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
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
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ofArmyAirForce）安诺德（HenryArnold）与魏德迈（Albert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
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
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
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
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
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
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