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5周年，也是菊花台抗日驻外使节九烈士殉难70周年。

　　70多年前，日军将战火引向中国、引向太平洋。血雨腥风间，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的杨光泩、卓还来、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等九位外交使节，身陷异域绝境，仍坚守国家名誉、民族气节，在日军屠刀下拒不屈服，在备受酷刑和凌辱后，于1942年惨遭杀害(注：卓还来烈士于1945年殉难)。直到1947年，九位烈士的遗骸才由专机接回，归葬南京菊花台。外交官遭集体杀害，世所罕见，这起事件当时曾震惊国际。

　　青山埋忠骨。他们，不应该被遗忘，更不会被遗忘。

　　为此，现代快报、新浪网，联合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政府、南京市文物局，将于4月5日举行菊花台抗日外交九烈士公祭活动。同时，我们还在海内外寻访到了其中六位烈士的近20位后人来宁参加公祭。

　　70载悠悠忠魂，浩气长存。

　　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胡玉梅 王颖菲 贾磊

　　摄影 赵杰 实习生 马晶晶

　　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外交精英慷慨就义

　　他们风华正茂，个个是精英

　　说他们是“时代精英”，毫不为过。

　　一帧帧遗照中，文质彬彬的外交官们目光中透着英气。他们有的幼秉家学、出国留洋，有的出身显赫，博学多才。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代表国家出使他国，而面对日军严刑拷打，他们保持了尊严，举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9位烈士中，杨光泩，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牺牲时42岁；莫介恩，毕业于耶鲁大学，牺牲时49岁；卓还来，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牺牲时33岁；朱少屏，与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主持环球学会数十年；姚竹修，应考外交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人称“活字典”，牺牲时35岁；王恭玮，“中国奥运之父”——外交家王正廷的儿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牺牲时22岁……

　　“他们有西方教育背景，精通英文，通晓西方文化，但同时骨子里又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忠义精神，他们可以生，但他们选择了坚守，直至牺牲。”倾心多年征集烈士们的史料，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说起这些先烈唏嘘不已。

　　杨光泩当年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总领事，主持工作。照片中的他面带微笑，格子领带和胸前口袋里的手绢整整齐齐。1938年10月受命于危难之秋，在菲律宾等地募集捐款，宣传祖国抗敌形势。杨光泩与麦克阿瑟将军相熟，但他谢绝了麦克阿瑟的好意，没有随机撤离马尼拉。

　　“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外交官撤离，并不算擅离职守，”杨新华说，“你看过电影《集结号》吧，没听到集结号，没接到命令，他们不撤。”

　　坚守在陷落的东南亚群岛，9位外交使节成了当地侨胞的精神支柱。面对日方的胁迫，他们严词拒绝。日方对他们施用了种种酷刑，但没一人就范。据目击者回忆，杨光泩等人被害的那天，大义凛然，怒斥日军暴行。枪响之后，他们倒在土坑里，日军士兵又上前以刺刀向各人身上猛捅数刀，才命工人用土掩埋。

　　“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时光回到70多年前。日军将战火引向中国、引向太平洋。

　　1941年12月，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陷入一片混乱。大街上，商店纷纷关门打烊，行人行色匆匆，神情紧张。城外，一阵阵爆炸声声传来，天上黑烟弥漫——美军在撤退前，炸掉了大片汽油库。

　　菲律宾的局势，在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立即紧张了起来。12月8日，日军猛烈轰炸吕宋岛各主要口岸和美军在马尼拉附近的空军基地；10日，日海军大小舰艇进袭吕宋各海岸；15日，日军登陆南吕宋黎牙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陷于日军大包围。

　　在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以总领事杨光泩为首的外交官们面临着选择。驻菲美国驻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这意味着，各国外交官们可以撤离。然而，杨光泩等外交官们明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宣布：“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其他抗敌会、中华商会的大部分责任人也都留守阵地。

　　麦克阿瑟撤离时，给他们留了座位

　　战争爆发前，东南亚一带有大批华侨，华侨领袖们领导着侨社的抗日宣传、救国捐献、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战前潜入马尼拉的日本间谍，以摄影师身份做掩护，拍摄了侨领们集会的相片。一旦马尼拉被占，他们将首当其冲遭到报复和迫害。

　　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研究相关历史资料时，得知中国外交官们之所以没撤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护华侨领袖的安全。

　　杨光泩曾一度考虑疏散全城华侨，但人数太多，集体疏散太困难，便做出了“希望华侨特别是抗日活

　　动分子设法自救”的决定。同时，又组织战时服务队，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其他重要文件。在马尼拉华侨区，劳联会里挤满了人，他们摩肩接踵，争先恐后来报名，准备到中吕宋农村去打游击。

　　1941年12月21日，日军在林加因湾登陆后，兵分两路从南北对马尼拉展开钳形攻势。24日，麦克阿瑟撤离，他在飞机上为杨光泩等人留了座位，但杨光泩婉言谢绝了。

　　被施以酷刑后，他们被秘密杀害

　　1942年1月2日，清晨，“咔咔、咔咔”，皮靴声震荡在马尼拉大街上。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

　　当天，杨光泩接到日驻菲副领事木原约他到瑞士领事馆会晤的电话。在瑞士领事馆，一日本军官通知他，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政权，所以他“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日本军官还要求杨光泩通知华侨领袖集中到一个地方，当即遭到杨光泩的拒绝。他认为，根据国际海牙公约，“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和侨民”，希望日军遵守公约。

　　但1月4日以后，中国总领事馆8名外交官陆续被关进了菲律宾大学的美术学院。

　　被押初期，日寇劝降利诱，以利用他们在侨胞中的威望，为其所用。他们先采取怀柔手段，允许外交官们的伙食由青年会集体代办，准许亲属好友探视送食物等。但不久，获悉领事馆曾销毁账册，并有一贯抗日行为时，即胁迫他们接受三个条件：一，通电重庆政府，劝其对日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二，在三个月内，为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居菲华侨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1200万菲币的双倍款项，否则没收所有华侨财产；三，组织新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被拘人员即可获释，被封财产可以解封，已动用者可以照价赔付。

　　日本占领当局限在2日内做出答复。杨光泩严词拒绝了。

　　日占领当局得知，马尼拉陷落前，曾有一艘船停靠，上面装了一船的法币，但后来这些法币不见了。日占领当局妄图弄到这批法币，以破坏中国金融，削弱中国抗战能力。他们要杨光泩说出存放法币的地点，也遭到了拒绝。

　　3月15日开始，日军断绝外交官们的对外一切联系，对他们百般凌辱，施以酷刑。

　　不久，大宗法币的下落终于被查清。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美国印刷了大宗法币，在运回国内的途中，因交通阻塞，滞留在马尼拉海关。杨光泩在日军攻入马尼拉前，决定将其全部焚毁，保证祖国经费不被日寇所用。

　　日宪兵司令太田恼羞成怒，悍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42年4月17日下午1点半，将杨光泩总领事等8人用军车秘密押赴华侨义山，加以戕害。

　　以妻儿性命相，他仍不屈服

　　在杨光泩等人被捕后半月，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国领事馆领事卓还来也落入日军之手。

　　北婆罗洲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地区旧称。1942年1月1日，日军登陆，岛上象性地驻扎的英国军队被迅速消灭。

　　1月19日，日军冲进山打根中国领事馆时，只见国旗高悬，卓领事镇静地坐在办公桌后。

　　一名领头的日本人上前，要他交出文件，这位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以文件之灰烬示之”：“全部在此，可以取去”。

　　日军并不死心，他们认为，卓还来在当地十万侨胞中享有崇高威望，如果他肯加入汪伪政府，显然会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便于日军控制华侨。他们便“好言”相劝，要卓还来投降，但卓还来报之“淡然一笑”。

　　日军见阴谋无法得逞，旋即露出狰狞面目，“以刀枪置其胸颈”，但卓还来仍淡然处之。无奈，日军只好将他和其他几名外交官囚禁起来。他的夫人赵世平、3岁的女儿卓以佳和6个月大的儿子卓以强也遭禁锢。在狱中，日军拿卓还来妻儿性命来威胁他，但卓还来仍誓不合作。

　　被囚期间，卓还来经常进山躲避盟军轰炸，与侨胞多有接触，多次有机会逃走，但他对侨胞说，“日军找不到我，全地区的华人可能因此而遭殃”，因此“不应该抛弃你们而逃走”。甚至1945年7月1日，他被放回时，仍不肯逃走。他说，“自身为中国驻北婆罗洲领事，为十万侨胞之寄托”，因此不能离开。仅数日，他又被日军重新拘捕。7月6日凌晨被害。

　　忠骸归葬南京，万民同悼

　　日军残杀外交官，国内始终未得到确切消息。这些烈士的家人和亲属也不知道这样的惨况，他们依然热切地盼着他们的归来。

　　经多方核实，才得以证实，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42年发表照会，谴责日寇野蛮兽性。

　　1945年，盟军光复菲岛。6月14日上午，杨光泩总领事暨七馆员忠骸被发掘出来。

　　1946年2月23日，杀害杨光泩等8烈士的元凶大田终于伏法。1946年9月20日，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芥山光谷中尉在新加坡被处以绞刑。

　　“一开始之所以没有往被杀害这一方面想，主要是当时的‘日内瓦公约’和‘海牙陆战法规’规定‘交战国对于非战斗员之敌人及无抵抗之普通俘虏不能加以杀害’。”昨天，卢秉枢烈士的侄女卢崇明沉默良久之后说，“当时以为(卢秉枢)全家在轰炸中过世了，没想到日本人悍然不顾国际法规定。”

　　正是因为如此，当驻外使节九烈士被秘密杀害的消息公布于外时，对外震惊世界，对内声震朝野。

　　1947年4月1日，卓还来灵位迁入北京八宝山忠烈祠。

　　1947年7月7日，在马尼拉中山路，华侨们为杨光泩等八位烈士举行了公祭仪式之后，将烈士忠骸送上了专机，归葬祖国。

　　7月8日，8位烈士和卓还来烈士遗骸公祭礼在南京中国殡仪馆举行，蒋介石敬赠花圈。

　　同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九烈士忠骸一同安葬菊花台，万民同悼。“当时的骑兵骑黑马执军旗开道，军乐队奏乐，很多学生来送行。”在雨花台区文化局，有关九烈士的档案记载中，当时前来为烈士们送行的，有沈怡、叶公超、刘师舜、张群、王世杰、薛笃弼、甘乃光、邵力子以及各国使节、机关学校代表、烈士亲属等300余人。

　　青山埋忠骨。几十年来，人们没有忘记过他们。1987年11月17日，“纪念外交抗日九烈士公葬四十周年”祭扫仪式，在菊花台九烈士墓举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九烈士家属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他们从全世界各地赶到了南京，赶到了菊花台。

　　就在昨天，在朱少屏烈士的墓前，快报记者看到一束沾了露珠的鲜花，园林工人说，这是朱少屏的母校——上海南洋中学来为英雄祭奠时留下的。

1947年，菲律宾各界礼送8位烈士忠骸回国

　　为了70年的夙愿，忠烈莫介恩之子将漂洋过海来宁祭父

　　2012年3月28日，美国加州晚上9点。一通越洋电话，跨越了大洋彼岸，也跨越了70年的历史。

　　电话那头，是莫介恩烈士的长子、今年83岁高龄的莫伟雄。年轻时，他是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1942年，莫介恩烈士殉难时，作为长子的他只有13岁。从父亲牺牲至今，70个年头如流沙般静静逝去，莫伟雄再也没能看过父亲一眼。

　　虽然从6年前开始，左右脑被堵塞的血管像一颗定时炸弹，始终威胁着莫伟雄的生命，但今年是父亲牺牲70周年，莫伟雄还是毅然决定，于清明回国，到南京菊花台的驻外九使节烈士公墓祭扫，“70年过去，这是第一次为他扫墓。今年不来，以后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电话里，老人的声音因激动而略微发抖。

　　一通电话，就此开启历史的闸门，也开启了这次我们为九烈士举行70周年公祭的序幕。

　　□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胡玉梅 王颖菲 贾磊

　　抗战爆发后，他将日军最高统帅头像贴在鞋底

　　现存资料对莫介恩的记录很有限，不少书籍上只是寥寥几笔带过：“莫介恩，广东宝安人，生于1893年。1929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1936年升任该馆副领事，1939年升任该馆领事。后调任驻温哥华总领事馆领事，尚未赴任即遭敌人杀害。遗有妻罗淑华，子莫伟雄、莫伟俊。”

　　长子莫伟雄出生于1929年的沈阳，父亲莫介恩牺牲时，他13岁。“我父亲是个极其谦逊、幽默的人，同时充满了民族气节。”莫伟雄回忆说，祖父是香港一所大学的校长，对子女的学业、人品极其重视，因此在香港长大的父亲，成绩一直拔尖，中学也是提前毕业的。适逢当时政府正在甄选学生，打算送他们出国深造。莫介恩参加了考试，以高分入选，被美国耶鲁大学录取，攻读电气工程专业。

　　1921年前后，莫介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而后被派到沈阳一所发电站。1929年又被派驻马尼拉总领事馆。在那里一呆就是13年。在莫伟雄心目中，莫介恩不仅幽默热情，同时慷慨善良。到了马尼拉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当地侨民以及菲律宾政要的共同赞誉，以至于之后中央政府3次想把莫介恩派驻到其他地方，都因侨胞们的一致挽留而没有实现。

　　“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父亲也怀着一颗最真诚的心，他爱国，并充满民族气节。”莫伟雄记得，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侵华造成南京大屠杀惨案后，父亲愤慨至极。自那时起，父亲便常常从报纸上剪下日军最高统帅的头像，贴在自己和弟弟的拖鞋底，寓意天天把日本军队踩在脚下。如果报纸磨破了，他还会再剪、再贴。

　　日军还未攻占马尼拉时，杨光泩、莫介恩等外交使节就在菲律宾开始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抵制日货、在报上写抗日文章、组织华侨捐钱支援中国军队等。这一系列举动激怒了日军，1942年1月，莫介恩和其他7位驻马尼拉的领馆工作人员被日军逮捕。尽管遭受折磨，但这几人从来没有屈服。同年4月17日，日军宪兵司令部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将这8位驻马尼拉使节集体枪决。

　　宁愿做寡妇，不愿做汉奸的老婆

　　而他们去世的消息，直到3年后，才传回亲人耳中。

　　在1945年4月3日、4日马尼拉的《华侨导报》上，刊登了莫介恩遗孀罗淑华的一篇文章——《莫领事是怎样被捕牺牲的》。文中，罗淑华详细记录了莫介恩被捕的经过。 罗淑华在文中说，在敌军未进入马尼拉时，大家都劝莫领事避难，但莫领事说：“现在正是我对华侨尽

　　职的时候，因为敌军占领马尼拉，首先就要找我们外交官。假如我逃难别处，那么敌人就会愤而大捕华侨，甚至屠杀华侨。这样，我怎么对得住侨胞呢？”

　　抱着同样的想法，八位使节一起留了下来。1942年1月被日军逮捕，不仅强迫他们签悔过书投降，而且逼迫他们承认汪伪政府，要求他们向日军捐赠2400万菲币的军费支援，遭到断然拒绝。日本人转而来找罗淑华，“你愿不愿意你的丈夫出来共同生活？假如你能劝他投诚日本帝国，你们可以过最富裕的生活。”罗淑华想借此机会去见莫介恩，便回答：“好，你带我去劝他吧。”此时，狱中的莫介恩已经受尽折磨，他看到妻子，第一句话便是：“我晓得你的来意，但请你相信，我无论如何不会投敌当汉奸。”罗淑华心疼得直落泪，但她依旧对丈夫说：“你做得对。我宁愿做寡妇，也不愿做汉奸的老婆。”

　　罗淑华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唯一能够鼓励他的话，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晓得日寇将要用尽威迫利诱的手段来折磨他们。”

　　为夫报仇，参加抗日游击队

　　对于4月17日的处决，几位烈士的亲人始终一无所知。

　　从1942年到1945年，三年来，几位外交官的家人们跑了无数次监牢，都没得到亲人的消息，一个日本兵骗他们说，因为莫介恩等人是外交官身份，因此都被派去了东京。从那以后，他们便总抱着亲人在世的希冀，默默盼望着团聚的一天。直到1945年2月，美军进入马尼拉，一位掌握了众多菲律宾游击队员资料的美军间谍告诉罗淑华，他们查出，几位外交官早在3年前就已经遇害。

　　带着震惊与怀疑，烈士的亲人们来到遗骸挖掘现场。看到那副很有特点的黑框圆眼镜，罗淑华失声痛哭，这确是丈夫生前一直戴着的那副。莫伟雄依旧能记得母亲那天的样子，“那种悲伤是极度深刻的、难以言喻的”，罗淑华因悲伤过度，下午被送往医院。

　　“马尼拉光复了，莫领事地下有灵，我想他也一定会称快的吧。不过，每当夜深人静，忆起那些悲惨往事时，我还是不能抑制我的悲痛，而泪湿衣襟。”罗淑华在《莫领事是怎样被捕牺牲的》中写道。

　　等罗淑华从丧夫的悲痛中振作起来后，她抱着为丈夫报仇的心，加入了当地的华侨游击队。由于美军不擅长丛林作战，他们便将一部分军用物资分给当地的抗日游击队，让游击队在山中和日军对抗。罗淑华负责物资的收集、整理、传递。同时，她还会经常走到队员中间，去安慰、鼓励他们。

　　“这其实是一件很冒险的事，”莫伟雄说，“因为山中还到处是不肯投降的日本兵，他们只要发现游击队员，便会立即杀死。母亲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实属不易，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女性身上共有的特质。”

　　病魔缠身，耄耋老人毅然决定到南京看看父亲

　　1945年7月，带着对父亲的怀念，莫伟雄一家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这片他们深爱着、同时埋藏着心碎回忆的土地，飞往美国。一晃几十年过去，莫伟雄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虽然事业有成，但他总觉得欠缺点什么，于是，他重新翻出深藏心底的回忆，开始探寻有关父亲的信息。

　　1970年，莫伟雄回到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马尼拉，找到了菲律宾华侨义山上的纪念碑。感慨万千之下，他误以为纪念碑下就埋藏着父亲的遗骸。直到几年前，他在与杨光泩二女儿杨雪兰联系的过程中，才得知，他们父亲的坟墓实际上在中国南京。

　　南京？对这个并不熟识的内陆城市，莫伟雄的唯一概念就是中山陵，“大概就埋在那里吧。”莫伟雄揣测。他决定一定要来南京看看。但是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莫伟雄就遭到了一个几乎不可战胜的阻碍——6年前，医生诊断出他的左右脑的血管被堵，其中右脑的被堵了30%，左脑的100%被堵，接下来的可能是中风或者更糟。在这种情况下，莫伟雄只能等待。

　　6年过去了，他发现情况并未恶化，而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一些血液通过靠近眼睛的几条小血管进行了流通，因此病情一直保持稳定。这让莫伟雄看到了希望，为了争取回国的机会，在医生嘱托下，他开始每天进行适量锻炼，以增强体质。终于，今年初，医生给他下了“特赦令”——可以旅行了。

　　得到这个消息，莫伟雄立即行动起来，他首先托中国的朋友帮他寻找有关父亲墓地的具体情况，并从家人、历史学家等各处收集老相片、老报纸。今年2月，他终于得知，莫介恩烈士与其他8位驻外使节一起，葬于南京菊花台的驻外九使节烈士公墓 。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他与现代快报取得了联系，归国之旅越来越近。

　　莫伟雄老人带着仅有的一些资料与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将于清明节当天抵达南京，5日去菊花台祭扫。“不知墓园是什么样的，周围有没有树，是否茂盛……”激动、感慨、悲伤，各种情绪一起向莫伟雄涌来，他的声音微微颤抖。

　　70年来，他依然记得最后一次见父亲时，他留给自己最后的话，那是美国著名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的一句名言，“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