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从奴隶制变为封建制；从许多诸侯分立变成七雄割据，再逐步走向统一；从世袭贵族独占文化，独占各种官职，变成私人讲学，变成一批批的士走上政治舞台。在大变革的中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许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人发表意见，提出方案，展开争论，于是，从春秋末年孔子公开讲学，创立儒家学派以后，逐渐出现了诸子百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们现在就来谈几个思想家的故事。我们想着重说明每一个思想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样讲法也许会使我们更容易了解他们的思想。

（一） 墨 子

墨子名翟，有人说他是鲁国人，也有人说是宋国人。他大概是战国初年人，据说做过造车子的工匠，也在宋国做过大夫。

他创立了墨家学派，其实不如说是组织了一个团体。做他的门弟子很不容易，要吃得苦，要服从严格的纪律。弟子们出去做官，要把一部分俸禄交给团体，做的事情违背了墨家宗旨，就要被召还。团体的领袖叫“巨子”，巨子指定自已的继承人，一代代传下去。

墨家的宗旨是什么呢？最紧要的一点是反对诸侯混战。墨子救宋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个宗旨。

相传楚惠王准备进攻宋国。发明家公输般替他制造了云梯等攻城器械。墨子知道了这事，短衣草鞋，从宋国赶到楚国，劝楚王不要发动战争。他和公输般当场用模型进行攻守演习，墨子得到胜利。公输般说他有办法制服墨子。墨子揭穿他的阴谋，说他无非是想杀了自己而已。墨子声明：“自己早已料到这点，已经命弟子们在宋准备好守城器械。”墨子批判诸侯混战的话，诸侯当然听不进，但是防御手段高明，却很起作用。这次战役终于被制止了。

墨子能够制止这一次战争，似是他不能够制止其他的战争。墨家的弟子也不曾制止过任何战争。所以他的宗旨到底是空想。我们不能因为是空想而低估了墨子，他对诸侯混战的批判是尖锐的，他提倡的“兼爱非攻”，是广大人民的美好的愿望。

墨子的见解有一部分太偏。他憎恨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因此主张废弃音乐等艺术，便是一个例子。

墨家的严密组织当然不受专制帝王的欢迎。战国以后，墨家消失了，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 老 子

老子是春秋末年人还是战国时人，他到底姓甚名谁，学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只能采取一种说法：姓李，名耳，字聃（dan）,老是尊称。老子可能做过周的太史。他写了一本书，叫《道德经》，后世也叫《老子》，一共只有五千字。

从《老子》这本书看，老子是一个“智者”，他的眼光很犀利，他的态度很冷静。他的感情呢？表面上几乎象冰一样的冷，骨子里很热，特别是很愤激。

老子对列国统治者的批判很尖锐，他说“兵者不样之器”, 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需要用兵，那些嗜好杀人的人，是“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他指出人民之所以吃不饱饭，是因为统治者剥削得太厉害。他有句名言，常常被后人引用，叫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说得非常之对。中外古今的一切反动派，靠高压和屠刀对付人民，他们最后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老子对事物考察得很深刻，对问题思考得很细致。他看到狂风暴雨不会持久，联想到人事也是一样，所以他不赞成一切急躁的、过分的东西，主张顺乎自然之道。他讲的“柔弱胜刚强”，有些人很不赞成，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看致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偏能战胜任何刚强的事物，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人们学习水滴石穿的精神，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老子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如对柔弱胜刚强强调得太过分了，……

我想，假使我们能够吸收精华，抛弃糟粕，读读《老子》是会受到教益的。《老子》的文字比较深奥，现在已有语体文的译本。

（三） 孟 子

孟子名轲，邹（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是战国时儒家的大师。他的生卒年也有些疑问，但是出入不太大。我们只要晓得下面几条，对于他是什么时候人，就可以有个印象了。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一百年左右。孟子见过梁（魏）惠王、齐宣王，他的活动时间主要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后期。孟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常常受到现代人的批判。但是，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实际上都是这样想的，我们何必专门责怪孟夫子呢？

孟子这个人很迂，跟魏、齐的君主讲仁义道德，他们自然听不进去。但是孟子在同他们谈话时，为人民讲了许多公道话，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提出批评，对时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这些言论在思想史上都是珍贵的遗产，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梁惠王晚年，国势衰弱，有一肚皮牢骚。他告诉孟子，自己对国家很费心力，经常注意把粮食运进歉收的地区，别因的君主都不象自己这样替百姓打算，然而别国的百姓不减少，梁国的人民不加多，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孟子给了他一顿结结实实的批评。孟子先讲了个比喻：“打仗时同敌人一接触就掉转身逃跑，逃五十步而停止的和逃一百步而停止的，一样是逃，跑五十步的没有资格笑跑一百步的。”孟子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希望百姓比别国多了。”

孟子越讲越激动，他说：“你不禁止富贵人家把粮食给猪狗吃掉，不打开粮仓去救济在路上饿死的人，倒喊这不是我的过失，是年成不收的缘故，那同拿了刀子杀人，却说我没有杀人，是刀子杀的，有什么区别。”

孟子又说：“你的厨房里放着好肉，马房里养着健壮的马匹，然而百姓吃不饱饭，野外还有饿死的尸体，这等于率领着野兽来吃人。”

这真是十分尖锐的批评啊！

惠王死了，襄王即位。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孟子说：“定于一（统一才能安定）。”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我们想想看：孟子说得对不对呢？我说是对极了。

孟子从民心的倾向看问题，是抓到了最本质的东西。他这类话很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两句特别受到后世注意。这位老先生骂起暴君来，实在痛快得很，他说桀、纣不好算君王，是“独夫”。他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不管怎么解释，这话总有点进步性。

孟子很注重做人的品格，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做标准。这种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孟子的缺点是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因而他始终是一个空想家。

（四） 庄 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现在的河南商丘东北）人。他和孟子同时，但年代稍晚一点。他和老子合称“老、庄”，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做过漆园吏，家里很穷。楚威王慕名请他去做宰相，他无论如何不肯干，打了个比方，说楚有死了三千年的神龟，装在箱里，放在庙堂之中，被当做一件国宝，但从神龟而言，还是活着住在浑水里的好。他自己愿意选取后一条道路，所以不愿意做宰相。

庄子对现实厌倦极了，但现实是逃避不了的，庄子只好在幻想中找出路，说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相反的东西都是同一的，是非、有无、生死、祸福都没有区别。这种观点当然不对，但庄子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庄子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他又有强调掌握事物特性、工作规律的一面。他讲的庖丁解牛故事，最能够说明问题。这位庖丁（厨夫）通过勤学苦练，对牛身上的筋骨构造，熟悉到了极点，在他的眼光中，竟是“目无全牛”，只看见骨缝空隙。他动起刀子，从来不用硬砍硬劈，顺着骨缝，伸将进去，简直碰不到一点障碍。因此他的刀子用了十九年，刀刃没有受到一点损伤，还象新的一般。《 庄子》书里有不少这类故事，对读者很有启发。

庄子是一个激烈的批判家，把王、侯、圣人都否定了，说小民犯欺诈、盗窃等罪是被做君主的逼出来的。这些话说得非常痛快，他的文章又写得非常精彩，后人都很爱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凡是对封建制进行批判或表示不满的人，住往都爱好《庄子》，这决不是偶然的。

（五） 荀 子

荀子名况，当时人尊敬他，唤做荀卿。汉朝人因宣帝名询，把荀卿改做孙卿。他是赵国人，生卒年也有些疑问，可以断定的是战国后期人，齐泯王、襄王时到过齐国，秦昭王时到过秦，又在楚考烈王、春申君手下做过兰陵（现在的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陇镇）令。总之，他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

荀子是儒家大师，在齐国的稷下当过祭酒，齐国的统洽者很提倡学术文化，在临淄门外的稷下设立讲堂，接待各家各派学者，在那里讲学、讨论。祭酒是学长的意思，古时宴会、祭神等活动，必须由一位年龄大的人首先举杯洒地，因此有祭酒的名称。

荀子的学生很多，寻常只提到李斯、韩非两人，他们都是法家代表人物，有人借这一点，把荀子也说成从儒入法，这是不对的。荀子的其他学生，象浮丘伯，汉朝初年研究《诗经》的人跟他学习的很多，就同法家毫无关系。大概儒家各种经典多从荀子传授给后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他的名气不及孟子，是不公平的。

荀子主张人定胜天，这一点，现在大家比较熟悉。他骂桀、纣的话，人们提起得比较少，其实意思同孟子差不多，在《议兵篇》里也讲过“诛桀纣若诛独夫”。他又说天下人都抛弃他就灭亡，所以桀、纣不成其为君主，所以商汤、周武并没有弑君。孟、荀为什么都要讲这些话？原因在解决人们的疑问。儒家常常讲君臣关系，常常讲汤、武的好话，人们自然要问：汤、武既然那么好，怎么杀了君主呢？儒家要肯定汤、武杀得好，非先剥夺掉桀、封的“君主”的资格不可。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这类言论尽管有进步性，但毕竟进步得有限。荀子又把国君和老百姓比作舟和水，说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这句唐朝魏徵引用过的名言，出处就在《荀子•王制》的中间。在把民心向背看做成败关键的问题上，孟子和荀子是完全一致的。

（六） 韩 非 子

韩非是战国末年韩国的公子，“非”是他的名字。他和楚上蔡（现属河南）人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他们两人都变成了法家。

韩非吸收了儒、道和法家商鞅的学说，提出一套适合封建专制君主需要的理论，中心是要把君主的权威提高到绝对的地位。他认为要做到这点，需要三件东西：一是法，那是向全国公布的；二是术，那是藏在君主心里的，就是说要有点阴谋权术；三是势，就是靠赏和罚掌握权势。

历代统治者都使用这三件东西，但是公开讲要搞阴谋权术的理论家，大概只有韩非。

从商鞅到韩非，法家都认为人民只应该种田和打仗。种田和打仗确实是要紧的事情，但是弄到把人民群众看成替统治者种田和打仗的工具，那就很成问题了。

韩非把上面讲的“法、术、势”和“耕战”绝对化了，从而产生了一些主张。他写了一篇《五蠹》（五种蛀虫），把儒生、侠客、纵横家（讲合纵、连横的说客）、靠权贵保护逃避从军的人、工商着成国家的五种蛀虫。他在另外一篇《显学》里，激烈反对那些藏简策、收弟子、讨论问题的文学之士。他主张：君主对于学者，说得对的就用他做管办事，认为不对的就应该“去其身”（这里没有讲是不是杀掉），禁止那一套议论。依照他的议论，后来势必要搞到“焚书坑儒”。

然而韩非本人的一生是个悲剧。他是韩国的公子。他相信当时是靠实力争胜的时代，而韩国偏是最缺乏实力的国家，是朝不保夕的国家。秦王政很欣赏他的著作，很想用他。但他见了秦王，偏要提出保存韩国的希望，这同他的理论是矛盾的。他的同学李斯说韩非心向韩国，留着必成后患。秦王因而把他下狱，后来想要放他，却已经被李斯毒死了。假使韩非不想存韩，他是不一定会死的。

不用他的话就把他搞掉（“去其身”），人家照他的主张把他搞掉，韩非写《显学》的时候，再也想不到会有那么一天！这时是公元前二三三年（秦王政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