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

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持与打击作战。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持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

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持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它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持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它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

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接着日军的主力又朝向西方发动连续的攻击，企图围歼汤恩伯的主力不成；日军立刻朝向洛阳外围发动快速攻击，彻底击溃了洛阳外围的中国守军。然后在五月十八日，日军六三师团负责由东向西进攻洛阳，而日军一一〇师团与战车第三师团则由洛阳的西方迂回攻击。不过日军对洛阳的全面攻势，这次遭到华军强烈反击。洛阳守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旺盛的作战意志，挡住日军极凌厉的攻势，此举惊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是日军调集部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围之势，再攻洛阳。华军在兵力悬殊、援军不到的状况之下，仍然拒绝招降，浴血奋战之后，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从洛阳突围。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则在后续的作战中阵亡。

此时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两个旅团，渡过黄河的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的交通，阻止华军向东的驰援；同时扫荡华军在洛阳以西的主要后勤基地，以及夺取华军在卢氏的主要军需品供应仓库。华军在第一战区，出现了全线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国内外的舆论出现大量悲观与恐慌的报道，说华军已经失去战力，蒋介石只有撤换蒋鼎文与汤恩伯的职务，及派陈诚前往坐镇指挥，调胡宗南负责监视延安共军的部队，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攻势。由于日军立刻就要在湖南发动大兵团作战，因此停止了继续向西的攻势。

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南战场获得大胜之后，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心，就转到湖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对于第十一军准备攻占长沙、衡阳的作战，寄予极大的期望，因为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长、衡之战的赢输，日军必须击败长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以佃俊六特别前往武汉坐镇指挥，同时加派更多的部队助攻。受命指挥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当然更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事关重大。横山对于进攻长沙，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因为过去日军曾经三度试探，都未能占领长沙，使得华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更是因此成为华军将领中的虎将。所以此次日军进攻长沙、衡阳的大会战，将是衡山个人军旅生涯最大的挑战了。由于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之战，给予全力的支持，使得衡山可以指挥的部队高达八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单是在兵力上，日军就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优势。因此衡山在详细检讨过去三次长沙作战的得失之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部队的计划。过去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兵力，最多是三个师团加上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持的准备，也是以两个星期为度。但这次横山勇的作战计划，动员的总兵力是超过八个师团（三十六万人以上），他更将日军的作战纵深，根本延伸到衡阳，所以日军在兵力的优势以及作战计划的规划上，都早已经超越薛岳过去防御长沙的“天炉作战”之架构。衡山的作战计划是，利用五个师团，作为第一线兵力，三个师团为第二线机动兵力，进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将主力放在左翼的攻击，沿着湘、赣交界南下，大迂回长沙的东南方，先攻占浏阳，再包抄长沙后侧。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的布阵，以打击长沙外围的华军为主攻对象，然后再进攻长沙城。日军中路的攻击则是依照传统的进攻长沙模式，沿粤汉铁路南下，击破华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派军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从侧后方进攻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由于横山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乘华军全力在长沙作战之时，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

而横山勇还设法进行大规模的欺敌行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日军的作战目标，有可能是沿着长江西上，进攻重庆，或是准备再度进攻常德。由于横山对于这两个战略要点的攻击，都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也让重庆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视。蒋介石保留卫戍部队放在第六战区，作为保卫重庆的准备，而没有全力支持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日军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为主，因此特别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第九战区，协助薛岳布阵对抗，但是由于“长沙之虎”薛岳，已经在防卫长沙的作战上，三战三胜，对于防卫长沙，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执着。他相信史迪威的美军判断，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长沙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天炉作战，已经是天衣无缝，所以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定仍将在长沙决战，再次合围进攻的日军。

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队，也已经发生员额与装备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华军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陈诚，已经因为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失去大权。在政潮冲击之下，蒋介石又重用何应钦来防止军中将领的“叛变”，而何应钦与薛岳以及粤系将领，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验，薛岳实际上又功高震主、锋芒毕露，何对薛当然相当的“感冒”，更加要给薛岳一些不方便。于是在大战前夕，第九战区的兵员与补给，不但没有优先得到补充，反而是能拖就拖。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支精实、充裕的日军与虚弱内斗的华军对阵，双方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早已有了定数。白崇禧曾经建议薛岳，考虑将决战南移到衡阳，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加强华军在衡阳的防务，但是薛岳没有完全接受，仍然决定在长沙与日军对决。

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接着在中路的日军第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分成六路强渡新墙河，第三四与五八师团随后跟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连续击破华军的层层防线，直扑长沙；第四十师团与五、十七旅团，渡过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进攻长沙的西方。日军这样全面的攻势，使得华军在湖南的阵地，全都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薛岳在长沙东南所部署的反击部队，更是首先陷在日军的多重包围攻势之中，天炉作战计划就完全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湖南成为日军全面纵横的战场。

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持，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它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薛岳军力不足以及布阵错误，加上军方上层的严重内斗，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华军在湖南的整个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六月十四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于是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中国第四军已无法用传统的防御方式，来守住长沙；原本在长沙外围待命的机动部队，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持长沙的防御作战。这时候，另外一支的日军，更成功地攻占了岳麓山的长沙炮兵制高点。此时守城的华军与敌军的兵力悬殊，制高点又遭日军攻占，外围援军更已被日军主力猛攻而自顾不暇，因此日军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长沙，而打破了华军过去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枪决突围而出的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的发展。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

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

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机会夺权的真相，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

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提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这场逆势作战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尽管史迪威把能够动用支持湖南战场的空军战机，缩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弹的供应上，尽可能做到百般刁难，同时湖南的天侯又豪雨不断，影响到战机出击，但是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率领部属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为支持华军作战争取更多的油弹与补给品。美机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击四次，中间休息的时间只够吃饭与听取攻击目标的简报而已，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水花；美军二十

三大队的四个中队长以及半数的飞行员被击落。十四航空队在五个星期不眠不休的支持作战中，击落日机一百二十架，炸毁日机九十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的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美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须导航而直飞汉口，进行轰炸。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之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机攻击下致死的。假如陈纳德能够得到三百架战机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后勤供应7，应该可以全力摧毁日军部队的补给系统，那么战局会有极大的变化。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是一支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曾在长沙与常德的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多次正面的恶战，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参与衡阳防卫作战的华军部队，包括了预十师（葛先才）、第三师（周庆祥）、一九〇师（容有略），暂编五四师（饶少伟）。第十军在奉命防御衡阳之后，立刻在衡阳地区，利用山岳与河道的复杂地形，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美军在桂林的步兵训练中心，感到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将一批带不走的美军训练用装备，交给第十军使用。当时方先觉根本没有想到，湖南的战局，会恶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队要孤军防守衡阳四十二天，血战到弹尽援绝的崩溃地步。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被日军全歼的唯一军级单位。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持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8，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持，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

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

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持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

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持，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持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

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11、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

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

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