汉初的封王，其时有三人得此封号。最初，项梁借名立诸王，燕、齐、赵、魏皆已立王，唯韩落后，于是立韩公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后项羽杀之。在楚汉相争的战乱年代，项羽所立诸王均徒具其名，随着征战忽东忽西，实际皆未立足稳定。汉王刘邦定三秦、并关中，将东出击楚，于是项羽又以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使韩襄王孙信破郑昌于阳城，以信为韩王（称韩王信）。三年（公元前204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被楚打败，孙信一度降楚，后得逃走复归汉，汉仍以他为韩王，从高祖定天下。汉王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徙韩王信于太原。此时，匈奴冒顿兵力强大，骑兵三四十万，夺取黄河以南地。七年（公元前200年）秋，匈奴进军围困马邑，而此时汉廷也发兵来救，怀疑韩王信谴使求和于匈奴是有二心，使人责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高祖亲自率军进击，破信军于铜鞮，信逃入匈奴部族。汉军轻进被围，成“平城之围”，后双方议和罢兵。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信与汉军再战身亡。
“太原王玺”玉印，明，印面2.25×2.25cm，通高1.95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龟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太原王玺”四字。 此印为明代托名汉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所谓“太原王”本为汉文帝时的封王，名刘参，汉文帝刘恒之子。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于是当时诸子皆立为王。其中刘参被立为太原王，刘恒另一子刘武被立为代王。两年后，刘武转徙为淮阳王，代地尽归太原王刘参，参号遂易为代王。刘参立17年，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卒，谥为孝王。
“江夏王章”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2.2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羊钮。印文字体为篆书，朱文，右上起顺读“江夏王章”四字。印钮为一曲腿侧卧的小羊，意态恬静。印材白玉无瑕，光亮耀目。 此印为明代托名南北朝时期封王玺印之作 。印文中的“江夏王”在南北朝时有数人。一是宋武帝刘裕之子、少帝之弟刘义恭，元嘉元年（424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一度权倾一时，永光元年（465年）秋八月被诛。二是齐高帝萧道成第十二子，名萧锋，字宣颖，齐建元元年（479年）夏四月，萧道成称帝，封萧锋为江夏王。三是齐明帝萧鸾第三子，名萧宝玄，字智深，建武元年（494年）十一月封江夏（郡）王。四是陈文帝陈蒨第九子，名陈伯义，字坚之，天嘉六年（565年）立为江夏王。五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族弟，名拓跋吕，初因跟从拓跋焘平凉州有功，封江夏公，委以朝政，极受尊重。卒后赠江夏王，陪葬金陵。
“南康王章”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1.8cm。清宫旧藏
“乐成王玺”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7cm。清宫旧藏
“中山王宝”玉印，明，印面1.4×1.4cm，通高1.5cm。清宫旧藏
“建安君”玉印（二件）明，兽钮印印面2.6×2.7cm，通高3.1cm；龟钮印印面2.8×2.5cm，通高2.8cm
“白发向人羞折腰”石章，明末，汪泓篆刻，印面3.8×3.0cm，通高5.8cm
青玉“五经萃室”印，清乾隆，印面3.2cm×3.4cm，通高7cm
“大同府印”印，清，印面8.3×8.3cm，通高11.8cm
印铜铸，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大同府印。礼部造。道光十五年五月□日。□字一千二百十七号”。 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府隶属于省，下辖州县，其长官为知府，秩四品。
“太医院印”印，清，印面7.7×7.8cm，通高10.8cm
印铜铸，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满、汉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仿古篆，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太医院印。礼部造。乾隆十四年正月 日造。乾字一千八百三十一号”。 清代官印入印文字有满文、汉篆与蒙古文等，印面兼用满、汉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将满文印文也改为篆书体。官印印面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印钮多长柱体，下粗而上略细，且凡礼部造印皆有统一编号。
“文县守御所印”印，清康熙，印面7.6×7.6cm，通高10cm
“镶红旗满州四甲喇参领之关防”印，印面7.7×6.1cm，通高11.4cm
“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印，清，印面5.7×5.7cm，通高9.4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礼部造。乾隆十四年十一月 日。乾字二千六百八号”。 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实行八旗制度，旗（满语“固山”）、参领（满语“甲喇”）、佐领（满语“牛录”）三级管理，满、蒙、汉皆备，负责驻防各地。正黄旗为皇帝直接统领的上三旗之一，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三佐领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编立。“图记”为清代对八旗佐领及宗室、觉罗族长等的官印的称谓。此印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铸造。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杜安居”玉印，印面1.6×1.6cm，通高1.0cm
此为东汉私印，墨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杜安居”三字。印文有如铸造，其篆法布局，一望而知为汉印，尤其类似东汉铜铸单面姓名私印之风格。“安”、“安居”、“安汉”、“安世”、“安成”、“安国”等是两汉时期男子取名的常用字。此印玉色黑如墨如炭，光如髹漆，惟质含石性。
“杜元”玉印，东汉，印面2.3×2.3cm，通高1.5cm
此为东汉私印，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杜元”，两字并列。“杜”字的“木”字偏旁上横笔直接转折，下横笔转折似圆肩，此印文具有直接书写文字的笔意，“元”字则是小篆的标准字体。此印玉色黄而闪青，土沁黄斑如枯叶覆地。
“郭徹”玉印，东汉，印面1.9×1.9cm，通高1.3cm
印白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郭徹”二字。二字为标准汉印篆法，印面布局极具法度。 此为东汉私印。汉代玉印与同时代的铜铸印因工艺不同，其印文一般可通过拓本得以辨别，而“郭徹”玉印文字却与铸造印的文字风格相似。此印玉质总体清透，光泽温润，旧时有人称其“较羊脂白微青”，“白如美人睛”。印台部分横向裂伤有土沁，并一角、一边有伤缺。 此件玉印旧藏陶北溟处，后归焦振青，再归倪玉书，终入藏于故宫博物院。
“尹让”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4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尹让”二字，两字并列。“尹”字上部紧凑，曳笔垂长；“让”字笔画较繁，笔道等距排列，印面布局舒展精神。此印玉色淡青发白，如春水初漾，清莹可观，部分质地微微闪黄，黄如淡色豌豆泥，又如水浅见底，玉色天成，不可多得。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清二十五宝为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
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 乾隆十一年厘定之御宝的宝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余全部为满文本字和汉文篆书两种文字。乾隆十三年，创制满文篆法。为使御宝上的满汉文字书体协调，乾隆皇帝特颁旨：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青玉“皇帝之宝”四宝因在清入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轻易”外，余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五宝。 
二十五宝平时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盝中，一宝一盝。宝盝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 二十五宝质地有金、玉、栴檀木，印纽有交龙、盘龙、蹲龙型制，雕制精美，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典章文物。
田黄石浅浮雕“秋江待渡”石章，清中期，长6.1cm，宽4.1cm，通高6.5cm，重235g
印田黄石制，随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丹凤来仪宇宙春，中天雨露四时新，人间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七言诗一首。题款阳刻篆书体“秋江待渡”。 由于田黄石珍贵难得，故在章料的雕饰上往往用其原形，尽量避免石材的损耗，根据石材进行“巧雕”，巧妙地运用田黄石与外层皮色，使图案层次明晰。此件“秋江待渡”的石章，一侧为一老者拄杖待舟于岸，随身小童招手呼舟，梢公撑一叶扁舟前来，岸上秋木萧萧，天空中寒鸦归林，一派秋韵野渡的意境。另一侧表现一长者头戴毡笠，拥裘，策蹇而行，一童子担箧随趋于后，路旁树木凋零，秋意已浓，雕工与构图颇具巧思。而宣扬忠孝之道的印文在立意和刻艺上都不甚佳，与此方珍贵的石章实不匹配。
“十钟山房藏钟”石章，清，王石经篆刻，通高6.3cm，印面边长4.3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十钟山房藏钟”六字。边款楷书体阴刻“古器以钟鼎为重，而钟尤难得于鼎。余年五十有六，乃竟获十，诸家所未有也。因名山房曰十钟，而属西泉刻印记之。退修居士。” 此印面为王石经篆刻，玉筯篆，工整端庄，充满印面。印款为陈介褀自治并记斋名缘由，款字中流露着篆、隶书意趣。
“彰厥有常”石章，清，桂馥篆刻，通高10.2cm，印面边长4.1cm
印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彰厥有常”四字。边款行书体阴刻“嘉庆癸卯小春初吉，未谷摹秦人缪篆印于吉祥草堂”。 此印文内容取自《书·皋陶谟》中“彰厥有常”，“彰”即“彰明”，“厥”可释为“其”字，“有常”意为“有恒”，此四字即为经常予以表彰之意。印面虽较秦汉印大出许多，但布局、篆刻不失汉铸白文印的法度。
“陈介褀印”石章，清，翁大年篆刻，通高2.8cm，印面1.5×1.4cm
石章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白文相间，分上下行迴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陈介褀印”4字。边款阴刻“翁大年”。 此印布局篆法深得汉私印精髓，足见翁大年对汉印精神的领悟。
“松下清斋摘露葵”石章，清，朱文震篆刻，通高3.1cm，印面边长3.3cm
印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松下清斋摘露葵”七字。边款隶书体阴刻“朱文震敬篆”。 此石章印文摘自唐代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句。“清斋”即“素食”，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名“露葵”，即冬葵。战国辞人宋玉亦有“烹露葵之羹”之句，王维晚年长斋，故用此典。此石章印文工整匀称，舒展有致，挺拔中有下垂感。此印是朱文震为永瑢所治九思堂众多藏印中的一方。
“金石千秋”石章，清，赵之琛篆刻，通高4.7cm，印面边长2.5cm
印寿山石制，方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书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金石千秋”四字。边款阴刻“赵之琛拟汉”。印面宽边栏，铁线朱文笔划硬折，愈显金石凌凌之气。 “金石”喻坚固，此处亦指代碑铭，“千秋”喻经历久远。此四字见于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金石千秋重，松楸一字香”与“姓名琬琰四海，文字金石千秋”之句。
“乡里高门”石章，清，赵之琛篆刻，通高6.7cm，印面3.2×3.1cm
印寿山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乡里高门”四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次闲篆于补罗迦室”。 此印印文中“乡里”指家乡，“高门”指名门大户，宋代杨亿诗中有“乡里高门表阴德”之句。
“臣心如水”石章，清，桂馥篆刻，通高10cm，印面边长4.1cm
石章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书体，朱文，右上起顺读“臣心如水”四字。边款行书体阴刻“圆则中规，方则中矩，或横牵而直竖，或将放而更留，此汉印不传之秘，桂馥。” 此印印文为汉代郑崇语（见《汉书·郑崇传》），即廉洁自守、清白如水之意。印面宽边栏，印文笔划转折规矩，宁静和谐。
“小红低唱我吹箫”象牙章，清，翁大年篆刻，印面边长1.8cm，通高2.4cm
印象牙制，方形，坛纽，纽顶施环链，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小红低唱我吹箫”7字，印面有阳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叔均”。 此印印文出自宋代姜夔的诗句：“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桥”，“小红”为姜夔的歌妓。象牙材质坚实细腻，作印耐磨。翁大年擅长刻象牙印，其铁线朱文印既挺拔有力，又生动流畅。此印上端为覆斗形，有细环链衔于顶部小环中，作品精巧，足堪赏玩。
“海滨病史”石章，清，王石经篆刻，通高2.2cm，印面边长2.4cm
石章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书体，白文，分左右两行，右上起顺读“海滨病史”四字。边款楷书体阴刻“余年四十有二以病归里，卧海滨者十有六年矣。衰老日至，有不学之叹，时梦觚棱，有玉堂天上之感。爰俛吾良友西泉以吴天玺碑法作印志之，印篆之奇，前此所未有也。同治己巳秋九，陈介褀记。”款字中间有篆、隶体势。
乾隆帝田黄三联玺，左“乾隆宸翰”，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中“乐天”，椭圆形，高1cm，长径3cm，短径2.3cm；右“惟精惟一”，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
此联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连在一起。 玺文“惟精惟一”、“乐天”皆出于儒家经典。以“惟精惟一”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常与“奉三无私”、“乾隆宸翰”一同使用。“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乐天”之义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义即“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自然之理，故不忧也。” 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乾隆宸翰”为阳文篆刻，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乐天”亦为阳文，两字居中，左右饰以螭纹，使玺面富有动感。这种字、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惟精惟一”为阴文篆刻，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采取回文法排列，错开相同的两个“惟”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和谐美观的效果。
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清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且随身不离，至1950年方将其交出，经有关机构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玺印，《释名》解释为：“玺，德也，封物使可转德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先秦前，玺、印是一物。秦始皇后，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称“印”。印有官印和私印，作为官府书信往来和私人交往的凭证。汉代印又称“章”和“印信”。唐以后又将印称“记”或“朱记”，明清又称“关防”。但通称仍称印。古印有钮，可以系绶。印钮形式有覆斗钮、鼻钮、龟钮、蛇钮、虎豹钮等，印文有阳文和阴文。字体依时代变化。先秦时代是六国古文；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篆字；隋唐以后多隶书、楷书。 中国玺印，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玺印，特别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帝后宝玺，对于研究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同道堂”玺，通高8cm，印面2×2cm，青田石质；“御赏”玺，通高5cm，印面2×1cm，寿山石质。二玺皆光素无纽。 “同道堂”、“御赏”两玺原是咸丰皇帝所用的闲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奕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临终前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嗣皇帝处理政务。同时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小玺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纽祜禄氏，并规定凡以后下发谕旨必须钤用此二玺为凭。据《热河密札》记载：“两玺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玺，上用‘同道堂’玺，凡应朱笔处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由于载淳年幼，“同道堂”玺便被其生母慈禧控制在自己手中，代子钤印，从而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 “同道堂”、“御赏”二玺作为谕旨下发的凭证，其使用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始，约至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结束，是晚清政治的见证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鄞马氏凡将斋藏书”石章，近代，马衡篆刻，印面6.4×1.1cm，通高4.9cm
印青田石制，长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上起顺读“鄞马氏凡将斋藏书”8字，印面有阳线边栏。边款阴刻楷书体“此八年前作，以石有伤损，欲改作之而人事冗迫，至今不果，顷以书籍整理毕事，特检出复治之，时廿有一年一月十有三日也。马衡。” 因材施以单行行文，是藏书印常用的布局方法之一。此印以铁线朱文刻治，笔意借助纯熟的刀法，诸字的起笔、收笔和转折体势细密秀润，展示出藏书章的端正雅致。
“避盛名求实事”石章，近代，吴隐篆刻，印面边长3.4cm，通高6.2cm
印寿山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避盛名求实事”6字。边款阴刻楷书体“己亥二月仿曼生司马意，吴隐石潜甫作于海上。” “盛名”即“大名”，名实不副者为徒有虚名，《吕氏春秋·审应》：“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故作者刻此印以自警。此印印文章法妥贴，凝重而和谐，无臃肿之失，有浑璞之感。
“岁寒堂书画印”石章，近代，王褆篆刻，印面边长2.5cm，通高3.3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岁寒堂书画印”6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戊辰壬日，福厂王褆刻于京师。” 王褆篆刻的铁线朱文作品，不论印文多少或文字笔划繁简，皆能表现出圆体朱文的秀美与流畅，具有一种端庄婉丽的意韵，使人有如面对优雅柔美的垂柳流泉。
“万竹庐图书印”石章，近代，王褆篆刻，印面边长2.5cm，通高3.5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万竹庐图书印”6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戊辰岁首，福厂为养吾道兄作于春住楼。”
“处世若大梦 胡为劳其生”石章，近代，徐宗浩篆刻，印面边长3.8cm，通高4.9cm
印寿山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10字。边款阴刻楷书体“癸丑四月三十日，养吾篆。” 文人往往择古人诗句刻作印章，这方印文即摘自唐代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诗句。此印奏刀精熟，平整中见雄厚感。
“马衡”石章，近代，马衡篆刻，印面边长4.9cm，通高4.9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顶款。印文篆体，白文，右起横读“马衡”二字，印面有阴线界栏。顶款阴刻楷书体“余于印石中最爱青田，见即收之，朋好中亦有效尤者，因之年来石愈少而直愈昂，此诚庸人自扰也。此石为八年前所买，亦百年以上物，以有人属题榜，无适当之印，遂仓卒成此，叔平。廿年十月。” 马衡先生的名印、室名别号印及收藏印多是自行篆刻，风格多样，且青田石材少有劣者。此印印面施以阴线边框，中有竖向界线分隔印文，字口与阴线边栏等宽，是古玺印面形式的借用。印面工整中见气魄，有铸印的效果。印款以切刀法刻长铭，或以记事，在其作品中常有表现。
“海燕廔”石章，近代，齐璜篆刻，通高5.4cm，印面边长2.6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白文两行，右上起顺读“海燕廔”三字。边款楷书体阴刻“仲子先生为艺术院长，事不悠然，便求之不返，不耐烦难，真吾友也。属刻此印并记钦佩。齐璜时辛未秋九月同客旧京”。 杨仲子曾寓长街红楼一角，榜曰“海燕楼”，小石书额。此印印文“海”字偏旁三竖并齐贯通，“燕”字中下部分成剪叉形，“廔”字中竖笔贯通下曳，皆表现出力度感。
“无咎周甲后作”石章，近代，王褆篆刻，通高4.3cm，印面边长2.1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无咎周甲后作”六字。边款阴刻楷书体“叔平社长六十寿。辛巳春日福厂刻寄奉祝”。 “无咎”见于《易经》，意为无过失或灾祸，古人多以之作名号，此处为马衡先生之别号。王褆于此印款中称马衡为社长，所谓“社”即圆台印社。辛巳年为马衡周甲（60岁），时圆台印社已成立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