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近代史上最暴虐、最野蛮、最反人类的军队，从1932年的平顶山惨案到1945年的马尼拉惨案，一路攻伐一路杀。我们以为奥斯维辛已经是终极的残暴，但日本“蝗军”在亚洲的暴行时隔65年仍然在挑战着所有人承受力的极限。
“九·一八”事变的幕后策划者石原莞尔曾说，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对白人殖民者的最后决战；日本陆军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说，太平洋战争之于日本就如同越战之于美国，都是为了帮助文明世界遏制共产主义而进行的“牺牲之战”。
可是，不管是诉诸种族理论，还是意识形态，我们都无法理解日本“蝗军”所到之处留下的累累白骨。1937年在南京，谷寿夫第6师团大开杀戒，屠30万平民；1941年，本间雅晴炮制巴丹死亡行军，虐杀4万战俘；旋踵，新加坡甄别华侨，数万华人遭受有计划的种族清洗；即使在日本帝国大厦将倾的1945年，他们还在马尼拉杀10万平民。
一路攻伐一路杀！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
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230万新马华人就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据华人领袖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南洋华侨贡献之巨，可见一斑。更有许多华侨回到国投身抗战一线。
日本军部早就对新马华人欲除之而后快。
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内肃清以下人员：
1.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
2.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
3.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
4.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5.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他们被认为或参加过抗战，或厌恶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离开中国的人)；
6.凡是纹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
7.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帮助英军抵抗日军者；
8.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9.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意志支配。
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人后，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肃清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残杀？
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
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战犯法庭上，控方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5000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此数，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1946年，山下奉文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马来亚战俘收容所司令官，参与“肃清”的福莱中将在樟宜海滩被枪决；1947年，7名参与新加坡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受审。最后，河村三郎中将和大石正行中佐两名战犯被处绞刑，西村琢磨中将、大西觉少佐等5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
新加坡独立后，当地的华侨曾强烈要求日本对“肃清大屠杀”进行道歉和赔偿，但最后只拿出5000万美元作为赔偿，官方仍然拒绝道歉。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屠杀平民事件，它与马尼拉惨案和南京大屠杀一起被列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正式落成。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
菲律宾战败是骄傲的麦克阿瑟一生的耻辱，而本间雅晴在攻克克雷吉多要塞后所下达的命令就是在麦克阿瑟的伤口上撒的一把盐。这道命令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大致的意思是：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于是，15000名美军战俘成为菲律宾丛林里的冤魂。
巴丹死亡行军的起点是马里韦莱斯以东2英里，终点是62英里外的奥唐奈集中营。78000名美菲战俘徒步踏上了这条死亡之路。62英里的行军途中，日内瓦公约是不存在的，除了出发时给予的少许食物外(根据幸存者表示，仅给一次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一路上不许战俘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找寻饮水与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即便有若干侥幸者躲过日军眼线而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已严重遭受污染，最后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沿路上因饥渴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抵达战俘营后也并不意味着就摆脱了死亡，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两个月内又死去了26000人。
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在战后多有著述，回顾这段惨痛经历，他们最大的感慨是：生存与死亡没有规则。有人偷跑去河边喝水，前三个可能都没事儿，第四个却可能被一枪打死；你可能被一个和颜悦色的日本兵优待，但转眼就会有一个不那么和颜悦色的日本兵砍掉你的头；你也许精疲力竭，脱水而亡，也可能身强体壮走到终点却因为一个矮小的日本兵看你不顺眼而暴打致死。总之，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安全，也没有人能告诉你怎样能活下来。
没有规则就没有文明，1941年的巴丹是被文明遗弃的死地。
1957年，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的《桂河大桥》一举夺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于是人们知道在遥远而神秘的东南亚，在曼谷西北122公里的北碧府，曾经有过一座由盟军战俘修筑最终又被盟军轰炸机炸毁的大桥。而彼时，桂河桥东岸的墓地里，9000战俘的冤魂已经在这里静静的躺了15年。
如同桂河大桥本身是泰缅铁路的一部分，桥边的这9000尸骨也只是为泰缅铁路殉葬的人群中的一小部分。
1941年，日军占领泰国和缅甸后，由于无法安全使用马六甲海峡，运往缅甸的军队以及后续补给必须靠陆路维持。日本遂决定以最快速度修筑一条连接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的铁路。工程总共募集了盟军俘虏6万2千人(6318英国人，2815澳大利亚人，2490荷兰人，剩下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数万泰国人、18万缅甸人、8万马来西亚人、4万5千印尼人进行施工。
20世纪初，英国曾勘测一条通泰国和缅甸的铁路，因建设难度太高而放弃。日本人沿用了英国人的探勘路线，他们不担心建设难度，因为有无数的劳动力可以随时使用和牺牲。
1942年6月，缅甸战事稍平，泰缅铁路在泰国北碧和缅甸丹彪扎亚一起开工，经由三塔山口连接。
原计划6年完工的铁路在工人高死亡率的代价下仅用17个月(1943年10月17日)就完成了415公里。铁路沿线，本来就多有蛮荒险恶之地，加上刺刀、皮鞭和瘴疠、疟疾等疾患，筑路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艰难到不可想象——约25%的战俘因过度疲劳，营养不良，虐待或各种传染病(如霍乱，疟疾，痢疾)丧生。1万2千名战俘、4万缅甸劳工、4万2千名马来西亚劳工，十万冤魂铸就了死亡铁路。
每年11月28日，北碧府都会有桂河大桥的纪念活动。常有英美荷澳等当年盟国游客、遗属，不远万里而来，但都只是作匆匆一日的凭吊，从不在此过夜。当地人说，这里冤魂太多，夜里常有游魂忽至，照相留影时，身后常常多出一个人来。
1945年2月，卷土重来的麦克阿瑟率美军直逼马尼拉城下。日本第14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大将下令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海军部队拒绝服从。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发生了持续达一个月之久的屠杀事件，直到2月23日，美国军队重新夺回马尼拉。
战后据统计，马尼拉围城期间，死亡的菲律宾人总数达10万人以上，平均每天有3000人遇害。考虑到美军攻城期间也动用了大量重武器，10万人中有一部分死于美日两军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宾人肯定是死于日军有组织的大屠杀。美军缴获了一份这样的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在“马尼拉惨案”中，最残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94名菲律宾儿童。日军先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孩子们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悬挂在儿童头顶的五盏枝型吊灯轰然一声巨响，屋顶掀开了，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
1945年2月4日-2月10日日军在巴石河南岸肆意奸淫屠杀，烧毁了教堂和图书馆，将避难所的3000名难民烧死，2月5日勒令城中男女分开排列街上，将男子用机关枪射杀，女子肆意强奸后射杀，来不及杀害的无辜百姓则用手榴弹爆炸，尸横遍地。
从1932年的平顶山惨案到1945年的马尼拉惨案，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以屠杀开始而以屠杀终结。我们以为奥斯维辛已经是终极的残暴，但日本“蝗军”在亚洲的暴行时隔65年仍然在挑战着所有人承受力的极限。整个近代史上，我们找不到有哪一支军队这样广泛的制造和参与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是一支近代史上最暴虐、最野蛮、最反人类的军队，这是一个被宗教狂热式的天皇崇拜武装起来的披着文明外衣，却活在前现代的民族。我们诅咒这支军队，我们也同样警惕产生这样一支军队的民族和文明土壤，因为屠杀是他们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