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在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不合则去之。


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论大骨、论楛矢等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左传》是古文大经，“春秋内传”，据孔子史记而成，又曾立于学官，人所认同。《国语》则只能以“春秋外传”的名义，维系着它与“经”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升为“经”。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朱熹云：“《国语》使人厌看。”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周、齐、郑等语，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鲁语》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楚、吴、越之语，则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


王充曰：“然则《左传》《国语》，世儒之实书也。”韦昭说《国语》“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义并陈，非特诸子之论也。”柳宗元云：“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评价甚高。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经义考》引陶望龄语：“《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诸多评价，不可谓过于褒扬，准经典的地位是合适的。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成“二十一经”。他认为这些典籍，皆是《周礼》保氏书数之遗意也，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其所撰《六译馆丛书》一百十二种，则将《国语义疏》列于“经”中。可知前人也曾经努力试图改变《国语》准经典的地位，使之升格，终究没有成功，客观的和自身的原因都有。即便段玉裁、廖平留下了编纂注疏后的《国语》著作，离开了封建政府的干预，恐怕情况也难以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