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韩国海警，中国渔船通常并在一起形成“船阵”，船舷竖起铁丝网，两侧架起钢棍，防止登船；韩国海警相对应的手段则包括橡皮棍、爆音弹、催泪弹、电子冲击枪，以及监狱。

2012年4月21日下午，一场特殊的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五道口的一家购物商场门口悄然进行。

一群渔民家属聚集在这里向媒体介绍2011年12月12日发生的与韩国海警的冲突。在那次冲突中，一位韩国海警被中国渔民刺死，两艘船上的十几名中国船员被扣留。

就在此前两天的4月19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作出判决，事件中的两名中国船长分别被判30年和5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这次冲突从2011年底开始就在中韩民间掀起轩然大波，在宣判日达到公众的高潮。

最近几年来，中国渔船和韩国海警在黄海海域上冲突不断。韩国媒体形容这些越界捕鱼的中国渔民是“海盗”。一部名为“波塞冬”的讲述韩国海警海上执法、“惩治海洋犯罪”的偶像剧也在韩国热播。

据韩国海洋警察厅公布的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5年间，共有2196艘中国渔船未经许可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捕鱼。在此期间被捕的中国船员达20896人，仅保释金就交了213.55亿韩元。

刺警

程大伟的弟弟程大力介绍，2011年9月中旬秋季捕捞开始后，两个船长程大伟和刘连成相约前往黄海捕鱼。但在2001年《中韩渔业协定》签订之后，那里几十海里的中国传统外海渔场已经划给了韩国人管理，中国船只要进入这一区域需向韩方申请“入渔许可证”。

2011年12月11日傍晚，程大伟的“鲁文渔29号”（以下简称“鲁文渔”）和刘连成的“辽葫渔35430号”（以下简称“辽葫渔”）到达《中韩渔业协定》规定的中韩协定水域，开始撒网作业。经过一夜漂流，网具漂流进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水域。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在两船起网之际，韩国海警突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韩国媒体对当日现场情况进行了一些还原，而中国方面的消息目前主要依赖于被释放回国的“辽葫渔”号船员。两部分信息大部分可以进行交叉印证，但也存在一些关键争议。

57岁的刘春海是“辽葫渔”船长刘连成的父亲，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被韩国巡逻艇发现后，两艘渔船当即将渔网割断，两船并到一起，并排往西开。当时时间大约在凌晨六点，天色一片漆黑。

在逃离过程中，刘春海发现一艘快艇接近鲁文渔，后来鲁文渔就停了下来，“辽葫渔”号则继续驶出三四海里，韩国警艇并未紧追。

这种猫鼠追逐的游戏在这片海面上近年来时常发生，形势紧张，但习以为常，船员并没有将之视为大事件，在开到相对安全的区域之后，“辽葫渔”停下来等待“鲁文渔”，甚至开始生火做饭。

根据事后韩国方面寄给刘连成家中的材料显示，韩国海洋警署3005舰的9名巡警于6点24分左右登上“鲁文渔”。

也就是在此后不久，命案在“鲁文渔”上发生。但是具体经过和细节，由于该船的中国人员均在羁押状态，真实情况无从印证。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中的描述是，12月12日上午6时，韩国队员们使用榴弹发射枪发射了海绵弹，并发射闪光弹，试图登船。中国船员们投掷玻璃瓶，阻止高速艇接近。负责搜查驾驶舱的仁川海警警长李某等2名海警在制服了中国船长之后，船长突然打碎了玻璃窗，而且抓起了碎玻璃片刺中了警长李清浩。

但也有韩国媒体的信息是，刺伤李清浩的利器来自韩方打出的爆音弹碎片。

韩国电视台MBN在事发后不久的报道中称两艘中国渔船出现在小青岛西南方向85公里处，在该电视台制作的3D现场模拟动画中，程大伟迎面对李清浩实施了攻击。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凶器又被纠正为“一把刀”。仁川地方法院在判决中也采用了此说法，并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特定情境——程大伟是在海警突然发射照明弹后，“惊慌之下条件反射性地挥刀，刺中韩国海警李清浩”。

在程大伟刺伤李清浩的同时，“辽葫渔”上的船员对于“鲁文渔”上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但随即发生了一系列“反常”的情况让刘春海隐约感到不安。

韩国警艇再度奋起追捕“辽葫渔”。“上船的韩国海警有七八个，拿的都是两头是铁箍的胶皮棒子，对船员有的打一棒子，有的打两棒子，打完之后，让船员头朝前趴着。”刘春海说。最紧张的一幕是刘春海当时看到刘连成在驾驶室被手枪顶着脑袋。

随后，“辽葫渔”被要求驶往韩国海域，但在中途又被放走，一位船上的小工说，“放我们往西开，要求我们回中国海域”。但在驶离30分钟后，“辽葫渔”号再次被海警拦下。

而在另一条船上，被刺伤后的韩国海警李清浩被直升机紧急送往仁川的仁荷大学医院急诊室，但还是出现呼吸混乱、意识模糊，最终不治身亡。

“辽葫渔”的船长、船员10人则被韩国警方关押，渔船被强行开到了韩国仁川。

生计

在韩国方面寄给刘连成家属的《逮捕拘留通知》中提到：“犯罪嫌疑人为抵抗逮捕，利用‘辽葫渔’左舷猛烈撞击鲁文渔右舷，撞击4到5回，使巡警无法在甲板上正常站立，妨碍了巡警的正常公务。”刘连成也因此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对此节描述，中国渔民和韩国海警之间分歧极大。

程大力认为这个说法毫无道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鲁文渔”和“辽葫渔”遇到危险就并在了一起，两船并排在海浪中高速行驶，船体间碰撞不可避免。

在上述来自韩国的通知里写道：“（撞击）影响了正常公务的进行，并引起了冲突。这种行动也有造成渔船沉没等大型事故的可能性。”程大力认为：“这更说明不可能出现两船故意撞击的情况，尤其是木壳的‘辽葫渔’不可能去撞击铁壳的‘鲁文渔’，否则有可能碎裂或者侧翻。”

在日益频繁的冲突中，遇到韩国海警，中国渔船通常会迅速并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连环“船阵”。除此之外，中国渔船的防御设备也进行了升级，船舷上竖起铁丝网，两侧架起钢棍，防止韩国人登船。

《朝鲜日报》在一次社论中描述另一次冲突中的中国渔民：“中国渔民的行为与海盗别无二致。……船上有1.5米长木棍上捆着拳头大小铅块的凶器，长达3米的铁棍，镰刀，铁锹和锤子等许多凶器。渔船上连国籍和船名都没有标注。”

随着执法难度加大，韩国方面同样不甘示弱，海警开始枪支、榴弹发射器、电子冲击枪全副武装。在一些追捕行动中，海面上和空中会进行立体围捕，从直升机上向船上打催泪弹。

据《环球时报》报道，2012年1月份，一艘浙江渔船在回国途中遭韩国海警突击登船，13名船员均遭无端暴打，多名船员重伤，渔船也被扣留近十日才得以回国。2011年3月3日，韩国海警扣押了两艘涉嫌“非法作业”的中国籍渔船。在登船检查过程中首次向中国船员开枪。

中国渔民与韩国方面冲突不断升级，乃至以命相搏，有着深刻的背景。

刘春海从1990年代开始下海。当时农民种地已经很难维持生计，但海上生涯令他受益颇丰，只用了三年他跟儿子刘连成就拥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渔船。有一段时间，渤海湾内就能捕鱼，最近十年来，渔船只能逐渐向外海开。

在最近10年，中国近海海域污染日益加重，渔业资源减少，而渔船在十年间却增长了数倍，加上过度无节制的捕捞，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而在黄海海域部分中国传统作业渔场过渡为韩国专属经济区之后，“黄金渔场”已经日渐稀少。“有一些船老大甚至把船开到朝鲜东边的海上去了。”刘春海说。

中国渔船要进入这一海域打鱼，必须持有韩国核发的“入渔许可证”，同时韩方的执法检查比国内严格得多，通常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都有严格要求。

中国渔民的盈利压力也越来越大。刘春海向南方周末记者算了笔账，出海打鱼一桶油的价格大约在1600元左右，来回需要五六桶，而打鱼越来越成为凭运气的生计，“有时候不出海反而还亏得少一点”。

在这次冲突中，刘春海被拘押了五天，在交纳了36万韩元保证金后回到了张见港。儿子刘连成仍在扣留中，而如今等到的却是5年的刑期。为了偿还拖欠的债务，刘春海不得不变卖了渔船。

在程家，弟弟程大力和父亲程桂桐都没有办法。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偶有与他们联系，但目前他们了解程大伟处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天盯着香港的电视台，寻找在内地媒体上罕见的一手消息。

4月20日上午，船员家属在国内得知了判刑的结果。第二天他们聚到了北京。

坐在五道口商场门口，“辽葫渔”的小工的家属杨凤玉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丈夫从韩国寄来的信，每封信里都在喊冤。刘成福在信中说，自己住在一个4.5平方米的单间里，“见不着阳光，也不知道晴天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