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爱能不能实行，是大问题吗？

　　■ 是。事实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道德的“如何可能”和“怎样可能”。任何道德，倘若没有可能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兼爱”是要用来“救市”的。如果不能实行，岂非白说？

　　□ 但在孟子看来，兼爱根本就不可能？

　　■ 是啊！对所有人、一切人，都一模一样地爱，怎么可能呢？任何人，爱自己的孩子，总比爱兄弟的孩子要多一些；爱兄弟的孩子，也总是比爱邻居的孩子要多一些。这是每个人的经验就可以证明的，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嘛！能够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很不错了。所以，还是以“亲亲之爱”为出发点的仁爱靠得住。

　　□ 道德主张，一定要靠得住吗？

　　■ 当然。请问，道德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规范。如果靠不住，怎么规范？这就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也必须讲人之常情。不讲常理、常情、常识，就没有基础，不能实行。如果强制推行，只能造就伪善。所以孟子有道理。

　　□ 这么说，墨子是没有道理的？

　　■ 墨子也有道理。孟子有道理，是因为抓住了道德的可能性。墨子有道理，则在于抓住了道德的超越性。比方说，肚子饿了要吃东西，这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但只有再穷再饿，也不取不义之财，不吃嗟来之食，才是道德。同样，在墨子看来，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因此这不是“道德”，而是“本能”。相反，只有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超越了人人都能做到的“亲亲之爱”，实现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博大之爱”——兼爱，才真正达到了道德的境界。这就是墨子的道理。

　　□ 墨子讲超越性，你说有道理；孟子讲可能性，你说很正确。那我们到底听谁的？

　　■ 都要听。最好是理想讲兼爱，现实讲仁爱，以兼爱导仁爱，以仁爱行兼爱。这或许是个办法。但应该承认，兼爱是比较困难的。

　　□ 那么，墨子又打算怎样来实行兼爱呢？

　　■ 首先是和大家算账。墨子说，现在有人反对兼爱，是因为“不识其利”，也就是认为行兼爱会吃亏。其实不然。兼爱不但不吃亏，还有红利。

　　□ 为什么呢？

　　■ 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怎么会是吃亏？相反，你恨别人，别人也会恨你（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才真是亏大发了。所以，“兼相爱”是对的，“别相恶”是错的，因为前者有好处，后者害自己。

　　□ 这个道理你前面讲过了。

　　■ 但是讲得还不够。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也是非常宝贵的思想。

　　□ 为什么重要？

　　■ 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双赢”的观念。现在，讲“双赢”已经不稀罕了。人与人，国与国，企业与企业，大家都开始讲“双赢”。但在以前，是不怎么讲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往往认为，有赢就有输。你赢了，我就输了，怎么可能“双赢”？所以，很多人更喜欢讲的，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 这是受谁的影响？

　　■ 法家，尤其是韩非。法家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韩非的方法论，就是“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这个后面还会说到。

　　□ 墨子的这个思想，又为什么宝贵呢？

　　■ 因为第一次把道德和功利统一起来了。过去我们总是认为，道德和功利是尖锐对立、泾渭分明的。比方说，见义勇为，就是不计利害；见利忘义，就是不讲道德。因此，讲功利，就一定是不讲道德；讲道德，就一定不能讲功利。

　　□ 难道不是这样吗？

　　■ 不完全是。不可否认，道德确实具有超功利性，也必须具有超功利性。因此，舍己救人高尚，损人利己缺德。但是请问，损人利己，损的是别人的什么？利嘛！舍己救人，舍的又是自己的什么？还是利。显然，如果别人没有利，就谈不上“损”。如果别人的利是不受保护的，就没有什么“损不得”。同样，如果自己没有利，或者这利益原本可有可无，舍他一下，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可见道德的前提，是承认每个人的“利”。道德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不受损失。利之所在，岂非德之本源？

　　□ 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

　　■ 不是也有道理，而是很有道理。事实上，以利说义，恰恰是墨家比儒家高明的地方，也是墨家比儒家深刻的地方。而且我认为，只有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说透彻，道德的建设才有可能真正成功。这就是墨子的第一招——利害的计算，也就是讲清兼爱的好处。

　　□ 那么，如果有人不在乎这好处呢？

　　■ 墨子还有第二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