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以后，楚国向北方的发展确实停顿过十多年。公元前六一八年，穆王攻郑；第二年，用武力威胁宋国，逼宋昭公低下头来，服从楚国。楚国向北方的发展重新开始了。穆王以后，便是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位的时期（公元前六一三年——前五九一年）。
庄王三年（公元前六一一年），楚国曾经发生过一次危机。其时饥荒严重，周围各族纷纷发动叛乱。麇（jun）国（在湖北郧县以西）率领许多淮人部落，庸国（在湖北竹山西）率领蛮人部落，准备进攻楚都；戎人攻击西南边地，见楚军迎战，又转移到东南方面。糜、庸是汉水流域上游的两个小国，濮人部落众多，号称“百濮”。他们居住的地方早在楚国版图的中间。戎、蛮也都是现在湖北山区里的部落。他们一哄而起，造成很大的声势，又和郢都相去不远，事情便见得十分严重。
楚国有人主张把国都暂时迁到江陵以北形势险要的地方，避开敌人的势头。这是逃跑的办法。一位有见识的贵族反对这办法，他没有被许多部落一哄而起的现象迷惑。他说：“形势险要的地方，我们能去，敌人自然也能去，并不安全。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进攻庸国。麇和百濮见我们发生饥荒，当我们不能出兵，才起兵叛乱。我兵一出，他们就害怕了，百濮必然散回部落，再也不敢闹事。”
这位贵族的眼光很厉害，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他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
楚军出动才半个月，百濮果然各回本部，这方面的间题自然而然解决了。可是庸国并不好打，楚军的先头部队吃了败仗，有人又出现了畏惧的心理。楚军将领却把它变成一件好事，下令继续进攻，要败不要胜，连打七个败仗。庸人给胜利冲昏头脑，认为楚军不堪一击，放松了戒备。楚庄王抓住战机，分兵两路，大举进攻，灭了庸国。蛮人部落都服从了楚国。
楚国的内部巩固后，又恢复了北上的势头。庄王八年（公元前六○六年）出现了著名的“问鼎中原”的事件。
相传大禹铸了九个青铜鼎，代表全国九个地区（九州）。夏、商、周三朝的王都把九鼎当做国宝，作为拥有全国主权的象征。这年，庄王攻打洛邑西南面山区的戎人，把军队开到洛邑附近，举行一次检阅。这分明是向王室示威的意思。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王。崤之战以前，王孙满预料秦军必败。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自然更加老练成熟。于是他同南国的霸主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楚庄王轻描淡写地问鼎有多大多重。他不说要代替周王做天下的共主，意思却非常明白。
王孙满不正面回答，只说大小轻重由君主的德行决定，而不在于鼎的本身。接着他讲了一通传说和历史，指出夏桀无德，鼎为商朝所有，商纣暴虐，鼎又转入周朝手中，最后说周德虽已衰落，天命还不曾改变，“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周朝尽管衰弱，但并没有桀、纣那样荒唐残暴的君王，不会很快灭亡，你庄王想要夺取九鼎，未免过于性急了。
楚庄王本是试探的性质，听了王孙满不卑不亢的答复，倒很为钦佩，就此告辞而去。
庄王向北发展，与他的前人一样，目标总是郑、宋等几个诸侯。庄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九七年），楚军围攻郑都三个月，打开城池。郑襄公依照古代无条件投降的规矩，脱掉外衣，裸露上身，牵着一头羊，步行出来迎接庄王，表示愿意接受楚国任何方式的处理。庄王接受他的投降，命令楚军退出郑都三十里外，派一个大夫，与襄公会盟。
这是楚国的大胜利，郑国变成了他的仆从国家。
楚国接下来又取得更大的胜利，在邲（bi）之战中，大破晋军。这一仗，晋军败得比城濮之战的楚军惨得多。
郑国被围三个月，晋国倘有必救的决心，行动快一点，完全可以在城破以前，赶到郑国。可是他们的行动非常迟缓，刚到黄河北岸，已经得到郑国投降的情报。怎么办？晋军的将帅发生了一场争论。主帅中军将荀林父不想打，主张退兵。中军佐（副将）先縠（hu）主战，他不等主帅的命令，率领本部人车，渡河前进。荀林父等无法可想，只得全军渡河，去打一场本来不想打的仗。
说也好笑，楚庄王同荀林父一样，也不想打。他破郑之后，向北挺进，打算到黄河南岸就回军，这叫做“饮马于河，，实际上是向诸侯示威，表示黄河以南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军出动不久，便知道晋军已经渡河，庄王和令尹（楚的执政官）孙叔敖都主张避战退兵。孙叔敖认为意见己经统一，就开始向南进发。庄王身边的伍参却竭力劝庄王打这仗。他看准先縠暴躁倔强的毛病，断定晋军将帅人心不齐，荀林父指挥不灵，必然失败。他怕这些话打不动庄王的心，又添上几句说：“君王亲自在此，而不敢对晋国执政大臣作战，恐怕会成为楚国的耻辱！”
庄王觉得伍参的分析有道理，特别受不了最后几句话的刺激，便派人通知孙叔敖停止撤退。于是晋楚两军在黄河以南、郑州以北的地方，列阵对峙。
双方的主帅还是不想大打。楚使者先到晋营，寻求妥协的途径，晋人的回答也是客客气气的，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先縠很不满意，叫部下一个年少气盛的大夫赵括追上楚国使者，说：“刚才的发言人说错了，寡君命令我军把贵国的军队赶出郑国，不准避敌不战，群臣不敢违命！”
使者回去报告了，庄王不管赵括的挑衅，再派使者去谈。晋国将帅同意和平，连会盟的日期都约定了。然而战斗终于爆发了。
楚将乐伯单车挑战，冲到对方阵前，车右杀死一名敌兵，割下左耳，又生擒了一人。晋军出动三辆兵车，三面夹攻。乐伯边战边退，射中右方晋车上的武士和左方的马，两车不能再进，形成了两车相对的局面。但是乐伯只剩了一枝箭，不敢再战，刚好野地里跑出了一只糜。他一箭射倒了糜，叫车右下车，拖了死糜，送给追来的晋将。那员将官见乐伯箭无虚发，就借此下台，停止追击。
这是个别将士的小冲突，完全可以到此停止。可是晋将魏锜、赵旃（zhan ）见走了楚国挑战的将官，十分恼恨，向荀林父要求出战，被拒绝了，他们改而要求充当使者，去约楚人会盟，得到了许可。晋上军的两个主将士会、卻克，头脑最是清醒。卻克说：“这两个专会闹事的人去了，一定会引起冲突，不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打败仗。”先縠一心想打，见荀林父等人要和，满肚皮不高兴，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恨恨地说：“既不能战，又不能和，多作准备，有什么用！”士会再三劝说，他都不听。荀林父到底抱什么态度，古书上没有提到，可能他以为已经约和，不会出什么事，就什么都不管了。士会没有办法，他只能指挥上军，便下令在敖山前设了七处伏兵，所以后来上军没有被打败。中军大夫赵婴齐见情势危险，命部下准备好船只，后来首先撤退到北岸。
赵旃到楚军营外时，已近黄昏。他不管约盟的事情，自己坐在营外，命手下人冲进营门。楚庄王领亲兵三十乘兵车，来捉赵旃，赵旃害怕，丢了兵车，徒步逃进树林。楚将潘党追赶魏铸，没有得手，正在回营。一场小冲突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偶然的误会却又引起了大战。
晋军怕赵、魏两人出事，派一支小部队接他们回去。播党望见兵车激起的尘沙，匆忙之中，辨不清多少，当是晋军大举出击，连忙派人飞奔回营报告。楚军因庄王还没有回营，怕他落到晋军手里，只得立即出兵。令尹孙叔敖果断地决定争取主动，下令全速进攻。楚军兵车、徒兵象一股狂风般扑向晋军。荀林父措手不及，不晓得如何是好，只想到一个“走”，气他击鼓传令：“首先渡河的有赏！”
这是一条荒唐透顶的命令，换句话说，就是逃得快的有赏。赵婴齐备下的船是给中军用的，下军的人没有船，跌到水里，攀着船舷，想要上船。船里的人怕人多船翻，拔刀乱砍，船里落下了无数人指，黄河里飘浮着大量尸体。这场惨剧其实完全可以防止。晋的上军并没有逃窜，楚军分兵来攻，士会亲自断后，收兵撤退，没有受到多少损失。中、下两军如早有准备，或者临时比较镇静，且战且走，也不会搞得那样狼狈。这个战役叫做邲之战。邲在河南荣阳东北的黄河南岸，是楚军追击的终点。
楚国得到了全胜。潘党建议，把晋军的遗尸集中掩埋，在封土上树立高高的木头，刻上文字，让子孙知道当年的武功。这个东西，古代叫做“京观”，现在叫做胜利纪念碑。庄王不肯夸耀武功，说“止戈为武，”( “武”由“止”和“戈”两字合成），现在使两国之民伤亡惨重，算不得光荣的事情。他不筑“京观”，只祭告楚国先王和河神，就班师回国。
邲之战以后的一段时候，楚在中原占着很大的优势，郑、宋等国只得服从楚国。
楚国的内政，这时也比较良好。邲之战以前，晋的士会评论楚国内政，说庄王善于用人，令尹孙叔敖执政，法度严明，连年用兵，人民并不感到负担太重，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孙叔敖先死几年，相传有个“优孟衣冠”的故事。
优是演员，优孟就是名字叫孟的演员。孙叔敖死后，儿子贫困。优孟知道了，穿上令尹的服装，扮成孙叔敖的模样，来到庄王面前。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要用优孟做令尹。优孟推辞，说他的老婆认为做楚国的令尹没有意思。孙叔敖清廉忠良，尽心为国，使楚王做了霸主。自己家里没有半点资产，儿子只得砍柴过活。要象孙叔敖，不如自杀。庄王听了，立即向优孟道谢，把孙叔敖的儿子唤来，给他一块有四百户居民的封地。这个故事，司马迁把它写在《史记•滑稽列传》里面，可能不十分可靠。但是庄王能够听取正确的意见，孙叔敖一心为国，都是事实。优孟这样有正义感、乐于帮助人的艺人，历史上也常有出现。“优孟衣冠”这句话又是流传两千多年的成语，所以我把这个故事收在这里，作为本篇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