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美抗日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政府在中美外交中一时间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而中国抗战一花独放的有利时机，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战时“租借”援助，而且还以可能会退出战争的暗示相威胁，促使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无偿地提供5亿美元财政贷款。

国民政府在以前4年的百般努力中，所得之有偿贷款5次累计不过1.7亿美元，而这次理直气壮的索取，一下子就赢得了5亿“赠款”。对蒋介石来说，他得到的不只是一笔巨款，而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

在国民政府看来，如果说5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那么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了，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

蒋介石为此在《告国民书》中不无夸耀地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完全实现。”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节。随后，中国又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苏、英一起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这一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但不论是5亿美元的取得，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有关决定和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多么脆弱，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5亿美元不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对国民政府来说，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战场。

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行动“并不是(西方)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的结果”，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2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的那样，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还是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它想使援助附有条件，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5亿美元援助的有效性时，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福讲:“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但欧洲第一战略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与和谐，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露出来了。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的信任和理解。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Stilwell)对“租借”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

在发动和利用一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中美两国都不认为对方尽力而为了。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见加深，终于在1944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

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双方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取消，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露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讨价还价，互相猜忌，争吵不休，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

这场全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财政上的10亿美元贷款、美军在华费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军事上缅北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美国避免了1942年5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其地位已不象1942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4，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更使他不满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1944年发展到顶点。

1943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部队)由印度进攻缅北(North-ern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

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迫使其在1944年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1944年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

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决定召回史迪威。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1944年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2.1亿美元，抵消中国在1944年2-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180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内经济的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