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人格不平等，当时的社会还有什么问题？

　　■ 分配不公平。墨子说，在当时的制度下，有些人毫无贡献，却荣华富贵；另外一些人，而且是许多人，辛辛苦苦，劳碌一生，却缺衣少食。前一种情况，墨子称之为“无故富贵”。后一种情况，墨子没有定义，恐怕就只能叫“无故贫贱”了。

　　□ 这么说，墨子也承认富贵贫贱的差异？

　　■ 承认。毕竟，“平等”不是“平均”。既然是“社会分配”，就总会有多有少，有得有失，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墨子还认为，希望富贵，不愿贫贱，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得“合理”。该富贵，就富贵；该贫贱，就贫贱。不能“无故贫贱”，也不能“无故富贵”。

　　□ 无故又如何能富贵？

　　■ 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祖宗饭”，一种是“夺他人食”。比方说，出生在王公大人家里，生下来就有可以世袭的爵位和领地，不用对社会做任何贡献，也能荣华富贵，这就是“吃祖宗饭”。又比方说，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战争），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夺他人食”。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一样的。

　　□ 为什么一样？

　　■ 因为“吃祖宗饭”，其实也是“夺他人食”。实际上，再伟大的祖宗，也不可能靠个人的劳动创造极大的财富，让子子孙孙受用无穷。这些子孙享用的，仍然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吃祖宗饭”是剥削，“夺他人食”是掠夺。剥削者和掠夺者“无故富贵”，被剥削者和被掠夺者就只能“无故贫贱”，请问这公平吗？

　　□ 当然不公平。

　　■ 更可气的是，面对这种明显的“分配不公”，社会舆论却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跑到别人家的果园里面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不与其劳获其实”，是不劳而获，损人利己。那么，如果是偷鸡摸狗呢？

　　□ 应该罚得比偷桃子、李子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嘛！

　　■ 杀人呢？

　　□ 该判死刑。

　　■ 由此可见，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请问，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发动掠夺战争，明火执仗地“夺他人食”，把别国的土地、人民、财产都据为己有呢？这些又该如何？

□ 当时的规定，是多少重罪？

　　■ 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从而誉之谓之义”，说他们是好汉，说他们是义举，说他们是民族英雄，这岂非咄咄怪事？

　　□ 确实是怪事。

　　■ 怪事还多得很。墨子说，现在的诸侯们，侵略别人的国家（攻其邻国），屠杀别国的人民（杀其民人），掠夺人家的财产（取其牛马、粟米、货财），还要写在书本上，刻在石头上，铸在青铜礼器上，向自己的子孙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邻居的人，抢邻居的猪呀狗呀粮食呀衣服呀，然后也记录在他们家的本子上、器皿上，向自己的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 显然不行。

　　■ 同样的事情，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公贵族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平民百姓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 确实没有这样的道理，双重标准嘛！

　　■ 所以就连听了墨子这番话的鲁阳文君，也感慨地说，看来所有人都认为对的，也未必就一定正确（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却被认为是公平合理；这种明显的非正义，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 这又说明什么呢？

　　■ 恐怕只能说明，当时那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这正是墨子痛心疾首的地方，也是墨子要着力改正的事情。

　　□ 公平与正义，就是墨家学说的主题？

　　■ 正是。前面说过，在墨子看来，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天下大乱”，需要“救市”，直接的原因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弱肉强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没有公平与正义。其具体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人格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因此，“救市”的方案，就应该从人际关系和分配办法入手，建立公平正义的新秩序，建设公平正义的新社会。墨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市”；也只有这样，才是“救市”。

　　□ 那么，墨子又打算怎么做呢？

　　■ 我们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