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24日派外交事务次官河相周夫来中国，做出缓和两国当前紧张局势的姿态。关于钓鱼岛两国显然没什么谈的，两国目前都没对对方实质后退有所指望。日本即使有改变，也要在中国长期施压并使它真正感到痛了之后。

　　中国舆论中不时有人将日方某个姿态甚至某句话解读成日本“变软”，这或许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自我安慰的需要。日方有时强硬，有时又做个温和姿态，干了“国有化”钓鱼岛这样的大动作，又能把愿意保持对华友好表演得像真的一样，这一切实际显示了日本的对华斗争有较大弹性空间，攻防相当自如。

　　较之日本，我方启动斗争策略似乎挺吃力的，一旦策略形成要做微调更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舆论过去很少参与对外斗争，而一旦参与了又很猛烈，其强制力比日本及西方舆论甚至更高，政府同舆论在对外斗争中的合作与默契显然还不太成熟。

　　钓鱼岛之争是实力加外交艺术的高超较量，政府肯定要在这当中扮演核心角色。它需要民众对其采取捍卫主权坚决行动的支持，但这些支持不能完全变成政府的一个个“规定动作”，政府应能根据随时变化的斗争形势快速采取战术性的“自选动作”。

　　围绕钓鱼岛的斗争首先是“斗”，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得过去，并要敢于深入钓鱼岛12海里，坚决瓦解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没有坚决的“斗”，所有跟保卫钓鱼岛有关的言行皆为幻象空谈。

　　但光有“斗”还不够，我们还得“争”。要争时机，争国际理解和支持，争对日较量的实际效果，争国内在对日问题上的团结一心。中国的力量需要得到战略智慧的最佳搭配，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降服在对华博弈中毫无道德底线的日本。

　　中国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遭遇这场对日斗争的。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硬实力依然太弱，其实中国的力量足以支撑与日本对峙的立场，中国的不确定性恰恰在于社会对强硬反制日本的支持能否长期稳定。

　　中国社会对反制日本非常积极，但也很容易过激，使保卫钓鱼岛与中国国家发展这一历史性机遇相互牵制，似要被迫“二选一”。如果处理不好它们的关系，中国社会早晚会“内乱”。

　　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宣示和对日斗争的现实目标无法立刻重合，社会对此的理解模糊不清，而各种力量以此在中国内部博弈的空间很大，从而使保钓越升级，争议可能越多。

　　中国需能经得起高强度保钓带来的各种紧张，能承受保钓的曲折甚至小的受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保钓的意志，这需要社会的高度协调，以及对尚不那么协调的地方能够承受和自我宽容。

　　保卫钓鱼岛是地地道道的持久战，过于想快速解决，必欲速不达。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舆论不缺决心的表达，但对这个真实道理的讲述却不充分。公众对保卫钓鱼岛情绪热烈，但耐心和耐力似乎并不充足。

　　日本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交集最多的对手，中国的对日战略优势刚刚开始确立。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只能是中国全面扩大对日优势的结果，这里没有捷径。这个认识应是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全部策略的第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