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释名》解释为:“玺,德也,封物使可转德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先秦前,玺、印是一物。秦始皇后,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称“印”。印有官印和私印,作为官府书信往来和私人交往的凭证。汉代印又称“章”和“印信”。唐以后又将印称“记”或“朱记”,明清又称“关防”。但通称仍称印。古印有钮,可以系绶。印钮形式有覆斗钮、鼻钮、龟钮、蛇钮、虎豹钮等,印文有阳文和阴文。字体依时代变化。先秦时代是六国古文;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篆字;隋唐以后多隶书、楷书。 中国玺印,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玺印,特别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帝后宝玺,对于研究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玺印大约始自东周,代代相承,未曾间断,完其发展,可分四期: 1、散制作期:传世的出土古玺印最早为战国时代的制作,印体有大小、方圆、一二三层之分,顶端作小鼻纽者最多,印文有三晋、齐、楚等国古文,布局疏朗,错落有致。 2、形制统一期:秦汉魏晋皆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皇帝专用玉质,称玺,余者用铜,称印。这段时间之印章有大小方圆、长方等等形式,印体日渐厚重,以鼻纽、龟纽居多。印文形式秦代刻阴文小篆,有界格,两汉魏晋的入印篆书方圆俱备,被作为典范,称为谬篆。此外有鸟虫书及与其相类之文字,印文外加装饰及有形印皆为东汉所常见。南北朝印章继承魏晋之作,饶有古趣。 3、发展变化期:隋唐以后印体增大,鼻纽变成小长方形把手,直至增高成上小下宽之柱形柄。官印文字皆作阳文,由细笔微曲之唐篆变化为九叠篆,还有以西晋文、蒙文、满文和满汉篆书合文入印者,印边日渐增阔,布局日趋丰满,笔划与空白日趋均匀。清宫的二十五宝玺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完成,是专用于国事的传国宝,除一金一檀木外余皆玉质,体积硕大,作各式龙纽,为前世所无,玺文有满文、满汉篆书合文。其它大小宝玺多为石质,乃御笔和赏鉴所用,其性质属私印闲章,惟石料、制纽皆极精美,具庄重珍贵的特点。 4、继往开来期:明清私印以石料所作为多,有少量牙角竹木之作,取代了铜质印章。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或由治印家镌刻,他们皆以秦汉六朝古印为宗,创造出个人风格,如明文何,清浙徽派诸家,晚清赵之谦、吴昌硕都是名声显赫的大家,他们不仅为中国玺印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而对东方邻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计官之鉩”玉印,战国,印面1.8×1.8cm,通高1.35cm 此为战国时期楚国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计官之鉩”四字。“计官”为官名,掌管记书簿册事务。印文篆体笔画挺拔。印面有阴线边栏,与同时期铜印印面常见格式相同。此印玉色青灰,材质本身呈透明状,细观有天然斜纹,凝者如风吹斜柳,散者如烟云片片。 目前所见战国时期的官印实物大多为铜质。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上,私人姓氏的印章生佩死殉乃是惯例。汉世以后因印章制度的严格规定,随殉官印多是实用印的复制品。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印制度文献尚无记载。就各国官印实物的综合情况而言,均较严肃规整。 此件“计官之鉩”玉印可能是战国早期殉葬官印的代用品。战国时期的玉印目前所见以楚地为多。20世纪30年代末,乔友声从山东潍县藏家处得到此印,携至北平。几经磋商后,由倪玉书购得。倪玉书得此印后曾有心得笔记:“余不胜心慰。凡是闻而未见之物,或是见而不能购之物,皆不动于衷,处之亦很泰然。反之,得见是物,或能购而不决者,真使人精神痛苦,行动失常,其影响至大,此印之情何能例外。”珍爱之情溢于言表。但倪氏将此印识为“信官之鈢”并定为汉代初期印,有误。
“大府”鉨,战国·楚,印面5.4×6.1cm,通高11.7cm
“埶关”鉨,战国·楚,直径3.3cm,通高1.1cm
“武遂大夫”鉨,战国·韩,印面1.3×1.3cm,通高1.2cm
“大车之鉩”鉨,战国·齐,印面2.9×3.0cm,通高0.9cm
“东武城攻师鈢”鉨,战国·齐,印面2.3×2.3cm,通高1.2cm
“司马敀鉩”鉨,战国·齐,印面2.3×2.2cm,通高1.4cm
“工师之印”印,战国·秦,印面2.1×2.1cm,通高0.7cm
“王间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0×2.0cm,通高1.6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王间信鉩”四字。印材绿色微暗,如叶将秋之渐黄,颇为古雅。印台四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印台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尚间或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且此玉印整体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絑”玉印,战国,印面1.6×1.6cm,通高1.3cm
战国时期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起横读“絑”二字。此印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极为工整。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有差别,但无疑均已成熟,表现在玺印上的印文同样如此。此时的印面从文字布局看,更注重单个的文字结构,整体上不如汉代规整标准。细观单独的印文,工整紧凑,引人注目,若从印面通观,似显分散。当时入印的文字与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字仍不分,少有特定的某种印文或美术式的变体。战国玺印的印面广泛采用边框,宽阔的边框往往与纤细的阳文相配,而阴文则多增加复栏。这些组合的出现,说明在印文不变形的前提下当时已考虑到印面整体布局的修饰。后人摹刻战国玺印,往往以印文相互配合来整合印面,忽视了其特有的时代特点,作品并不具备战国玺印真实的历史风貌。
“薈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2×2.2cm,通高1.7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薈信鉩”四字。战国时期的玉印文字笔画多为每一笔的中部较宽,字口亦深,两端尖锐,字口略浅,表明是砣轮砣磨造成的。印身色泽温润而暗,似光亮含而不露。印身有璞天成。此印顶钮狭长,印台较高,厚实敦稳。其形体较大,在战国玉印中比较少见。“文桘西疆司寇”鉨,战国·魏,印面1.6×1.6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文桘”读“文台”,《史记·魏世家》载:“无忌谓魏王曰:……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而国继以围。”此鉨为战国时期魏国文台所在苑囿之西部地区负责纠察等事务的司寇之官鉨。“雷旦都司工”鉨,战国·燕,玺面2.4×2.4cm,通高1.6cm
“外司炉鍴”鉨,战国·燕,鉨面5.1×1.4cm,通高9.5cm
“广阴都左司马”鉨,战国·燕,印面2.1×2.1cm,通高1.5cm
“平阴都司徒”鉨,战国·燕,印面2.4×2.4cm,通高1.5cm
“榆平发弩”鉨,战国·赵,印面1.5×1.5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左上起顺读。 弩本为古代射击用兵器,鉨文中以发弩作为职官名。战国时期各国即以强弓硬弩为主战利器。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将孙膑伏兵于马陵道,以弩射兵为先导,万弩齐发,使魏军遭受毁灭性打击。魏国大将庞涓自刎,齐军大胜,这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弩射兵的最早记载。《汉书·地理志》载荆州刺史部南郡下本注“有发弩官”。此鉨为战国时期赵国负责榆平地区弩射兵的官员之鉨。“南宫尚浴”铜印,印面2.2×2.3cm,通高1.7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左上起交叉读“南宫尚浴”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中官徒府”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5cm
“灋丘左尉”铜印,印面2.4×2.4cm,通高1.1cm
“修武库印”铜印,印面1.7×2.2cm,通高0.9cm
“小厩南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2cm
“右公田印”铜印,印面2.1×2.2cm,通高1.6cm
“邑尉印”铜印,通高1.3cm,印面2.1×2.2cm
青鸟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0.9cm
舞乐杂技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4cm,通高1.3cm
牛形象人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1×1.5cm,通高0.8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头戴牛首假面具的舞蹈艺人手舞足蹈地在表演。 这种头戴假面表演的艺人在汉代称为“象人”。《汉书·礼乐志》孟康注:“象人,若今戏鱼虾、狮子者也”,韦昭注:“著假面者也”。象人有定员,但表演时人数可能与具体节目有关,不一定是组舞。《礼乐志》载:“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汉代少府下属有乐府,管理礼乐与宫廷从业艺人。郁儡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1.4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双臂上抬、手握绳索、腰悬法器的正面立神,应为郁儡。郁儡是神话中治鬼之神,传说居住在度朔山,镇守万鬼出入的鬼门,凡遇恶害之鬼,就用苇索捆住去喂虎。汉代人把郁儡作为门神,在新年的正月初一,将其形象画在门上,以驱鬼避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此“画郁儡持苇索以御凶鬼”。此印图案表现的神人特征与之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