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溃退:多少官兵葬身长江中
　　12月7日凌晨5时，乘敌机没有出动，蒋介石乘坐“美龄号”机在一小分队飞机的掩护下，飞往江西庐山。

　　第二天，日军的总攻开始了。12月9日，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投降书，劝其10日中午前交出南京城。唐生智拒绝，并要求守备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

　　战事最惨烈的，正是雨花台和紫金山两地。严开运此时已升任代理连长，他带的小炮连属于第二线阵地，12日下午，第一线的二团十四连连长颜希孺到小炮连掩蔽部，与严开运作了一次短暂的联系。多年后，严开运记忆中的对话是这样的。颜跑来第一句话是，“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他接过严递来的瓶子，一饮而尽，接着说：“现在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还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严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颜听了发出一声冷笑，“还能有计划地撤退吗？”严反问：“你准备怎么办？”颜说，“不管怎么样的撤退，我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枚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说：“你看，够本了吧”。

　　据颜希孺的一个排长对严开运说，“黄昏的时候，连长接到撤退命令，很快召集班、排长作了传达，并安排我负责指挥，立即撤退。他说全连撤退后，他还要到各阵地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几个战士要求与他同行，被批准了。而我们，再也没见他们的踪影”。

　　颜希孺的话里，严开运读出了异样，而另一位军官的回忆就很直白了。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陈颐鼎回忆，“南京城的保卫战，糊糊涂打了5天，这5天里，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指挥官因为失职而受处分”。

　　唐生智虽有誓死守城的决心，却卧病在床，没有守城的指挥能力，更没有撤退的计划。严开运则批评他：“始而单凭主观愿望，缺乏现实考虑；继而仓皇撤退，弃城而逃。”

　　唐生智的指挥紊乱在撤退中表现得更明显。12月12日中午，雨花台失守，此后，中华门、光华门等相继告破。下午4时，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会议进行了20分钟，唐向众人宣读了蒋介石11日的两封撤退令。

　　按照原来的撤退命令，南京守军应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只有直属部队、第36师以及宪兵部队渡江，但宣读撤退令后，他又口头命令，第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也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因为轮渡被开走，卫戍部队手中，只有几艘小火轮和民用船，一夜之间能运送两个师已属不易。而唐的口头命令，又让等待渡江的人增加5个师，而当时各部队、阵地间电话已经不通，很多部队无法收到撤退的命令，甚至有的军官没有传达命令就自己先跑了，各部队闻风而动，局面一下子异常混乱。

　　通往江边的路上，有被枪战打死的，也有被踩死的。作战参谋刘庸诚听说被踩死的尸体达两三层之厚。即便到了江边，少量的船也无法让这么多人渡过。第78军军长宋希濂后来回忆：“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涕，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有多少官兵葬身长江中，现在已无法考证，在一个纪录片中，87师的李文秀说渡江过程中被日军炸死和在江中淹死的超过5万人，而据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南京保卫战》的研究，参加战役的15万人，最后剩下的只有5万左右，损失的人员在战斗中阵亡1万左右，剩下9万左右都是在撤退、突围时阵亡，或者留在南京被杀。

击毁敌机:领奖金领来撤退命令
　　唐生智在开会布置撤退的同时，严开运的连队击毁了一架敌机，当时总队的规定是击毁一架敌机奖励500元，于是严特地跑到指挥部去领奖金，这一次他领来的是撤退的命令。

　　据作战参谋刘庸诚回忆，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指挥部后，传达了命令，指示参谋处只带少数重要文件，其余销毁，同时促参谋长邱清泉同行前往下关渡江。当时守卫紫金山主阵地的第三旅仍在激烈战斗，守卫光华门的谢承瑞团，也在极力反抗，于是邱说：“你先走，我暂留下，以便和各团营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桂永清走后，邱清泉静坐在电话机旁，慢慢地抽烟，有时双目紧闭，若有所思。这个时候，严开运兴致勃勃地跑到指挥部，向参谋长行了一个军礼，并报告了击落敌机的情况。

　　“打得好！”邱清泉首先说，稍停又说，“奖金以后按规定发给你们。撤退的命令接到没有？”“怎么？撤退吗？命令没有接到。”“是的，马上行动，队伍先到马标集合，再渡江到浦口。火器和不便携带的器材，全部毁掉，或者埋葬起来。”“我舍不得。”这么说的时候，严开运没有料到撤退时的混乱和无法渡江的情况。

　　邱清泉深深吸了一口烟后说，“那好，舍不得你们就带走吧，但要记住，带不走的时候一定破坏掉，绝对不能让敌人利用。”“是的，知道了。”严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关于邱清泉这一战的命运，严开运听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在南京陷落后化装成难民逃出南京；另一种是他和马威龙旅长一道突围冲出芜湖。“无论哪种说法，”严开运说，“邱一直坚持到战斗的结局，这在当时的将领中，还是少见的。”

　　离开指挥部，严开运便带着他的连队向下关码头出发，他不曾想到的是，撤退的路上竟然埋着地雷，很多地方都用白色标语写着：“小心，地雷！”这样一来，原来的并列纵队必须变成一列纵队从路旁绕过，原本两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

下关码头:火炮沉江粪桶渡江
　　严开运连队到达下关时，已经是午夜12点，他们也明白了眼前的境地，“大江茫茫，连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哪还能渡炮呢？”于是严下令把火炮沉入江底，当他宣布这一决定时，有的炮长流泪了。

　　沉炮后，一个排长建议向上走，“这里这么多人，有什么渡江器材早被拿走了。如果能到芜湖，那就好办了”。于是他们集合全连剩下的30多个人沿江而上。走了一段后，他们发现前往芜湖的人也很多，而这么多人被日军的火力封锁住了，一时路边牺牲的人非常多。

　　这时严的身边只有4个人了，他们顺着地形向低洼的地方运动，通过一个池塘边缘时，一个受伤的军官躺在那里，突然拉住严的衣角，发出悲切而壮烈的哀求：“请你做个好事，补我一火吧。免得我留下来受罪。”站在严旁边的传达班长戴勋举起驳壳枪，严向他狠狠瞪了一眼，示意“不许打”，戴才放下枪。严说了一个谎：“后面有担架来了，你等等，我们要向前冲。”伤员于是放开了手。

　　走过一段以后，戴勋以责怪的口吻问严：“刚才为什么不许我打那个伤员？”严说：“你忍心吗？”戴说：“好，你不忍心，你把他留给日本鬼子，让他受罪。”严没有吭声。

　　严开运和他的战友最后在一个地方发现很多人用一只由几块木板结成的小筏摆渡，他们同意带着严等到江心洲。严开运他们本来以为江心洲四面环水，一定有不少划子。但他们没有发现，据说本来不少，但是两三天前就被某些部队用光了，门板、水缸等等工具也被用光了。他们发现一个战士骑着一头牛想渡江，游了一二十米，牛就回头了，战士拼命扭打，毫无效果，人愈急，牛愈犟，突然一发力，竟将战士抛到长江里去了。

　　最后还是戴勋想到了用粪桶渡江的办法。他们把桶的口部向下，当作浮囊，四个角用一些树枝连在一起，解下绑腿捆得牢牢的，再铺上江边的枯芦苇，他们的渡筏就做成了。他们登上了这“一叶扁舟”，用碗做桨，向江北划去。划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桶开始浸水，筏身慢慢下沉，严开运他们紧张起来，加劲向前划，希望下沉以前赶到北岸。日军的飞机在天亮时已经赶到，开始在江面上轰炸、扫射。这个时候的严开运一行，对江面上空来回扫射的日军飞机，只好听之任之。危急时刻，北岸一条小船驶向他们，船上一个50多岁的老汉，说是来接应他们的，严开运多年以后还感叹：“多么难得的好人啊！”

　　上了老汉的船，他们很快到了江北，这时已是13日黄昏。在岸上他们找到一条装着面粉的船，吃了船民做的饼后，他们连夜向滁州赶路了。就在这一天，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南京的沦陷
　　1937年12月，淞沪会战后，中国军队一路撤退，日军也一路追击，南京保卫战揭开了帷幕。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的想法是“严惩支那军，使中国屈服”，后来在南京城施行的烧、杀、抢、强奸从上海便开始了。参与这次战争的日本军人曾根一夫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中写道，“从上海到南京300公里，如果后防一直都没有持续运送补给的话，食物越来越少，上级有了命令，自己找食物吃。那时中国老百姓也没有食物吃，如果被日军抢走的话，只能挨饿，所以无论如何不给日军，只能蛮横地强抢。”另一位日本军人永富博道则说，“从上海到南京，已经到了没有任何一位女人是处女的程度，日本军人施行彻底的强奸、轮奸，并加以杀害”。

　　日军进发的同时，在南京的军事委员会却迟迟未对南京的防守做出决定。蒋介石在11月中旬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才做出坚守的决定。李宗仁此前早就提出“南京不可固守”，他把南京称为“绝地”，日军可以三面包围，而我军无退路，何应钦、白崇禧等同意这一看法，而唐生智则主张：“南京系我国首都，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国父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放弃，何以对国父在天之灵？因此，南京非守不可。”蒋介石认同了唐生智的意见，而唐生智主动请缨，于11月20日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蒋介石把一切可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至12月5日，总计15个师，15万人左右。但这些军队大多数是刚从淞沪战场撤到南京的，十分疲惫。

　　本来中国军队在太湖地区设置了两道防线作为首都外围的防御，但是由于最高指挥者的失误和淞沪战后撤退的混乱，这两道防线未能起到作用，被日军轻易穿过。12月5日，日军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团，一共9个师团30万人逼近南京。

　　12月7日凌晨，蒋介石离开南京。8日，日军发起总攻，9日发出劝降通牒被拒绝，13日，南京沦陷。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撤退，撤退也是在仓促间决定的，没有任何计划，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南京保卫战的结束比中日双方预想的都要快。按照原定的方案，双方都认为这一战会持续一到两个月。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在其著作《南京保卫战》中认为，南京保卫战在三个方面都失败了：南京未能守住，也未能争取到充裕的时间；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兵力；消灭敌人数量有限。总之，就是未能达到打持久仗的目标。

　　　分析失败的原因，孙认为客观上双方兵力差距很大，同时南京城不利于防守的地形也极大地影响了战局。而主观上，中方在组织指挥、防御工事和后勤供给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很多亲历此战的官兵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说，这是一场“混战”。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量南京市居民、滞留南京城的官兵被杀害，大量妇女被强奸、轮奸。被杀害的人数，中国官方认同的是30万，而战后东京大审判中判定的人数是20万。

　　东京大审判中，指挥作战并下令屠杀的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于1948年11月22日在东京被处死，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官谷寿夫则被判死刑，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毙，南京大屠杀中进行百人斩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另一个连续屠杀俘虏和非战斗人员的田中军吉也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