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宝山大场防线失守，国军决定全线西撤，命令88师留下一个团进行掩护。

　　26日深夜，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急匆匆的回到团部，他的手上拿着88师师长孙元良的一纸手令，上面命令“524团第一营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这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四行仓库。那时的四行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这幢钢筋水泥建筑占地0.3公顷，宽64米，高25米，最初是4家银行存储贷物的联合仓库，以墙厚楼高、易守难攻著称。

　　一直到27日凌晨3点，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共计420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仍用团的番号称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四行仓库再坚固也只是弹丸之地，自告奋勇留下参与掩护的最高指挥官谢晋元与八百壮士一起留下遗嘱：一枪一弹誓与敌人周旋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四行仓库就是我们所有将士的坟墓。

　　四行仓库处在租界边上，距离仓库100米远的地方有两个巨大的煤气罐，储存着50多万立方米的煤气，万一中弹，其毁灭程度难以想象，而这两个煤气罐一度让日本人投鼠忌器，毕竟那是英美列强的租界，对四行仓库的进攻注定不能用大炮狂轰，不能用飞机滥炸。

　　10月27日下午1点，日本军队从西面、北面围攻仓库。一营营长杨瑞符的《孤军奋战四日记》记录了战斗的激烈：敌人用机关枪封锁路口，用迫击炮猛轰仓库墙壁，最激烈的时候，每秒钟发炮一响。

　　27日一天，日本军队连续发起三次进攻，无功而返，付出了死亡80人的代价，八百壮士中也有10人牺牲。

　　28日天刚刚亮，524团一营二连一排排长李春林从仓库二楼窗口探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只见十几个日本兵，正乘天色未明偷偷移动到仓库墙下，紧贴墙根，为了防止枪击，日本兵头上用钢板挡着，几名工兵正在拼命挖掘墙洞，旁边的敌兵手上搬着炸药，准备在洞里安装炸药炸开仓库。在这万分紧急之时，五楼的敢死队员陈树生往身上捆绑了好几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索，大吼一声从五楼窗外跳下，手榴弹在钢板下面爆炸，陈树生与十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

　　陈树生,湖北利川人，当时年仅21岁。在留守四行仓库的420名国民党将士中，来自湖北保安团的有110多人，其中通城籍有57人，赤壁籍有22人，还有一部分来自随州、恩施等地，他们都是10月初从汉口大智路车站上火车，经过五天五夜到达上海，临时补充到88师524团。

　　八百壮士的杀敌之举感染着上海的老百姓，苏州河南岸的马路边、空地上，观战的人群一层层的挤得密密麻麻，看到八百壮士打得日军遗尸累累，狼狈而逃时，就拍手欢呼，唱歌庆祝，四行仓库成了展现英雄形象的大舞台，成了鼓励团结抗日的大课堂。现在住在上海光复路161号一栋平房里的王禹才老人当时只有20岁，在苏州河对岸租界的一家纱厂当工人，当年八百壮士血战日本鬼子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握紧拳头说：“当时四行仓库周围都是日本人，要是给我一支枪，我一定上战场杀鬼子。”

　　28日深夜，27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爬过英国士兵守卫的一座桥梁，将一面国旗送到四行仓库东侧的楼下。

　　29日凌晨，这面国旗就在四行仓库的六楼楼顶升起来了！自从3天前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之后，在上海市区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只能看到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白俄的三色旗和日本的膏药旗。

　　这面当空飘扬的国旗让那些大腿上还盖着“日本”两个字火印的中国人一个个心潮澎湃，当天的《申报》说：“朝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途径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在四行仓库楼顶高高飘扬的国旗更加激怒了日本军队，他们的炮火更加猛烈，坦克车和掘土机也在轮番冲击，一些日本兵甚至将附近油库的一桶桶汽油滚出来，妄图火烧仓库。

　　日本军队从各个方面的调动，能够避过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视线，但逃不过苏州河对岸高楼上一双双警惕的目光，一发现敌人企图进攻，观战的百姓就以各种方式迅速告诉仓库的守军，有的齐声高呼，告知敌人的进攻方向；有的将几块大黑板拼起来，画出敌人的行进图；有的将写好的字条包着石块扔到仓库的楼下。

　　四行仓库只是淞沪大战场上的一个小据点，四行仓库的孤军也只是几百人的一支小部队。战斗的进程演变现在这样，八百壮士的英勇杀敌和租界几万民众的全力支援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呼应，使敌人的一次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北岸打仗，南岸观战。这样的战斗，中国战史上闻所未闻，甚至在世界军事上也是见所未见。

　　依靠必死的决心，依靠民众的支持，八百壮士以弹丸之地，血肉之躯，抗击上万日本军队的围攻，激战四天四夜，打死敌人200多人，八百壮士最后也有14人牺牲。

　　久攻不下的日本军队恼羞成怒，他们不惜威胁英美租界当局，八百壮士不走，他们将开始飞机轰炸。在日本人的潜台词里，飞机轰炸一旦危及煤气罐引起爆炸将不关他们的事。

　　租界当局妥协了，他们将压力转向国民党政府。就在八百壮士一边战斗、一边加紧修筑工事，准备与敌人进行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937年10月30日，蒋介石命令“八百壮士”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上海市今天的余姚路321弄，住在这里的600多居民也许并不清楚，这里曾经的名字叫做“孤军营”，陪同记者寻访八百壮士旧迹的谢继民眼睛湿润，他父亲谢晋元没有牺牲在四行仓库的战斗里，却在这里倒在4个士兵的暗杀中。

　　八百壮士进入公共租界的时候共有350人，所有将士的枪支一律被英国租界收缴。这350人最后被送到胶州公园一块15亩的空地上，这里就是“孤军营”。在“孤军营”，八百壮士自盖营房，建起了礼堂宿舍和蓝球场、足球场，开办了织袜毛巾工厂，他们生产的产品全部打上场“孤军营”的商标，抵制日货的上海市民纷纷购买，而谢晋元将这些产品所得的收入捐给抗战前线。在不许升旗的禁令下，谢晋元每天带领这300多名士兵举行“精神升旗”遥望旗杆，行举手礼，喊“中华民族万岁”。

　　八百壮士被强行扣留在孤军营后，上海市民多了一件日常功课就是去看望孤军，有好吃的，给孤军送去；有高兴的事，要让孤军分享。最多的时候，孤军营一天挤进了数千上海市民。铮铮铁骨的八百壮士，对于身处黑暗的上海人就像一盏长明灯，看着他们，便坚定了抗日的必胜信念。

　　汪伪政府上台之后，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先后三次到孤军营游说谢晋元和八百壮士投靠日本，谢晋元大骂陈公博“卖国”，谢晋元说：“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决不当外国人的走狗。”1941年4月24日早晨，在进行队列训练的操场上，谢晋元被汪伪政府收买的4个士兵刺杀，年仅37岁。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20天之后，占领租界的日本军队进入孤军营，在这里困守4年之久的八百壮士，不久就被分批押到浙江杭州甚至南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岛上做苦力。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当初350人的队伍从各地回到上海时只剩下100多人，其他的人多数已经客死他乡。而这100多人，有的当了车夫，有的当了警察，有的回到老家当了农民。这就是八百壮士鲜为人知的结局。苏州河的河水静静地流了一年又一年，河畔的四行仓库早已成了商铺的代名词，装修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象那河水一样，生活总是在奔涌向前，当今天的我们尽享时代前进带来的幸福时，我们又怎能忘记过去，忘记那八百壮士铮铮铁骨所承载的不朽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