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纪念:《历史的经验》


blueski推荐 [2012-10-4]
出处:来自网上
作者:南怀瑾
 

                 前言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 ——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开河,毫无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般有兴趣的朋友谈谈。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不料因止匕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讲稿,编排付印,反而觉得有欺世盗名的罪过,因此,联想到顾祖禹的一首诗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我当忏悔。

                   一九八五年端阳 南怀瑾自述

                 上编

                 话题

  “历史的经验”这个题目,是贵会负责人出的,大得无可比拟。若想要就这个题目研究,同时可走几种路线:一个是应用的方面,怎样用得上历史的经验。一个是纯粹的推论,研究学理的一方面,这是历史学家的事。现在大学中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大概向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学理,不大讲应用。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性质,是要偏重于讲应用的。
  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以逻辑的立场来看,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历史的本身就是经验。如果我们以学术的观点看历史,所谓历史,全部不过是两个问题: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事的问题。历史的记载,不外人与事。从人的方面来讲,大概又分两个方向来立论,拿旧的观念说:一个是经,一个是权。经是大原则,不能变动,权又叫作权变,就是运用的方法。从事的方面来讲,西方文化现在是二十世纪,只有两千年,但在中国来说,已经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现代与古代的不同,假使我们对历史有真的了解,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宇宙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多不同,它永远是这样的太阳、这样的月亮、这样的风、这样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观念上感受不同,发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态,我们中国人用文学来表达,就成了这样的诗句。古人主张多读书,就是在于吸收历史上许多经验。
  今日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这个课程,应该向哪一方面讲?这就要先有一个立场了。应该先问问我们今日工作上、业务上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观点去找历史的经验,这是一个立场。假如我们是在大学里,从学术的立场去看历史的经验,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因此,今日我们以应用的立场来讲历史的经验就相当的复杂了。当商量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涡”,始终贪玩。等到真正临讲以前,一个星期以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这是一个创新的课程,国内外各大学,还没有这样一门课程,无成规可循。其次包括的资料太多,假使编一本书,一定很有趣,编得现代化一点,销路一定不坏。但没有这个准备和时间,它的范围牵涉到二十五史内外许多学问,什么都用得上,这是第一个精神上感到负担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这个立场来讲这个题目,责任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里要讲的“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看到现在学校里专讲“谋略学”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七十二变、三十六计都拿出来了,还有人专门写这类的书。但我觉得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的负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确是害人的。我们受旧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果的观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听了以后,用来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别人,自己好像就会背上很大的因果责任,良心上很难受,所以觉得负担很重。

                神谋鬼谋

  真讲“谋略学”,要先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以前讲《论语》时曾提到过,中国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臣道也包括了领导的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可是说到师道,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句成语,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的历史经验,“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历史上列举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由此可知师道也很难讲。

               春秋多权谋

  那么我们对于谋略学,该怎样讲法?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我们先看谋略的本身。讲到“谋略”两个字,大体上大家很容易了解。假使研究中国文化,古代的书上有几个名词要注意的,如纵横之术、勾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古代用谋略的人称谋士或策士,专门出计策,就是拿出办法来。而纵横也好,勾距也好,长短也好,策士也好,谋略也好,统统都属于阴谋之术,以前有人所说的什么“阴谋”、“阳谋”,并不相干,反正都是谋略,不要把古代阴谋的阴,和“阴险”相联起来,它的内涵,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谓阴的,是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的,看不见的。记载这些谋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么书呢?实际上《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不过它的性质不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和现代国际问题有关的,就该把《战国策》、《左传》、《史记》这几本书读通了,将观念变成现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个捷路:把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来,这其间就有很多谋略的大原则,不过他并不完全偏重于谋略,同时还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则。
  研究这几本书的谋略,其中有个区别。像《战国策》这本书是汉代刘向著的,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方面的东西,性质完全偏重于谋略,可以说完全是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的。这本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句遗漏了,同时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这本书的古文比较难读懂。左丘明著的《左传》,如果从谋略的观点看这本书,它的性质又不同,它有个主旨——以道德仁义作标准,违反了这个标准的都被刷下去,事实上对历史的评断也被刷下去了。所以虽然是一本谋略的书,但比较注重于经——大原则。至于《史记》这一本书,包括的内容就多了。譬如我们手里这本《素书》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资料——《留侯世家》,就是张良的传记,我想大家一定读过的,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如果仔细研究这一篇传记,就可自这一篇当中,了解到略谋的大原则,以及张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与师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
            (《长短经》——反经)

  反经在领导哲学的思想上很重要,我们看过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来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写法。所以,我们今日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意。
  反经的“反”字,意思就是说,天地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这个原理,在中国文化中,过去大家都避免谈,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研究它。这种思想源流,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是根据《易经》来的,《易经》的八卦,大家都晓得,如 “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天体,两个卦重起来,“囗”为天地“否”卦,否是坏的意思,倒霉了是否,又有所谓 “否极泰来”,倒霉极点,就又转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倒过来看这个卦,就不是“囗”这个现象,而变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经》对于这样的卦就叫作综卦,也就是反对卦,每一个卦,都有正对反对的卦象。(其实《易经》的“变”是不止这一个法则,这都叫卦变。)
  这就说明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在我的立场看,大家是这样一个镜头,在大家的方向看,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镜头。因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因在好的里面。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2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我们在就反经之前,提起卦象,是说明人类文化在最原始的时代,还没有文字的发明,就有这些图像、重叠的图案。这种图案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原理:宇宙间的事没有绝对的,而且根据时间、空间换位,随时都在变,都在反对,只是我们的古人,对于反面的东西不大肯讲,少数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只有老子提出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没有绝对的,这虽然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高深的慧学修养,但也导致中华民族一个很坏的结果。(这也是正反的相对。)因为把人生的道理彻底看通,也就不想动了。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轻人对于《易经》、唯识学这些东西不要深入。我告诉他们,学通了这些东西,对于人生就不要看了。万一要学,只可学成半吊子,千万不要学通,学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无穷,而且觉得自己很伟大,自以为懂得很多。如果学通了,就没有味道了。(一笑。)所以学《易经》还是不学通的好,学通了等于废人,一件事情还没有动就知道了结果,还干嘛去做!譬如预先知道下楼可能跌一跤,那下这个楼就太没道理了。《易经》上对人生宇宙,只用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吉是好。凶是坏。悔是半坏、不太坏、倒霉。吝是闭塞、阻凝、走不通。《周易 ·系传》有句话,“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告诉我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尽在其中了。人生只有吉凶两个原则。悔吝是偏于凶的。那么吉凶哪里来?事情的好坏哪里来?由行动当中来的,不动当然没有好坏,在动的当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出这个规则,如乡下人的老话,盖房子三年忙,请客一天忙,讨个老婆一辈子忙,任何一动,好的成分只有一点点。
  这些原理知道了,反经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对于反经的道理是避而不讲的。我们当年受教育,这种书是不准看的,连《战国策》都不准多读,小说更不准看,认为读这方面的书会学坏了。如果有人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大人们会认为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纵横家所著的书,一般人更不敢多看。但从另一观点来说,一个人应该让他把道理搞通,以后反而不会做坏人,而会做好人,因为道理通了以后,他会知道,做坏的结果,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结果麻烦的成分少,计算下来,还是为善最划算。
  其次所谓反,是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住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已经变过去了,而他被时代遗弃而去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古今无定法

  现在看《长短经》的本文,举了很多历史的例子: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王王治世之术。
  这是大原则,这里列举中国上古三代的亡去,这个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了。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 这里的写法,不能认为昨天亡掉了,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有什么不好而亡的。而是说不管走法家的路线、儒家的路线或道家的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如现在讲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统御这个民主制度的,还是在于人,如果人不对,民主制度也会被用坏了。专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是一个“法”,法本身没有好坏,统御法的人,领导的人不对,就会弄坏。所以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也好,法治也好,专制也好,独裁也好,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述,都成了过去,实际上做坏做好,还是要靠人。
  仁、义、礼、乐、名、刑、赏、罚,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反经的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这些名称,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仁爱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譬如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这里并举出,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当面总是教训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当时范仲淹曾经问他,为什么提拔了而不让人知道?王旦说,他提拔人,只是为国家遴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所谓“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干,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着又举孔子的话:“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义的流弊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度,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刚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反义。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
  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书——《虞氏春秋》,比吕不韦写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而在当时国际之间,那么紊乱的情形,他起码比现在的基辛格更高明。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平原君极为信任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的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了,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的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的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玉,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了。魏齐是自己年轻未发达时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国政治上遇到这样大的困难,偷偷来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国,就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件历史上的故事,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信陵君的故事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观止》上就有录载,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先后齐名,都争相养士。信陵君名无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难,非要魏国出兵,可是魏王不答应,于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送了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把印信偷出来,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但到底兵符是偷来的,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也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因此毛公(赵国隐士)就批评信陵君,这样做,对于赵国虽然有功,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并不算是合理了。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把义做得过头,反过来了,就容易变成虚伪,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讲礼的流弊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在这一节中提出反礼的历史事例。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经过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讲到中国的学术思想,都讲“汉学”。“汉学”也称作“经学”,像四书、五经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时候,没有被烧光的,由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时重新建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等古书,认真考证起来,有的地方是有问题,不一定和当时的原书完全一样,在汉代重新建立时,有的还是难免背错了,所以最初文化没有建立根基。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繁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褥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繁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郭嘉论袁绍与曹操

  另外一个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参谋长,头脑并不亚于诸葛亮,可惜年轻就死了。当时曹操想打培袁绍很困难,袁绍当时是世家公子,部队也多,等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袁绍手里。曹操力量薄弱,简直不能和袁绍比。可是当曹操和郭嘉讨论当时的战略时,郭嘉对曹操说,不必担心袁绍。袁绍一定会失败的,因为袁绍是公子少爷,世家公子出身,处处讲规矩,到处要摆个架子。而你曹操,不讲究这些,体任自然,出来就出来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会成功。而袁绍处处来个礼仪规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摆不掉,一定失败。你的体任自然的直截了当作风,大家都愿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条件。
  因为处处要人守礼,要人讲节义,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压制自己,每一个人讲修养;要求每个人都是圣贤,有学问,有道德,守住这种贞节是很困难的。即使每个人都讲礼,都守规矩,这样习惯了以后,万事就都没得进步了。换句话说,文化学术悠久了,没有精进,也不行。

               乐乐的流弊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者,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乐在古代的含义,并不限于音乐,以现代的名词而言,乐包括了文化与艺术,乃至如歌、舞、音乐等等。这里说乐本来是好的东西,可以调剂人的性情,是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毛病,会使人堕落。我们看历史,一个国家富强了,文化鼎盛,艺术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国家、民放、社会最堕落的时候,所以乐有反的一面。《乐书》就说,春秋战国时候,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是乱世的音乐,《诗经》里也收集了一点桑间濮上男女偷情的诗歌。我们现在的部分歌词,以古代对音乐的观点看来,是充满了桑间濮上之音,这是靡靡之音,所以极需要把它净化。因此引用严安的批评说:“佳丽珍怪”,如现代的各种选美,就是佳丽,珍怪就是希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展览、比赛。社会太安定了,没有事做,就搞这些事情,好听、好看、热闹。人类社会真的绝对安定,真到了各个生活满足,那么整个社会就完了。“养失而泰”,养就包括民生,民生太舒泰了,社会就堕落下去。“乐失而淫”,淫就是过度了。“礼失而彩”,文化精神丧失了,表面好听好看的东西却特别多。文化不是只靠歌舞戏剧就可以宣传得好的。如戏剧里演出来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该是正确的,可是一些孩子看了,专去学戏里坏的动作那一部分,这后果可严重。“教失而伪”,提倡教育是好的,教育的偏差,结果知识越丰富的人,作假越厉害。养乐礼教都对,但每一事都有反的一面,“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一定走上一个轨道,是做不到的,所以讲领导哲学,为政之难,目的在矫正,如矫正得过度了一点,结果发生的偏差就很厉害了。

               名器的流弊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就件事,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重法制的流弊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少匕乖分也。
  这是讲法治的道理,每个人处处规矩,每人都有他的守则或范围,本来很好,可是毛病也出在这里,正如《道德经》上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规定越繁,空隙漏洞毛病愈大,历史上秦始皇的法令那么严密,还是有人起来革命。汉高祖一打进咸阳,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废了,约法三章,只有三项法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简单的三条,老百姓就服了他,所以贾谊也说,法令越严密,犯法的人也越多起来,有的人要做坏事之前,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据,做出来的坏事就变成合法的,法律不能制裁他。法规定了,有时反而容易作假,真正会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法令对这种人毫无办法,这就是乖分。

               刑赏的流弊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次暴。——反刑也。
  刑与法不同,刑是杀人,或拘留人,是处罚人,给人精神上、肉体上一种痛苦的处罚。这是以刑树威、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但是执行的人,会滥用刑法来欺负别人,有时好人也会受到刑法惩罚的痛苦,这便是刑的反作用。
  赏者,所以劝怎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有功奖励,本来是好事,但奖励也会产生卑鄙的竞争。得奖的人,与没有得奖的人,常常会争功、争赏,而争得很鄙俗,所以行赏也有好有坏。

               学识的流弊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苦?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岁页)(音许秽反),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中珠。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文子说,上古时的人,造了文字,有了知识。为什么作了书,要教人懂得文字?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识、懂事。使笨的人思想能够开发,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聪明的人知识学问高了以后,能够懂事。可是相反的,等到知识越广博,作奸犯科,作假的本事也越大,懂了文字,有了知识以后,犯法的也许就是这些人,而且有理论,讲得出道理来,有罪的人他可以说成没有罪,好人可就受害了。最著名的,如清代小说中的四大恶讼师,以一个字之差,就可以变更一个人有罪或无罪,由此可见一个当公务员的,手里玩笔杆的,有时候真厉害,真可怕,尽管现代是新式公文,还是要小心,不能随便用字,有时候一个字的关系都非常大。老一辈的人常说“一字人公门,九牛拖不出。”可见其严重,这就是文字效用相反的效果。
  文子更进一步说,有些人做幕僚出身,专门在文字上挑剔的,笔比刀还厉害。在公文上是完全办对了,也符合法令,可是这件公文出门以后,会造成社会的紊乱,会使人造反。所以会办公文的人,不一定懂得政治,等于学军事会打仗的人,不知道国家的整个政策和战略一样,所以“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这两句话是名言,要特别注意的。

              盗窃死人以自豪

  下面是举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又举出庄子来了,庄子是很会挖苦人的,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的外篇里面,这个故事很妙,他说读书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在挖开死人的坟墓,偷死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把死人坟墓里的东西挖来,当成自己的,在这里吹。这个故事说,老师带了学生,去挖前辈一个读书人的坟墓,挖了一整夜了,老师站在旁边问道:天都快要亮了,你挖得怎样,拿到了东西没有?学生说:已经挖开了,看见了死人,不过不好意思脱他身上的衣服,可是他的嘴里含着一颗宝珠,这颗宝珠一定要挖出来才行(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就变成自己的学识在这里吹,这就叫做学问,也就是庄子所说死人口里的宝珠)。老师一听见学生说死人嘴里有珠,就说这有道理,古人说的,绿油油的麦子,要生长在旷野的山坡上,人生也要在活着的时候,显现出现实的美丽来,可是坟墓里的这个家伙,生前那么悭吝,向他请教他都不说,死了嘴里却还含了一颗宝珠,快把他的珠子拿来!可是,小子得小心地偷,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压开他下巴的两边,然后用铁钉撑开他的嘴。慢慢张开他的牙关,他的尸骸骨头弄坏了没有关系,可是他嘴里那颗宝珠,千万要小心拿来,不要毁损。
  这是庄子在骂人。试看各种文章,里面“孔子日”就把孔子嘴里的珠掏出来了,“柏拉图说”就把柏拉图嘴里的珠掏出来了,都是偷死人嘴里的宝珠。读书人都是这样教学生,这样说起来,知识毫无用处,越有知识的人,越会做小偷。还有,自己有一肚子好学问,著一本书,流传千古,还不是又被后代的人偷去。没有学问还没有人来偷,如果嘴里含一颗宝珠,死了以后,棺材还被人挖出来。暴君就专搞这一套。
  这故事把天下读书人都骂尽了,但是也使我们懂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一切的努力,都是为别人作准备。

               福利社会的事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表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为困,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反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中国古代的困,是帝王宫廷所造的大花园。造困的第一个宗旨,奉宗庙社稷,把祖宗的牌位摆在里面,作为国家的象征。另外一个宗旨,是“简士卒”训练部队,以戒备国家的不时之虞,防止随时随地意想不到的变乱事故。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国家到了鼎盛的时候,这种戒备的心理松弛了,失去了警觉性,练兵的操场,变成了运动场,最后还被敌人占领去了。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所以天下事都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

               孟子讲故事

  在历史上也有困的故事,齐宣王看见以前文王的囿大,可是一般人还以为太小了,就问孟子这是什么道理?这一段读过《孟子》的都知道。中国上古周朝的时代,虽然是皇帝的专制政体,他修的囿,是与民同乐的公园,到春秋战国以后,就没有公园了,变成皇帝私人玩赏的地方。我们中国现在的公园兴起,老实说是近百年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历史上我国在周代以前的文化,本来就有公园,所以盂子告诉齐宣王,造公园与民同乐、同利益,大家自然会认为方圆七十里的公园还太小了。他同时对齐宣王说,听说你修的囿,方圆只有四十里,里面养了许多动物,小羊、小鹿之类,如果老百姓打猎杀了小鹿,你就要把打猎的人抓来,如同惩罚杀人犯一样抵罪。所以老百姓会讨厌,因为你只是私人的享受,何必修那么大的花园。

               楚灵王的故事

  另一个历史故事,楚国的灵王修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反对,他对楚灵王提出意见说,照中国文化的道理,我们的大建设,修建大广场,是讲军事,为训练部队用,建筑高台是研究天文用的。可是尽管国家需要这样大的建设,还是有四个条件,就是第一不能占用老百姓用来种田的土地;第二这项建筑的经费,不伤害到国家的财政;第三对于工程,雇用老百姓来做,并不妨碍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在时间上,绝不在农忙的期间动工。所以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是教人有利于社会,这样国家进行的伟大建设,不但不会招惹民怨,甚至都将成为百姓感戴颂扬的对象了,就不会发生国家财政上有所匮乏的问题了。
  我们现代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政治观念,当然到了最进步的时候,而在古帝王时代,就有这许多毛病,这都是讨论古代政府在建设方面的反效果给予我们历史教训的经验。

               尚贤的流弊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于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 ——反贤也。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圣贤的政治哲学。现在这里的反贤,并不是反对圣贤政治,而是说太过分了,太偏重了,就会出问题。正如孔子说的“矫枉过正”,矫枉到超过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贤也是一样,原文“上贤”的“上”与“尚” 通,就是重视的意思。在尚贤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会的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准,社会安定,没有犯罪的人,所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是中国政治的大原则,最终的结果,就是“泽施于人,万人怀德”八个字,使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讲贤人在职,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也会结成一党。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代都很严重,宋代乃至有一度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欧阳修,这一班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党人碑上,几乎要杀头坐牢的!而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这两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石,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这一套制度,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王安石本人,既不贪污,又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去,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都只吃面前的一盘,一则是因为近视,看不见对面的菜,更重要的是从来不求美食,对于物质的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而被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安安稳稳坐在上面,替坏人做了傀儡。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

              姜太公论派系问题

  接下来引用姜太公对文王的建议,作为这个道理的伸论。姜太公告诉周文王,如果完全听信社会上一般人的推举,社会上都说某甲好,就认为某甲好。但社会的这种舆论,不一定有标准,因为群众有时候是盲从的(古代是如此,现在用在民主政治,更要注意)。有时候非贤为贤,并不是真正贤人,因为社会关系多,制造他变成一个贤人的样子,乃至于并不是大智大才的人,也会被社会制造成智者的样子。如果根据社会上这种舆论,领导人便公认这样就是了不起的人,以为就是贤人,就有问题。相反地,对于世俗一般人认为不对的,也跟着大家认为这人就是不对的话,那么拥有多数群众的就能进身,群众少的就会被斥退。于是一班坏人可利用这种机会,彼此结合,遮蔽了贤者之路。因此世乱愈来愈甚了。这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出来,所以姜太公提出这个意见。
  文王问他:我专用贤人,这就好了吧?姜太公答覆文王:做领导人的要公平,人与人之间,两三个人在一起,派系就出来了,所以不能怪他有派系。人的社会就是如此,主要在于领导人的公平,将与相,文的武的,制度职务处理得好,在职务上,为政治的需要而找人才。“以官举人”这句话不要轻易放过。看懂了人事,再回过头来看历史,几十年前出来做事的,哪有现在的困难?那时有什么考试?只要找到关系,写一封介绍信,没有缺额,也因人而设官。而政治上轨道的时代,则以官举人,真需要人办事,职务确定了,才找适当的人才,绝不因人情的关系,而另外设一个官。要规规矩矩,不可以乱来。我们看周代八百年初期的政治,确是“案名察实”,脚踏实地,用人绝不讲人情,选他的才干,考察能力,所以这里的“贤”是实用的人才,稍有不同于四书中,孔孟所讲的贤人,这里的贤包括才、能、品格在内。这样才是获得有才能、好品格人才的方法。最后引用三句古话:“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这三句话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小自个人的修养,大至政治的修养,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以小圈子利益为主,互相朋党,则蒙蔽了领导人,重视了权利、地位的名义和利益,有时就会伤天害理,害了好朋友。万事不可求速效,办一件事若要马上得到效果,为了赶成绩,就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职务,乃至扩大伤害到国家社会,就出了大毛病。

             不能善用所长的五反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奠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田:存人所以自立也,重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城,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这里是讲士的五反,古代的所谓士,以现在来勉强解释,包括了一切知识分子,不过一说知识分子,很容易误为限于读书人,其实不然,无论文的武的都称为士。
  这里提到古书的《韩诗外传》里一段文章:一个人有五反,贵、富、勇、智、貌等五种相反的一面。
  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高了,譬如一个人穷小子出身,到了尊贵的时候,本来应爱护别人,爱护朋友,但是他反而不爱护别人,也不爱护朋友,而且做事不照义理,反而骄傲起来,脾气也暴躁起来,这是反贵——第一反,就是说人没有把握永远不变的,看别人,看历史,看社会,乃至看自己,都没有把握不变。现在自己可怜兮兮的,还很自我欣赏,说不定到达了某一个位置,观念就整个变了。所以要在富贵功名,或贫穷下贱,饥寒困苦都永远不变,保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难做到的。但有势尊贵以后,反转来不爱人,不行义理,反而变得暴傲,这就是贵的反面。
  这里又引用中国古人的老话,“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等三句,乍看之下,好像不可能,但从经验中体会事实就是如此。有钱的人,在他富有的时候,还能够帮助别人也富有,这样广结善缘,得道多助,自己想穷一点都做不到。一般人想,钱越多越好,有谁会希望自己穷的,这就要看个人的人生经验了。人到了有钱、有地位时,若想下来一点,却做不到。有些人运气好,追随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步步富贵上去,想下来做一个老百姓却不可得,能够帮忙别人发达,提拔别人的人,自己想退休不干,也办不到。所以梅福(汉朝人,后来成了神仙,宁波四明山,就是他归隐成仙的地方。)说:帮忙人家,结果还是帮忙了自己,阻别人路的人,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路塞了。
  这一段话,仔细去思想,多处去体会就发现意义很深,把前面的古语和梅福的话,对照起来,就可以了解。这些话,并不像其他的书标榜因果的道理,而只是说人的心地要忠厚。
  ……
  第二个是富的反面。本来,一个人有了钱财,应该帮助人家,帮助亲戚朋友,乃至整个社会的贫人。可是,有的富厚之家,不但没有帮助别人,做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反而因家庭的富厚,侈奢无度,这是富的不好,因此有时富贵反而害了人。
  ……
  第三是武勇的反面。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军人,保卫国家,而结果走错了路,如现代青年,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去欺负人,成为私斗,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变成大太保,乃至当强盗土匪。所以领导的人,对于勇的人才处理,国家社会该怎样培养他,要很恰当。“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如果一个将帅有勇,而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就有“轻去就”的倾向。因为有勇,所以决策时不免参杂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忽略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适合镇守边疆的,应该用有仁德持重的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我们再去读历史,常常看到某一将领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会把他调回来,当然,也有的调错了,乃至因而亡国的。如明朝末年,熊廷粥镇守东北,把满洲人挡住了,最后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粥调回来,乃至论死。假如说皇帝混蛋,本来他在宫廷里长大,对外面事不全懂,实在就无话可说了。但这些职业皇帝也满聪明的,他从左右大臣那里听来的理论,比我们书本上得来的多,公文比我们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干得好好的将领调回来,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犯了他内心上的妒忌。换什么人?“使仁德守之则安矣!”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读了这一段,再一想欧美各国的作风,都有他的道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全错了,但不要忘了,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批评,就我们目前的观点而言。而在他们的立场,只希望他这一代不乱,安于现实就好了。
  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的运用。
  ……
  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名词,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这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
  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态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清朝几百年历史,尤其晚清,有一个人一脸麻子,考取了进士,最后廷试,要跟皇帝见一面的时候,本来是状元,结果因为是麻子,而换了别人。风度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讲究仪表的人物,本来很妥当,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关系,去纵欲,这就是貌的反面。
  总括说这五个条件,一个人够称得上士,具备了某一个条件,但是不能善用其所长,反而把优越的条件变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还是很多,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质了。


               姜太公论三明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这是引用姜太公的话,就明罚、暗察、明赏等三明的反面而谈治乱。
  明罚,是说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罚得严厉,大家都怕,但不要以为怕就可以吓住人,老子就提过这个原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并不怕死的,所以过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发生变乱。
  明察,凡事都对人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这就使人感觉到被扰乱、受干涉,为了避免干涉,于是逃避迁走了,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的变乱,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厚道,要宽容一点。
  明赏,动不动就奖励,这样好不好?奖励过头了也不好,人的欲望不会满足的,愈来愈不满足,一不满足就会发生怨恨了,最后便变成仇敌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对于干部的统率管理,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太平日子,达到平安两个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换句话说,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有如天平一样:只要有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作这五个反面的结论。刘颂说:政府中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对于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者忘记事情,这是人的常情,在所难免的,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在不可违反的范围,而纠正处罚他,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称得上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得太过分,反而造成了乱源。在一个单位中,领导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这就不行了,这就是“以治而乱”了。

               专权与嫉妒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轴辏,莫得专君焉。
  忠臣孝子,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也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毛病。所以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吕不韦著的《吕氏春秋》(吕不韦这位秦始皇的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后来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自己儿子,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书《吕氏春秋》,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的。书成以后公布,有谁能更改其中的一个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赏千金,公布了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这固然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实上这部书是有内容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于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文武兼资论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违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这里引用韩非子的话,我们知道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以法家的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对社会人群,都没有贡献,一定要法治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这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知识分子,读书人(儒在这里不是专指儒家)学问又好,又会写文章,文章写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会辩论,于是以文学知识,扰乱了法令。讲侠义的人,动辄老子拳头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压平了,所以重武侠的人,专门破坏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来,文武两方面都不对,都是不守法,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辞。
  这里引用几个人的话。曹操说:一个国家,专门依靠武力的,最后弄到自己亡国灭种。看到现代史上,二次大战,当年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灭”。专门好文的,最后也是亡国,不注重军事国防,如吴王夫差,鲁国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国防的,而最后败亡,这是“恃文者亡”。吴起的兵法上所以说,上古时候承桑氏(即穷桑氏)这个国家的皇帝,治理国政,专门讲道德,废弃了武功,结果是亡国,又如夏朝的有扈,则专门讲究武功,好勇,结果也是亡国,因此文武两事不能偏废,高明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道理,就一定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八个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则。军事国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国内的政治中心,对外要注重国防,随时准备作战,敌人不敢打进来,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国的忠烈;激励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损害于仁德。
  《钤经》(即《素书》,又名《玉钤经》)上说,文武兼备。不但国家如此,个人也是一样,中外历史上,真正的大将,都是文武兼备,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文武兼阙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够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将。

               人与牛的故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这与廉洁或贪污有关,廉与不廉,这中间很难分辨,这里就举中国文化的历史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他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墩牛肉给老师吃(一笑)。面孔子对于这件事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匡衡论政风

  汉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汉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当时提了好几个报告,指出汉武帝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要更改,那要更改,汉武帝非常重视。)就说:孔子说过以礼让治国很难得。孔子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对下面的风气,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干部,彼此之间都很礼貌,很有风度,影响到下面的社会,就不会彼此纷争:上面的人好仁乐施,下面的人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节义,有高度的节操,下面的社会风气,则会跟着好转过来;上面宽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爱心。这四点,就是英明的领导人用不着以威严来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为,使政治风气好转,下面就自然会受到感化。什么理由呢?因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们,如果意见不同,讲话时吵得脸红,于是影响到下面,就发展为打架了。上面的人如果喜欢独断独行,影响到下面的人一点都不谦让。上面如果有克胜争功的风气,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伤害别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变成偷了。这是说上位者的作风,就是政治风气的根本。

              更上一层楼的道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志也。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志,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宁那,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慎到是战国时一位道家的人物,这里是他论忠的一段话,忠孝过分了就是毛病。他说:任何一个时代,并不希望出一两个特别的忠臣。标榜忠臣固然是对的,但我曾说过,少讲文天祥这班忠臣,听了令人泄气。文天祥并没有错,应该标榜,但是要大家都做文天祥,对吗?文天祥那个时代是没有结果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提倡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开国时候的那些大臣呢?我们只是欣赏忠臣,可不想忠臣的那个时代背景如何?那个背景是很惨痛的。所以慎子说:忠臣并不能救乱世,这个道理在哪里?如尧、舜、禹三代,是了不起的圣人,而舜的父母都很坏,可不能认定这一对老头子、老太婆绝不会生好儿子,他们生了一个圣贤的儿子——舜。尧是圣人,但他的儿子很坏。桀是夏朝最坏的皇帝,他下面有不少忠臣,而他在历史上的过错却是那么大,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家庭好了,父慈子孝,那里会特别显出孝行来呢?老子说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家庭有了变故的,才显示出孩子的孝行来,我们可不希望家庭有问题。再看国家,岳飞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们并不希望有岳飞那样忠臣的结果。岳飞如果生在好的时代,处在好的领导人,好的同事之间,不过是一个贤贞的大臣而已,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只希望有岳飞这样一个坚贞的大臣,可不希望国家昏乱。
  一个单位有好干部,也是因为有坏干部比较,才显示出来的。因此,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了这个道理,他领导部下,要求部下,忠是要忠,可是要在职务范围以内尽忠,不要超过职务范围以外。讲到这里,就得引述历史的例子来作证明了:大家都知道岳飞是忠臣,岳飞的冤枉那还了得,其实秦桧也未尝没有冤枉,虽然岳飞是秦桧害死的,而事实上秦桧也是奉命承旨才这么做的。因为宋高宗已经对岳飞不满,岳飞犯的错误就是忠过职了,第一他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试想高宗对这口号是什么味道?直捣黄龙可以,但是要把二圣接回来,高宗这个皇帝还干不干呢?岳飞直捣黄龙就好了,迎不迎二圣,是赵家的家务事,就不必去提了。第二个错误,岳飞在前方当统帅,硬要干涉皇帝的家务事,劝高宗赶快立定太子。岳飞这些建议真是忠,完全是好意,可是超过了他的职权,使高宗受不了。所以忠不得过职,而有所建议也不要超过职权的范围以外,不要干涉到别的事。这是过忠的反面。

               京房的故事

  接下来再举出历史的故事来引证这道理。我们研究历史,可不是大学里历史系的方向。这里是套了三段。第一是汉朝京房这个人。第二是引用赵高的故事。第三是京房假托学生的话。京房他也是汉朝一个了不起的人。后世研究《易经》的专家,还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是易学象数的大师,他博通《易经》,但最后是被害而死的。京房学《易经》的老师是焦赣(延寿),是汉易的大师,也是有前知之能的,京房跟他学《易经》的时候,焦赣就断定了京房这位学生喜欢谈论先知,将来会不得好死的,所谓“先知者不祥”。有些人不想求先知,算命、看相、卜筮这些都是先知,能先知的人都不太好。
  石显也是汉朝有名的大臣,他和京房两人在中央政府,政见不同,互相有嫌隙。后来京房垮了,下放出来到外面——魏郡作官,离开中央政府,而石显还在中央。这一下京房害怕了(由这句话,就可知京房的《易经》还没有学通,如果学通了《易经》,对于功名富贵,对于人生患难,还会那么忧愁,那么学《易经》还有什么用?这个修养就不够了,表示他的《易经》还是没有真正的学通),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只是对你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他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以前秦始皇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名正先的人,反对赵高,而被赵高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的威信建立起来了,而秦二世到后来的乱,也可以说是由正先所促成的。这个话讲得多深刻,换言之,秦二世的时候,赵高想要造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被正先看出来了,想在赵高在政治上的力量没有形成的时候,揭发他的阴谋,可是赵高杀了正先,反而促使赵高建立了政治上的权威,而形成了政治的派系。所以秦之乱,实际上等于正先所促成的,而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听左右的人乱讲,把我当正先一样杀掉了,那样,我的学生还会笑我。(京房这些话说得多窝囊,读历史读到这些地方,不免掩卷一叹,人为什么把做官看得那么重要?!)这一段的结语说,由京房所引正先的这个故事看起来,正先揭发了赵高的阴谋,这是对秦始皇的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被杀了,而促成了赵高建立起政治上的党羽和权力。那么愚忠有什么益处,相反的结果更坏。反经就是告诉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注意到反面的结果,作人也好,做事也好,尤其是政治上,事先就需要注意到反面的流弊。

              庄子的著作权被盗

  庄子曰:将为(月去)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扁囗。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匠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囗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上面这段书,是庄子的话,或是鬼谷子的话,很难确定,但早已见于《庄子》外篇。这一章一般人是避免讲的,但是人人都知道。历史上懂得权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反派的人知道,正派的人也知道,谁都不肯明说,也不大肯讲授。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是讲道,讲修道的。中国的道家很妙,军事学谋略学等,都出在道家。虽然内篇是讲道,连带也说到外用,中国文化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外王就是讲外用,其实这个名词不是儒家的,而是出自《庄子》的观念。我认为中国一般大儒家表面上是讲孔孟之学,实际上骨子里都是道家的思想。外面披了一件孔孟的外衣,但是绝不承认。一般人之不大肯讲授《庄子》,和不愿意讲授《长短经》一样,学的人如果观念弄错了,就可能学得很坏。本身是教人走正路,可是揭开了反的一面给人知道,如现代李宗吾的“厚黑学”,目的是教人不要厚脸皮,不要黑良心,殊不知看了“厚黑学”的人,却学会了厚黑,变成了厚黑的人,那就很糟了。《庄子》这部书也是这样。
  这里引用《庄子》的话,但据别本《长短经》资料,是鬼谷子的话。我们先要对这本《长短经》,有一个基本观念,了解它不是注重考据,而偏重于所引用文句的理论内容。也许他确有所见,是鬼谷子的话,也说不定,但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去考证。其次《庄子》“内篇”、“外篇”、“杂篇”中,只有“内篇”真正靠得住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外篇”就不一定是他的著作,“杂篇”就更靠不住了。但是一般人真正用得着的是“杂篇”。古代的成功人物,多半都熟读它。在“外篇”、 “杂篇”中有许多不是庄子所著。可能是别人写的,至于是不是鬼谷子的,则是一个问题,只有在《长短经》里指出是鬼谷子说的,这段话是中国文化里很有名的一段文章。现在译文已经很多了,他的内容是:
  做强盗、小偷、扒手的人,是弄坏人家的皮箱,撬开人家的柜子,或从人家的口袋里偷东西。于是一般人,为了预防这些人来偷窃,有了财物,都妥当地存放好,放在保险箱、衣橱这些地方,还要在外面用绳子捆扎起来,打上死结,或者加上锁,锁得牢牢的,这是大家都想得到,都会这么做的。可是遇到了大强盗的时候,整个皮箱、保险柜都搬走,这时强盗还唯恐箱子、柜子锁得不牢,越锁得牢,对强盗越方便,越有利,免得零零碎碎,太麻烦。那么刚才所说的一般人锁牢捆好的防盗智慧,不是为自己保护是为强盗保护了,这就是聪明智慧的反作用。同样的道理,像有一位我教过五六年的外国学生,现在巴黎大学教书的法国女孩子,最近从法国来看我,问起还教不教外国学生,我笑着告诉她已经关门了,因为怕有一天,我们中国学生,必须去巴黎大学,把中国文化学回来。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整理自己的文化,一旦碰到外国的强盗,连箱子都被他搬去了,就是这个道理。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到外国去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了。这是就文化方面而言,其他方面很多是这种情形的,譬如政权也是这样。庄子的文章就是这样,他说了正面的,可是马上可以看出反面的东西来。“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的保存文化,也是为大盗而储蓄的,因此智慧聪明的反面,也非常可怕。所以《孙子兵法》上也说,作战时,敌人的装备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因为一旦把敌人打垮了,装备也拿过来了,那么敌人就变成是替我们装备,所以“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那么何以知道自己的保护、储蓄,只是为大盗而保护、储蓄呢?历史上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田成子窃齐的故事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手?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鸣狗之音相闻,罔署之所布,束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间乡里者,局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拭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敌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手?——反圣怯也。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齐是姜太公的后代,最初姜太公帮助周武王,打下了天下,平定中国,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被封在齐国,现在山东的东部,在那个时候,齐国土地贫瘠,是没有人要的地方,周朝对姜太公的酬劳,只是如此而已。这时姜太公已将近百岁了,只好去就国,但走在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道家的隐士,年龄也很大了,看见姜太公一脸颓废灰心的样子,于是劝姜太公赶快去接事,并且要好好地做,不能有埋怨的心理。就凭了这一句话,姜太公听了心里当然懂,倒霉就倒霉,只有绝对服从,这才去就国。姜太公到了这样穷的地方怎么办呢?于是发明了把海水煮成盐,并且开矿,进行现代所说开发资源的工作。古代盐铁是经济上最主要的物资,齐国靠海,出产渔盐之利,因此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成为最富的国家。
  现在这里写到春秋末期齐国的富强繁荣,渔业农业发达,地方又大,建立国家的一切政治规章制度,都是依照他们先世的圣人——太公望的做法,一点都不错。可是不料出了一个大强盗——田成子,齐国后来就亡在田成子手里,田成子叛变,杀了齐国的皇帝而自称齐王,偷来了齐国这个国家,而田成于所偷的,又岂但是齐国,并且把齐国几百年来,好的政治规章制度,都偷过来用上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于是窃国的强盗,但是田成子却安安稳稳地做了齐王、齐国的大老板。当他有权势在手上的时候,国际上一样地恭维他,一样地承认他了,到底他还传了十二代。由这个例子看,田成子不但偷到了齐国,连齐国历史政治的经验都偷到了。

                晏子论权

  齐国将到末期了,叔向问齐国的名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如何?晏子说,这已经是没落的时代。这里古文称季世,因古文以孟、仲、季来代表大中小或先后次序,而最小或最后的又称叔;古文上的叔世,也就是末世的意思。季世即没落的时代。这里晏子是说,齐国已经到了没落的时代了,走下坡路了,他不能不说齐国要归陈家了。这时陈家是齐国的大夫,特权阶级,后来叛变。晏于说,现在齐国的政府对人民不关心,民心都归顺了陈家。以度量衡这件事来说,齐国的量数,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位,到釜的时候,则以十釜为一钟。而陈家居然创出自己的量制来,从豆到釜不用进四而都加一,成为逢五进位,所以钟的量在观念上更大了。他以家制贷放出去,以公家的量制收进来,说是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的方法,使民心归服。山货木材,海产鱼盐,从产地到市场不另加税,以利人民。而在齐侯统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两分归公,只有一分留作私有。结果公家的东西多得都朽蛀了,但是负责公务的三老,却穷到饭都吃不上,整个国家弄到穷的愈穷,富的愈富。外加齐国刑罚太滥,多有断脚之刑,断脚的人太多,形成“履贱踊贵”,普通人穿的鞋子反而不如断脚者专用的“踊”价格贵。对一般人的痛苦,陈家却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家都喜欢陈家,所有的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齐国的祸乱,恐怕难以避免。
  这里看到经济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与政治关系的重要。齐国虽有晏子这样有才具、有道德的宰相,但当民心归向陈家形成后,也是没有办法,正如《庄子·(月去)箧》一章中说的,齐国被陈家这一个扒手给扒掉了,而陈家的扒窃方法,是由经济方法向收服民心下手的。

                圣盗同源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其无有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盗跖,是代表强盗土匪坏人的代名词,在古书上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并不是专指某人的专有名词,而是广泛的指强盗土匪那一流坏人。我们平常说“盗亦有道”。这句话的由来说出在《庄子》这一段。
  强盗问他的头目,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说,当强盗当然有道。天下事情,那里有没有道的?当强盗要有当强盗的学问,而已学问也很大,首先在妄意——估计某一处有多少财产,要估计得很正确,这就是最高明——圣也。抢劫、偷窃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大有勇气——勇也。等到抢劫偷盗成功以后,别人先撤退,而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担当,这是做强盗头子要具备的本事——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什么时候去抢比较有把握,这是大智慧——智也。抢得以后,如《水浒传》上写的: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所以做强盗,也要具备有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哪有那么简单的!像过去大陆上的帮会的黑暗面,就是这样。从另一角度看,那种作风,比一般社会还爽朗得多,说话算话,一句够朋友的话,就行了。所以要仁义礼智信具备,才能做强盗头子,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做不到强盗头子的或者有,但是没有不具备这五个条件而能做强盗头子的,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这里是引《庄子》的一段话,如果看全篇,是很热闹、很妙的,其中的一段是说到孔子的身上,内容是鲁国的美男子,坐怀不乱的圣人柳下惠,有一个弟弟是强盗头子,孔子便数说柳下惠为什么不感化这个弟弟。柳下惠对孔子说,你老先生别提了,我对他没办法,你也对他没办法。孔子不信,去到柳下惠这位强盗弟弟那里,不料这个强盗弟弟,先是摆起威风对孔子骂了一顿,接下来又说了一大堆道理,最后对孔子说,趁我现在心情还好,不想杀你,你走吧!孔子一声不响走了,因为这强盗头子讲的道理都很对,所以这里引的一段,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对孔子说的,而实际上是庄子在讽刺世风的寓言。李宗吾写《厚黑学》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说庄于是厚黑学的祖师爷。相反地来看,即使做一个强盗头子,都要有仁义礼智信的修养,那么想要创番事业,做一个领导人,乃至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也应该如此。倘使一个人非常自私,利益都归自己,损失都算别人的,则不会成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尴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昔早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这里又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来作说明了:
  在后汉末朝,三国开始的时候,董卓在当时是西凉边疆的一名土匪兼军阀,毫无纪律,但对于权变诡谋,他都懂,当想要把汉献帝的位置拿下来的时候,就知道先礼敬人。当时社会上知名的学者,如蔡邕就是他敬重的人,所以著《后汉书》的范晔,为董卓下结论说,董卓那种野蛮的豺狼之性,又遇到汉朝的政权垮台剥落崩塌的时代,给了他机会,得以蹈藉彝伦,破坏纲常制度,毁坏分裂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像董卓这种残酷得能够吃人,刳人肝剖人趾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的人,也还不够称心。但是就连这样坏的人,对于名气大的文人学者,却还懂得故意表演谦虚的一套。就在民国初年,如东北早期的军阀卢俊异,从关外到了北洋政府的时候,把带来的大批人参、皮货,从门房、副房一直到上面的大员,每人一份礼,会议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只一拱手说:“我叫卢俊异,初次到北京,样样不知道,全靠诸老兄!”可是这个马贩出身的军阀,就这样成功了。董卓的“折意缙绅”也就是这个手段,因此他对于汉朝的政权还想慢慢来迟疑凌夺,一点一滴,渐渐抓过手来,把它吞掉。所以不要看董卓是这样粗鲁、好杀人的家伙,他还懂得盗窃之道,怎样去偷别人东西的方法。
  例如蔡邕是当时的名士,学问非常好,董卓特别把他捧起来,因此后来董卓失败了,被群众杀死,因人胖脂肪多,被人在肚脐点灯的时候,谁都不敢去收尸。蔡邕是个文人,还是去哭吊,他认为董卓尽管坏,而对自己很好,还是朋友,仍然去吊丧,结果蔡邕也因此被杀了,他的女儿文姬流落到匈奴去,后来才由曹操接她回来。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由董卓这种人,对于名土学者,都知道笼络运用看来,可知“道”——仁义礼智信这个原则,好人想要成功,需要以它做为依据,坏事想要成功,也不可以违反这个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就拿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事实,人性坏的多,所以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才要拚命劝人做好,可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靠宗教吃饭的,就是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道理。知识学问,本来是想教人走上好的路,可是坏的人多了,如一些大土匪,何尝没有知识学问?坏人知识多了,为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作者的这几句结论,说得很中肯、很深刻,也很悲痛。文化学问,真是一把刀,刀的本身不一定是坏东西,刀不一定是杀人的,还可以救人,医生动手术用的又何尝不是刀,而且还非用不可,刀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刀的人,刀是如此,文化、道德、学问也是如此,这是说仁义的反面。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止匕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举出历史事实,说明怎样做法才是正确的: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这个地方的首长,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的手里,限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古代人口少,经济没落,季家这个措施,对老百姓来说,太过苛扰了。而子路的行政区内正管到这件事,为了要鼓励大家做工,公家的经费又不够,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贴上,乃至从家里弄粮食来,供给大家吃。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工人吃的饭倒掉,把铁锅打毁。子路的脾气,碰到这情形,火可真大了,跑回来跟老师吵架,对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对我了,还教子贡来捣乱。孔子就说,子路!你不要糊涂,中国的文化、古礼,当了皇帝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忆了自己而爱天下,当了诸侯,就爱自己国家以内的人民,当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职务以内的事,普通一般人,爱自己的家人,超过了范围,虽然是行仁义,也是侵害了别人的权力,所以你做错了。
  从历史上看,一个精明皇帝下面的大臣是很难做的,假如一个大臣,做得很好,做到上下一致爱戴他,拥护他,皇帝只要问他一句话:“意欲何为?”这大臣就受不了。就如包拯这样的忠臣,宋仁宗这样高明的皇帝,有一次包拯建议他册立太子,宋仁宗很不高兴地反问一句:“你看我哪一个儿子最好?”意思是你姓包的希望我早死,可以把我儿子中和你有交情的一个捧上来,你包某人可以官做大一点揽权不成?包拯懂了他问这句话中的这些含义,所以立刻跪下来脱了帽子对皇帝说,我做臣子的已经六十几岁了,也没有儿子,这个册立太子的建议,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朝廷。宋仁宗这才笑了。当年孔子就是这个道理,看见子路做出超过范围的事情来,为子路着急,赶紧教子贡去把他煮好的饭都倒掉。
  另一个历史故事: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自然也是刘邦的子孙,来朝见汉武帝,穿的衣服很规矩,每一个进退动作,都很得体,很有礼貌,处处都合乎行仁由义的规矩,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庄重威严的样子来。汉武帝见了他以后,态度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心里有所疑虑妒忌的味道,于是对河间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革命,不过是七十里大的地方开始的,文王开始时候的辖区也不过一百里方圆,而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的幅员还更广大,你好好地干吧。汉武帝这几句话,太严重了,意思是说,你努力吧,像你这样做法,有一天造起反来,一定可以推翻我了,至少将来我死了,也可以打垮我的儿子,由你来当这个皇帝了。我们从这类历史上看来,人类也很可怜,父兄叔侄之间,往往为了权力利害的相争而相杀。以哲学的观点去看人性,人实在是毫无价值的,骨肉之间感情非常好的,往往出在贫穷的家庭。一到有富贵权力的冲突,兄弟、姊妹、父子之间都发生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实在太可怕了,真是六亲不认,比禽兽还不如,没有道理,这就叫做人,人这种动物又有什么意思?由此可见汉武帝的“王其勉之”这句话心理的反映。
  河间献王听了汉武帝这句话,懂得他话里的意思,回去以后,就故意吊儿郎当,一天到晚喝酒,听歌跳舞,表示没有野心,以行动告诉汉武帝,你可以放心了。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回信,皆得分而后为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子路和河间献王这种历史故事来说,要实施仁义爱人,普遍的帮忙别人,爱部下爱团体,也还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超出了本分不行。孔子把子路的饭倒了,就是子路的行为超出了本分。孔子这样做,也是对子路无比的慈爱,是爱护学生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子路这样一做,他会大得人心,但必然会引起的嫉妒,就非把于路害了不可,这就是教子路不要超过了本分,作人做事就如此之难。所以尸子(尸佼)里就提到,作人的道理,要守本分,就是我们的老话,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不会深人去体会的。什么是本分?做领袖的,做父亲的,做干部的,做儿子的,上下长幼、贵贱亲疏之间,都要守本分,恰到好处。譬如贫穷了,穿衣服就穿得朴素,就是穷人的样子,不可摆阔;有钱的人也不必装穷,所以仁爱要得分,施舍要得分,仗义疏财也要得分,智慧的行为也要得分,讲话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总而言之,作人做事,要晓得自己的本分,要晓得适可而止,这才算成熟了,否则就是幼稚。由这个道理看起来,虽然上面所说的强盗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可是在作人的基础原则上,他是错误的。
  这是中国文化,为西方所没有的,到今天为止,不论欧洲或美国,还没有这个文化,专讲作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学”,能够达到如此深刻的,这些地方就是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这里作全篇的结论了。他说,由上面反复所说的各点来说,孔孟思想所标榜的仁义礼乐,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忠孝贤智的行为,文的武的以及侦察谋略等事,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永远存在那里,井没有避开人去隐藏起来。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不能说时代变了,仁义的真理就不存在,就不是真理了。所以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尧舜的时候,仁义道德就自己主动地出来了,也不是说夏桀、商纣的时候,仁义道德就没落了,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还是在领导时代的人物们的运用。我们要注意的,这里只讲用不讲体,每一个学问,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政策,每一个办法,运用之妙在于人。如我们桌子上这个茶杯,可以泡茶,固然很好,因喜欢茶而喜欢了茶杯,但同样的杯里也可以盛毒药用来杀人,这茶杯本身没有好坏,在于如何使用这个杯于,是给人喝茶或给人服毒,用得对的就天下太平,用得不对,就天下大乱。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切学问,一切思想,在于用得恰当不恰当,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学问,用的时间空间不恰当,就变成有害处。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美。
  这里引孙卿的话作最后结论,古代羿的法制、思想、政策并没有错,而这些不错的办法还存在的时候,羿在中年就早死了。禹王治水以后称夏朝,他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后代也没有了,而制度、办法都还是原来的。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政策、主义、法则、本身不能单独存在,靠人去运用,人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亡掉。
  最后引用《庄子》的一段寓言论作证。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氵并氵辟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氵并氵辟纟光,则其所用之异。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这是在《庄子》里很精采的,很有名的典故,古代的大政治家或大阴谋家都懂这段故事。《庄子》说:宋国有一家人,有一个祖传秘方,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不生冻疮,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所以这家人,凭了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会伤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有一个人经过这里,听说这家人有这个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购买这个秘方。后来果然以这个大数目,把秘方买来了,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地在海边,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和越国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不怕冷,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这个百金买来的方子,能够功成名就以至于封王。庄子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生冻疮的方于,有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名留万古。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同样一个东西,就看人的聪明智慧,怎样去运用,而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倒霉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办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靠,主要在于人的聪明智慧,在于能否善于运用。


              苏秦的历史时代

  上次讨论了张良,现在自《战国策》上,摘录有关苏泰的一段问题来研究。苏秦与张仪,是中国史上的两个名人,过去称他们为说士或说客,所谓游说之士,意思是说他专门玩嘴巴的。我们今天提出这一篇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像现在美国的基辛格(美国国务卿,以“穿梭外交”,游说国际间),我们中国人就称他为游说之士,是苏秦、张仪之流。一个书生用他的嘴巴,凭他的脑筋,摆布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卜,最知名的就有苏秦、张仪两同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故事。现在我们回转来再研究苏秦、张仪的传记资料,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深的启发,许多道理,都可以在这里看出来。
  这里就牵涉到历史哲学问题。讲历史哲学,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重演的;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的,不会反复重演的。但这两个观点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历史的现象,事物的变化,并不一定重演。譬如我们现在穿的西装,同古代衣服的式样就不同了;但是大原则,人要穿衣服,则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了历史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看到苏秦这一篇,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重点来。
  我们如果是作学术的研究,当然,只靠这一篇是不够的。《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的,根据历史的资料,集中起来,编辑成书,名为《战国策》。古代所指的 “策士”就是专讲谋略学的人。譬如现在我们因为某一事件,向上面提出一个建议,这建议就是“策”。专门以这种计策起家的,就叫“策士”。另外,像宋代因时势的需要,改变了考试制度,应考的文章中,必须增加写一篇策论。这就是看应考人对政治和时事的见解,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到清朝末年,提倡废除“八股”的时候,一度又主张考试策论。我们知道宋代苏东坡考中科名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讨论司法上判罪的问题,也即是与政治有关的司法问题。现在我们要看的这篇文章摘自《战国策》,就是属于策论这一类的--也可说明《战国策》一书的完成,是刘向当时把战国时代的许多谋略问题,集中起来,编为一书。
  从前读书人对于这本书,有两种主张:一种是限制年轻人,不许读这本书。古代的观念,认为读了这本书,容易学坏。所以要先读四书、五经,等读好了以后再读,由正经而懂得如何权变。但是另一个观点,每逢时代乱的时候,便有许多人主张应该多读《战国策》,因为时代乱的时候,需要有头脑的人才,所以读了《战国策》,对事物的观点会不同。但是,研究谋略这一类东西,仅仅是读《战国策》还是不够的,譬如研究苏秦,就得再读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苏秦等人的传记。但那样还是不够,最好再能了解战国时候,苏秦当时所有的历史情势。
  现在,我们仅就《战国策》中“苏秦始将连横”这一篇来研究。所谓“合纵”等于组织一个联合国。当时泰国是一个新兴起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苏秦就把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苏秦的“合纵”计,也就是这个组织的建议,是很不错的,应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了全篇以后,首先要认识一个人的动机,因为苏秦当时的用心,并不是为了天下国家,而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这是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
  第二点,根据历史的记载研究,苏秦当时是一个读书的年轻人,后世人称他是鬼谷子的学生。关于鬼谷子,又是一个可以用来作专题研究的题材了。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鬼谷子这个人,另外待考,如在河南有“鬼谷”这样一个地方,不过古代又称“归谷”,意思是归隐在这个山谷。据说这是道家的人物,有如张良所遇到的黄石公一样,是不是确实有这个人;不知道。就是真有这样一个人,无疑的,学问一定非常好,据说苏秦便是他的学生。今天讲谋略学,所谓拨乱反正的这一套学问,乃至于用在坏的这一方面,捣乱造反的学问,都是出于他--鬼谷子。苏秦当时出来,拿鬼谷子的这套学问,游说诸侯晋见每个国家的领袖,希望取得功名富贵,实行他自己的思想。
  第三点要注意的,游说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风气,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考试制度,知识分子都靠游说出来做事的。譬如盂子,一天到晚见这个诸侯,见那个诸侯,也是游说。各个诸侯虽然尊重他的学问,可是却不用他。同样的,后来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也是完全失败了,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看他游说的内容对不对?完全讲的是正道,但是正道当中有歪道。以现代的观念来说,苏泰是偏重在军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他举出历史上的实例,只有战争才有办法,才能够强盛,才能够安定。可是秦国并没有接受,这又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当时的秦国,是秦始皇的祖父辈,天天想统一,想消灭其他大国,可是苏泰主张用兵,又为什么不听从他的意见?这同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为什么基辛格提倡以和谈代替战争,大家都明知道是毒药而还是吃下去?为什么不肯言战?我们读历史,就要懂得这些。懂得历史就懂得现在,懂得现代也就懂得古代。历史并不一定重演,但原则是一样。
  第四点,再讲到苏秦个人,第一个游说失败,弄到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穿双破囗鞋,拿只破箱子,回到家里来,嫂嫂不给他饭吃,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那种难受,是到了万分。因此苏泰重新发愤读书。所谓悬梁刺股,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据说读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读通了,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国家,等于今日世局中,受人侵略、受人宰割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国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战争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这一下身佩六国相印,同时当起六个国家的行政院长,印都挂在身上走,随时拿来盖就行了。当时这位联合国的秘书长,还不比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他是有实权的,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行了,国与国局势就受这样一个书生的摆布,安定了二十多年,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为什么他后来主张合纵,大家会团结?这是矛盾的团结,利害关系的团结,不是道义的团结。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和现代的情形又是一样。
  第五点,到了他个人成功以后,就看出这一班人是只讲手段的,只求如何达到目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讲正统文化的,素来对于这些人不大重视,因为他们只以个人为出发点,而孔孟思想是不以个人为出发点。苏秦成功以后,自己知道这套手法只是玩弄玩弄而已,各国君王的头脑不一定都是豆腐渣做的,不会一直听他的摆布,只不过是所拿出来的办法,正投合了时代的需要,都只是手段。他也知道这个手段不会长久,他的另外一招就很厉害了。当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与它抗衡,这时是做得到。但对秦国封锁了以后,秦国的军国主义不能扩张了,结果苏秦的戏就不能唱了。没有了敌人,怎么还能够玩?
  于是他利用机会培养和他学问差不多的好同学张仪,他这培养方法就很高明了。他怎样培养张仪的?他和张仪的感情原来好得很,而且两人约定在先,谁先有办法,谁就帮忙另一人站起来。这时苏秦佩了六国的相印,张仪还穷得很,去找苏秦,心想求取一个秘书、科长的位置,还会有什么问题?苏秦正在办公室接见各国大使,忙碌得很,知道张仪来了,教他在外面小工友的小房子里等候,自己威风得很。到了吃饭的时候,也留张仪吃饭,可是随便打发他在一个角落里吃,自己却和各国贵宾周旋。故意使张仪看见,使张仪难受,用种种方法刺激他,最后告诉张仪目前没有机会,嘱到旅馆等候,也不送点钱去,使他受尽冷落凄凉之苦,然后教一个人对张仪说:你是找苏秦的?同学有什么用?他已经功成名就,不理你了,你的学问也很好,又何必求他呢?用种种方法挑拨,使张仪恨死了苏秦,决心非打倒苏秦不可。到秦国去,你苏秦搞合纵,我就弄一个专门破合纵的计划。实际上,苏秦正需要像张仪这样的人到秦国去,但是他为什么不告诉张仪合作唱对台戏?因为他知道张仪如果不受这样大的刺激,就发不起狠来,如果说明了,反而搞不好,必须要培养出他如此怨恨的气愤,硬是要立志做破坏的计划,两人才有戏唱。所以后来张仪连横的计划成功了,苏秦派去挑拨张仪到秦国去,始终“卧底”的人,这时才把真相说出来。实际上张仪到秦国的路费还是苏秦奉送的,一切都是苏泰安排的。所以张仪说,我还是没有跳出这位老同学的手心。并且决定苏秦还在的一天,秦国就一天不出兵,等苏秦死了再打。战国末期,就被这样两个书生摆来摆去,摆布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现在我们用人才,除了有才具,有学问,有思想,还非要有道德做基础不可,没有真正的道德做基础,则好头脑是很可怕的。这是第五个重点。
  第六个重点,附带谈到有名的故事,当苏秦第一度游说失败,穷了回家的时候,嫂嫂都不给他吃饭,冷饭都不剩一点,父母兄弟都看不起他。到后来身佩六国相印,要到楚国去的时候,经过自己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来迎接,那种恭维真是不得了的,这时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倔而后卑也?”这个话也只有苏秦才说得出口。老实说,在中国讲究道德修养的人,不会讲这样的话,他却会爽直痛快当面问他嫂嫂。人性本来也就是这样,可说他问得很直爽,还不算顶坏的,还没有故意整她。而嫂嫂答复的话也很简单明了,她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这是人情之常。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哪个时代不讲现实?从这里又可认识人情世故。
  第七点,苏泰是怎样死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得好死,最后到了齐国的时候,有人行刺,把他杀死了。他所以到齐国去,是因为在燕国出了私生活方面的绯色故事,和燕王的皇太后发生了关系,被燕王知道了,苏秦知道靠不住了,很危险。于是说动燕王,要到齐国去才对燕国有利,燕王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也只有这个办法送他走最妥当,就让他去了。结果,齐国的大臣找人行刺他,苏秦身负重伤,没有立即死去。而齐王赏识他,大为震怒,下令全国抓凶手,可是抓不到。苏秦在临死以前,告诉齐王,只要宣布一下苏秦是个坏蛋,是为燕国来做间谍的,被杀死以后,齐国可以安定,这样宣布就可抓到凶手。苏泰说完这些话就死了。齐王果然照苏秦的话宣布,而行刺的凶手出来了,于是齐王把凶手抓来杀了。苏泰临死了,还会动脑筋,借人家的手替自己报仇,这就是搞谋略的人头脑的厉害。
  这是随便举出来的七个重点,事实上我们要看的第一篇当中,并不止这七点,还有很多重点,仔细去研究起来,对于古代战争地理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观念、经济问题的观念、军事问题的观念等等,都足以发人深省。这就是读书不要被书骗去了,仅了解文字,就不是真读书,我们读书是要吸收历史所告诉我们的经验,由这经验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尤其对于今日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世界局面,会有更深人的了解。所以我上几次都建议大家,多读《战国策》、《国语》,不要以为这些是老东西没有用,实际上这些书非常有用。

             远见抵不住现实的短视

  下面就原文文字,作一下重点解说: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三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说秦惠王,一开始,就指出秦国西、北、南、东四边的疆界,边防的形势。不要以为这是古代的地理,大家还是要注意。虽然交通情形古今不同,但地理形势是不会变的。他继续又说到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到“天下之雄国也”。这是说明当时秦国的首都,在现代的陕西西安一带。我们要注意,那时的陕西又不比现代,经济的条件、地理的条件、政治的条件,都非常重要。最奇怪的是,我们研究中国战史,历史上的大战争,几乎每次都是从秦晋这边向东南打下来的,所谓建领而下,中国的地势就是这样,如同屋顶上倒水,一直倾下来,几乎任何一次大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一方面去研究,牵涉到的战史就太多了。比较特殊一点的,只有元朝稍稍有所不同,蒙古也是由西北高原,但不一直东下,先进康藏的边境,囊括巴蜀、汉中,另由康、藏,席卷云南,而经岭南、两广,北上会师湖南、湖北。同时再另由北方出兵,两边向中原一抱,钳形的夹持,就把中原抱去了。只有这一次用的战略,与历代的战略不同。这是一大重点。
  自“以大王之贤”到“愿大王少留意”这一段,要注意的是,战国时的秦国,想并吞各国,统一天下,并不是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的祖先早就有这个企图,尤其是苏秦对秦惠王说的这段话,就是要他统一天下,并且把泰国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人才、军备等等优越的地方都说出来了。

              苏秦受到反教育

  我们现在注意秦惠王答复苏秦: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巨。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他没有接受苏秦的意见。但不接受有他的几点理由:一、如同鸟一样,羽毛还没有长丰满,是不可以学飞的。个人作人如此,国家大事也如此,没有准备好,飞不起来的。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个“文章”不是现代在报纸、刊物上写的文章,这里的意思是政治文明,包括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明,在古人说是“大文章”。用现代话说,是政治文化的基础还没有稳固,不能随便诛代别人,征伐别人。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秦惠王所讲的这个“道德”,并不是四书五经上所讲的道德。在古代,道德是一个政治名称,意思是声望、威望。国家在一般人民,还不能信服的时候,就无法指挥人。四、“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内政还没有做到很平顺、很安定时,就不可以因出兵而劳烦大臣,劳烦国家的重要干部。
  秦惠王举出了这四点。以现代的观念看,他是说,据我所知,准备不够,不能轻举妄动。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声望不够,无法去征伐别个国家。国内的威望不够,就不能支使老百姓。内政上还没有达到最高的修明境界,也不能加重大臣们的职责。所以秦惠王对苏泰很客气地说,承蒙你看得起我,那么远跑来看我,而“庭教之”。(苏秦不是秦国人,他是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东周洛阳人,因此说“庭教之”--到我这里来指导我,假如有朋友来家里看自己,我们写信也可写“蒙枉顾而庭教之”。)接着说:“愿以异日”,以后再讲,轻轻四个字,把苏秦赶跑了。

              药不对症的言论

  可是苏秦并不死心,还是提出他的见解来,这是他最初的思想,然这时的苏秦还不成熟,可是已经很会说话。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代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代囗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代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代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他一开始就说“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我早想到你不会采用我的意思。他被拒了,还赖在那里,接着他就举出历史上许多的故事来。为了充实自己理论的内容,他引用了许多上占史,而这些历史,都证明天下是打来的。由黄帝开始,一次战争胜利,就成功了,乃至最后由王道谈到霸道,例引“齐桓公任战而伯天下”,靠战争称霸,领导了天下。然后说,有历史的证据在这里,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战争而统一天下的,这就是苏秦的主张,以现代的另一角度来看,这就是黩武精神、侵略主义或好战思想,没有实力的强权就不会成功的。苏秦继续又说:
  “古者使车毅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康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与战场。”
  这一段文字,四个字一句,后来就演变成中国一种文体--骄体文--四六句,几千年来一直都用这种文体,简单明了,而包括的内容又很多。每句里都有很多的东西。试从这段中随便抽出一句来看,例如“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这八个字,就是今天美国基辛格这一套的政策,嘴里叫和平,你基辛格叫死了都没得用。所以我们多看自己的历史,现代的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历史都有过了,道理很清楚,所以苏泰说,到了后来“废文任武”,光靠文化的政治,在国际间做不到,没有办法,只好靠战争来解决问题,于是“厚养死士”,培养敢死的人。
  接着这几句话要注意。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王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我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事于下。”
  他说只是讲理论没得用,非战争不可,为什么?任何人都想坐在家里利益就来了,不打仗而领土越来越扩充,乃至古代的三皇、五帝、五伯以及所有的明主贤君,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不经打仗,只要内政修明,就有人来投降。但这只是理想,用道德的政治来感化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不得已,都是用战争。
  下面是苏秦所提的重点。这个重点对不对呢?说句老实话,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都是如此,只是表面上不讲出兵而已。任何一个和平,没有一个坚强的武力在后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讲军事哲学思想,苏秦的话就是: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谈的,否则谈不到。这就是他的“宽则两军相攻”到“民服于下”一段话中的“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八个字。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再讲求内政的修明,这时你讲道德,人家就都听你的了;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再讲道德也没有用。
  “今欲并天不,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忄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最后,苏泰在这里刺激秦惠王,等于在骂他。苏秦说,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任何国家,想统一天下都非兵不可。苏秦当然不好意思直接骂秦惠王,他说现在一般国家的嗣主们,都不懂这些大道理,都在那里忄昏、乱、迷、惑,沉溺在言语辩论上,空谈理论,所以推论起来,我看你秦惠王也是做不到的。意思说是说秦惠王也和他们一样的草包。
  苏秦开始出来,游说秦惠王十次,骂也好,捧也好,终归此路不通。结果都失败了,老实说,这个时候苏秦的主张对不对?没有一点是错的,但是高明不高明?很笨!因为秦惠王智覆他的话已经讲到底了。意思是说,你这些道理我秦惠王全知道,但时机还没有成熟,还不到时候就不能打。所以苏秦这时到底还是一个书生。从这里我们又想到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他的一篇文章《过秦论》,大家应该都念过的,内容是讲汉初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都有关系。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那时正是汉文帝时代政治最安定的时候,贾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学问很好,很有眼光,他已经看到天下将要乱了,汉文帝拟的几个政策有问题。他的看法并没有错,很对的,所以他向汉文帝提出这个建议,汉文帝也很服他。但后来贾谊还是不得志,死于湖南的长沙,所以后人又称他为贾长沙。历代的文人知识分子不得意,都用贾谊来比拟,尤其李商隐咏他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贾谊提出建议以后,文帝夜半起来忽然想到贾谊,就召见他,还特别在前面摆好一个位置等他来,表示看重他。可是当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汉文帝却只问他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所以后来历代的文人都为贾谊叫屈,这首诗最后两名就是对汉文帝不满的,对一个这样大的才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半夜里把他找来,这样尊重他,却不问天下国家大事,反而讨论宗教哲学的问题了。多可怜!其实这首诗也是书呆子的话,汉文帝不跟他谈鬼神又能谈什么?贾谊的这些意见汉文帝早就知道了。汉文帝的心里是认为你这个年轻的书生,意见完全对,可是时机还没有到!贾谊的智慧到底不行,眼光还不够。所以李商隐替他抱冤屈,还是书生之见。我的看法,汉文帝对他不问鬼神又能问什么?汉文帝不能对他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啊!

              人情千古重多金

  上面所提出来当时的时代趋势,有许多大原则,是和今日的国际局势差不多,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只是社会的形态、政治的型态,以及其结构不同而已。现在说到苏秦本人。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囗,负书担囊,形容枯搞,面目革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纟壬,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在“书十上而说不行”,路子走不通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原来特制的最名贵黑貂皮的衣服穿破了,钱也用光了,行李袋子破了,鞋子也买不起,只好穿草鞋,自己挑了担子,脸色脸看得很,又黑又瘦,营养不良所致,只好回家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太太看见他这副样子,不理他,正在织布做工,也不放下来,照样做她的工,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讲话。这里就看到了人情。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千古以来一般人情,苏秦遭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感叹自己错了。
  于是这一下发愤读书,漏夜把所有的书拿出来。“陈筐数十”,他的藏书还是很多的,不比现代,古代还有那么多书,可见平常很用功。那时的书是很难得到的,“箧”就是书箱,古代的书装在竹制的箱子里,就叫书筐。他在很多的书里,找到“太公阴符之谋”,就是古代的《阴符经》,是不是现代的这本《阴符经》,或另有原本,就很难说,据说他读的是阴符兵法。他“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这两句话是重点,这个“伏”并不是说他跪下来读,是呆在家里不出去,正如上海话“孵豆芽”的意思,就是躲在家里,连人都不敢见,专门研究学问。“简练”二字,“简”就是选,选书中的重点,“练”是熟练,再把选出来的重点搞熟。 “揣摩”就是思想、研究等等的综合,揣是用手比算,摩是摸摸看。思想上的揣摩就是研究人家的心理,研究当时各国间的形势,研究每一国领导人心理上需要的是什么。他在这段用功的期间,连睡都没有好好睡,打瞌睡的时候,用锥子刺痛自己,刺到血都流出来,一直由大腿流到脚上。他这样足足用了一年的功,自己有了信心以后,于是他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有了信心了,并没有为国家、天下、人类、社会着想,只求他个人的成功。他说只要找到一个老板,一定可以把这老板口袋里的宝贝、黄金、美钞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来,不但可以拿到钱,还有当宰相的绝对把握。他自认为一定可以做当政的人,成为政治上的权要,所以他又出门了。
  期年,揣摩成,曰:“止匕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鸟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锈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来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雏燕初飞

  这次苏秦不再到秦国去了,而先到北方,这些都是弱小的国家。他先到燕国,说动了燕国的诸侯,认为他的办法好,给了他资本,要他去组织“联合国”。他就来到赵国了,在赵王建筑得非常漂亮的大办公室里,和赵玉拉着手讲悄悄话,讲的一些什么内容,须看《战国策》的《赵策》,不过读中国古书要了解,他所讲的虽然记载下来给后人学习,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好主意,都是讲利害关系,属于当时的阴谋,所以悄悄的。赵王听了以后,大为高兴,马上封他为武安君,等于现在的上将军、特任官。这个时候,他一下子阔起来了。受了相印,后面带着从人,等于一个特别办公室的机构,“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没有当上,派头先有了。他出去时,后面跟着的车于有一百辆。至于锦绣千纯,并不是穿的衣服,在那个时代,布匹和钱币同样是钱,都当作货币用。他后面带了很多钱,还有白璧百双和黄金万镒,都跟在他的后面。这时他有了政治资本,才开始组织“联合国”,提倡抗秦。
  下面“苏秦相于赵”到“贤于兄弟”一段:就是说苏秦这时做到赵国的首相而兼办外交,就马上与秦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和那么强的秦国,不但外交上断绝关系,经济上工商业都不通往来了。这是他与赵王“抵掌而谈”时,不晓得出了些什么主意,后世的人无法知道。后来他的“联合国”一组成,苏秦威风之大,大到除了秦国之外,六国诸侯所辖那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群众,每个国家的诸侯,以及“参谋长”、“秘书长”什么文官武将等谋臣勇士,全部都听命于他一个人,靠他一句话作决定。那种权势,威风之大,不可想象,如拿今天的基辛格来比,基辛格还不及他万分之一呢!而且这个时候,国际上没有办法停止战争,可是苏秦做到了连一根箭都没有用过,而国际上诸侯之间,就能互相合作,贤于兄弟,大家互相团结,这是苏泰的成功。
  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火黄)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于是写这篇文章的人结论说,由这一段历史,就看出人才的重要,有才干的贤者得其位,天下就服了。只要这一人施展所长,天下的人不问思想、观念各方面,都跟他走,所以古话说:“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这个“式”就是标准,也就是中心。一个中心在于政治--包括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社会、教育等广义的政治。光靠武力没有用,要好的政治策略,“式于廊庙之内”--廊庙过去指君主上朝的朝廷,比之现代,是中央最高决策的所在。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就能转危为安,就像苏秦威风的时候,六国的经济都由他支配,各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外交上如此,还有工商上的往来,在秦晋山脉以东的各个国家的诸侯,听到消息就跟着来归服了,使赵国在当时国际上,立即变成最有声望,最有地位的盟主国。

              反覆波澜的人世

  下面讲到苏秦个人,这也是大家要研究的,关于个人的人生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耳,伏轼樽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英之能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倔而后率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责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人,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战国策》

  这里说苏秦这个人,不过是贫民窟里出身的,家里穷得很,小门小户,好比贫民窟里违章建筑穷家的子弟而已,结果坐那么豪华的车子,威风凛凛,各国间随意走动,同每个国家的元首见面,在各个朝廷中,高谈阔论,使各国元首身边最受器重、最得宠的人,在他面前都闭着嘴不敢乱讲话,只有听命的分,天下人没有办法和他对抗。他就是靠头脑,靠嘴巴干出来的。这里就要注意了,推开军事哲学来说,任何历史,任何时代,战争的背后还是思想;权力的背后也是思想,政治的背后仍然是思想,不过许多思想家,虽然影响了整个时代,乃至影响后世千秋万载,在他本人当时是很可怜的。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些人都是走正路的大思想家。而苏秦、张仪这类搞思想的人,就讲现实,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社会这些大经大节都不考虑,完全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主义,做到“天下英之能伉”就是他们的目的。
  后来苏秦要到南方一个新兴的国家楚国去,经过他的故乡洛阳,家里人这时对他的待遇,和他第一次游说秦王失败回来,连父母都不理他的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时父母听到他来了,赶紧雇人来粉刷房子,路都打扫干净,准备了音乐、宴席,而且到三十里以外去郊迎。太太不敢正眼看他,只有低下头,侧过脸,偷偷地瞄他一眼,苏秦讲的话,还要凑过耳朵仔细听,就怕听错了。嫂嫂更严重了,跪在地上爬过去,自己先跪下来道歉。岂止苏秦?汉高祖也是如此,当亭长的时候,又喝酒,又乱来。回家时嫂嫂也不给他做饭,要他吃冷饭去。这就是人生。
  所以有的人读了这些书,觉得自己要奋斗,要争气,这是一种看法。如果讲修养的,如孔、孟的道德观念,就觉得苏秦的嫂嫂、太太这一类型的人太多太多,只是很值得怜悯,但一点也不会动气,而觉得人原来是如此可怜的一种动物,于是去感化这种人,教他们以后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做,这就是道德的思想。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思想,也是苏秦他们这一条路,不过苏秦还算好,他并没有报复,只是幽默一下,讽刺他嫂嫂一句而已。历史上报复的人很多,如宋朝第一位宰相赵普,胸襟就非常狭隘,度量不够大,他当了宰相,对以前对不起他的人都要报复,还是宋太祖劝他说:“风尘中能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可物色矣。”所以宋太祖还是了不起。赵普也还算好的,历史上有很多报复得很惨的例子。所以说苏秦算是好的,不过问他嫂嫂,上次我回来,你高高在上,现在你又跪下来干什么?如果以儒家的道理来说,苏秦就不讲这句话,儒家的做法,是不和这样的人计较。像苏秦这样做法,也是为儒家所不齿的。如历史上三国时有名的管宁与华歆的故事,他们原来是很要好的同学,有一次两人同在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看一眼,华歆拿起来看看,想了一下,还是把黄金丢掉了,从此管宁就看不起华歆,断定他将来一定有问题,而不相往来。后来华歆当了曹丕的大臣,也等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大的权贵,而管宁就盖了一个楼房,搬到楼上去住,因为他不愿意立脚在华歆所管的土地上,而一辈子不下楼。这就是儒家的另一种作法。假使苏泰讲这句话时,有一个管宁在旁边听了,就马上走开,不理他了,不必说六国宰相,即使当万国宰相,他也不会理的。可是苏秦的嫂嫂答道:你现在地位高了,又有钱,当然不比从前了。那么苏秦听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这个世界上,势力、地位、金钱、富贵,这些都不能马虎的啊!不过,要知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财富名位权势,一点也没有有。真看通这点,才知道如何是人。
  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说过,这是属于谋略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对这种书的看法是“不足为训”四个字的评语,不能拿来效法的,不过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尝不懂这些,当然懂得,但是讲道德,则如孔子赞赏颜回的,宁可抱道穷死,绝对不走偏路;再如子贡,像苏秦这一套本领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游说过列国,也成功,可是子贡走的是正路,在列国上摆布了那么大的局面,而自己什么都不要,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这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关于个人的也好,关于国家的大事也好,应该多方面比较,才能有深刻的见识,和正大的抉择。

              人才与时代历史

  我们现在姑且以人作中心来讲,上次讲了苏泰,这次说到张仪。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要了解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变乱的动荡时代,对于权谋之术,不能不有所了解。过去大家都念过这一类的书,也许因为各人生活的经验不同,而体认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许多经历,以这许多不同的经历,来看历史上的事迹,再看世界的大势,观点就不同,因此读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
  我们都知道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的人。不过以他们个人做中心,而研究整个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由周朝开始行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礼乐道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到了春秋以后,非变不可。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败坏而演变,而是时势所趋,非变不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话:“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对于环境和事务是这样,时代的趋势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潮流,趋势来了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只好如此。” 由春秋到战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所谓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时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谓“霸道”一辞,并不是现代“不讲理就是霸道”的意思,当时的霸道并不是不讲理,仍旧非常讲理。以现代观念而言,列国之间的领导权,以武国或财力而称尊的,称之为霸或伯。不走礼乐道德政治的路线,走的是利害关系的路线。当然在利害关系当中,仍然还有他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霸道政治的时代。到了战国时代,也称霸道,但已经是霸道的末流了。这时的霸道,到达了并吞,也就是侵略的阶段。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强。到了这个阶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统一天下为一个国家,过去宗法社会的封建是要改变了。当时各国之间,可能统一天下的,最有优势的是秦国,另外还有南方一个新兴的楚国,但楚国始终无法与秦国抗衡。至于太行山以东,黄河南北的这些国家,太老大了,内政也太衰败了,始终处于听人宰割的状态。

               牵涉到商鞅

  研究历史,战国时的齐国、楚国,乃至韩、魏,并不是不可为,但又为什么弄到如此,只能听秦国的摆布?归结下来,不外是人才的问题。
  好了,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即使世界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现代的历史,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这部纪录片以后,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关键。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当时秦国所以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就决定在几个人身上。苏秦、张仪以前,秦国在政治基础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谓商鞅变法。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上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商鞅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有人说周代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日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泰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己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间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这等到有机会研究到他的时候再说。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日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了 “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 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这也是讲苏秦、张仅这两个人的事迹,所应注意到的。

               外才与内用

  说到张仪、苏秦两个人,游说的目标,开始都是对秦国。秦国在秦始皇以前,历史政治的基础之所以打好,都借重于外来的人才。商鞅,卫国人,外来的;百里奚,虞国人,外来的;张仪这些外来的人物,还是后期的。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国效力呢?这中间的问题也很大,这里暂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还有一个观念要很注意的,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学问,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千万要把握住今古无分别的原则。当年的秦国,可以把它比作现在的美国,也可以比作苏联。但是不要忘记,秦国的坏处可比敌人,但秦国的好处也可以比作我们自己,这是没有固定的,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法则,是在于人的智慧。
  张仪之所以在秦国一说就通了,原因是秦国在当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思想。谁有办法使秦国强大,永远的强大,而巨盖世的强大,就请谁。这是在当时的必然趋势,并不是说秦始皇的祖先们,毫无道德礼乐政治的思想,而是时代的趋势,需要如此。

               张仪的故事

  再看张仪的个人,要看《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仪、苏秦这些人,是把战国时的资料,将时间、年代、地点,编起来写成传记。而在每个人的传记后面,都有评语,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也等于是历史哲学,等于是一个评论。
  研究苏秦时我们说过,张仪是苏秦培养出来的,不过在这以前还有一段:张仪是魏国人,小的时候和苏秦是同学,《史记》上写他们跟鬼谷子“学术”。要注意这“学术”两个字,他们并不是真搞什么学问,学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讲现实的一套东西,就是权变之术。在读书的时候,苏秦自己认为不及张仪,《史记》上只记了这样一笔,没有说为什么不及张仪。后来看了张仪传,找出一个答案,张仪的出身,比苏秦好一点,所以有点太保脾气,比较豪放,是耍得开的人。苏秦后来得志以后,张仪并没有得志,环境比较好一点的人,进取心就差一点,所以读历史读多了,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会感到很奇怪的,有许多人的成功,连他自己本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却硬是有机会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线。正如隋炀帝吹的牛:“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这就看出一个人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堕落。以张仪、苏秦两人比较,张仪就是如此,等苏秦得志了,张仪还在悠哉游哉。在一个当楚国宰相的好朋友家里,作第一等宾客,手面也很大,随便花钱,蛮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儿郎当,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这位宰相家里掉了白璧,宰相家里的人怀疑是张仪拿的,把张仪捆起来打个半死。回到家里。太太就说他,这冤屈都是读书读来的,如果不读书,就没有这种事。张仪当然受伤很重,他看见太太这样难过,就问自己的舌头有没有坏,太太告诉他舌头当然在,张仪就安慰太太不要紧,只要舌头还在,就没有关系,我们曾经看了《张良传》中说的:“以三寸舌为王者师”。这句话也等于说:只有吹牛不犯法。但据我们的经验,只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对象更难找,因为能听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还要高,诸葛亮会吹,刘备会听;张良会吹,汉高祖会听。没有对象,再吹也没有用。“三寸舌为王者师”,所以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等到伤好了,听朋友的劝,才去找苏秦。

               刺激的教育

  这时苏秦已经了不起,可是苏秦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把齐、秦等国玩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注意,今日的基辛格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机,值得研究。不过有两种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确有著作,曾经有一个留美的同学,回来跟我说,基辛格这一套当然会失败,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论可能不会失败。另外也有人说,基辛格大概准备把美国搞垮,因为他是犹太人。这都是推测的话,不去管它。话说回来,苏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镜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须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他当时的敌人是秦国,不需要另外创造,可是又有谁能去秦国说动,来和自己的计划对抗?他心里想到只有张仪,而刚好这时张仪来了,于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苏泰就想办法刺激他。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环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懒,不肯动,非要刺激他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去干。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再说张仪到了秦国以后,所说的一套,就是《战国策》里这篇张仪说秦王。
  我们看这一篇文章,除了了解这些历史经验以外,其中记录的许多观点、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国家、世界,乃至于个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须要注意。其次张仪去看的秦王,也就是苏秦所去看的秦惠王。苏秦去看他,两个人谈不拢,再读书以后,就不再去看他,想个办法,使太行山以东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把泰国孤立起来,没有办法左右当时的列国局势。现在张仪来看秦惠玉,列国的情势变了,和苏秦来的时候不同,这时惠王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刚好张仪到了。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
  这一段,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即使不研究法家的韩非子,至少要看《史记》上韩非子的传记。韩非子再三提到一个重点--“说难”,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借言语沟通政治上的思想,就更为困难。这一段里,也就反映了这一个重点,在文字的表面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是一个重点。第二点从这一段里,我们看到要学习说话的艺术,像张仪这开头的三句话。首先提出实际上不知道而乱讲的,这是不聪明。第二是知道了不讲的,就是不忠,对你不忠的人应当死。第三是知道了,又讲了,但讲得不详细、不清楚,也该死。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要详详细细说给你听,你不要不耐烦,一会儿看表,一会儿又说要开会,但是他不便也不能这样直说,所以说反面话,如讲得不详细不清楚当死。最后还加上一句,我虽然据我所知道的,利害得失全部说给你听,但是如果错了,甘愿领罪。他这么一说,如真说错了,秦王也不好意思责怪他了。他短短几句话,什么都讲到了。这就是说话的艺术。而后言归正传。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团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屯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首先把列国局势分析下来,所谓“天下阴燕阳魏”到“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这一段的列国局势,都是苏秦的玩意儿,可是他绝不攻击苏秦,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是苏泰培养了他,这个时代,就在苏秦、张仪这两个同学的手里玩。
  张仪说,他们这种合纵的形势,“臣窃笑之”,我觉得好笑,你秦王放心,没有什么可怕。“世有三亡”,世界上有三个大原则,谁违反了这三原则之一的,就非亡不可,在个人非失败不可。“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现在他们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合纵的国家,已经犯了这三样必定败亡的原则。“臣问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就是这三个条件。“以乱攻治者亡”是内在的,内政第一要清明。“以乱攻治者亡”是同样的道理,内部先求修明,张仪当时是指燕、魏、荆、齐、韩、赵这一边,每个国家的内政当时都在乱,真正修明的政治还是在秦国,所以后来秦始皇能统一天下,并不是偶然的。有上代替他打好了政治基础,由商鞅变法以后,内政一路建设起来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顺”的道理都是一样。
  他再分析天下的局势,从“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到“其上不能杀也。”这一节,原则上同今天东南亚的趋势有点相像了。第一,他们这些国家,经济不能独立,后勤补给缺乏,经济没有弄好,把所有的有用人力,都放到前方去了,统统备战。所谓“白刀在前,斧质在后。”这八个字,我们不要只作文学上的欣赏,仔细研究起来,这就是描述古代兵士在战场上,前进则有敌兵之白刃以相向,若畏惧而退阵,则后头又有“斧质”相加的死刑要承受,处境可说是进退两难。可是这些国家的军队,遇到真正发生了战争,会回头就跑,绝没有人冒死打仗。为什么呢?“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这要注意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国家,人民所以不会打仗,所以不肯尽忠,不肯牺牲,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由于领导的错误。
  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赏罚”两个字,赏罚两个字也很难的,历史上很多人在这两个字上犯错误。甚至当家长的对孩于们的赏罚都要注意,都很难做得好。所以奖惩之间很难很难。张仪说,现在他们各国里面,“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就是要赏,可是不给,说的没有用;对于处罚,也没有彻底去执行。既然赏罚不能行,大家觉得马马虎虎,没有责任感,所以就不肯牺牲打仗了。
  他回过来说泰国: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不攻无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也。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比是也。”
  政治修明:命令贯彻,赏罚分明(这是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政治完全走上法治制度的好处),许多秦国的年轻子弟,因为国家富强、环境舒适,从离开父母的怀抱起,就没有见过敌人,一到了战场精神就来了,一顿足会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看见刀子,都不怕,就是烧红的火炭都敢踩上去,死了就死了,愿意牺牲的人多的是。
  秦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做到这样?他说:
  “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
  断死与断生,在人的心理是绝对不同,“断”就是断然,就是决心。断死是决心牺牲,断生是决心求生投降,这两种决心是绝对不同,而秦国的青年所以会断死于前,是养成了一种战争责任感,不怕死的精神,能够奋发,非牺牲不可,有个人的牺牲才有国家的强盛。因此秦国的士兵:
  “一可以胜十,十可以胜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矣。”
  张仪再说下去:
  “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开地数千里,此甚大功也。”
  从一开始说到这里,一路下来都是高帽子,好听的,而又都是真实的。高帽子也不能乱送,秦王是一个当领袖的人,笨也不会笨到哪里去,所有的资料,他都清楚。换句话说,也就是张仪把秦国当时所处的列国情势、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军事环境、一切准备,都分析清楚。最后,他说出一个秦国当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就是张仪自己心理所希望造成的局势。他说:
  “然而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廪仓虚,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志也。”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张仪处理思想的方法,古代所谓“以说动人主”,就是《张仪列传》上说的,他问太太舌头坏了没有?他用嘴巴分析利害关系,非要打动对方的心不可。使他听了这个话,非动情不可,认为有道理,非上这个当不可。历史上常有一句话“揣摩人主之意”,当然“人主”是指帝王而言,以个人来说,做一个小单位的主管,也是一样,下面总要慢慢摸你的意思,把你的个性等等都了解,这当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现在张仪把秦国的好处先讲了,可是再看下去,我们看到苏泰合纵--来一个“联合国”以后,秦国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吃亏了。他说“甲兵顿”,国防的战线拉得那么长,国防经费那么大,无法打仗,停在那里,好比今天美国的情形。“士民病”,大家心理上都很困顿。经济上“蓄积索”,慢慢空虚了,等于现代的美国,在越南,打不了胜利的仗,钱都打光了。“田畴荒”,国内的农业、工业、生产都荒废了。“困仓虚”,国库都空虚了,结果弄到四邻的诸侯不服,外面的同盟国家并不服你的气,你想称霸于天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读了这段书,看出就是苏泰这样一个书生,在七八年之间,把秦国弄成这个窘态。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现代,美国人到今天为止,就是这个情况。当时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所以到这个地步,就是左右的文臣武将,没有真正尽心贡献意见所致。

              引用历史的经验

  他话说到这里,就引用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秦王:
  “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夭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距坊,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张仪在这个时候,要挑起战争。他希望泰国出战,但没有直接教秦王非打不可,他只拿历史的经验来说,提到齐国。研究这一段历史要注意的,秦是在西边,齐国是介于现在山西与山东之间,他说历史上齐国称霸的时候,那么了不起,四面攻破了各国,一个命令下来,列国都听他的。南有济水黄河,北有长城作防线,像这样一个平原国家,各方面受敌,只要一次大败仗,齐国就完了。他那个国家的命运注定非打胜仗不可,由此可以看到战争的重要。这段话张仪是挑动秦国非打不可。
  “且臣闻之曰: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这是普通作人的道理,国事也同个人的事一样,农业社会人人都知道的比喻,砍去一棵树要挖根才彻底,但不要碰到旁边的树,如把旁边的树根也挖掉,就成问题,这个祸就闯大了。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老话,也是作人的道理,凡事挖根要彻底,不要留下祸根,但是对于与此事无关的部分,不要轻率地去伤害,伤害了就闯祸。
  张仪接着就指出秦国当时的近代历史: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邵,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举荆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今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五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也。”
  这一段是批评秦国的不对,军事策略上的错误,他说你们一度和荆国作战,破了荆国,拿下了郢--现在武汉以北一带,取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达现在安徽这一带了,荆王也逃亡躲到陈国不敢出来了。当这个时候,如果秦国一路追击下去,则整个荆国可以拿下来,拿到了荆国,则秦民可贪,地可利。进而影响东面的齐国、燕国都可以控制了。中间可以驾凌赵、魏、韩等三晋地,你秦国就可以一战下来称霸世界。结果你秦国的决策不这样做,反而引军而退,打有限度的胜仗,跟荆人谈和了。结果,荆人又慢慢恢复了,强起来了,又变成了你秦国的敌人,所以第一个错误就犯下去,不能做联合国的盟主--成伯。
  研究这一段书,我们就感到,历史虽然已为陈迹,却足以发人深省。我们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国际的现势,美国在对北朝鲜,对北越的战争,军事策略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讲秦国的第二个错误:
  “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大王以许破之,兵至梁郭,围梁数旬,则梁可投。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美。”
  我们拿这一段历史的经验,看看今天的越南(时为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投降了。张仪说,你秦国有一次在北方的战争,已经打得很好,你已经打到了梁国,把梁的城郭包围起来,已经可以把它拿下来了,拿了梁,魏国就站不住了,得到了魏国,荆、赵就不会有斗志。赵危,荆孤,一直下来,也可以称霸天下。(这要注意,没有说统一,不像后来秦始皇要消灭人,这里是只想称霸。)结果你秦国的谋臣又是不准打完全胜利的战争,撤兵回来,和魏国讲和,魏国又壮大起来。
  第三点,张仪谈到秦国的内政: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此国已无伯王之道三矣。”
  张仪说穰侯(秦国的权臣)当政的时候,内政上兵力用得太过分,想用一国的兵力完成两国的事,于是服兵役的人,终身奔波于外,国内的工商业衰落了,农村破产,这是第三点的错误。
  接着指出秦国的谋臣太差劲,如美国的参、众两院,基辛格、费正清这些人,都是美国现代的策士。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氓,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大王以诈破之,技武安。当是时,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然则是邯郸不守,拔邯郸,完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已反为齐矣,中呼池以北战而已为燕矣。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橐魏,挟荆,以东弱齐燕,决白马之。以流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人者败。大王拱手以须,天下这随而使,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赵氏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业,地尊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不亡,秦当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谋臣一也。”
  赵氏是现代河北山西一带靠北面地方,在当时是中央之国,杂民之所居,这问题很大,讲到历史要特别提出来研究的。
  杂民所居的地方,政治上很成问题,如历史上自汉朝以后,有一个魏晋南北朝,这时都是外来的民族。因为汉朝自高祖以来,三四百年间,对西北的外来民族,始终没有办法,因此形成了以后南北朝两三百年间汉族与外来民族的纷争。到了唐代的时候,唐太宗那样了不起的人,对于边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汉唐两代,对外来民族,唯一的办法,就是靠通婚来羁糜,都是靠“和番”政策。所以唐末直到后来五代时候,就是杂民之所居,发生了变乱。
  那么是不是杂民所居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血统的交流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有很重要的一点,古人始终不知道的,在孔子的思想里有这一点,不过表达得不很具体,就是“文化的同化”这点古人不知道。假使唐代就知道了文化是政治战的一个最大的力量,那中华民族今天的国势,还不止是这样而已,很可能西面已经到了欧洲。其次要注意的,近代东西方文化思想沟通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各国之间,在侵略别国以前,先作文化的侵略,最后消灭一个国家,也是靠文化。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当地人说日本话。他不像元朝的蒙古人,也不像汉代、唐代的外来民族,进了中国跟着说中国话。乃至把历史文化都改变。文化虽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力量很大。现在我们知道战争中包括心理战,也非常重要,文化战还是口号,没有具体的东西拿出来,尤其现在我们在提倡文化复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的文化是在衰落。像我们手边拿来研究的东西,就是真正中国文化之一,而且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却只有少数人去看它。
  这是由“杂民之所居”一句所引出来的感想,提出来值得大家研究和注意的。
  张仪在当时讲到“杂民之所居”的地方,“其民轻而难用”,这句话又引起我一个感想,希望大家要读一部书--《读史方舆纪要》,里面对每一省、每个地方的民风习性讲得很清楚。山川形势、风俗产物,都很详尽,现在也没有脱离这个范围,很值得注意。在政治作战、心理作战、文化作战上,非常值得参考。
  张仪这里讲的所谓“轻而难用”,就是豪迈,容易冲动,一句话不合就打起来了。在这种地方,就要了解他们这种民风习性,这并不是他们的缺点,如果摸清了他们这种个性,政治上就好办了,像杂民所居的这种地方,有时候专谈法治很难办的,他们往往讲义气,话说对路了,人作对了,他就听你的,如果全跟他谈法,不一定好办。
  他再分析赵国的地形也不便利,是亡国的地形,可是赵国在这么不利的情形之下,仍旧出兵打仗(例如后来秦国大将白起与赵国长平之役,坑赵卒四十万的故事)。张仪所讲这一段都是讲当时秦国的政策,批评秦国当时的这班谋臣没有尽心负责任。他继续说:
  “乃复悉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怒,战栗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军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致与战,非能厚胜之也。又交罢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夭下之从,岂其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兵病,蓄积索,田畴荒,廪仓虚;外者夭下比志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一口气批评下来,结论说到外面的人,看你内在的谋臣,外在的兵力,到底有多大力量,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你国内是这样的情势,而各国又联合起来,你秦王应该多多考虑了。
  然后张仪提出建议,先以武王代纣的历史经验来作比方。说动秦惠王,最后的结论,竟以自己的头颅来坚定秦惠王的信心,可见他的会说话,也可见他用心之深和求信之急了。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运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智伯帅三国之众,以攻赵襄王于晋阳,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而使张孟谈,于是潜行而出,反智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智伯之国,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现在把苏秦、张仪这两篇东西作一个结论。我们重复提出要特别认识清楚的一个重点: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而把整个的列国局面,历史的时代,在他们两位同学的手里摆布了约二三十年。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主义。同时也可以说,当时一般领导人,并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义,对于道德仁义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只认识利害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经验,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历史,一个乱象,到了像战国的末期,像南北朝的末期,像五代的末期,仁义道德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没人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大家都读过的。孟子不过比苏秦,张仪早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吃瘪?为什么苏秦、张仪会那么吃香?这样比较下,就产生两个观点,在个人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伟大,他们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不是不懂,他们全懂,可是始终不愿意引导人家走上这条路,始终要求人家讲基本的德性,并不在乎自己个人当时的荣耀,这是孔、孟个人的了不起。第二点,我们看出了,当时的时代为什么需要苏泰、张仪的这一套,这就讲到我们本身。我们现在两副重担挑在身上,一面要维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德业,政治的道德,人伦的道德,承先启后,这是一副担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而这个需要是讲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输进去我们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也许在一两百年以后的历史上,会写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好处,因为我们今日所挑的担子,比古人挑的还要重,还要困难。所以我们读了苏秦、张仪两人的传记资料,了解了他们当时的历史,拿来比较今天,就知道今天有如何的困难。因此大家有时间,不妨多读《史记》、《战国策》这一类书,不要以为这是古书,已经过了时。如果不变成书呆子,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发挥起来,非常有用处,透过了古书,更有助于现代情况的了解和进展。

                长短纵横

  上面讲到苏秦、张仪的纵横术,我国古代,看不起它。在中国古代称用“术”的人是术士,并没有被列人正式学者之流。现代却什么都是术了。
  纵横术,也名钩距之术,又名长短术。这种“术”的原则和精神,是我们今日所处的这样国际局势之中,所需要了解的。我们今日的外交,一切工作,都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和才具,抓得住别人的弱点,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很高深的本事,可以说比做生意还难。昨夜看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一段清朝的掌故说,山西有一户很会做生意的人家,有次有一个顾客在讨价还价,争执得很厉害,老板被逼得都生气了,便说:“天下哪有一本万利的生意?要想一本万利,就回去读书吧!”这人一听这个话的确有道理,就立刻回去培养儿子读书,后来果然他子孙好几代都是很有才具的大臣,由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也可以联想到纵横术是相当难的。
  今天,我们用的资料是《长短经》,这本书大家也许很少注意到它,作者是唐朝人,名赵蕤,一生没有出来做官,是一位隐士。有名的诗人李白,就是他的学生。如果研究李白,我们中国人都讲李白、杜甫是名诗人,实际上李白一生的抱负是讲“王霸之学”,可惜他生的时代不对,太早了一点。唐明皇的时代,天下是太平,到天下乱时,他已经死了,无所用处。赵蕤著的是《长短经入就是纵横术。这一本书在古代,尤其在清朝几百年间,虽然不是明禁,因为是古书,没有理由禁止,可是事实上是暗禁的书,它所引叙的历史经验,都是到唐代为止。后来到了宋朝,《素书》就出来了,以前也有,但宋朝流传下来的《素书》是否即是汉时的原版,无从证明。到了明末清初,另一本书《智囊补》出来了,作者冯梦龙是一位名士,把历史的经验都拿出来了。我们如把《左传入《国语入《战国策》、《人物志》、《长短经》、《智囊补》,以及曾国藩的《冰鉴》等等,编成一套,都是属于纵横术的范围以内。长短之学和太极拳的原理一样,以四两拨千斤的本事,“举重若轻”,很重的东西拿不动,要想办法,掌握力的巧妙,用一个指头拨动一千斤的东西。

                人臣之道

  这里是自《长短经》中摘录出来的一篇:《臣行第十》,就是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大臣,换句话说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干部。《长短经》里也有“君道”的论述,我们暂时保留。像最近很多人喜欢读《贞观政要》,里面记载唐太宗当年治国的历史经验,它的重点属于君道,是给皇帝的教科书,要他知道如何作一明君,所以望之不似人君的我们,还是先由臣道开始,把臣道学好:
  这个臣行,所培养的干部,可以说是最高的干部,拨乱反正的干部。他先把臣道分类来讲,正臣六类,邪臣六类,相互作对比。

              六种正臣的典范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施未现,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他分类出来的第一种是圣臣的典型,如《素书》里的讲的伊尹、姜尚、张良这些人,都可算是圣臣。这里圣臣在上古属于三公之流,坐而论道之事。他们的位置最高,等于现代国家最高的顾问。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管哪个部门,所谓“坐而论道”,并不是坐在那里玩嘴巴吹牛,他们的行为就是本节所讲的“萌芽未动”这几句话。天下一切大事,像植物一样,在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态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那就已经很明显的洞烛机先,知道可不可以做。做下去以后,存亡、得失的机要,都预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预先防止,使他的“老板”--领导人,永远站在光荣的这一面,能够做到这样的,堪称第一流的干部,叫做圣臣。在历史上这种第一流的干部,都是王者之师。
  ……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其次是自己很谦虚,每天帮助领导人做好事,贡献他宝贵的意见,这种古代称为“骨鲠之臣”,骨头硬的大臣,自己马上被免职没有官做没关系,但主要的在使领导人走上好的这一面,领导人不对的,就是说不对,历代都有这种大臣。宋太祖之初有一位大臣去看皇帝,当时皇帝穿了睡衣在宫里,他就背过身子,站在门上不进去,皇帝看见他站在门外,教侍卫去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皇上没有穿礼服,一句话把皇帝整得脸都红了,赶快去换了代表国家体制的礼服出来接见他。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骨鲠之臣则绝不马虎,因为皇帝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实录里就讲到,康熙自七岁登基,六十年的皇帝当下来,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即使他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把头上戴的礼帽摘下来,自己就如此严格管理自己。所以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对待自己非常严格,这是很痛苦的事,自己如果克服不了自己,而想征服天下,是不可能的。这里讲到的大臣,对领导人要“勉主以礼义”,要劝勉老板守礼行义。“谕主以长策”,告诉老板要眼光看得远,作长久的打算,使他好的地方更好,坏的地方改掉,这个样子,叫做大臣。
  ……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其次,是为国家办事,睡都睡得很少,起早睡晚,同时要“进贤不懈”,这情形历史上很多,就是推荐人才。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很重要,一个大臣如果不推荐人才,是不可以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政治道德,前辈大臣是用各种方法来培养后辈,予以推荐,而且有好人才就推荐,不可松懈停顿。“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过去的大臣,都是深通历史,如司马光,著有《资治通鉴》,但他也是大政治家。他有一度被贬回家,后来皇帝有许多事情,要找他去谈,他接到命令进京,到了京城--洛阳的城外,洛阳的老百姓听说司马相公蒙皇帝召见进京,大家高兴得跑到郊外去排队欢迎他。司马光看见这情形,问明白了原因,立刻往回走,不进京了。这就是太得众望了也不好,这就是司马光做人小心的地方。同时,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当荣耀来的时候,高兴不要过头了,过头了就不好,花开得最好的时候,要见好便收,再欣赏下去,就萎落了。这里是说做大臣要深通历史,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引用来帮助领导人。
  在清初,皇帝的内廷,有一个祖宗的规定,皇帝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先读先朝的实录,他们祖先处理政事的经历。可见历史的经验,有如此重要,不管读得多熟,每天要读一下,以吸收经验,启发灵感。随时以自己历史的经验来辅助皇帝的才是忠臣。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则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话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这里是以附注的形式,对“忠臣”作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有人问袁子说故少府杨阜不是忠臣吗?而他答复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只能称直上,他行直道而已,算不得忠臣。杨阜是三国时的魏人,因打马超时有功,封为关内侯,魏明帝的时候又升了官,这人有一个抱负,历史上写他“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因此历史上写他“敢抗疏”三个字。“疏”就是给皇帝的报告,“奏议”是建议,“奏疏”是与皇帝讨论问题,“抗疏”就是反对皇帝的意见。杨阜是常常提抗疏,上面收到他这些意见,看是看了,但往往不大理,他看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就提出辞官,但没被批准,上面还是认为他很好。历史上有一则故事,有一天他看到魏明帝,穿了一件便服,而且吊儿郎当,就很礼貌地告诉魏明帝,穿这样的衣服不合礼仪,弄得皇帝默然,无话可说,回去换衣服。还有魏明帝死了一个最疼爱的女儿,发丧的时候,魏明帝下命令表示自己要送丧,这一下,杨阜火了,他抗疏说先王和太后死了,你都没有去送丧,现在女儿死了要送丧,这不合礼。当然杨阜的话是对的,魏明帝到底是人主,并没有理他的反对意见。在历史上这类故事很多。
  《长短经》中,在这里借用他,对忠臣的意义,做一个阐述。他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可称为是一个直士,很直爽,有骨气,但还不够算作忠臣。什么理由?做为一个大臣,发现领导人错了,当面给他下不去。虽然指出他的不对是应该的,但方法有问题,结果是自己在出风头而已。有如和朋友在一起,在朋友犯错时,要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私下告诉他,不能当别人的面前说出来,给他下不去。而魏朝的另外一个大臣,司空陈群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学问、道德样样都好。所以研究三国时的历史,魏曹操父子之能够成为一个正统的政权而维持了那么久,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很有他的道理。在曹操父子的部下里头,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像陈群就是有名的大臣,他就有忠臣的风度,他和高级的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上面领导人的错误,只是直接“抗疏”,送报告上去,指出哪点有错误,哪点必须改。但是他上了几十个奏疏,有的是建议,有的是批评,而他的朋友同僚都不知道他上了疏,自己绝对没有自我表扬。所以后世的人,都尊陈群是一位长者--年高,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厚道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像杨阜只是行道的直士。其实,不但对领导人应该这样,就是对朋友,也应该这样。
  ……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智臣在现代的说法,是有高深的远见,成败祸福,事先看得到,老早防着它的后果而采取适当措施。一个政策下来,只看成功的一面,一旦失败怎么办?要早防而救之,塞其间,间就是空隙。处理任何一事都必须顾虑周全,即使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总难免其中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要“早防而救之”,先把漏洞堵塞掉,把失败的因素消灭了,把祸变成福,使上面领导的人,没有烦恼、痛苦、愁闷。这就叫做智臣。
  ……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再其次,就是负责任,守纪律,奉公守法,上面交给任务,负责做到,尽自己的力量,不贪污,乃至送礼来都不受,生活清苦简单,这种人是贞臣,廉洁之至,负责任的好公务员。
  ……
  国家昏乱,所为不谈,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国家在昏乱的时候,对上面不拍马庇,不当面恭维,而且当上面威严得很,生气极了,谁都不敢讲话的时候,他还是敢去碰,当面指出上面错了的事,这样就是直臣。
  “是谓六正”。他首先提出来,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六种干部,叫做六正。

                恕臣之道

  桓范《世要论》,桓范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要论》,属于纵横术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学问,所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代,统一中国的今天,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个时代,不是完全讲四书五经,坐以论道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以道德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这里,就引据了《世要论》的话,应认清楚干部。《世要论》说: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干部不会讲话,讲出来不好听,可是当主管的要注意,他嘴巴笨讲不出来,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对那个嘴巴笨的干部火大而不去听,这就错了,就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讲不好,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比毒药都难吞下去,让人听了难受得很,开口就是:“不行!不行!”可是他的意见,对事情非常有利,这就要领导人有高度的修养,对这种干部要了解清楚。要有体谅人的修养,了解他虽然不会讲话;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
  臣有朴骏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天生人物,各个气质不同,秉赋不一样,有种人朴实得好像永远是乡巴佬的样子,有一点近乎十三点的样子,但不是十三点,大约只是十二点半。想想他真可爱,很朴实,但有时作人又多了那么半点憨态,但不是坏事,讲话时嘟嘟囔囔讲不清楚。这样的人,看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脑子里聪敏得很。当主管的人,对于这种人,就要了解他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忘乎?
  这两句话所指的,在历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险犯难,临危授命,可以拔乱反正的人才。如现代史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邱吉尔不敢任用,因为邱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但是最后抵抗希特勒,还是靠邱吉尔,实际上邱吉尔就是“犯难以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喜欢冒险犯难。越困难就越有兴趣去干,教他做平平实实,规规矩矩的公务员、办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事,他懒得干。“离谤以为国”,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毁谤,大家都攻击他,他也不管。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物。像有许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艰苦中作战,后方还有人向上面密报,说他的坏话。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这种报告,连看都不看,原封不动的,加一个密封,寄到前方去给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对他信任,恕之以忠。
  ……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许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击。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某将军没有办法,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担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人的个性倔强,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违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干。还有一种“不祸世以取名”这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现实的人生经验,很少看到这种人。如果做一件事,马上可以出名,个人可以成功,可是,结果将会为后世留下祸根,那么他宁可不要成这个名,而不做这种事。要了解这种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建议时,中间阶层的人说他越级报告,非把他开革了不可。实际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名声,但能进贤言,有很好的意见提供给领导人,虽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见,都是忠心为国。对于这种人,作领导人的要注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这个“劲”就是“节”,古代往往两个字连起来,“劲节”成为一个名辞。每以竹子来象征,因为竹子是虚心的,笔挺的,有些人个性孤僻,不喜欢与同事、朋友多往来,有特殊个性与才能。大约有特别长处的人,都有特别的个性,看来很孤僻,这种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随便苟同,超然而独立,可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毁谤,当主管的就要了解这种人是有特别节操的。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上面曾经说了有六种正派一面的干部,这里就说到,当主管作领导人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换言之,作主管的如果不具备这七种恕道,就不能得到这六正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历史上的人才多,现在的人才少,并不尽然。正如曾国藩以及历代许多名臣都说,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赏识,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养。即使是人才,也还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干发挥不出来,人才也没有用。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两面共修之道。

              反派臣道的型态

  下面是另外一路的几种臣道: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事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这里的具臣,和《论语》中所讲的具臣又两样了。这里说,有些人规规矩矩,安于那个官位,只要不出毛病,反正拿薪水,对于公事都办,但并不特别努力,随着时代的潮流,沉就跟着沉,浮就跟着浮,对现实把握很牢,随世俗走,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现代的名词,“水晶汤圆”就是这种人,又透亮,又滚圆。这种人只是凑凑数的,聊备一员而已。
  ……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回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谈臣也。
  拍马庇这一类的,历史上这种人也很多,近代史中最著名的,有清朝的和坤,乾隆皇帝的嬖臣,就是这样。对上面光是:“好的!是的!”这还不算,肚子里还在打主意,隐隐地,暗暗摸清主管的毛病,爱好在哪里,然后投其所好,这种投其所好的人,也有他们的一套,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譬如说,一位主管,什么都没兴趣,就是好读书,于是谀臣这一型的人,也会装着好读书。所以上面仁义道德,下面满堂都仁义道德。《战国策》里就有这样的故事。齐桓公最讨厌紫色的衣服,他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这很简单,你明天开始,见到穿紫衣服的走到面前,你就说臭得很,教他走远一点,这就行了。齐桓公照样做了,一个月以后,全国都没有穿紫衣服的人。所以我们读书要注意,一般人常引用曾国藩的话,社会风气的转变,在一二人的身上。但要知道这一二人不是你我。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因此上面好什么,下面跟着就是什么,这是非常大的力量。这一类的人,只是讨好领导人而已,偷偷摸摸,不走正道,专门巴结主管,往往因此害了这位主管,他也不管。这就叫作谀臣。
  ……
  中实险讠皮,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这一段说到奸臣了,很明显地说奸臣内心里非常阴险,外表上看起来则小心谨慎,规矩得很。从历史上看到,成功的作一个奸臣还很不容易。如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第二点,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想法,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不了起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人生经验到底不够,他的老师硬是没有教好他,这是“批其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所以一个人要贯彻一个思想,很不容易。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隐瞒他的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
  ……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谗臣和奸臣很相近,嘴巴坏得很,这种人很多,他的知识渊博,学问好,错了的事,他总有办法,或者以言词理论,或以行为动作,把错处掩饰过去,很会说话,硬能把人说服。而且他的才智论辩,可以把人家兄弟、父子之间,家属的感情离间,同事相处,也挑拨离间,破坏感情,这是谗臣。
  ……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像王莽一流,历史上一些篡位的臣子,最后都到了这个程度,这种人就玩弄权了,用他的势力,可以颠倒黑白,以轻为重,自己结成党派,专门搞自己的事,乃至下假的命令,以达到自己的显贵,这种人就叫贼臣。
  ……
  诌主以佞邪,堕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第六种是亡国之臣,他帮助老板走上坏路,把错误都归到老板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是部属大家的错误。这一点,由历史、人生的经验看,是非很难讲,公务员没有把事情做好,而老百姓都骂领导人。做领导人的确很可怜,下面常常陷主于不义。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工商时代也如此,这是一般人类的心理,很自然的,没有办法,这类人是亡国之臣。
  “是谓六邪”这种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等是六种邪臣,不是正道的干部。

                防邪之道

  下面再引证桓范的《世要论》。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虞之以诈乎?
  用人之难,人心之险诈,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借此达到另外一个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顾虑到,是不是真正的险诈。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历史与人生的经验上看,有许多人他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尽忠,绝不是诈,并没有存心骗人,也不是为了什么大的反叛目的,这样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职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于是别人说此人施诈。但在我的看法不同,这是主管对于人才的看法没有深切的了解。这种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并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环境的包围,于是变坏了。这不是他诈不诈的问题,而是他这材料不够坐那个大位置,等于很好的小吃馆子,如果要他办酒席大菜就完了。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这就是孔子的话,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样样想抓,这个“得”字就出了毛病。这不能说他在年轻时的作风就是假的,因为年轻人不在乎,觉得自己还有前途,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至于贪得,年轻大了的人,觉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点到手吧,这一来就完了。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讲修养,就是要把这种心理变化过来,能有这个气质的变化,这才是真本事、真修养,这也并不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对于古人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同意,因为它讲的是道理,没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间、时间在变更的。一个人真能修养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因空间、时间的变动而跟着变动,才称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谁去做呢?(一笑)
  ……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这是说有些干部在外表上看,脾气很大,冲劲也很大,可是内在没有真胆识,有些人在态度上看起来非常仁义,而真正的行为,却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说有的人在平日看起来,是颇仁义的,但是真到了义利之间的关键头上,要作一决定时,他就变得不对了。所以当主管的人,对干部的看法、考核,要顾虑到是不是表里如一,脚踏实地。
  ……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这个情形很多的,人类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谓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间相爱,女性的妒忌心特别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都说女性醋劲最大,其实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厉害,而且不限于男女之间,男性往往发展到人事方面,诸如名利之争、权势之争等等。譬如有些人名气大了,就会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写得好了,就会有人吃醋了,字写得好了也吃醋。乃至于衣服穿得好了,别人也会吃醋,甚至两人根本不认识,也吃醋。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高度的哲学和心理学,嫉妒是人与生俱有的劣根性。
  不论上面领导的人,或者做人家干部的人,对于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是这个毛病,有些人欢喜打击同事,自己专权,于是挡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时使下面也不了解上面的意思。这都是出于妒忌心理,才发生了这些情形。所以当一个领导人的,听到干部当中甲说乙的话,乙说甲的话,都不能偏听,而要尽量客观的,要注意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手?
  挑拨、说坏话、害人的话就是谗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个文人,尤其是学哲学、学逻辑的人,经常容易犯这个错误。逻辑学好了以后,非常会辩理,怎么样都说得对,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通,但事实上不一定对。所以有些干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专门发表邪说。这段文字上看“邪说”两字,定在这里,明明白白,看起来很清楚,如果我们做了主管的时候,干部进邪说,不一定写文章,对于某件事情,他轻轻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中了他的邪说,乱了真理,他用一种好像是对的道理,而伤害了好人。所以当领导人的,就要顾虑到,是不是有谗言的作用。
  ……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虑之以奸乎?
  有些专权的人,他对他的部下有赏赐,并不是公正的赏,而是自己与受赏的人有关系,故意卖恩情给他。譬如小的单位主管,有考核权的,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多给他分数,对于所讨厌的人,尽管他有本事、有功绩,还是设法扣他的分数。“因罚以作威”,以示权威。赏罚基于私心,这一类,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扶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从历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明明内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说某人的好话,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谋事则冠冕堂皇,托之于公事上,实际上则挟了有私意,手段非常高明,这就是欺,古代所谓欺君罔上。我们看历史,这种悲惨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事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洲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段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宫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因而得到咸丰的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洲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作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作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作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取几个太太,但元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这句话,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
  臣有和同以取说,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有干部“和同”,什么是“和同”?这两个字,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市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 “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作人的原则,作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 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客,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上面是《长短经》作者,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的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该注意到的。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那个敢喝,深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少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忠奸之辨

  下面是举很多实例了。
  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写文章的分类,不像现在的观念,现在写文章的层次,往往是宗旨、要点、原则、引伸,古人则大异其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治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古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僻,其泄冶之谓乎?
  这里是子贡和孔子问答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四书五经里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书里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不要以为看了四书五经,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编的《孔子集语》,将孔子所讲的话,如《庄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话和有关的很多事,都收集在这里,所以现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线,看这本书,勉强可以把孔子一生,多了解一点,免得到处找资料。)
  这段书我们暂且搁在这里。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当时的名女人,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身上。据说她好几十岁了都还不显得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陈国时,陈灵公和几个高级干部,就和夏姬宣淫于朝,于是陈国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向他们提出谏议,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陈灵公自己理亏,对泄冶没有办法,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这段书,就提到了这段历史,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说:泄冶的这个行为,同纣王时代的比干一样,泄冶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说合于仁道?孔子说,这两个人并不相同。因为比干之于纣王,在宗法社会,讲私的方面,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讲公的方面,比干的地位是少师,等于皇帝的顾问。在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下,他是为了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准备牺牲自己,所谓“尸谏”,希望自己死了以后,使纣王海寤,所以比干当时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勉强比喻等于现代简任初级的官位,并没有私人血统上亲密的关系,而陈国这样一种政权,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还在怀宠。以他这样的地位,用区区一个身体,想要影响上面的昏乱,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怀”而已,他的胸怀里,爱国家的心情,还是有的,至于说到仁道,却并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诗经上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僻。”一般人当走到偏僻的狭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个懂这个道理,方法不对,白丢了一条命。
  这是引证一段历史的经验,说明部下与长官之间争执时处理的方法。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这是另一个历史故事。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而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他为了要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道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时候,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曾经斥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就是说:“天下你是打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在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所以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说我替你拟订计划,建立制度。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办。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汉高祖一上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的气派。这时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这里是引证,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惟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这里提到叔孙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谀,拍马屁,阿曲,歪曲事实,将就对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个知识分子,在写文章时,都不随便下笔,社会大家认为对,自己认为错了,就不应该随便跟大家的意见写,如果跟着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学阿世”,违反真理。拍社会、拍时代的马屁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吗?《长短经》的作者,于是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我们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刚才说过了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的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这几千年当中,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是从大处着眼下笔,他说叔孙通“量主而进”,从这句“量主而进”,我们就看到,王充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如用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后世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好的鸟如凤凰,绝不随便落在一般树上,一定落在梧桐树上,否则宁愿停留在半空盘旋,绝不下来。一个人则择主而事,古代君臣、主仆的关系分得很清楚。“量主而进”就是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的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是应该的原则。这两句话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作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庶务--叔孙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为了要继承文化,不致中断而留传下去,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等到好的时代来了,好做一番事业,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所以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他开创了汉朝的文物制度,成为汉代的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后,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特别了就会吃亏,还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史也。来去延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朱云和张高两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极点,各处的报告,反应到朝廷的意见,都被张禹把它压下去,不提出来。所以朱云就当着皇帝的面,洁问张禹,说张禹对下面这么多意见,不提出来报告皇帝,像死人一样占住一个位置,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么事都没做,使上下的意见都不沟通,应该杀了他。这是引述的一段历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班固是依照司马迁著《史记》的路子而著《汉书》的,他讨论历史,提出这个意见,认为作人处世很难,跟着社会时代走,就违背了传统的道,违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着时代走,违背一般世俗的观念,本身就危险,至少这一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饿死,这是事实。像电视节目,我们认为不好的,可是广告收人好,我们认为好的,可没有广告了,电视公司就要喝西北风,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古人,想要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清高?他既然出来,就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估计一下如果贡献不了,又何必出来?所以就不轻易接受爵位了。这是古人,若是现代的人可不管这许多了,有人给一个顾问名义,也就挂上,尽管不拿钱,还可出名哩!时代不同了!古人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担任了名义,而无法有贡献,就宁可不接受。那么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和死之间的抉择,有时候连这条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哲学的意义,该怎样讲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赛义。若义重于生,舍生也可;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作者于是引用刘宋一位学者范晔说的话,他说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连饭都吃不饱,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但是如果专讲求生,就会亏损义理。我们看看现在的人,为生活、为前途,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只要钱赚得多,都可以来。古人往往以义作为行事的准则,如果认为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可以一死!但有时候,做忠臣并不一定非死不可,中国的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硬要留住这个青山。譬如被敌人包围了,在生死之间,事实上生重于死,忍辱苟生,将来能够做一番比死更重大,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不一定要死,全生可也。相反地,就非求死以全节不可了。
  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又提出一段历史故事:
  ……
  或曰:然则窦武、陈再,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手?
  汉代最有名的祸乱是宦官,明朝的祸乱也是宦官。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祸乱,差不多都离不开外戚、宦官、藩镇三大原因。在汉朝就亡在外成、宦官两个因素上。王莽就是外戚。唐朝亡于藩镇(权臣),明朝亡于宦官,魏忠贤这些人都是宦官。只有清朝对于这三个祸乱因素都防范得很严谨。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杀不可,多说一句话都要被杀。清朝的实录,雍正遵祖宗的规制,他有一个最喜欢的戏子,有一天这个戏子问雍正皇帝,扬州的巡抚是哪一位。雍正一听发了火:“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就把这个戏子推出去杀了!看起来雍正的手段毒辣,事实上问题很大。一个平常玩玩的戏子,居然问起地方的首长是谁,可见有人在暗中拜托了什么事情。这还得了,固然处理得很严厉,但是看了历史上这些关于宦官为害的可怕事情,非这样办不可。
  事实上何必要当皇帝才如此,许多人都会有这类经验,就是当上一个小主管,这类问题都来了。太大娘家的人,来说说话托个人情,你说怎么办?不答应,太太天天和你吵,难道为此和太太离婚吗?这是内威之累。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有事总要替他安顿安顿。这情形也和“宦寺”差不多。另外藩镇,好比下面的科长、股长,做得久了,公事又熟,出些问题,真没办法。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大的国家?
  后汉时代窦武与陈蕃,两个有名的人,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硬是不卖帐,结果还是死在这班宦官手里,那么照前面的理由看起来,窦武、陈蕃这些人做得不对了吗?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且)(山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道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这段还是引叙范晔的话,来答复前面的问题。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就会知道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皇帝了。《出师表》上提到刘备最难过、最痛恨的,就是他这两位老祖宗。这两位汉代皇帝,和宋代的徽宗、钦宗父子一样。宋徽宗做一个艺术家蛮好的,他的绘图、书法都很好,可是命苦,当了皇帝就非变成俘虏不可。
  范晔所说这个历史的故事,举出窦武和陈蕃这两位后汉的名臣。当时发生了党祸,他们两人想挽回时代的风气,但是陈蕃却因窦武的党祸案子而牺牲了。这里范晔的论点是说,在桓灵这个时代,像陈蕃这种人,学问好,有见解,有人品,知识分子个个仰慕他,他个人所标榜的,已经树立了风气、声望,成为一个标竿。对当时昏头昏脑过日子的世俗抗议,他的那种思想、影响力,在最危险的社会风气中、政治风浪中,像跑马一样,和那些明知道不对而又不敢说话的懦夫争衡,结果把生命赔进去了。以他的聪明学问,并不是不能做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想要提倡伦理道德,人类的社会就要有是非善恶,他悲们当时世界上的人,一些知识分子,看到时代不对了,尽管反感极了,而只是离开世俗,明哲保身,逃避现实,没有悲天悯人之意,人伦之道就完了。所以他反对这些退隐的人,认为退隐不是人生的道理,于是他有机会可以退开,他还不走,而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心为己任,明知道这条路是很遥远的,还是非常奋发、坚定,所以一碰到政治上有改变的机会,就帮忙窦武,而把命赔上了。这样的死,是非常值得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放大。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生命不死,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精神、正义足以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这里的结论是,当觉得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这个时候惟有牺牲自己。这是理论,这种理论想要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则并不简单。能在必要的时候付诸实施,更是难之又难。
  上面的这些历史故事,都是说“臣行”的,所谓臣行,也就是人臣的自处与处事之道。一个人做事对自己的立场要认识清楚。
  下面继续提出臧洪死张超之难的故事,讨论他是不是可称为义?臧洪死张超之难故事的原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用括号引述出来了。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历史故事的实际经过情形,然后再说它的道理。在这里大家一定会奇怪古人写文章为什么这么别扭,把论理的文字,写在前面,而把所讨论的历史故事,写在后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些历史故事,每一个读书人都知道了,假使先叙述故事,再论道理,在古代认为这是丢人的事,甚至认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别人对历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大多都对历史典故很熟。现在可不同了,一般写论文,都是东抄西抄一大堆,写出来的意见,不是作者的,而是抄来的。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时引述的历史故事,在文章中等于现在文体的注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后面,这是我们对于古今文体需要了解的地方。我们是现代人,就走现代的路线,从后面读起,先把这段历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过来看它对这个故事的评论。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国张超于雍丘,洪闻起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这是三国时的事。广陵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给了臧洪,后来袁绍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现今河南杞县)这个地方,把张超包围起来。臧洪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张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长官,所以就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也向袁绍求救兵,可是袁绍没有理他。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了,全族都被杀了。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绍,而和他绝交了。朋友变成了冤家,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破城以后,臧洪也被杀掉了。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头脑不清楚,当三国那个时代,正是所谓纵横时代,等于战国时候一样,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立身于社会中,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在纵横的时代,而去讲道德、讲仁义,乱世中去讲太平时候的高论,当然搞不好,这就是所谓:“居今之时,行古之道,殆矣!”在现在的时代,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并不呆板,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世。”就是对臧洪的结论,这样做,如果想立功、立业,救时代、救社会,是办不到的。
  现在再回过来看《长短经》的作者,对臧洪这件历史故事的评论,他首先提出问题:
  ……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起而死,够不够得上是义气?于是他引用范晔的话: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许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纤倒悬之会,忿悄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范晔是说,曹操围攻雍丘,消灭张超,当时臧洪为了朋友,到处请兵,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因为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读古书到这里,要想一下,为什么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的主义,最高的理想,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牺牲。在平时作人也如此,假定现在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有了困难,即使下雨下雪,没船没车,走路也得赶去帮忙。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自己有大的任务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顾全这个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这个话就很妙了。孔、孟之道,总是教人忠信,讲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面孔子却又说,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只是小人。这么说来,是不是言不必行,讲的话,过去了就算了吗?并不是这个意思。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必须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大丈夫成大功,立大业,处大事,有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完成的时候,有时就不能拘这些小节,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个人小节上顾不到,乃至挨别人的骂,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个观念:
  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
  在三国的时候,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班人,和任何乱世时代,据兵割地称雄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有时候双方又打起来,也和我们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这是个非常时期。每逢一个非常时期,不要以为国际之间有道义信用,实际上都是在作战,利害相同就结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情形。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了。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满清的兵打李自成,结果就成了满人的天下。再以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忿恨的私见,影响到作战的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忿捐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够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这是没有用的。不能解决问题。这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关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大家都知道一诺千金,是季布有名的历史故事,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之士,后来跟随项羽,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刘邦打垮了,追击刘邦,差一点就可以砍到刘邦的马尾。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也是季布,所以悬重赏缉捕季布,同时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诛全族。在这样严缉之下,季布就到山东一位大侠朱家那里卖身作佣人。朱家一看见季布,就看出来了,把他收留下来。到晚上再把季布找来,做个别谈话,要他说老实话。季布说,你既然知道了,就随你办,向刘邦报告,就可以得重赏乃至封侯。朱家当时就安慰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同时告诉季布,这样逃匿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朱家本来就和刘邦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同意,将季布扮成车夫,朱家带他去见刘邦。到了长安以后,这一班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请朱家,问他到长安有什么事,当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会要钱。朱家就要他们转告刘邦,季布这个人,年轻有为,是个将才,是个可以大用的豪杰之士。当年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季布追杀刘邦,是各为其主。项羽完了,就不必再视季布为仇敌,现在通令全国抓他,这样逼迫,他被逼紧了,不是向南边逃到南越,就是往北边逃往匈奴(因为那时刘邦所统一的天下,只限于中原一带,至于长江以南的两广、云贵一带,南越王赵佗,和汉高祖同时起来的,虽已称臣,并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随时要侵犯中国的),这样平白地送给敌人一名勇将,给自己增加一个最大的祸患,这又何苦?朱家说,现在就为这事而来。这班大臣们向刘邦报告以后,汉高祖听说是朱家来说的,就取消了通缉令,并且给季布官做。所以后来季布又成了汉朝的大将,而且非常忠于汉室。可是如果没有朱家这一次出来说话,还是不行。而朱家说妥了这件事,仍然回山东过他的游侠生涯去了,不要功名富贵。所以侠义道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这里是说,季布失败以后,毫无办法,英雄的豪气都没有了,变成窝囊得很,把头发剃光,什么苦工都做不该去躲藏的地方也去躲藏,偷偷摸摸过日子,这样对吗?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失败了就自杀算了。在那个时候说来,季布既是壮士,失败后却窝囊的过逃亡日子,这是对的吗?
  对于上面这种一般看法的问题,下面引用司马迁的话作答案: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司马迁说,当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以项羽的那种力拔山兮的气慨,而季布却仍然在楚国能以武勇,显名于天下,每次战役中,带领部队作先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多少次冲入敌阵,夺下对方的军旗,斩了对方的将领,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后来项羽失败了,汉高祖下命令要抓他来杀掉的时候,却又甘心到朱家那里当奴隶,而不自杀。从这点看起来,季布又多么下贱,一点壮志都没有。其实,季布这样做法,并不是自甘堕落,他是有自己的抱负,自认有不了起的才华,只是倒霉了,当初找错老板,心有不甘。所以当项羽失败了,愿意受辱,并不以为羞耻,因为还是要等待机会,发展自己的长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最后还是成为汉代的名将。由他的经历做法,就看出了他的思想、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这种人死,太不合算。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见解、有气派、有才具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严重,但是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不像一般小人物一样,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气得上吊,这种人的心理,觉得没有办法再翻身了,走绝路了,心胸狭窄,所以才愿意去自杀,而怀抱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还是要看死的价值如何,绝不轻易抛生的。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戳,何哉?
  这段历史是刘邦、项羽,作楚汉之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部队,能作战、是名将,有举足轻重的威势,他在楚汉之间,靠向谁,谁就获胜。萧何、张良、陈平,这几个文人,却用反间计,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但是魏豹他们,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的,有如民国初年各地的军阀,有的是贩马的、卖布的出身,可是他已经能席卷千里,南面称王。力量稳固以后,带了兵,喋血乘胜,天天都是他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投机起家的分子,始终怀叛逆之意,始终不安分,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才有办法,社会不乱,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失败了,这种人不会自杀而宁愿被俘虏,身遭刑戮而死,这又是什么道理?
  中材以上,且盖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功者也。
  像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会觉得羞耻,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会这样。如项羽失败了,就以无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以后,不死而虏,落到身被刑戮的结果,没有别的缘故,他们自视有智慧才略,所以愿意被虏,希望将来还能够上台,抓到兵权或政权,实施他的理想,云蒸龙变(根据《易经》的道理,“云从龙,风从虎”当老虎来的时候,会先有一阵风过来,龙降的时候,一定先起云雾。所谓云蒸龙变,就是形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时,如龙出现一样,整个社会都会受影响而转变),所以他们不愿轻易牺牲,宁愿俘虏。而希望得到机会,能发展自己的抱负、理想,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烈士殉名,夸者死权” 的心理,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业为目标,而至于自己个人,受什么委屈都可以,绝对不轻易牺牲。这也就是乱世多纵横捭阖之士的功利主义。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这里再引用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赞。“赞”是旧式文章的一种体裁,所谓“赞”、“颂”等等都是在一篇传记后面的一个评论。司马迁在《相如列传》之后,评论的几句话说,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如今日做敌后工作的人,最后可能就是死亡,明知道做这工作是死,而决心去做,这须要大勇。但是死本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是对死的处理,对于这一下应该死或不应该死的决定,这一处理,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所以在死以前,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这才是最难的事。现在蔺相如在秦庭和秦始皇当面争论抗衡的时候,不把和氏璧交给秦始皇,手上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准备自己碰上去,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块玉一起碰毁,回过头来骂秦始皇和他的左右。而蔺相如并没有武功,那一种情势的最后结果,不过是被杀头而已,所谓除死无大事。可是,人在这种情形下,能做出这种决定来是最难的。一般人在这个情形下,一定是懦弱胆小,拿不出这种勇气的。其实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胆子小,拿不出勇气来,最后还是死,死了还挨骂。而蔺相如这时,却大发其脾气,反而把秦始皇镇慑住了。后来蔺相如回到赵国,因这件事的功劳,官做得和廉颇一样大,廉颇心里不服气,处处和他过不去,等于首相和大元帅不睦,但是蔺相如不管廉颇怎样侮辱,他都躲开。有人问蔺相如为什么这样怕廉颇。蔺相如告诉他们,一个国家如果文臣武将之间有了意见,国家就危险了。现在秦国不敢来打,就因为有我和廉颇两个人在,如少了一人,国家就完了。后来这个话传到廉颇耳里,他心里很难过,知道自己都在蔺相如的包容之中,因此自己背根荆条去向蔺相如跪下来请罪,而变成了好朋友。由此看蔺相如的智慧、修养,真是智勇双全。而《长短经》的作者,则引用司马迁的这段赞词,从另一个观点批评说,像蔺相如这种人,就是忠贞之士,对于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不怕死,对什么事情应该不轻言牺牲,他都有正确的自处之道,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并不是盲目的冲动。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这里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来作评论。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齐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情形和季布与刘邦的关系是一样的。管仲本来是帮助齐桓公的劲敌也是兄弟公子纠的,管仲曾经用箭射齐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凑巧,刚好射在腰带的环节上,齐桓公命大没有死。后来齐桓公成功了,公子纠手下的人,都被杀光了。找到管仲的时候,管仲把手在背后一反剪,让齐桓公的手下绑起来,自己不愿自杀,而被送到齐桓公面前。因为他心里清楚,有一个好朋友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做事,一定会保他。齐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气要杀他。鲍叔牙就对齐桓公说,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历史上留名,就不能杀他。鲍叔牙这一保证,齐桓公就重用了他,(当然也要齐桓公这种人,才会这样做。)后来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评管仲,管仲就说:人们认为我被打败了,关在牢里,变在囚犯是可耻的,我却不认为这是可耻的。我认为可耻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活了一辈子不能治平天下,对国家社会没有贡献。人们认为公子纠死了,我就应该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而我认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称霸天下,所以在我认为可耻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长短经》的作者于是作结论说,像管仲这一类的思想,绝不把生死之间的问题看得太严重,因为他自负有才能,目标以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济世功业为范围。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于管仲的这些历史经验,都是说明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的行为,在死与不死之间,有很明白的经验与比较。
  ……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长史,何如?
  这是说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在《滕王阁序》里,提到过宗悫这个人,“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所说的宗悫就是这个人,他是刘宋时代人。(历史上的“宋代”分辨起来很讨厌。宋有北宋、南宋。这个宋是唐代以后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后称南宋,南渡以前称北宋,是赵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赵家做皇帝。而刘宋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因为这个刘宋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和汉高祖一样由平民老百姓起来的刘裕。所以后世读历史,为了便于分别朝代,就对这晋以后南北朝的宋朝,称作刘宋。而对唐以后的宋,有时则称之为赵宋。)宗悫就是刘宋时代的人,在《长短经》里只说他是宋代人,但因为作者是唐代的人,绝不可能说到后来赵宋时代的人,所以读书的时候,万一发生类似的疑问,就要把历史的年代弄清楚。这里说当宗悫还没得志的时候,他的同乡庾业,有财、有权、有势,阔气得很,宴请客人的时候,总是几十道菜,酒席摆得有一丈见方那么多,而招待宗悫,则给他吃有稗子的杂粮煮的饭,而宗悫还是照样吃饭。后来宗悫为豫州太守,相当于方面诸侯,军权、政权、司法权、生杀之权集于一身,而他请庾业做秘书长了,绝没有因为当年庾业对自己那样看不起而记仇,这就是宗悫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笔记上记载,有个人原来去参加武举考试的,因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时又转而参加文举,但是这和当时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举考试的这位著名的学官,大发脾气。因为这时已经是清朝中叶以后,重文轻武,对武人看不起,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当时文人进考场的时候,那些武官是到试场为考生背书包的。所以这些学官对这个转考文举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后,还是要求改考文举。这位学官盛气之下,当时就出了一个题目,限他即刻下笔。这位秀才提起笔就作好了。这位学官终归是好的,还是准了他考文举。后来这个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抚兼军门提督,等于省主席兼督军又兼战区司令官,他还是带了随从去拜访当年打他屁股的这位学台,而这位学台心里难过极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却感谢这顿打激励了他,并请这位学台当秘书长。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没有什么事业前途。所以说,器度很重要。而且人与人相处,器度大则人生过得很快活,何况中国的老话: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段书就是讨论宗悫对庾业的事情,该是怎么个说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话: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门,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责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车身之事则同,居车之情已异。若宗元斡无作于革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他说一个人在穷困中,心里不忧不愁;在低贱的时候,没有地位,到处被人看不起,内心也不烦恼,不苦闷,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淡泊于天命和平常,穷就穷,无所谓,而胸怀更伟大的理想,另具有长远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有这样的器度、修养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种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时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时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体被人侮屏都可以,头都不招,眉毛都挂下来,眼睛都不看人,佝着背,到处向人家磕头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时候,则像在一些英雄的头上跑马似的,这就是韩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们都是汉高祖面前两位大将。黥布封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时代做流氓,犯过法,脸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后来贵为九江王。韩信则在倒霉的时候,腰上带了一把剑,遇到流氓,流氓骂他饭都没有吃,没有资格佩剑,迫他从胯下爬过去。后来韩信当了三齐王,那个流氓到处躲,韩信还把他请来作官,并且说当年如果不是这一次侮辱,还懒得出去奋斗呢!最后汉高祖把他抓来的时候,本来不想杀他,还和他说笑话。他批评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带多少兵,汉高祖问他自己能带多少兵,他说多多益善。汉高祖说:你牛吹得太大了,那么我可以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可是能将将。韩信当时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对这些同事,也都是身为大元帅的批评别人的那两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实反省过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这句话也形容出韩信在得意的时候,有如天马行空,在一般英雄头上驰骋。
  由此看来,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愿意过平淡的生活,这是高度的道德修养,只有曾子、原宪这一类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类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时候委屈,乃至一辈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时候,就驰骋群雄之上,这就和曾子、原宪不一样。而这两种人,“卑身之事则同”,当不得志的时候,生活形态搞得很卑贱,被人看不起的那个情形,是相同的。可是处在卑贱时,这两种人的思想情操,则绝对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种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却认为人生本来是要平淡,并不是要富贵,所以“居卑之情已异”。
  可是像宗悫(号元斡),是兼有这两种修养的长处,当年庾业看不起他的时候,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却招呼他在旁边吃一碗杂粮饭,他井不觉得羞耻,吃饱了就好。因为他有理想,准备将来得志了大做一番,所以有韩信、黥布那样的器度。而当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来做部下,把过去受辱的事都放开,真是一个长者之风。这个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厚道的心地,真是了不起。这是说与臣道有关的个人修养问题。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这段历史故事,是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想夺政权,把自己娘家的人弄上台,而将汉高祖的老部下都撵掉了,是汉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危险时期。郦寄是汉高祖的一位秘书兼参谋郦食其的儿子。后来周勃他们推翻了吕家的政权,恢复了汉高祖子孙的权位,这中间是一段很热闹的外戚与内延之争。在这一段斗争中,周勃他们,教郦寄故意和吕禄做好朋友。这时吕禄是执金吾,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需先把吕禄弄开,否则这天晚上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就难于顺利进行。所以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吕禄到郊外去玩。于是由周勃他们在首都把吕氏的政权推翻,接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来即位为孝文皇帝。可是后世的人批评郦寄把吕禄骗出去郊外玩这件事情,在他个人的道义上说来,是出卖了朋友。那么这个道理,究竟对不对,又该怎么个说法呢?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他认为郦寄卖友的批评不对。所谓出卖朋友的交情,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益,而忘了朋友的义气,才是卖友。郦寄的父亲帮助汉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吕家把这个政权用阴谋手段拿去,这才是不对的。他能在这劫难之中,把吕禄骗出去,予以摧毁,他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这不是出卖朋友,只是在政治上,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追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注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这里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靳允是三国时人,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命令一个大将程昱留守后方的重镇甄城,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他,于是曹操这时只好亲自迎战吕布。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想要胁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自己。所以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这个地方。结果靳允被说动了,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这里就引这个故事,问起靳允这样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众说: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作者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徐众是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和曹操之间,还没有君臣的关系,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在情理上,靳允是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
  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以说明这个道理。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构,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这是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汉高祖有一个大将王陵,项羽为了要他归顺过来,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来,威胁王陵。而王陵的母亲,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会为母亲而意志不坚定。因此自杀,留了一封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嘱他还是好好帮助汉高祖,坚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心里再没有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忙刘邦。
  另一段故事: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
  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在齐国做官,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而管仲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的官,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像这样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怎么可以为相!把他开除了。
  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为靳允违亲的事,作了结论说:
  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所以靳允是不对的,应该先去救母亲的。
  接下来,又举了一个例子,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作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以胁迫徐庶,使徐庶进退两难。刘备一知道这情形,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来,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你还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一个领导人,应该深体人情,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刘备是刘备,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绝对不同。
  ……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这段是说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他们:根据历史的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三个不同的反应,在今天(曹丕当时)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划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这是王朗的答复,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事情,王朗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够真爱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不忍心骗他。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所谓“察察为明”,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自己的姨太太们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在家里打牌。雍正听了以后,认为这大臣说话很老实,因此很高兴地笑了,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吩附他回去再打开来看。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雍正所送的纸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牌。可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里。这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当时撒谎,说昨夜在处理公事,拟计划,写报告,那就糟了。这在雍正,就是察察为明。偶然用一下则可,但是不能长用,长用总不大好。这样以“察察为明”的作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所以做领导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也许他是无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没有道理,有时候装傻就算了。再其次说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过错,重则杀头,轻则记过,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那么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骗了。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不用头脑,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也绝对不变通处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这篇是讲臣道,专门讲干部对上面尽忠的道理,但是尽忠不能只作单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义,这和《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两句话的意思一样。王朗在这里就是袭用孔子的这两句话,予以阐述。任德感义的,同“道义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样,可以达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错了成为风气,就与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相同。就是说不要认为拿政治的体制来领导人,拿法令来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责任,而且自认为很高明,在内心上无所惭愧。他最后说,这两种情形之下,好坏的悬殊很大,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的权衡,像天平一样,不能一头低一头高,要持平。但一个领导人、大干部,决定大事的时候,不能斤斤计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这是历史上两个人的评论。季文子是春秋时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此人来自乡间,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闻天下,一直做汉武帝的宰相。虽然做了几十年宰相,家里吃的菜,还是乡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饭,穿的衣服旧兮兮的,非常朴素。我们看《史记》公孙弘的传记,一长篇写下来都是好的,实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写在别人的传记里了。这是司马迁写传记的笔法。公孙弘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作假,等于民国以来的军阀冯玉祥一样,和士兵一起吃饭的时候啃窝窝头,回去燕窝鸡汤炖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里面却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孙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折节--所谓“折节”,在古书上常看到,如“折节”读书。曾国藩有几个部下,器宇很大,但学问不够,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再回去读书。结果变成文武全才,这情形就叫作折节读书。换句话说,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自己弯下来,就是对人谦虚,虽然身为长官,对部下却很客气,很谦虚,所谓礼贤下士,也是折节的意思。这段书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都不摆架子,自己也能俭朴、本素,可是当时以及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毁誉,却完全不同。司马迁对公孙弘是亲眼看到的,写历史的人,手里拿了一枝笔,绝不会姑息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可是中国的历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写的,当代多是记录下来的笔记。由此观之,问题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许多事情不够真实。但是评论历史人物,却的确需要隔一代。在当代要批评人物,也得留点情面,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评论就不同了,没有情感和利害关系,才能冷静客观。这里的两个人,在当时的为人处世型态和做法是一样的,当代的人很难评论,而后来历史的评论,完全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
  范晔是《后汉书》的作者,南北朝刘宋时的名臣。他说范晔曾说过,人并不是各个都仁,有些人拿“仁”来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为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处处讲义,做事情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标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黠讥其多许,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这仍是范晔的话,他说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太太们身上没有穿过好的衣服,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光荣。可是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当了宰相,一辈子穿布衣服。(等于现在的人,始终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装,这样不好吗,说他作假,作一辈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这个人汉武帝都怕他,监察御史的职权大得很,皇帝不对,有时他也当面顶起来。古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的。汲黯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大舌头,好几次为了国家大事,和汉武帝争吵,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把汉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见,教他不要急。)这个骨鲠之臣,硬作风的人,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孙弘的实际行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绝对是好的,公孙弘则后世认为他在作假,是什么理由?这就要自己去体会。
  用仁义做手段来兴利,或为了天下的利益,或为自己的利益,一是为公,一是为私,差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历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历史上站得住,留给后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书上的记载(指孔子的话)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触犯上面规定的法令,怕不合规定,勉强做到仁的境界,这样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修养。所以比较起来,这几种为仁的表现虽然一样,但是仔细考核起来,他内在思想上,心理的动机是有差别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历史上的帝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历史的美谈。等于是坦白地说明了,他手下这些将领,在起义当时,都是他的同事,当时他只是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这一类的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同事们把他捧起来,当了皇帝。后来他想也是很难办。我们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领袖的确很难,我们常说朱元璋刻薄,杀的功臣最惨,如果人生经验体会得多了,到了那种情况,也真没有办法。朱元璋本来很好的,当了皇帝还念旧,把当年种田的朋友找来,给他们官做,可是他们在朝廷里乱讲空话,把当年小时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说出来,说一次还不要紧,常常说,连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说当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后,一些老朋友、老同学,来了一起做事,也一样以老同学关系,在公开场合说空话。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一些同时打天下的人,恃宠而骄了,使赵匡胤没有办法,只好请大家来吃饭。酒喝多了,饭吃饱了,他对大家说,皇帝这个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坐,大家拥护你到底。赵匡胤说,你们当时把黄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别人也把黄袍替你穿上,又该怎么办?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来问他该怎样才好,一定听他的。于是赵匡胤说,大家要什么给什么,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们只好照办。这就叫做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杀过功臣。这是研究赵匡胤的这一面,他确实很仁慈。
  另一面来说,因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开国以来,始终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纳入版图。因为他是军人出身,知道作战的痛苦,也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残害,他不想打仗,只想过安定的日子,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这是历史另一面的研究。
  现在讲到人的天性问题:安于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为利,而心向往之的人就不同了,只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不是天生的厚道。而另外有些人,比主动利仁还差一级的,是外表行为勉强做到仁的标准,因环境所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所以在安仁、利仁、强仁这三种性格的人,比较起来,安于仁道的人当然最好。
  ……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口彦)。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美!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评论,开头一段讲到人才的道理,可以说是领导人如何去发掘人才,也可以说做干部的对自己的认识。他是以中国文化中“圣人”这个名称,来标榜学问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说: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这里的道德,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道德观念,这是一个名称,包括了内心的思想、心术、度量、才能等等)。器识,才具,学问,见解,没有不完全的。等而下之,不是圣人这一阶层,中等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才能,各有长处,不过所好不同,各有偏向,某人长于某一点,某人欠缺某一点。所以孔子对他的学生批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口彦)”,四人各有所偏。由这个道理看来,一个人“才”“德” “学”能全备的,就比较少了。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数,要想达到圣善,只好靠后天的努力,由外表行为做起,慢慢影响内在。(如教学生对人要有礼貌,学生说不习惯,就教他们先由表面做起--做作,久了就变真了。)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讨厌作假,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也坦率,贪的坦率,要就要,笨就笨,这样的人难道就让他坦白的贪愚下去吗?就可以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道理并不是这样的。“肖貌天地,负阴抱阳。”中国的哲学,人是秉赋阴阳的资质,为天地所生。外国人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人,中国人不讲上帝,而说人是像(肖就是像)天地一样,本身具备有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清、浊、贤、愚,后天的个性各有不同,可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富贵享受,这种倾向,都是相同的。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装扮起来,好像女人总要抹抹口红,男人总要刮刮胡子,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好看。坐高级的车子,骑上好的马,以现代来说,坐最新颖的汽车,是大家都喜欢的;相反的,守得清贫,喜欢穷,非常洁身自爱,这是难以做到的。当然有这种人,但那是少数,不能普遍要求每一个人。至于那种处处为公,绝对不自私的典范,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领导人要注意,如此要求,鞭策自己可以,要求别人的尺码就要放宽一点。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忠臣孝子的标准,必须以学问道德,慢慢修养而来,人性生来并非如此良善。因为自己思想学识认识够了,由礼义的教育下来,能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才做得到。假使不在后天上用礼义教育节制,任由人性自然的发展,就像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欲望永远无穷。如此欲望无穷,又怎么能够吃苦过日子,安于淡泊,做到绝对贞洁,一切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钱财方面,临财不苟取,完全合于义礼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这八个字把政治、教育、社会,乃至个人的修养都讲完了。)教育并不是否认欲望,而在于如何设法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志”是情感与思想的综合,人的情绪不可以自满,人得意到极点,就很危险。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功业到了顶点以后,往往会大失败。所以一个人总要留一点有余不尽之意。试看曾国藩,后来慈禧太后对他那么信任,几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国藩却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求缺斋”,一切太圆满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说的廉士清官,绝对不要钱吗?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认的清官包公,假使说他连薪水袋都不拿,那才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奖金给他,他还是应当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爱钱,而是取之有道,对于不义之财绝对不取,已经是了不起了。
  《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引用这两句话是从好的一面讲,这里是从相反的一面讲。)人还是得像雕刻一样,用后天的努力,勉强自己,雕凿自己,慢慢改变过来(我们作学问,该有这一层领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话,都有正反两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诗经》这两句话,在《论语》里,孔子和子贡讨论到诗,是就道德的修养而言,而这里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个性,由作假而变成真的,也同样用到这两句话。这就是我们写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体会的。尤其是一个领导人,更必须有这一层认识。同样一句话,各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所以对于别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文字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类的思想。如果能够完全表达,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误会了。所以说话很困难,除了口里发声以外,还要加上眼睛、手势、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时候动错了,别人还是会误会的。在哲学观点说,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现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国的青年,都反对后天的约束。他们觉得一切太假了,认为人欲怎样就该怎样,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这样,要求任真(现代所谓的放任自然)。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礼貌?那么多的思想范围?这问题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这里就说,放肆天生愚蠢、丑陋不稳定的情绪,让它自然发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约束,认为这样才不矫情,才算任真。那么想要杀人抢人,就杀人抢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绪上想到要抢就抢,这是自然吵!也没有错啰!但真这样就糟了,先王就成为文化罪人了。(这个先王,在古文中常有,并不是专指那一个人,而是泛称,代表传统文化。)最后作者自己的结论认为,矫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学里教孩子,一进学校要说:“老师早!”这就是矫情,小孩子生出来,绝不会说妈妈早,你好!而是后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师早!老师好!”的观念。)但人类之有制度礼貌,就靠这点矫情开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个好听的名词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并不是假,而是矫正过来,改变过来,成为礼义的开始。而任真的结果,就成贪鄙之主。所以勉强学仁道的,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呢?《长短经》的作者,认为强仁是对的。
  ……
  这里就想到一件历史故事,晋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远甓的故事就是他。原来他做过都督,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操纵在他手里。而他还是愿意习劳苦,每天在家里把一些陶土的砖块,搬进搬出,他说,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于疲惫,不能不习劳苦,如安于逸乐,一旦有事,体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时他很节省,把木匠做工剩下来的竹头木屑,都留下来,堆了几房间,人家以为他小器。后来发生了战争,造战船的时候,需要竹钉都没地方可买,他就把这些小竹头拿出来做钉子用,及时造好了战船。所以他告诉部下,天下任何东西都有用处,不要随便浪费。那时正需要人才,有人向他推荐一个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访。看见这个青年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满屋的书画,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没有洗,头发又乱又长,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后他对推荐人说,这个青年,连一个房间都没有管好,国家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谓“乱头养望,自称宏达。”这是他的名言,就是说这个青年,头发也不梳,弄得乱乱的,藉此培养自己声望,而自命为“宏达任真”。结果一个小房间都治理不好,恐怕别无真才实学。
  ……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这是另外举出的一个历史经验。
  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件有名的故事。秦国的大将白起打赵国,赵国打败了,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了。而白起在一夜之间,所这四十万人活埋了。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地方提起这件事,几千年来,一直到现代还提到。另一面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毛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不管因果报应的事有没有,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杀人,是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不得已,所以没有罪。但如果为了私怨,尤其是对于已经投降了的人,还把他活埋,这个罪过可大了。根据历史的经验,这样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以后这人的结果,还是很不好。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后来历史上评论,一个外国人尚且有这样的正义感,不主张杀投降的人,可见一般人的看法对白起很不以为然。
  这里就提出长平之役这件事情来讨论,白起这个人算是军事作战上了不起的奇将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令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优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这是引用何晏的话,来评论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将。
  何晏是魏时人,他说白起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是一大骗局,答应投降了就没有事,结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了,以整个战略而言,实在失策,一定会失败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会上当而死,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况这四十万人,身上都还穿了坚硬的战甲,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当受骗而已。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他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看见了,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从这次以后,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大家都认清楚了,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的死,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自此以后,秦国无论攻什么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来。所以自起这样做法,反而延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因为他虽然一夜之间残杀了四十万生命,相反的作用,等于告诉天下人,自己必须坚强,绝不能投降。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士的意志和决心,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白起这个做法,是正在进兵的时候,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势,军事的表面上胜利,而在政治上、国际上,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使再起来作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那这下一次的战争,就不比前一次,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列国都对秦国备战了。因此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所以后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秦国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国。秦王知道这个道理,内心非常忌讳,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并且以这一次长平之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役之前,秦国的兵源不够,重新发一道命令,变更法令,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赵国打仗。这仗打下来很惨,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并没有消灭赵国,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了。而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而论,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要有长远的眼光,中国历代的第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帅曾国藩,就是文人。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而用兵,小而个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
  ……
  下面的讨论,就提到《素书》了。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年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雄雌未决,而失信义于夭下,败亡之道也。当七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起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他引用黄石公所说的原则,再加以发挥。黄石公所说的原则,也就是道家的思想:柔能克刚,弱能制强。所谓柔,就是道德的感化。过刚,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像白起这种做法,就是贼,就是不正,过刚就是错了。有如一个人,体力不够,在街上走路跌倒,大家看见,一定上前帮助,柔者人之所助。如果是太刚强的人,那就不见得如此。太刚的人,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作人就是这个道理。个性、脾气的刚柔,也是一样。历史上纣王当时百战百胜,结果还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国。项羽每次战争都打胜仗,和刘邦打了七十二次战役,前面七十一次都战胜刘邦,到最后一次项羽失败了,也就完了。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他曾经劝黥布背楚降汉,平定天下后,汉高祖封他为护军中尉)当时曾说过,全国人的心理并不希望楚国项羽打胜仗,项羽一打胜仗,所有的诸侯,自己害怕,就彼此联盟,帮忙互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大家都知道刘邦是个老实人,直爽厚道,大家都愿意和刘邦联合。所以从这个道理看来,假定天下整个的局面是安定的,只有一个敌人,只要这一次战争,就可解决一切,这样用一点假,还可以。(这就告诉我们,在军事上,乃至在工作上,最高的原则,还是诚信。不诚不信,最后终归失败。)如果整个的时代是不安定的,在海内纷纷,最后到底是谁成功,还没有决定的阶段,就要注意,不要眼光短浅,不要太贪现实。这个时候,想要真正的成功,还是要诚恳。假使在这个时候失信于天下,最后一定败亡。
  那么回过来看长平之役,正当七雄争霸的时候,秦国想统一天下还做不到,六国诸侯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盛,白起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这一决定处理下来,结果使诸侯害怕了,反而组织联合战线,合纵了。诸侯一合纵,当然对秦国不利。白起在战场上身为统帅,这一个战地的处决,把降卒活埋了,他当时还自认为这是一次最光荣的大胜利,可是在整个列国局面来讲,是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说法是对的。


                 下编

                 前记

  吾国学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千载以还,致使百家之文,多流散佚。诸子之说,视若异端。此风至宋、明尤炽。然纵观两千余年史迹,时有否泰,势有合分。其间拨乱反正之士,盛平拱默之时,固未特以儒术鸣也。明陈恭尹《读秦纪》有言:“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盖指张良受太公兵法于圯下,佐高祖一统天下也。近世梁启超先生,治学有宗。亦以忧世感时,愤儒家之说,难济艰危,曾赋言以寄:“六鳌摇动海山倾,谁入沧溟斩巨鲸。括地无书思补著,倚天有剑欲长征。抗章北阙知无用,纳履南山恐不成。我欲青溪寻觅谷,不论礼乐但论兵。”目今世局纷纷,人心糜诈。动关诡谲,道德夷凌。故谋略一词,不仅风行域外,即国内亦萍末飓风,先萌朕兆。波澜既起,防或未退,故有不得已于言者。
  史迁尝论子贡曰:“田常欲作乱子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代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请行,孔子诈之。……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又曾子亦有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夫二子者,孔门高弟,儒林称贤。审曾子之言,析子贡之术,皆勾距之宗纲,长短术之时用也。故时有常变,势有顺逆,享有经权,若谓儒学皆经,是乃书生之管见,自期期以为不可。此其一。
  谋略之术,与人俱来。其学无所不包,要在人、事两端。稽诸历史,亦人也,亦事也。入世之学,有出于人、事者手?其用在因势利导,顺以推移。故又名长短术,或曰勾距术,亦称纵横术,皆阴谋也。阴者,暗也,险也,柔也。故为道之所忌,不得已而用之。“君之得之固穷,人小得之伤命。”若无深厚之道德以为基,苟用之,未有不自损者也。故苏秦陨身,陈平绝后。史迹昭昭,因果不昧,可不慎哉!此其二。
  近世教育方针,受西风影响至巨。启蒙既乏应对之宜,罔知立己修身之本。深研复无经济之学,昧于应世济人之方。无情岁月,数纸文凭。有限年华,几场考试。嗟呼!一士难求,才岂易得。故大风思猛士,大厦求良材。此千古一调,百世同所浩叹也。或云时代之流风,岂非人谋之不藏。二十世纪末世界文化趋向,起复于东方,历史循环返复,殆无疑义。既光固有文化,岂限一尊?欲建非常功事,何妨并臻。此其三。
  老子有言:“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际此太白经天,兵氛摇曳。爰检《素书》《太公兵法》(俗称三略,古之玉钤详为阐述。或旁征博采,用明其体。或记事论人,欲证其用。总君臣师三道之菁英,概三千年来历史人事。或奇或正,亦经亦权。非为自诩知见,但祈逗诱来机。只眼既具,或可直探骊珠,会之于心。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
  是书讲述之时,有客闻见之而谓曰:“三略之书虽云太公、黄石所传,亦有谓宋相张商英所撰,考之皆系伪托。予以盲接引,穷极神思,得毋空劳乎?”师笑曰:“子之论似是而非。昔者,林子超先生喜藏字画,然多赝品,人莫能辨。有识者法之,则答曰:‘书画用娱心目,广胸次,消块垒。虽赝品,其艺足以匹真,余玩之,心胸既畅,虽然赝,庸何伤哉?’余爱其言也。”客称善焉。

                 乙卯之夏湘潭弟子冯道元记闻于台北

                素书六章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盖世风日薄,人心由质而文。故言五者,原始于一体也。儒家主张性善,寓意谋略之用,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故首标原始章以开其端。
  然时空异易,文字之别,自汉以下丕变。故今简约言之,以道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接物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此万古之常经,权略之根本。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万物之情识,乃至一切有相,皆不离道之用,然终难明其体。故原文引《易经》“百姓日用而不知”以言道之用,又申老子之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以表道之体。
  德者,人之所得,被万物各得其所欲。
  《易》言“赞天地之化育”,释言“慈悲喜余”,儒言“博施济众”,皆标揭人生之目的也。故道之用在成德。德者,得也。使人各有所得,而非占为己有,方能尽情万物,使各得所需,各得其位,此为大功德,亦谋略之大用也。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
  原文言仁者,必具恻隐之心,能施惠泽及万物,俾各得其所,以赞遂生化之功。
  其内涵引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谓道不远人,故口人之所亲。又以人能弘道,故用之,则能为人所亲。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承上文言积德行仁,必藉之于事。行之于事,则涉及权责。故统领居位之道,要于赏罚善恶之间,行之允当。乃能立功成事也。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谁能出不由户”乎?故凡人朝夕之所践履,言行之所表,皆需动乎礼,应乎道。表里如一,体用彬称。如是人伦之人文,遂乃生成。
  千古人才难得,智术各有短长。赵蕤之论人也: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拥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又《人物志》云:“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汗。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桀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治,崇在裕覆,失在涵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休动磊硌,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沈静审密,精在无微,失在迟懦。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而本文以俊、豪、杰别之: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德足以怀远,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原文言人才之所以称为俊者,必信、义、德、才、明五者兼备。
  信可以统异,贤与不肖,皆能信之,犹季布之一诺也。义可以使众附,非胁之以力,动之以利也。德可以悦近人,来远者,非好行小惠之术也。才学可洞古彻今,通达无碍。其聪明足以洞明世事,达练人情,知众而能容众。五者兼具,人中之“俊”也。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原文言人才之所以称为豪者,必行、智、信、廉四者兼备。
  行谊堪为一时之表率。是非利害之际,智可以决之。信可以成约而无悔。重义则轻财,轻财必重义,此事理之必然也。上四者兼备,人中之“毫”也。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典职能敏于事,孔子所谓三年学,不至于谷也。居义而不反顾,孟子所谓舍生取义也。临难能挺身以赴,见利而不贪。即曾子之论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上四者兼备,人中之“杰”也。

              求人之志章第二

  夫欲为人之本,可无一焉。
  立身不可不修道德,应事不可不具权谋。故成人之根本,上章所述之豪俊,不可不备其一也。才德难全,古今如是,故论求人之志。要知鲲化而后鹏飞,道德互为因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士君子之所以不苟出处也。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里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
  原文之“贤人君子”,乃言道德有成之人。此人应世之先,需洞彻历史之演变,而推未来之趋向,乃能明乎成败机微之算数。再盱衡当前主客之形,交变之势,于是用舍由心,行藏在手。虽如此,尚需契其时机,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故圣人不能违时,智谋不如当时,盖人不可与天争也。苟会心于此,自必泽及当代,名垂后世。
  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承上文,如时势不得其机,要能甘于寂寞。故姜尚钩闲于渭水,诸葛抱膝于隆中,此待时也。时有至有不至,运有穷通。故希夷高卧华山,王通讲学河汾,皆谈泊以俟河清也。余如巢父、许由、严光、周党,皆惜身以自洁者也。故其道愈高,其见愈远,其行愈清,是以其名则愈为后世所重。
  总简本章之旨,言君子之出而应世也,须才、德、学三者具备。胸襟、气度缺一不可,析之于下:
  功名成于德业,事功应乎初心。《易》云:“举而措之天下谓之事业。”此圣贤之业也。然“浮名浮利浓于酒,几人肯向死前体”?救世救民乎?利己利家乎?是故存心不可不察,德行岂可不修。且老子有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张良欲从赤松,李斯空怀黄犬。处世但求心安,成功何必在我?具如此德行,如此识度,始可言事功,盖论人以德为本。
  才德难全,古今如是。才高者可与进取,流于宕逸。德厚者可使守成,偏于儒顺。故论人以才为用。然才德既是难全,故需以学和之,毋使偏颇。非学无以广知,无才不足寄命。既须鉴古达今,见微知渐。复须千手千眼,手段通天。故才学不可不具。三者既备,进可成事立功,匡时济世。退可安身立命,超凡人尘。用舍无尤,行藏合道。孔子云:“可谓成人也矣。”

               正道章第三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
  嗜欲者,伤身、败德、破家、覆国之本。能绝嗜寡欲则反是。所以“人到无求品自高”,此修身之根本,富强之至道也。
  例一:孝文帝,汉君。孝文继高祖为帝,临位二十三年,
  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尝欲作露台,以需费百金而罢。常衣锑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以瓦器。减刑罚,出美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越代而武帝继统,乃得开疆以威四夷。
  例二:刘秉忠,元人。刘秉忠性淡泊,年十七服官,寻弃去,隐武安山中为僧。后世祖召之,每以天地好生力赞于帝,所至全活不可胜计。后官至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犹袖衣疏食,以天下为己任。
  抑非捐恶,所以让过。
  抑非捐恶,要在内讼以修德,所以无过。其外用必迁之于无形,所以远尤。
  例一:曾参,战国鲁人。曾子日三省其身,抑非捐心传孔子道统。
  余如宋、明诸大儒,莫不内守诚敬,外弃恶非。用明明德,以光教化。
  例二:张飞,蜀汉人。刘备爱马超之才,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欲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挟刃直立,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立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不复僭越。
  例三:王阳明,明人。王阳明既平宁藩之乱,正德帝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燕子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棉,出书简一筐示之,皆此辈交通宁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扶此以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也。
  贬酒阙色,所以无污。
  酒以乱性误事,色足败德伤身。此嗜欲之最也。
  例一:公子侧,春秋楚人。晋楚之战,侧为楚中军元帅,楚王知其好饮,每出军,必戒使绝饮。侧有小竖知主人好饮,乃以美酒称椒汤以进,侧喜,大醉。旋楚王召之议战,连呼不应,乃率师夜遁。行五十里,侧醒,大悔,自裁。
  例二:许允,晋人。允妻阮女,交礼竟,见妇色陋,即欲出。妇止之,并问所以?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几德?”应曰:“新妇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几行?”许曰:“皆备。”妇曰:“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例三:曹鼎,明人。鼐以孝闻,仁官有德政。尝夜驻驿亭,有艳女就之。公曰:“不可欺也。”乃取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终夜不辍。天明,召其母领去。
  例四:唐皋,明人。皋少时,读书灯下,有女调之,屡将纸窗舔破。公补讫,因题于上云:“舔破纸窗容易补,损人阴德最难修。”
  避嫌远疑,所以无误。
  避嫌疑,所以竟事而远祸也。
  例一:公仪休,春秋鲁人。公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不受。弟诘曰:“夫子嗜鱼而不受,何也?”对曰:“夫惟嗜鱼,故不受也。夫既受之,必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相可免,虽嗜鱼,其谁给之?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能长自给也。”
  例二:郭子仪,唐人。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及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喉类矣!”
  博学切问,所以广知。
  宋太祖以宰相需用读书人,推世间事,莫不如此。尤以今日知识爆炸时代,非博学广知,无以立也。
  例一:孔丘,春秋鲁人。孔子知礼好学,入太庙每事问。以能问于不能,尝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好学切问,故能开儒门道统,成千秋师表,为百世圣人。
  例二:司马迁,汉人。迁读古今万卷之书。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酒。讲业齐鲁。征巴蜀。略昆明。于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成《史记》。
  高言危行,所以修身。
  孔于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乱世尤忌才高德薄,慎之!慎之。
  例一:管宁,魏人。宁与华歆、邴原交善,并有令名,时号一条龙。尝与歆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歆废书观之,宁乃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会黄巾之乱,宁走辽东,往见太守公孙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乃国山为庐,凿坯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成仪,明礼让,非学者无由见。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
  例二:王通,唐人。通于隋仁寿间,百游长安,上太平十二策,知谋不用。乃退居河汾教授,受业千数,仿《春秋》作《元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初唐薛收、李靖、房玄龄、魏征等,皆曾北面受王佐之道,卒开初唐之盛。清颜古翁有句:们罗相府文中子。”盖指此也。
  恭俭谦让,所以自守。
  俭为立身之本,谦为众德之基。仁者必世而后兴,所以恭俭谦让,积其德也。
  例一:周文王,商人。文王积善累德,诸侯响之。其治周也,近悦远来。入其界,耕者让畦,俗皆让长,由是归之者四十余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后其子武王灭纣,有天下八百年。
  例二:羊祜,晋人。祜督荆州拒陆抗,度不能以兵胜,乃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人心。军居轻裘缓带,身不披甲,恭俭谦让,修德以来吴人。卒时,南州号恸,吴守边将士亦为泣下。祜先举杜预以继,用其谋,吴灭。
  谋深计远,所以不穷。
  谋深计远,所以久安而无穷也。
  例一:姜尚,周人。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 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犹望得臣而友之乎?不得巨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子?”
  (后齐终无惰氏,不为弱国。太公之远谋也。)
  例二:萧何,汉人。何佐高祖,兵下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楚汉之争,沛公具知天下阻塞、户口、强弱、民所疾苦者,皆出萧何之计远也。
  亲仁友直,所以扶颠。
  友者,五伦之一。孔子论友,益者三,损者三,以其关系一生,不可忽也。
  例一:魏无忌,战国魏人。信陵君夺兵救赵,留赵。闻处士毛公、薛公藏于市井,乃间步往访,游甚欢。后秦代魏,魏遣使求救于公子,公子感夺符救赵事,言敢为魏使通者死,宾客莫敢劝。毛公、薛公往见,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竟,公子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合五国之兵破秦。
  例二:周昌,汉人。昌尝燕时入秦事,高祖方拥戚姬,昌还走。高祖还得,骑其项问: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王也。”于是上大笑,然尤惮昌。及帝欲废太子,而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口吃而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笑。后太子用留侯策,遂安。
  近恕骂行,所以接人。
  恕笃之道,所以接人息怨,孔门“仁”之外用也。
  例一:光武帝,汉君。光武诛王印,收文书,得吏人与印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曹操破袁绍后,师此故事。)
  例二:文宗,唐君。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依旧例,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偶观斗鸡,优人称赞大好鸡。上曰:“鸡即好,便赐汝。”
  (不扬前人之过,不开奸佞之端。仁恕慎笃,革弊于无形。)
  任材使能,所以济务。
  任材能使,所以人尽其才,各安其位也。
  例一:韩氵晃,唐人。氵晃节制三吴,所辟宾左,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座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车无敢滥出入者。
  例二:钱鏐,五代人。鏐为吴越王,尝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园苏州,使仁章通言人城,果得报而返。鏐以诸孙畜之。
  瘅恶斥谗,所以止乱。
  谗为乱源,孔子所谓浸润之谮,肤受之囗也。
  例一:孔子,周人。孔子与少正卯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 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日心达而险,二日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辨,四日记丑而博,五日顺非而泽。此五者犯其一,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
  例二:牛弘,隋人。弘有弟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推古验今,所以不惑。
  譬夫五经,载前贤之经历也。告诸往而知来者,是以不惑。
  例一:张良,汉人。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子荣阳。汉王恐忧,用郦食其计,拟复六国之后以挠楚权。良闻之,推古今之同异,反复以八事譬陈,汉王乃罢前议。越三年,汉一统天下。
  例二:曹操,汉人。何进谋诛宦官,何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兵胁之。操闻之,乃笑曰:“闭坚之官,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如此。既昭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啊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卓未至,进被杀。卓至,汉大乱。)
  先揆后度,所以应卒。
  揆度以行,事必成。谋而后动,功必竟。
  例一:郭嘉,魏人。曹操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昌根本。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轻骑一举可破也。刘表坐谈之客,自知才不足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操用其言,卒应全功。
  例二:万二,明人。嘉定安亭万二,富甲一方。有人自京回,万问其见闻。其人曰:皇帝(明太祖)近有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文五犹拥被。”万叹曰:“兆已萌矣2”即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此籍没。万二卒获令终。
  设变制权,所以解结。
  设权变以解结避怨,所以善其后也。
  例一:楚庄王,春秋楚君。庄王宴群臣,日暮继烛,命美人行酒,会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绝其缨,告王趣火察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 命曰:“今日之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后火,极欢而散。及楚郑交兵,楚不利,一将奋力冲突,五获敌首,卒胜郑。庄王询之,则夜宴绝缨者也。
  例二:秦桧,宋人。桧为相,有士人某,假其书谒扬州守,守党其伪,乃并人书押回。桧见之,假之官资。或问其故。曰:“胆敢假桧书,必非常人也。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括囊顺会,所以无咎。
  顺其势利,当取则取。
  例一:孔融,汉人。汉末,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众迎备,多方劝行,备逊辞。孔融曰:“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备遂领徐州。
  例二:王某,宋人。王某任浙西一监,初莅任日,吏民献钱物甚丰,曰下马常例。王会见之,以为污己,便欲作状,并物申解上司。吏辈祈请再四,乃令取一柜,以钱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置于厅治。戒曰:有一小犯,即发。由是吏民惊惧,课息俱备。比终任荣归,登舟之次,吏白厅柜。公曰:“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牍可证。”吏赍案至,俾舁柜于舟,放流而去。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
  橛梗如楷,其介如石,不随流俗,乃得成事立功。
  例一:冯异,汉人。异好读书,通兵法。从光武,进止有表识。诸将从光武战,每并坐论功,声喧内外。异乃独屏树下。一军敬之,号之“大树将军”。
  例二:吕文靖,宋人。仁宗时,大内灾,宫宝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晏,宫门不启,不得问上起居。两府请入对,不报。久之,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吕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官廷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创业维艰,令终尤不易,故须勤勉惕励以保之。
  例一:曹参,汉人。参曾住高祖,后继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无所事事。惠帝让参,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曰:“朕安敢望高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曰:“君似不及也。”参与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称善。
  例二:诸葛亮,蜀汉人。亮佐刘备于颠困,孜孜淑淑,一生慎重。其治蜀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故三国鼎峙,并以偏弱,犹能用武南北,诸葛亮之功也。

              本德宗遵章第四

  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
  本书言“原始”以标宗旨,继“求人之志”概论人才,“正道”以示道本为正。本章言“本德宗道”,后章结之以“义”、“礼”,盖长短之术,实基于道德也。
  故君子动必有因,出人不苟。藉名位以为用,设权变以行仁。先高其志,慎笃其行,修道德,广识见,通古今,衡权变。如是必能长于谋,成于事也。
  例一:苏泰,战国周人。秦长于谋辩,挟术以于秦惠王,不中。裘敝金尽,色槁形枯。乃赋归苦读,究太公《阴符》,倦欲眠,辄引锥自刺其股。期年揣摩有成,以说赵王,倡纵抗秦,佩六国相印,名重诸侯。六国用其谋,秦兵不敢出关者十五年。
  例二:张良,汉人。良祖、父相韩五世,灭于秦。良誓报之,乃散金结客刺始皇,不果。亡命下邳,逢圯上老人受教,读书养气十年。后佐高祖,言必从,谋必果,高祖既定天下,论功曰:运筹策帏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安莫安于忍辱。
  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故谚云: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殃。
  例一:勾践,春秋越君。周敬王二十六年,吴破越。勾践夫妇羁吴,服犊鼻,著樵头,斫丛坐刂养马,除粪洒扫。如是三年,谦退忍辱,乃得返越。返后,衣不重采,食不加肉,与民同苦,经十年生聚教训,文种献七策,用其三而吴灭。
  例二:韩信,汉人。信始为布衣,贫无行,常从人寄饮食。偶经市,无赖子辱之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皆笑以为怯。
  先莫先于修德。
  盖世功勋,植基于德。故《易》有言:“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其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屏。”
  例一:秦惠王,战国秦君。苏秦始以连横说之,请并六国。惠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秦自是修德图治,至始皇帝而一统天下。
  例二:楚昭王,春秋楚君。周敬王十年,吴联唐蔡破楚,昭王亡奔。异年返国,告宗庙,抚百官,曰:“失国者,寡人之罪。复国者,卿等之功也。”自是修德安民,练军经武。越十年,其国乃兴,其时唐已覆亡,更灭顿、胡、蔡。
  例三:冯谖,战国齐人。谖贫乏不能自存,香食孟尝君门下,尝使之收债于薛,谖至薛,使吏备牛酒,召诸民当债者,悉来合券。券偏合,起矫命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即日驰车返报孟尝君,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利贾之。臣窃矫君命,以债赐诸民,悉烧其券也。”孟尝君称善而心不悦。后期年,齐王罢孟尝君相,因就国于薛。薛民感其德,扶携老幼,迎之于百里外。孟尝君始重谖,复用其谋,再相齐。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乐莫乐于好善。
  修百善自能过百福,竭千虑自必致千祥。故谚有云:“为善最乐。”
  例一:晏平仲,春秋齐人。平件相齐,敝裘羸马,出使四方,田桓子以为隐君之赐而讽之。晏子曰:“自臣之贵,父族无不乘车者,母族无不足衣食者,妻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举火者三百余人。此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
  例二:范仲淹,宋人。范文仲尝购一宅基,堪舆家谓曰:“此当世出卿相。”公曰:“诚有之,不敢以私一氛”即捐其地建学,世所传苏州府学是也。
  神莫神于至诚。
  诚能通神,诚能感物。宋、明诸大儒,多终生究此一字。子思著《中庸》更以“诚”可以与天地参。
  例一:诸葛亮,蜀汉人。亮佐备统两川,称帝。寻备崩殂,亮矢志中原,以引众此征,必先定南方。故率师向南,深入不毛,七擒其首孟获而七纵之。虽云智术,亦至诚也。故历千载,南人感德。
  例二:王祥,晋人。王祥性至孝,国继母故,失爱于父。及父母有疾,祥衣不解带,汤药必躬尝。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封,祥解衣剖冰,将入水求之,忽双鲤跃出。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乡里惊疑,以为诚之所感。
  明英明于体物。
  能体物,则能察其微,而后通人情,明事故也。
  例一:孙亮,三国吴主。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取蜜,蜜中有鼠矢。亮询主藏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左右请付狱推之。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内燥。亮曰:“若久在蜜中,当湿透,今里燥,必黄门欲陷藏吏也。”黄门首服。
  例二:李若谷,宋人。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盖欲擅其产。累鞠不实,李乃令民返家殴其叔。叔果讼侄忤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苦莫苦于多愿。
  人心不足,欲海难填。故释氏以有求皆苦,儒门谓无欲则刚。
  例一:囊瓦,春秋楚人。囊瓦佐楚昭王,陈、蔡来朝。瓦闻蔡侯有羊脂白玉佩,银貂鼠裘,又闻唐侯有肃霜之马。瓦求之,不许。因国二候三年,得之。唐、蔡返,联吴破楚,杀囊瓦,物归原主。
  例二:郭开,战国赵人。郭开相赵王迁,贪秦之厚赂,乃卖赵。因之谗廉颇,杀李牧,赵亡。开以藏金多而埋于地,后掘金赴秦,以金多驰缓,为盗所杀。
  吉莫吉于知足。
  大厦千间,夜眠七尺,珍馐百味,不过一饱。故曰:知止不殆,知足常乐。
  例一:公子荆,春秋卫人。荆善居室,始有,曰:“有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称之。
  例二:赵简子,春秋赵人。赵简子敝车赢马,衣羊裘。其宰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狐白之裘温且轻。”简子曰:“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小人服善则益倔。’吾以自励,恐有细人之心也。”
  例三:孙叔敖,春秋楚人。叔敖仕楚有功,为令尹,临终嘱其子曰:“楚王若封汝官爵,不可受。汝碌碌庸才,非经济之具,不可滥厕冠裳也。若封汝以大邑,汝当因辞,辞之不得,则可以寝邱为请。此地瘠薄,非人所欲,庶几可延后世之禄耳。”
  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
  人之精气,保盈则泰。淫之则散,散则病,病可死。持盈之要,首在四肢九窍,故《老子》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又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观于此,可以养生,可以立身。
  幽莫幽于贪鄙。
  贪心一起,智便幽昏,见利苟得,未有不殉于物者也。
  例一:虞公,春秋虞君。虞虢二国,同姓比邻,以为唇齿,其地皆连晋界。晋献公欲伐虢,虑虞为之助。因备垂棘之璧,屈产之乘以诱虞公。虞公贪得,许晋假道,晋因之而灭虢。回师并灭虞,璧、马仍归晋。
  例二:公子建,春秋楚人。楚平王以谗,欲杀其世子建,建奔郑。郑定公待之厚,以国弱不能助。时晋思代郑,乃赂建为内应,许灭郑后立之。建应许,谋未动,事泄,定公乃斩建。
  孤莫孤于自恃。
  自满者败,自恃者孤。故情人句云:“水惟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
  例一:养由基,春秋楚人。养由基尝与潘党较射,由基技穿百步杨叶,力透重甲七层,乃恃技自喜。楚共王斥之曰:将以谋胜,汝生性如此,异日必死于艺。后由基果死于箭。
  例二:项羽,楚人。秦失其政,羽起陇亩之中,三年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羽拔山举鼎,气盖天下,凡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然自恃勇力,致辅佐崩离,五年终覆于汉。
  危莫危于任疑。
  无报人之心,则疑则愚。有报人之心,见疑则危。反之亦是,任则不疑,疑即不任。
  例一:王翦,秦人。翦将兵六十万代楚,始皇送之灞上,翦请良田美室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翦曰:“臣及时请之,以为子孙业也。”始皇大笑。翦行至关,使使还请者五。或曰:“将军乞贷,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秦王性忌而忍,今虚国委我,不如此,不足以解其疑也。”
  例二:关羽,蜀汉人。刘备据两川,为汉中王,乃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羽素轻属将糜芳、傅士仁。因使留守荆州,供军需。自率众围樊城,下襄阳。一鼓擒于禁,斩庞德,许都震动。操惧,乃遣使结孙权。权阴诱仁、芳,乃降,袭羽之后,羽卒倾覆。
  败莫败于多私。
  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取天下者也。故老子云:“夫推不私,故能成其私。”是故以私而动必败。
  例一:齐恒公,春秋齐君。齐桓公贪声色腹欲,宠易牙、竖刁、开方,而有志伯天下,故其政悉委管仲。仲死,鲍叔牙继之,自知才不及仲,谏桓公远小人。桓公乃逐刁等,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口无谑言,面无笑容。仍复召之,刁等送专事,齐大乱。
  例二:杨玄感,隋人。隋场帝亲征高丽,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李密说之曰:“天子远征辽左,去幽州,隔千里。今公权兵趋蒯,扼其喉。南有巨海,北有胡戎,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克,计之上也。”杨玄感不听,盖利洛阳宝货,遂围之,失利遭斩。
  短莫短于苟得。
  《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昔孔子亦以富贵无常而诫王公、勉百姓。是故苟其现实,安于目前者,未有不败亡者也。
  例一:英布,汉人。汉高祖时,淮南王英布反。上召薛公问之。对曰:“布反,不足怪也。若布东取吴,西取楚,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则山东非汉之所有也,是为上计。若取吴、楚,并韩、魏,据廒仓,塞成皋。则胜败未可知也,是为中计。若取吴下蔡而归越,此为下计,陛下可安枕而卧矣。”高祖询布军行状,如下计。乃问曰:“何以废上而出下计?”曰:“布故郦山之徒,此皆为身不顾后,岂有虑远之志哉?”寻果败亡。
  例二:刘表,汉人。汉末天下大乱,各称雄据一方,表带甲数十万,领荆州。时曹操破表绍,举国征乌丸。刘备说表曰:“今曹操远征,许都空虚,袭之可得,天下可传檄而定也。”表曰:“吾坐镇荆襄已足。”寻操自柳城返,表悔不用各言。操既返,复引军征表,军未至,表病死,其子降,荆襄易主。

               遵义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暗。
  水太清无鱼,人太明无福。故明之者必也明于内,而憨于外,此领导之要也。
  例一:鲍叔牙,春秋齐人。管仲病,桓公谓鲍叔牙可以继之为相,管仲以为不可。易牙往见鲍叔牙,谗之曰:“仲父之相,叔所荐也。今仲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为政,吾甚不平。”鲍叔牙笑曰:“若吾为政,即汝等何所容身乎?”
  例二:谷阝雍,春秋晋人。邵雍游市井,忽指一人为盗,拘审之,果盗也。苟林父问:何以知之?雍曰:“吾察其眉睫之间,见市物有贪色,见市人有愧色,闻吾之至,而有惧色,是以知之。”时晋年饥多盗,乃使雍司职捕之。大夫羊舌职闻之,曰:“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一人之察,不可尽群盗,谷阝雍死矣!”未及三日,谷阝臃偶行郊外,盗数十人,杀雍而去。
  例三:陈平,汉人。孝文帝时,陈平为相。上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钱谷出入几何?平曰:有主者。问主者谁?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
  有过不知者蔽。
  有过不知之谓蔽,知而不改之谓愎。
  例一:刘备,蜀汉主。刘备据川称帝,急关羽之遇害,乃兴兵代吴。吴遣诸葛谨为使求和,曰:“陛下以关羽之亲如何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难当先后?”备不省,败归。
  例二:关羽,蜀汉人。备进汉中王,羽镇荆州。时孙权拟联刘拒曹,乃遣使求羽女为媳。羽怒斥之曰:“虎女安嫁犬子乎?”诸葛亮闻之曰:“荆州危矣!”
  速而不反者惑。
  迷于欲者,欲伐其性。迷于物者,物伐其志。迷于己者,增其过,败其事。
  例一咽间,春秋吴君。阖闾以孙武、伍员为将,既破楚,孙武进曰:兵以义动,方为有名,以楚王无道,故我破之。今宜召太子建之子囗胜,立之为君,使主宗庙,以更昭王之位。楚必相安而怀吴德,世世贡献不绝。王虽赦楚,扰得楚也。阖闾间贪灭楚之利,不听。楚申包胥泣秦庭,乞师破吴。
  例二:重耳,春秋晋人。周襄王八年,晋乱,公子重耳奔齐。齐王妻之以齐姜,美而贤,重耳迷之,朝夕欢宴,七年安逸,无复远志。诸从者急,赖齐姜贤,共谋之。姜醉之以酒,连衾席以出重耳,百里始觉。后返晋兴国,称伯诸侯,是为晋文公。
  以言取怨者祸。
  行在言先,权我祸人。言而未行,权人祸我。况复空言耳。
  例一:彭囗,蜀汉人。彭囗为人所谤,刘漳钳之为徒隶。会刘备入蜀,囗得从,先生礼遇之。囗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备乃左迁囗为江阳太守。囗不悦,往诣马超诱之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具表囗辞,乃收囗付有司,论斩。
  例二:杨仪,蜀汉人。仪从诸葛亮,多有劳绩。亮卒,以蒋琬代之,仪不平,语费礻韦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及。礻韦密表其言,废仪为民。仪复上书,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令与心乖者废。
  令与心乖违,其事必废而不果。
  例一:武灵王,战国赵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势大振。先立长子章为太子,后废之,复立次子何。武灵王以诸将不可专任,乃传位于次子何(惠王),自将兵,称日主父。主父廷见章拜惠帝,不忍,复欲分其国,使二子分治,遂致乱。主父遭兵围困沙丘官,饿死。
  例二:袁绍,汉人。绍发兵迎曹操,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不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川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精锐,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疲于奔命,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以为沮众,系之狱。绍军既败,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必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后令谬前者毁。
  出尔反尔,其令不行。
  例一:楚平王,春秋楚君。楚平王今太子建出镇城父,以奋扬为城父司马,谕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也。”后又密谕奋扬杀太子,扬先使使私报太子逃。反告平王曰:“太子逃矣。”平王怒曰:“言出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耶?”扬曰:“臣实告之,君王有命:事建如事寡人。”
  例二:曹操,汉人。操以刘备有英雄之誉,能得众心,故留之许都,阳示宠敬,阴以羁縻。后遗备出徐州,拒袁木。董昭谏曰:“奋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翼,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操曰:“吾已许之矣。”于是备得脱,后终成鼎足。
  怒而无威者犯。
  内养不足,则怒而无威。内善既充,不怒而威。
  例一:刘法,宋人。童贯属将刘法,与夏战于统安城,大败,法弃军潜遁。距战地七十里,四顾无人,乃下马卸甲,暂图休息。少顷,数人负担前来,法向之索食,不允。法(目真)目大怒曰:“不识刘经略乎?”一人进曰:“将军便是刘经略,小人有食奉献。”乃向担中取刀,杀法并取首而去。
  例二:赵尔丰,清人。清末,赵尔丰督四川。这清廷有令,收铁路为国有,川民不服。赵怒斥请愿代表,并欲严办,遂召致民变,全川响应,武昌起义成功,赵被杀。
  好直辱人者殃。
  辱人必召怨,怨则殃。
  例一:齐顷公,春秋齐君。齐顷公嗣立,晋、鲁、卫、曹各遣使聘。晋使谷阝克眇一目,鲁使季孙行父秃发,卫使孙良夫跛足,曹使首驼背。散朝,例款私宴。顷公乃预先眇、秃、跛、驼各一人以为御,使宫眷居崇楼窥之,无不大笑。四使反宾馆,无不气愤,乃共谋伐齐,齐乱自此始。
  例二:秦昭襄王,战国秦君。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置酒为欢。饮至半酣,秦王曰:“寡人窃闻赵王善于音乐,寡人有宝瑟在此,请赵王奏之。”赵正面赤,然不敢辞。秦侍者进瑟,赵王为奏《湘灵》一曲,秦王称善,顾左右召御史,使载其事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令赵王鼓瑟。”赵蔺相如进曰:“赵闻秦王善于秦声,臣谨奉盘击,请秦王击之,以相娱乐。”秦王怒,色变不应。相如即取盛酒瓦器,跪请于秦王之前,秦王不肯击。相如曰:“大王恃秦之强乎,今五步之内,相如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斥相如无礼,欲前执之。相如张目叱之,须发皆张,秦王心惮相如,勉强击缶一声。相如召赵御史书简曰:某年月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令秦王击击。秦王欲兵劫之。谋报赵设备甚严,乃更进献酬,假意尽欢而罢。
  戮辱所任者危。
  任而不专,或任而不信,未有不败覆危亡也。
  例一:赵迁,战国赵君。秦将王翳侵赵,赵王迁任李牧为将拒之。牧将大军屯灰泉山,翳素惮牧军威,不敢犯,赵亦倚之为长城。秦乃用反间,赵王不察,令赵葱代李牧,并斩之。赵遂败亡。
  例二:朱由俭,明帝。袁崇焕,万历进士,负胆略,喜谈兵。清军入宁远,边防赖崇焕得全,后扼于魏忠贤,乞归。崇祯初,起兵部尚书,镇宁远,清兵不敢犯。寻被诬下狱,磔于市,天下冤之。自是边事无人,明亡。
  慢其所敬者凶。
  昔所敬者,而今慢之,乃其意已怠,其志已堕。
  例一:刘戊,汉人。刘交王楚,尝用名士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敬礼不衰。穆生不嗜酒,交与饮时,特为置醴,藉示敬意。交殁,次子郢客嗣封,优敬三人,一如往昔。郢客殁,子戊袭爵,初尚勉绳祖武,继渐耽酒色,召穆生,不为设醴。穆生退席长叹曰:“醴酒不设,王意已怠。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乃与白生、申公同谢病而去。未几,吴楚等七国叛,周亚夫平之。
  例二:袁绍,汉人。北海郑玄,汉学泰斗,天下人望。绍慕其名,延征之而不加扎,赵融闻之曰:“贤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礼贤,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为之君,不敢失万民之欢心,况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难乎有为矣!”后绍果败亡。
  貌合心离者孤。
  貌合而心异,其势必孤,其力必散,其事必败。故俗语云:“三人同心,其利断金。”
  例一:袁绍,汉人。汉末,董卓废帝专权。初平元年,后将军袁术、翼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亻由、充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奋武将军曹操等,拥袁绍为盟主,共起兵勤工讨卓。继以诸军持疑不进,貌合而心离,刘岱桥瑁,交恶相攻,诸将无功,其事遂败。
  例二:袁绍,汉人。汉末,袁绍统青、幽、并、翼四川,兵甲数十万。颜良、文丑、张郃等属,俱一时名将。郭图、审配、逢纪、田丰、许攸、沮授等为谋士,雄视天上。尤以田丰等具精谋远略,故孙盛有言: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惜绍不能用,貌合而心离。图谮授,绍疑而黜之。纪谮丰,绍囚而杀之。自是文武离心,谋臣崩散,官渡一败,不能复振。
  亲谗远忠者亡。
  亲谗则远忠,远谗则近忠,此事理之必然也。故王冲云:“人主好辩,佞人辞利。人主好文,佞人词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观乎此,知所以远谗斤佞也。
  例一:卫轶,战国卫人。鞅仕于秦,变法图强,秦孝公嘉其功,封列侯,号商君。鞅志满,自以功过于五囗大夫,家臣齐媚而贺之。赵良独谏曰:“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五囗大夫之相穆公也,三置晋君,并国二十。及其自奉,暑不张盖,劳不坐乘。死之日,百姓如丧考妣。今君相表八载,法令虽行,刑戮大惨。民见威不见利,如利不知义。且太子与君有隙,何不荐贤自代以求全。”鞅斥退赵良,后五月,太子即位,是为惠文公,捕鞅,五牛而分之。
  例二:刘禅,蜀汉后主。后主即位五年,诸葛亮率师北征,上表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亮殁,姜维继其志,才不及亮。后主宠谗远忠,维危惧,不入成都。晋代蜀,后主降。
  近色远贤者昏。
  圣贤事业,非英雄所能为之。故色贤之分际,要知所取舍。是以齐桓晋文,犹为霸主。汉武唐宗,不失明君。清龚定盒云:“少年已自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皇;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其意虽不足取,已道尽千古英雄人物也。
  例一:鲁定公,春秋鲁君。定公任孔子,国大治。齐恐,用黎钅且之计,献女乐于定公。定公喜而纳之,三日不朝,郊祭不礼。孔子行,鲁复不振。
  例二:卫灵公,春秋卫君。孔子离鲁适卫,灵公敬之而不能用。一日,灵公载其夫人南子同车而出,使孔子为陪臣。过市,市人歌曰:“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孔子叹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卫适宋,卫乱。
  女谒公门者乱。
  《玉钤篇》“门”作“行”,凡女干政,必乱。
  例一:杨玉环,唐人。杨玉环为唐玄宗贵妃,其姊妹俱得上宠,封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兄杨国忠为相,一门显赫,宫廷出入无禁。后安禄山反,玄宗奔蜀,唐室大乱。
  例二:王氏,宋人。宋徽、钦二帝被掳,高宗即位,致力中兴。宰相秦桧下岳飞狱,拟黜其兵权。其妻王氏进曰:“擒虎容易放虎难。”桧乃以“莫须有”杀之,韩世忠亦隐于西湖,宋遂偏安,终至覆国。
  私人以官者浮。
  原秦始皇时,值蝗灾,乃诏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文帝增纳粟赎罪条款。至明景帝时,复增纳监之例。此风至清中叶尤甚。故官位者,国之名器,不可假人。私人以官者,其事必浮,其政必堕。
  例一:司马炎,晋帝。晋武帝南郊祭天,顾左右曰:朕可比汉朝何帝?校尉刘毅应声曰:可比桓灵。帝曰:朕虽不德,何至以桓灵相比?毅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较之,陛下尚不及桓灵!
  例二:严嵩,明人。明世宗时,严嵩专事,非私不用。杨继盛劾嵩曰“……郎中徐学诗,给事中厉汝进,俱以劾嵩削籍,内外之臣,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权。文武选拟,担论金钱之多寡,是失天下之人心……。”明室自兹内政日乱,外侮乃生。
  凌下取胜者侵。
  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故上下之道,上守之以礼,则下尽之以忠。
  例一:惠文王,战国赵君。宦者令缪贤得和氏璧,作宝椟藏之。惠文王闻之,乃求之于贤,贤不即献。赵王怒,因出猎之便,突入贤家,搜其室,得宝椟,收之而去。
  例二:昭襄王,战国秦君。秦王闻赵王得和氏璧,思欲一见。丞相魏冉曰:“王欲见璧,何不以酉阳十五城易之?”秦王讶曰:“十五城,寡人所借,奈何易一璧哉?”冉曰:“赵之畏秦久矣,大王以城易璧,赵不敢不以璧来,来则留之。是易城者名也,得璧者实也,王何患失城乎?”秦王喜,即致书赵玉求璧。
  名不胜实者耗。兵,而名不胜质。奢临终,戒其妻曰:“括若为将,必败赵兵。”会秦侵赵,赵王用括将兵拒之,赵母谏不听。长平一役,赵括败亡,赵降卒四十万,尽为秦坑杀。自是赵之精壮尽亡,国乃不振。
  例二:马谡,蜀汉人。谡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谩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以为不然,以谡为参军。建兴六年,亮出祁山,拔谡为先锋。谡引兵街亭,部署不当,为魏将张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退军汉中,谡论斩。
  略己而责人者不治。
  孔子云: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故领导之术,在其身正。朋友之道,在克己以宽人。
  例一:季康子,春秋鲁人。季康子执政,君臣竞尚奢华,耽于逸乐。国人尚之,故多盗。季康子患之,乃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例二:夷吾,春秋晋君。晋乱,公子夷吾许秦五城以为援,乃得为君,是为晋惠公。惠公既立,背约不与秦城,会连年旱饥,仓廪空虚,民间绝食,秦复输粟济之。越明年,秦国年荒,谋救于惠公,惠公不应,更议伐秦。秦穆公大怒曰:“君欲国,寡人纳之。君欲粟,寡人给之。今君欲战,寡人敢拒命平?”乃大破晋师,俘惠公。
  自厚而薄人者弃之。
  自奉厚而薄人,人必弃之。
  例一:懿公,春秋卫君。周惠王九年,卫懿公嗣立,不恤国政。尤好养鹤,俸比大夫,乃厚敛于民,以充鹤粮,民有饥冻,不知抚恤,值狄人来侵,人民弃之,曰:“何不使鹤拒敌?”遂覆亡。
  例二:田单,战国齐人。田单以五里之城,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七十余城。周赧王卅六年,率师攻狄,三月不能下,鲁仲子曰:“今将军有夜邑之奉,西有囗土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明日,单自立矢石之所,乃援(木包)鼓之,狄乃下。
  以过弃功者损群。
  忘大功而录小过,领导之大忌也。
  例一:卫青,汉人。李广自结发与匈奴七十余战,有功,匈奴畏之,号飞将军。广为右北平守,匈奴不敢寇边者数年。后属卫青伐匈奴,以失道故,无功。青使长吏责广之幕府对簿,广乃引刀自到。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例二:朱祁镇,明帝。朱祁镇嗣立,是为英宗,宠宦官王振,兵败土木堡,为也先所掳。于谦乃迎立祁钰,是为景帝。谦秦劾宦奸,奋励士气,屡败也先,迎英宗返。景泰七年,英宗复辟,斩于谦。谦死之日,一市为之泣。
  下外异者沦亡。
  上下离心,内外异志,致群情阻塞,举措失宜,未有不论亡也。
  例一:潘美,宋人。潘美为将拒契丹,王亻先为护军,杨业为副将。业有威名,号无敌,契丹畏之。时宋已屡败,业乃议设伏于陈家谷,美、亻先为援军,自引众出击。美、亻先忌功害能,俟业出师,乃引兵退代州。业转战无援,于延玉战死,业自裁,全军尽覆。至是边境大震,三州相继失守。
  例二:赵构,宋帝。徽、钦二帝被掳,赵构即位临安,是称高宗。初李纲、宗泽主战,黄潜善、汪伯彦主和。后高宗用秦桧为相,力主和议。而岳飞、韩世忠等,屡破金兵,欲直捣黄龙,以迎二帝,阴为高宗所忌。桧乃矫诏害飞,黜世忠。宋乃无力北伐,苟且偏安。
  既用不任者疏。
  用而不任,其情必疏。
  例一:刘表,汉人。刘备投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盖其兵,使屯新野。曹操遣将攻表,表用备拒之,大破曹兵,时荆州豪杰归备者日众,表疑其心,阴御之。会操北征乌丸,备说表袭许都,表不能用。
  例二:公孙瓒,汉人。公孙瓒与袁绍战,赵云从吏兵诣瓒,瓒虽喜得赵云,然不以重任,云乃以兄丧辞归,后投刘备,多立功勋。
  行赏吝色者沮。
  功不欲归下,行赏而色吝,则所属离心。
  例一:勾践,春秋越君。勾践用范蠡、文种等,灭吴而称霸。吴既灭,勾践筑台于会稽,会宴群臣,乐师引琴而鼓之,台上群臣大悦,惟勾践面无喜色。范蠡退而叹曰:“越王不欲归功臣下,疑忌之端已见矣!”次日,辞越王,乘扁舟出齐女门,涉三江入五湖而去。
  例二:刘弗陵,汉帝。武帝时,苏武率百余人使西域,为匈奴所回,不为威屈。历十九年,弗陵嗣立为昭帝,终得返汉,须眉尽白,都人士无不嘉叹其节。同返者九人,昭帝或赏或不赏,闻者色沮。
  多许少与者怨。
  许多与少,或许而不与,此皆结怨尤也。
  例一:夷吾,春秋晋君。晋献公薨,诸公子争立。夷吾贿秦五城以为外援,内许里克汾阳之四百万,许郑父负葵之田七十万,书契缄之,使为助,乃得立,是为惠公。惠公既立,却秦五城之许,里克、郑父之田亦不与,至是内外嗟怨。
  例二:赵匡胤,宋帝。太祖使曹彬伐江南,曰:“俟克李煜,当用卿为相。”潘美闻之,乃贺彬,彬笑曰:“尚有太原未下。”及彬俘煜返汁,太祖谓曰:“本欲授卿使相,亲刘继元未平,客当少侍。”
  既迎而拒者乖。
  既迎忽拒,是弃旧情而结新怨也。
  例一:庞涓,战国魏人。庞涓、孙膑,同学兵法于鬼谷。庞先仕魏,得惠玉宠任,付以兵权。庞既得志,乃荐孙膑于惠王。膑既至,庞复忌其能而谗之,并刖膑。膑乃佯狂脱身奔齐。后庞率师侵韩,齐王用膑,率众直袭魏都。庞回师,遇伏败亡。
  例二:刘璋,汉人。汉末,璋镇益州,建安十六年,张鲁犯境,璋用法正之谋,迎刘备入川以讨张鲁。备入川,璋复疑而拒之,备乃攻璋,围成都,璋降,备并益州。
  薄施厚望者不报。
  汉人崔暖《座右铭》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此立身之道也,故薄施而求厚报,未有是理也。
  例一:齐威王,战国齐君,齐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金,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攘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甄篓满篝,汗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例二:豫让,战国晋人。周贞定王十六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分晋。智氏臣豫让,漆身吞炭,变其声容,为智伯报仇。三次刺赵无血卩不中,无血卩命斩之,让呼天而号,泪与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让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后,别无报仇之人耳!”无血卩乃问曰:“子先事范氏,智伯灭范,于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为范氏报仇。今智伯之死,子独报之甚切,何也?”让曰:“某事范氏,以众人相待,吾亦以众人报之。及事智伯,以国士相待,吾当以国士报之,岂可一例而观耶?”
  贵而忘贱者不久。
  贵而忘贱,安而忘危。此皆骄淫佚崩,不可久享也。
  例一:刘贺,汉人。汉昭帝崩,无子,乃立武帝孙昌邑王贺为帝。贺初奉诏,手舞足蹈,欢喜失态。既为帝,居表不哀,荒淫游佚,夫帝王之礼几千一百甘七事。故即位仅号七日,霍光等奏太后废之。
  例二:洪秀全,清人。咸丰年间,外侮日逼,民不聊生,洪秀全纠众于广西,下武昌,于咸丰三年四月,攻克南京,建太平天国,自号天王,是时洪拥众百万,中外震动。乃不思进取,上下贪图逸乐,荒淫无道,致失民心。杨秀清、韦昌辉等,复争权自残。于是钱江遁隐,右达开远奔,遂为曾国藩等破灭。
  念旧恶而弃新功者凶。
  汉高祖不以怨两封雍齿,史称其大度。唐太宗不以仇而相魏征,故为明主。欲成非常之事功,必具非常之器度也。
  例一:燕惠王,战国燕人。燕昭王即位,日夜以报齐雪耻为事,乃尊贤礼士,四方豪杰归之。周赧王卅一年,昭王用乐毅为将,六月之内,下齐七十余城,惟首与即墨未下。乐毅乃解围退军九里,欲使感恩悦附。燕太子乐资谮毅于昭王,昭王笞之二十。昭王薨,乐资嗣立为惠王,恶被笞之恨,使骑劫代乐毅,毅恐见诛,弃家奔赵。齐田单破燕,杀骑劫,尽复齐城。
  例二:辛兴宗,宋人。糙和二年,睦州方腊作乱,陷六州五十二县,势甚振。会张叔夜招降梁山宋江,使属熙河前军统领辛兴宗,辛予千人,令江攻杭州。杭州贼将方七佛,有众六万,宋江用计攻破,擒七佛,旧属百余人亦伤亡过半。中军统制表江等之功,辛兴宗曰:“宋江等原系大盗,虽破城有功,不过抵赎前罪。”统制王禀不敢争。宋江等即日告退,通隐终身。
  用人不正者殆。
  用人不正。其事必危,故孔子有言:为政在人。
  例一:赵佶、宋帝。宋徽宗任蔡京为相,童贯为太傅。蔡、童乃议图辽,遣武义大夫马政使金,与约夹攻,安尧臣等谏之不从。后辽覆金兴,侵宋甚辽,徽、钦被掳,北宋亡。
  例二:载湉,清帝。载湉嗣立,是为光绪,思变法图强。以受制于西太后,不遂其志,乃任袁世凯,欲以兵胁太后。袁世凯告变,光绪被囚,六君子齐市。后国民革命起,清廷复用袁,袁坐观把持,以这私利。于是清亡,民国亦乱者二十年。
  强用人者不畜。
  用人适志,强之者不可久。
  例一:曹操,汉人。操攻刘备于徐州,备求援袁绍不果,败逃。备将关羽守下邳,以备眷属居城中,不得突围,乃降汉。操素仰羽风义人才,以恩百计羁羽,羽不为所动。袁绍攻操,进兵白马,羽从操往拒,破绍有功,乃走归刘备。
  例二:曹操,汉人。操破袁绍,擒其监军沮授。授本操旧识,爱其才智,乃自释其缚。授大呼曰:“吾不降也,愿早赐死。”操厚待之,使留帐下。授复盗马,欲亡归袁氏,操斩之。
  (虽云强用人者不畜,亦可见曹操之爱才若渴。故三国人才之盛,以魏为最。)
  为人择官者乱。
  历代之乱,日宦官,日外戚,日藩镇,日外患。虽云四,其实一,皆任官不当也。故国之设官,所以理事也,官不称职,其政必乱。
  例一:刘彻,汉帝。武帝宠李夫人,用其弟李广利为将,征大宛。广利本非将才,徒以外戚故。劳师十余万,费时四年,大宛降。李归,众不足二万,俘献良马数十匹,武帝喜,封广利为海百侯。
  例二:清入关历三朝全盛,骄淫佚逸,八旗已不足恃,满官多不学昏庸。咸丰以来,迭道外侮,光绪间,二满员上书言事;某御史奏请起用檀道济为将。(檀乃刘宋时人,已死千余年。)某京堂奏称日本东北,有缅甸、交趾,日畏之如虎,请遣使结约,夹攻日本。(清之官吏如此,即无武昌起义,清亦不可久也。)
  失其所强者弱。
  夫强弱无定型,形势相用也。
  例一:孙胺,战国齐人。齐威王与日忌驰射赌胜,忌马力不及,屡北失金。孙膑谓忌曰:“齐之良马,聚于王厩,而君欲与次第角胜,难矣!诚以君之下驷,当彼上驷。而取君上驷,与彼中驷角,取君之中驷,与彼下驷角,君虽一败,必有二胜。”忌从之,如其言。
  例二:韩信,汉人。汉高祖遣韩信略赵,信背水为阵,杀陈余,破赵军二十万。初,诸将以背水结阵,乃兵法之大忌,皆惊疑,乃问曰:兵法有言,“右背山林,前左山泽”。今将军背水胜敌,何也?信曰:“诸君虽读兵书,未得奥旨。岂不闻兵法有言:陷之死地然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
  决策于不仁者险。
  不仁者,不可以长处约,不可以爱人。其行事也,图险以侥幸。
  例一:张温,汉人。汉中平三年,中郎将董卓讨贼无功,朝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董卓受其节制。温以诏书召卓,卓傲不为礼,应对失顺。参军孙坚请新之,曰:“卓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卓不往讨,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行无功,应召稽留,轩昂自高,三罪也。”温不从。(温若斩卓,曹、袁不得起,汉事尚不可知也。)
  例二:王振,明人。明英宗宠宦官王振,振乃揽兵权。其出兵麓川,劳师数十万,转饷半天下,费时十年,得不偿失。东南暂安,复请英宗亲征也先。兵部尚书邓禁、侍郎于谦、尚书王直等谏不从。兵出土木堡,败溃,英宗为也先所掳。阴计外泄者败。
  阴计者,皆出其不意。其计既泄,则明暗易形,强弱易势,未有不败者也。
  例一:秦穆公,春秋秦君。穆公使孟明袭郑,车主延津,为郑贾弦高所悉。高伪为郑使,持牛酒迎秦军,曰:“寡君闻将军将行师于敞邑,不腆之赋,敬使下臣高远犒从者。”孟明乃驻军不前,诸将不解,明曰:“吾千里远涉,出郑人之不意,必可得志,今计已泄,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难克,围之则兵少难继。”乃袭滑而返。
  例二:李建成,唐人。唐高祖李渊定天下,长子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太子以秦王功盖天下,不自安,乃结元吉谋秦王。事泄,世民即日伏兵玄武门,于早朝时杀建成、元吉,即位为唐太宗。
  厚敛薄施者凋。
  厚敛则民穷,民穷则国凋,故曰“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之灾之。”
  秦之世,筑长城,建阿房。穷天下之财力,自弃于民。陈、吴一呼,刘、项继起,三载而秦亡。故杜牧论曰:“亡秦者秦也。”明、清末季,任用非人,官吏皆敛聚奢淫,民穷而财尽。于是寇自内生,侮由外至。此皆厚敛凋民,所以失天下也。
  战士贫游士富者衰。
  孔子云:“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立国未有不备战者也。战在练兵,练兵在筹饷,粮饷足,兵乃乐为之用。咸丰之初,贼盛兵衰,粮饷不继也,反之,此曾、李之所以收太平之全功也。
  战国二百年,诸侯攻战相伐。游士揣人主之心,弃仁绝义,动之以利害,故有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而攻战之士,终年暴露。故秦用张仪连横之谋并天下,此乃六国之民,厌弃争战,而诸侯之心,苟其暂安也。
  货赂公行者昧。
  货赂公行,则屑小谄进,其政必失也。
  例一:田因齐,战国齐君。周安王甘三年,因齐嗣立为齐威王,用驺忌为相。时朝臣多称阿(地名)大夫之贤,而贬即墨大夫,忌乃述之威王,威王询左右,亦如是对。威王阴使人往察二邑治状,并召二守入朝,大集群臣,欲行赏罚,群臣皆以阿大夫必有重赏,而即墨大夫危矣喊王先召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官即墨,毁言日至。吾使人察之,田野开辟,人民富饶,官无留事。子专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遭毁耳吁诚贤令也。”乃厚赏之。复召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荒民冻,但贿吾左右,结交廷臣,以求美誉。守之不肖,无过于汝。”乃烹之于鼎,复召左右亲信十余人,皆毁即墨大夫者,亦次第烹之。于是货赂之路绝,而齐大治。
  例二:刘志,汉帝。汉桓帝在位,劈妇寺,宠外戚。朝政日非,货赂公行,宦者侯览献缣五千匹,得封关内侯。白马令李云上书……“帝者谛也”。今宫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诏书)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桓帝昏昧不悟,杀李云。
  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
  齐桓相管仲,魏武用张绣,皆重才释过,此所以霸也。田丰谏袁绍不从,绍囚之,既败,斩田丰。刘敬谏高祖不从,高祖国之,既困于白登,返,释敬谢过而厚赏之。观古之所以成,所以败,岂日无端耶!
  例一:王允,汉人。汉献帝时,董卓不臣,王允结吕布等杀卓。时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败,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适哉。”即收付廷尉。邕谢罪,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可得。太尉马日囗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绩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甚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终诛邕。日囗退曰:“王公其无后乎?”
  例二:李广,汉人。广饮田间夜归,霸陵尉呵止之。广从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寇边,武帝召广为右北平守,广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
  孔于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才德难全,故可任(才)者未必可信(德),可信者未必可任。如陆秀夫、张世杰等,忠义流芳,然非治军之才,是亦不可讳也。故宋襄称伯,遗笑于人。曹操征贤,唯才是视,是两者皆偏,要在任之得所,御之有方也。孔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例一:苏秦,战国周人。人恶苏秦于燕王,言其反复无信也。秦谓燕王曰:“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秦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廉如伯夷,污武王而不臣,辞孤竹之君。信如尾生,何肯扬燕齐之威于秦,而取大功乎?如此者,又何能为足下所用哉?”
  例二:畏宁,清帝。清宣宗道光帝,在位三十年,颇思振奋求治。然浊于满、汉之见、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能员,或疑或黜。所信琦善、奕山、奕经等,皆庸昏愚昧,不足任事。故终无成。
  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文王以德,百里而兴。武王伐纣,诸侯从之者八百。秦有天下,陈涉一呼而崩解。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例一:田荣,汉人。齐王田荣,素无思德于民,为项羽攻破,率残众走平原,刑索于民,民纠众杀之。荣弟四横,能得民心,时项羽立田假为齐王,众乃逐假拥横。快高祖统天下,横率众五百,匿居海岛。高祖召之,横势不能拒,又耻居下位,距洛阳卅里,自到,以首付使回报。高祖复遣使驰海岛,召其众至洛阳。众至,闻横死,乃临其墓哭,继以身殉,五百众无一生还。
  例二:张纲,汉人。汉顺帝汉安元年,遣光禄大夫张纲等八人巡行州郡,以察贤奸,二千石以下,准便宜行事。纲出都里许,慨然叹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即日毁车返都,劾内戚大将军梁翼十五大罪。翼憾之,值广陵贼张婴,杀守聚众数万,乃举纲为广陵太守。陵单车赴任,直起婴垒,晓谕大义,婴降,散其众。纲治广陵,道之以德,民皆安服。期年,纲病故,一城纟衰哭泣。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
  秦赦孟明而襄公惧,楚杀子玉而文公喜。观乎此,知赏罚之道也。
  例一:曹操,汉人。操征张绣于南阳,绣降。操私绣婶,绣恨攻操,操伤,几不能免,长子昂、侄安民均遇害。袁、曹之争,贾诩谏绣降操,曰:“夫有霸王之志者,团将释私怨,以明道于四海。”绣从之,操待之宽厚,后多立战功,封侯。
  例二:李世民,唐帝。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安市之战,太宗见一白袍将,当先突阵,锐厉无前,乃召询之,即小校薛仁贵。太宗即予奖励,百授游击将军,并赐金帛骏马。仁贵感奋,多立大功,高宗时,回匕寇边,仁贵往平之。
  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
  刑赏不中,则政令不行。政令不行,乱乃兹生。
  例一:楚平王,春秋楚君。楚平王信无极之谗,杀功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奢次子伍员以父兄无罪见诛,誓欲报之,乃奔吴。十九年后,伍员率兵破楚,时平王已殁,出其尸而鞭之。
  例二:朱厚照,明帝。明武宗性好嬉游,宠任宵小。钱宁、江彬等,身无寸功,但事连佞,导帝微游,皆封高位。朝廷大臣,武宗任情侮辱,或罚廷跪,或加廷杖,杖毙者十余人,复闹王守仁于贵州。至是言路断绝,国事日非,河北盗起,安化王囗囗,宁王宸濠,先后皆叛。
  听谗而美,闻谏而优者亡。
  夫人主(领导者)之通病有三,曰谀、好货、好色。尤以好谀,明主不免。故重禄不谏,畏罪不言,此亡国之风也。
  例一:纣王,商君。纣王酒色荒淫,箕子谏而被囚,比干谏而见杀,忠良尽退,佞谀满朝。武王起兵,诸侯响应,纣王自焚而死,商亡。
  例二:刘欣,汉帝。汉哀帝刘欣,昏淫荒乱。尚书仆射郑崇,正直敢言,进见必著革履,橐橐有声,故哀帝闻声而知那至,心甚厌之。尚书令赵昌,专务谄媚,乃潜郑交通宗族,必有阴谋。哀帝召郑责曰:“君门如市,奈何欲禁遏主上?”郑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哀帝恨郑答不言逊,国之,郑死狱中。
  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动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可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故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
  例一:刘恒,汉帝。汉文帝刘恒,一生俭约,治陵寝用瓦具。历代兵乱,汉陵多道挖掘,独文帝陵得安。
  例二:孟昶,五代蜀人。宋太祖使曹彬伐蜀,蜀主孟昶降,太祖羁之汁京。昶殁,宅内供帐等,悉收大内,卫卒见其溺器,用七宝装成,精致异常,亦收陈宫中。太祖见之,曰:“溺器以七宝装成,试问以何器贮食?奢靡至此,不亡何待?”乃碎之。
  例三:慈禧后,清人。清末,中法之役,马江败绩,阎海舰队丧亡殆尽。清廷以海氛日恶,决议大兴海军,乃筹集巨资。光绪十二年,慈禧后拉那氏,耽于游乐,乃拨是项经费三千万金,修缮颐和园。未及二年,甲午中日之战,清海军不堪一击。乃割地赔款,国势日弱,终至覆亡。

               安礼章第六

  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司马迁之论礼:“洋洋乎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故天以礼则四时分,地以礼则万物序,人以礼则五伦别。此《素书》六章,所以殿之以礼也。
  《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谚云:“刻薄成家,理无久享。”孔子亦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此皆言善恶之积,应之于事也。故文王以屡世之德,有天下八百年。秦、元之得天下,兴之也霸,溃之也速。宋得之于小儿,失之于小儿。清以孤寡人主,复以孤寡逊位。此善恶祸福之大者也。盖天地之道,日中必移,月满必亏,泽满则溢。人之道,泰则骄,逸则奢,骄奢既起,恶则随之,此所以召祸也。福则反是,所以积善得长享也。故善福祸恶,本章之纲宗,应世之先诀也。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饥在贱农,寒在惰织。
  情不顺则怨,事无谋则变。故舍小过所以顺人情,彻上下。决计预谋以理事,变未生而弥之,势未成以导之,此所以无为而冶天下也。贱农则民饥,惰织则民寒,理有必然,事有必至者也。故衣与食,民之命脉也。通人情,明世故,理事之根本也。
  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孔子论政,日举贤才,又日既富矣,则教之。管仲以衣食足而伯齐,商鞅以富国而强秦。周用姜尚,汉任张良,此得人也。项羽黜范增,刘宋斩檀道济,此失士也。故得人则政通,政通则人和,所以来远者,富国家。国富而治,既治则教,礼乐行矣。此理国之大经也。
  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轻上生罪,侮人无亲。近臣不不重,远臣轻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无直友,曲上无直下。危国无贤人,敌政无善人。
  本节论君道之大略,言统领之精要也。
  《左传》云:“国将亡,必多制。”夫政如是,人亦如是,故居上者无常守,则居下者无所从,此致疑生乱之源也。上下之道,以礼则忠,以众则慢,此豫让论众人国士也。先主三顾茅庐,诸葛鞠躬尽瘁。太宗深得此道,天下英雄尽人毅中,此礼贤之得人也。以武帝之刚,不正衣冠,不近汲黯,此所以不敢侮下,不敢轻土也。
  夫御下之道,日恩日礼,日信日任。齐桓任管仲,景公任晏婴,皆信之任之,尊之礼之,故其国治也。
  夫枉士无直友,曲上无直下,物以类聚也。故上好谀则谄佞进,上好武则贲育来,犬马则韩卢屈乘具,美色则胭脂金粉陈。故日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非无善贤也,佞幸陷之,人主杀之,善贤不安于位也。昔张良、陈平、韩信,均曾事项羽,而终奔沛公。孔子云:“危邦不人,乱邦不居。”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殷有三仁,周有八士,汉得三杰而称帝,蜀因诸葛而三分,本节再引斯旨,成事以人也。故古之欲申大义于天下者,皆以求才为尚,故周公躬吐握,刘备顾茅庐,燕王聚黄金之台,光武下求贤之诏。得贤则治,昔子产治郑,遗颂甘棠。西门治邺,民怀其德。故古之明主,不爱尺璧寸珠,而以贤才为国之宝也。
  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
  昔齐桓用管仲,宁戚干进。秦穆公欲霸诸侯,繇余来于戎,百里奚来于宛,蹇叔、公孙枝来自宋。商之衰也,微子去。汉将乱也,管宁避,故孔子有言:“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此亦所以自全于乱世也。
  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善大居。
  本节引申前文,喻领导者之才德不具,器度不宏,则士不为用也。故地气薄者,不产甘美之物。一隅浅水,大鱼难安。无枝之树,鸣禽不依。稀疏之林,难藏大兽。盖其养不厚,不足以自存也。是以马援归汉,商鞅去卫,皆类此也。
  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本节言自然之理,山峭则崩,基易势也。泽满者溢,形器小也,戒骄逸自满也。盖人之性,处艰困之中,莫不惕励恐慎。既得志也,则放逸纵情。故今古豪雄,善始者繁,克终者寡。霸吴者夫差,亡吴者亦夫差也。文种之智,强弱越而并强吴,不能全身,苏秦之谋,使六国而小霸秦,死于非命。此无他,峭则崩,满则溢也。故《易》以谦为尚。老子有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弃玉抱石者盲。羊质虎皮者饰。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
  本节前论人才,后言理事。怀王之黜屈平而任靳尚,高宗之罢李纲而相秦桧,此皆有眼如盲,弃美玉而抱顽石者也。文质不称,终归覆灭,此魏武之论英雄也。故袁本初勤汉,终成画饼。徐敬业兴唐,总是无功。陈、骆之文笔虽佳,其奈袁、徐之武略不济耶!此羊质虎皮者也。
  下言理事之原则,衣举领则整,走视地则安。故孔子任鲁,斩闻人而谄辩之风止。镇直将齐,戮贾庄而军威振。管仲相齐,开盐田以求富。商鞅用秦,立市木而昭信。高祖入关,宽其法而民心安。诸葛治蜀,严其刑而衰弱起。此皆于千头万绪之中,举一而全赅者也。冯援为孟尝营三窟,武侯欲北进而先向南。所以计出万全,前呼则后应,左顾则右盼,此决事定谋之先要也。
  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本节总结上文,言人才于国之安危,不可忽也。昔卫灵公无道,而诸侯不敢加兵,何以故?孔子论曰:“仲叔围治宾客,祝蛇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故管仲霸齐,仲死而齐乱。伍员强吴,员死而吴亡。是皆辅者强而国安,辅者弱而国倾也。犹屋之梁柱已朽,屋岂可得以全乎?
  足寒伤心,人怨伤国。
  道家言人之生理状况,曰:“至人之息以踵。”盖阳气达乎四肢,则人安体泰。中气不充,则足易受寒,以人贵头面而轻手足,犹国之重君而轻民也。
  是故足为人之根,人为国之本,人无足不立,国无民不成。所以孟子以民为重,君为轻也。昔魏微之谏太宗:“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犹此理也。故秦之亡,民怨所积也。新莽之溃,民心思汉也。“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此治乱之根本也,故生天下者,天下德之。
  山将崩者土先隳,国将衰者人先毙。根枯枝朽,人困国残。
  本节承上文,再申“民为国本”之义。夫芽之未萌,其土欲绽。形之欲现,其兆光窥。故山之将崩也,其基必先裂隳。国之将倾也,其民必先凋疲。枝之朽也,乃因根枯。国之破也,缘于民困。故始皇之营阿房、筑长城。隋炀之广离宫、开运河。此皆尽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民不堪其困。未有不倾破者也。
  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辙者灭。见已失者慎将失,恶其迹者预避之。
  本节言历史经验,所以证古知今,通情达故,以趋吉避凶也。
  昔桀纣以女亡国,幽王亦宠褒姒而灭。武穆迎二圣而见嫌于高宗,于谦立景帝而被疑于英宗。此皆同轨者倾,同辙者灭也。智者以史实为经,以成事为验。袁绍、刘表,皆以废长致乱。曹操幼子植,文才赡敏,独得操宠,欲立为嗣。询之贾诩,诩不答,再三诘之,诩曰:“适有所思,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耶。”操乃大笑而罢。明太祖立碑禁宦官干权,清世祖立制防妇后预政。故见已失之例必慎之,恶与同败而预避也。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本节总结上文,论祸福存亡之道也。始皇一统天下,鉴周因分封而乱,乃集权中央,意图永保。不意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剑而灭之。西汉以秦孤立面亡,乃非刘不王,而七国乱之,外戚篡之。东汉因之而抑后党,而宦官倾之。宋之鉴唐亡于藩镇,杯酒释兵权,而辽金寇之。以唐太宗之明,犹遗武后之失。明太祖之慎,终不免燕王之亦。祸福同源,吉凶相依。惟居高思危,处逸思劳,满思溢,盈思亏,常自惕励,所以转祸为福,常安而久存也。
  故行合乎道,履安乎礼,此百福之所眷顾,吉祥长相随也。反之则百祸所攻,百凶相应。此中无主宰,非神非圣,乃自然之理数因果,是故成败在谋,安危在德,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
  本节承上文,论立身处事之大端,回应祸福存亡之理也。
  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故古之明君贤臣,惟善为务。文王之泽,汉文之俭,光武之度,唐宗之仁,陶侃之勤,诸葛之慎,师德之谦,文山之忠,或举而不伐,或任不避嫌。此皆惟善为亲,乃立身之根本也。
  战国七雄争霸,以齐楚之势,非不及秦也,而六国终为所并。汉之末,拥众据城者数十,二袁之众,倍于曹操,而悉为操所平。此苟安一时,无复远虑者也。故谋深计远,乃应事之常经也。
  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智相谋,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责相害,同利相忌,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窥,同巧相胜。止匕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本节泛论人群利害分合之势,总君臣之道,不可不知也。
  颜渊之师孔于,同游于道也;张良之投沛公,共志倾秦也。其交以道。故日同志则相得也。
  武王师姜尚,刘备礼诸葛,君臣抱忧天下之心,其交以义合。故日同仁相忧也。
  智术相敌,势必为谋,如曹操之谋刘备,李斯之谋韩非。故日同智则相谋。
  汉末之十常侍,结党聚敛;万俟囗附秦桧,此皆遂私心而结党。故日同恶相党。
  秦武王有力,任鄙、孟贲依之;始皇好仙,卢生、徐市干进。故日同爱则相求也。
  杨贵妃以色而妒江采苹,赵高争宠而忌李斯。故日同美则相妒也。
  董卓伏诛;李、郭交恶;太平军据南京,韦、杨相谋。此皆势相轧,而不能容。故日同贵则相害也。
  钟会之图邓艾,廉颇之屏相如,皆因其利而忌其功。故日同利则相忌。
  钟子期死,伯牙碎琴;陈胜一呼,刘项响应。此皆所谓同声相应,同气则相感也。
  秦之强,六国合而拒之;魏之盛,吴蜀连而抗之;智氏之霸,韩赵魏比而分之。此中徒以利害分合。故日同类则相依,同义则相亲,同难则互济也。
  公孙杵、程婴之全赵氏;三杰之辅汉。其才不一,其用不同,然相辅相成。故日同道相成也。
  后羿善射,逢蒙尽其技而弑之;自古文人相轻,武夫相薄。故日同艺则相窥也。
  晋武帝时,上下竞尚奢侈。王他用馆沃釜,石崇以蜡代薪。王以椒涂屋,崇则以赤石脂相代。夫百工行业,莫不以巧争新。故日同巧则相胜也。
  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以上所揭,非人力为之,乃理数之所因,形势之所趋也。故聪明睿智者,顺则因其理,随其形。逆则导其势,变其数,运乎一心,斯用无穷矣。
  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本节总结全文,与原始章第一论道德相呼应,以谋略之用,始终不离道德也。
  故凡居上位者,宜严己而宽人,正己以化人。身正则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德怀人则顺,以力取人则逆。顺其势则行,逆其理则冲;行则理,冲则乱。故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为政领之大要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盖天地之道,日易日简。易者易知,简者易从。夫修齐治平,术则千端,其理则一。惟人情性,至难测也;或惑于智虑,或陋于识见,或困于物欲,或泥于身执,或迷于虚名,或贪于权禄。是以塞其聪明,蔽其心智,随境流转,委诸天命,其愚也甚矣!此六章所述,修齐治平之道,靡不悉备。藏则随处逍遥,用则可运天下于掌也。

                太公兵法

                 上卷

  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
  本文三卷,虽颜日《太公兵法》,实工者师之学,非泥于兵法一途也。上卷论政(治国之原则),论军(兵法,将才),皆统领之大要,权经之用变也。
  “为政在人”。故本文先标宗旨,得人之要,首在得其心;如何得其心?则因人而异也。刘备之得诸葛,动之以义也。曹操之得庞德,养之以恩也。齐桓得管仲,示之以礼也。魏文侯得吴起,利之以禄也。高祖之用韩信,饵之以爵也。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下续论取天下之机,牧民之理,领众之要。昔纣竭天下之财,武王散之。秦刑天下之民,高祖宽之。武王、高祖以此取天下,与民同好也。汉、隋之末,天饥民穷,复厚敛之。此与众同恶,所以倾覆也。古之明君名将,用此理国而国治,以此治军而军振。昔田穰苴、赵奢、起、牧、广、飞之将,靡不与士卒同甘苦,是以万众一心,战而不殆。故与众同好,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本节承结上文,言人才之于国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倾。昔魏用吴起,秦不敢窥西河。赵用李牧,匈奴不敢犯边。吴斩子胥而国亡,越走范蠡而国弱。历史之径途,在乎二三之人才也。“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君子藉事以伸志,故孔子云:“我待沽者也”,是用之在人也,故昔之贤主,莫不以求才为尚。
  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
  本节引古谶纬军志之言,谓柔可克刚,此论理事之法也。老氏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又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上论柔弱刚强之理尽矣,故刚为贼,人之所共弃。柔者德也,人之所附也。
  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治无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
  本节承上文,论柔、弱、刚、强之用,能兼此四者,相互为用,则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矣。其变无穷,则朕兆可隐,神而明之,因致而变化也。昔张良烧栈道,用柔也。韩信出陈仓,用刚也。赵奢破秦,吴起破齐,皆示之以弱,项羽破秦,韩信攻赵,皆形强而下之。善用之于兵也。刘邦降黥布,先以做下其势,再以恩结其心,此用之于将也。故善用之者,取天下可得,理国则治,用兵则克,定四方,抚边夷,无不应心。此乃王者之秘学,得之者,可为帝王师矣。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以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本节承上文,再伸柔、弱、刚、强之用。老氏云:“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盖人之性,莫不以贪强好刚为事,鲜知守弱用柔之微妙也。若知柔弱之妙,则可养身,可以全生,可以保国。是故惟圣者能知此微妙,应机而立事,故《庄子》有言:“是其尘垢批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其为用也,至矣!舒之则四海莫为大,退藏于密莫能小。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搏之不可得,而其用变无穷也。
  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则纯强,其国必亡。”
  本节引军志之言,必刚柔互济,不可专执也。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此用柔也。至牧野鹰扬,孟津观武,此用强也。项羽用兵垓下,夫差争霸黄池,此纯刚而亡。晋和五胡,宋偏江左,此纯弱而削也。复次,谀信《哀江南赋》有言:“……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则鞭石成桥,南则铸铜为柱,橘则国植万林,竹则家封千户。吴(俞欠)越吟,荆艳楚舞……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际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此亦萧梁所以纯柔而覆也。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以上论以权应变,本节育以经理常。夫国以民为本,故推恩足以保民,此理国之大经也。而保民在任贤,任用之要在信。史尝论崇桢,以君非亡国之君,臣实亡国之臣。此任不得贤,思所以不下于众也。贞观之治,太宗任臣如腹心,故上下如指,政通人和。此乃天道自然之理,用兵之道,亦如是也。故能万众一心,攻坚不溃,遇强而不乱。
  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车者贵之,强者押之,敌者残之,贪者半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诡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敌劝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绂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
  本节所言,乃理国治军之要领,亦承前文,阐刚、强、柔、弱之所变也。夫为政者,必察民心之好恶而措施,昔管仲之论四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戳不足以服其心。故刑法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故民有危困之兆,则安而解之。将有疑惧之嫌,则任而欢之。因势叛者使还,冤者使昭,诉者得申,有功则虽卑可贵,有过则豪业必抑,必叛者推之,此所以杜渐防微,顺人心也。昔先帝兵败白帝,不罪黄权。诸葛用兵中原,寄情仲达。太宗拔薛礼于行伍,诸葛抑魏廷于同济,皆此例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善用人者,用其长才而不录小过,刘备徇法正之贪,曲马超之骄,用其才勇也。故贪欲者使得,善谋者使近,谄佞者远之,遭毁者复之。横强者挫其锋,自满者抑其气。以上皆言理国用人之要,下续论将将用兵之道:“敌欲变者使来之,既服者活之,已降者脱其罪,此攻心为上也。攻城略地,视其险要,或据或守,或屯或走。已得之财物,与士卒共之,既获之地,战将镇之。”昔高祖深用其理,而有天下。下续言临敌之时,须察其虚盈动静,因而乘势,或摧或击,或围或鼓,皆随机而用也。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土自处。
  本节结上文,言兵贵神速,勿苟安一隅。已立之人,不可轻废。昔项羽立义帝而弑之,立韩王而羁之,致六国离心,反则史家称高祖豁达大度也。天下既定,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分层制权,为上者如北辰,可垂拱而治矣!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摇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娱。然后选士以司牧之。
  本节续论治国之要,盖人性之弱点如是,皆能承上而不惜下,守旧而不达时变。故尊上为臣道之本,推下乃君道之要。理国之要在顺民安众,其重在经济,故农耕以时,差役有节,如此则国富民强,可以教化矣!孔子云:“既富矣,则教之。”管子亦云:“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皆类此也。
  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前文曾言,治国以人才为要。今再申其义。教化在士,所谓士者,即英雄也,亦人才也。故云:“征召人才,则不为敌用。是我有余而敌不足。”昔六国之才,六国不能用,而悉奔秦,得一天下,即此例也。故人才为国之中坚,庶民为国之根本。苟能人尽其才,野无遗贤。民安其位,社会不平减少,则干强本固,政令通行,国富而民强矣!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崇礼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本节续论用人之道,在示之以礼,饵之以禄。所谓“礼贤下士”,乃我历代人君之秘术,网罗人才之不二法门。昔唐太宗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清初三朝亦仿此法,而奠三百年之基业。故赏贤不吝财,赏功不惜爵,于是远近来归,人才聚矣,复接之以礼,动之以义,结之以恩,则未有不肯为我用,此豫让之所以论众人国士也。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国。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革之酵,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本节续论领众统御之学,谓为将帅者,必与部下同甘苦,共安危,此乃敌我消长之基因也。昔某将领兵,有馈醇酒一瓶,该将以不能味及全军,乃倾之于河,于士卒同流饮之。夫一瓶之酒,岂可调一河之味?而士卒以主将不私一瓶之酒,皆愿委之性命。下引军志之言:将必有礼。所谓将礼者,凡行军作战,士卒未饮,己不先饮。士卒未食,己不先食。严寒酷暑,服饰与士卒同,安危与士卒共。如此领军,下感其思,必思效死。故以一当万,百战而不殆也。
  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败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乘众不可使代人。攻城不可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敝。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本节续论将兵之道,根缘于号令、军政、用命三者。号令者,众军之指南,士卒之所以遵循,将帅之所以寄命也。昔孙武斩吴王之姬,女子闻令而鼓舞,此军令之威也。其次日军政。军政者,随军之政令措施,补给存养也。此乃养军之根本,胜负之关键,不可不察。复次,论用命。用命者,士气也。军队之士气,在于统领者之威信与决心。故严赏罚,恤下情,三者乃备,而后可将兵。夫筹谋指挥,乃为将之事,而攻搏冲突,实操之于士卒。故非全才之将,不可当方面,未练之兵,不可使攻战。昔魏绛戮杨干而敌国惧,穰苴斩庄贾而晋师逃。故将无还令,如天如地。反之,则赏罚不明,号令不一,将威已失,士卒轻刑,约束不具,士卒逃亡。攻不能拔,围不可破,师老无功,将孤众叛。用之守则不固,战则败北,此谓之老兵。兵既老,则斗志失,令不行,军伍乱,敌乃乘焉,此败亡之兆也。
  军谶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本节续论为将之道。谓良将之统军,必推恩于众,恕人如己,攻战在前,逸乐在后,则士气高昂,战力日新。战则如飓风之过野,飘忽不定。攻则如江河堤决,势莫能当。其军敌不能撼也。昔吴起为将,日与军中下走,亲如家人。尝为小卒吮疮,卒母闻之而哭,问之,曰:“昔其父亦因将军之吮疮,而生必死之念,今吾子又死矣!”
  军谶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本节论赏罚之精神。凡团体士气,皆以赏激励,用罚劝善威众。故赏罚平明,任人称职,则威令行矣,威令既行,士卒成服有序。如此军乃可用,敌国服也。
  军谶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优,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昔公叔痤荐卫鞅于魏惠王曰:“不用则杀之。”恐为敌所用也,惠王不用其言。鞅奔秦,变法称强,胁及魏土,魏王深悔之。文王见姜尚,斋戒而往。刘备之访诸葛,三顾茅庐。桓公呼管子为仲父。此皆礼贤之风范。故为君之道,在能下士,所以得人也。为将之度,在沉毅,所以镇下也。策谋之算,在深虑,所以求全也。策既定,则不疑,疑则予敌可乘之隙。故将者,国之安危所系,任之得人,则能制其胜势,不战屈人,此国家所以安定也。
  军谶曰:“将能清能净,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心离。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不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本节续论将才。谓将必清廉净介,赏罚平明,加之训整,则军容肃穆,兵可用也。复次,为将者,须备纳谏之度,容人之量,明足以辨察人情事故,知足以透辟地理天文,风俗民情。如是,其用兵也,则知险扼,达人和,顺天时,衡势制变矣。故为将者,必明如圣人,仁如贤者。而后察时代之趋向,酌古今之盛衰。以下回结上文,论将之道有七:一日求贤。贤者至,则能集思广益。反之为拒谏,予智自雄,如是则英雄散,谋士叛。二日平赏罚。赏罚平明,士卒心服而众用命。反之则倦怠不前,军心离散。三日容人。容人则下乐从,敢于负责,事易竟功。四日不伐。功归于下。一军如城。五日远谄佞。亲君子则小人自远。贤者自安。六日廉。廉不贪财,则奸无所生,愚顽可立。七日去色欲。古之名将,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际忘其身。反之则士卒多淫逸,奸乱生矣。以上七端,将犯其一,则众不服。犯其二,则军容不整。犯其三,则兵不可用。犯其四,则祸及国家。
  军谶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些三者,军必败。”
  本节论治军用兵之道。谓谋虑必慎密深远,内外无可乘之隙。士卒必万众一心,以一当百。用兵如风,贵在神速,使敌不备也。能会此三者,则将兵用命,权衡在手,自然如意。反之,论其禁忌。谍防不严,阴计外泄,则军成被动,受制于敌。上下疑心,群情逸惑,则变生于内。将贪财,则好婪聚,乱源伏。将犯此,军必败也。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士卒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
  本节论将诫有四:一曰“虑”。将无深谋远虑,则策无所用,辅佐不安。二曰“勇”。将乏勇决,则军心动摇。三曰“沉”。将无沉毅,则轻浮躁进,三鼓而竭,易为敌乘。四曰“不迁怒”。将迁怒,则下无所从,军心散矣。下更引军谶申明斯旨。所谓谋深虑远,计出万全,能持重,不轻敌,此大勇也。兵以怒动,则势如江河。满则溢,盈则泄,故为将者,宜善用其怒而不轻用之。昔李牧镇边,下请战弗许,惟日犒牛酒与士卒嬉。牧察士卒气盛情勃,乃开关一鼓破敌,可谓深明此理也。
  军谶曰:“军无时,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不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往。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上两节皆引军谶之言,其旨则一。谓得天下治天下,皆以人才为主。而得人之要,一在礼,一在赏。尤不可为礼不卒,为赏吝色。此乃历代人君之秘术,亦为本篇之重心也。
  军谶曰:“兴国之师,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击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养身。故能使三军一心,则其胜可全。”
  本节论军国之道,亦即承申上文礼赏之广义。谓攻战之军,先必重其思养,以现今术语言之,即厚其俸禄,提高其社会地位,以增强其荣誉心,而后乃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凡强弱易势,在民心之背向。故攻取之势,务先培其元气,人民殷富,其心向之,其势乃充。故良将之于下属,厚于己身,用之则上下一心,可操全胜。
  军谶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夭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本节承上文,论国力之虚盈。亦即论用兵之欺敌与虚实,察敌情之微末也。举凡用兵,必先知敌情。兵势未交,察其国力,诸如粮薪、武器之生产存储,已知强弱。察其民心士气,地理山川,已知胜负。复次,补给后勤,为行军之命脉,故兵军未动,粮袜先行。昔高祖定天下,论功赏萧何第一,盖高祖争天下,萧何主后勤无亏,高祖无后顾之忧也。故国力未充,运补无方,上下不和,虽有兵,不可用也。
  军谶曰:“上行虐,则下急刻。赋重敛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本节承上文,亦乃察微之术,外则观敌,内自讼也。凡居上不宽,则为下者必急躁刻薄。如是则税重规烦,民多戾气,此亡国之兆也。
  本节以下,皆人君(领导者)察微知人之术,犹今之考核也。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凡人内贪欲而故示廉洁,以钓名沽誉。公事乡愿以结私恩,致令公私不分,典章昏乱。而对上则粉饰高呼,此乃官中之盗。一国政风如是,则国必不久。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凡政风营私结党,同恶相济,则贤良不安,小人在位,其国必乱。
  军鹰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囗相连。种德立思,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讠华讠宣,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本节言国之豪族,虽不在位,然蔓如藤葛,势可蕃天,或操纵经济,或干预人事,民受其欺,君受其蔽,臣不敢言。此犹言古之外戚,乃导乱之根本也。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本节言国之土豪,犹昔之恶讼,今之文化流氓也。此辈舞文弄墨,精通法律空隙,求一己之私欲,勾结恶吏,欺压良民,乃国之奸民也。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车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害。”
  本节言国之政治,法令繁杂,冗员过多,规章之繁,莫可适从,法令之设,绳良民而利小人,则吏无官格,民轻尊卑,众乃离心,国受其害也。
  军谶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本节言为君者,优柔寡断,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因循苟且,致奸佞当位,贤才逸隐,国受其损也。
  军谶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陵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本节言国之本弱末强,犹言昔之封建权臣,今之经济集团也,此辈连党勾结,以势相胁,上欺其君,下剥小民,此败国之本也。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其殃。”
  本节言风气之流衍,当在位者一二人而已。昔楚灵王好细腰,女子有饿死者,唐太宗重诗书,唐诗乃成绝响。故上用佞幸,则讼风必盛。此辈孤假虎威,进退无节。刚愎自用,有功归己,有过诿人。政无原则,不察民情,一以己之忖度。法无典范,制无恒章,一以己之喜恶。法烦令行,政令拖留,民受其殃,国受其祸。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雍塞主聪,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本节言人君之为小人包围也。凡大奸之人,必貌忠谨,伺人主之喜恶而浸语之。结党逢迎,上下其手,各阿所私。使上失其聪明,不辨忠好。历代君王,非大智者,鲜有不为其蒙蔽也。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贤儒,奸雄乃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本节总结全文。凡为上者,兼听则聪,兼视则明。故察纳众言,始能广其视听,知事理之征兆,窥忠奸之分野。任用忠贤,小人自退。明事理之演变,察历史之迁移,用旧崇德,事易竞功。征野之遗逸,验民情之好恶,国乃可治,其政必有可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政者,众人之事也。故国以民为本,政以民称便,苟如是,则不失民心,其政必淳,其德乃充。

                 中卷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济,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表,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甲兵之备,而无战斗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表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本节乃中略之首段,言历史政治之演变,其谋略之兴,乃基之于社会形态之变迁,应时代之需要也。
  上古三皇之时,社会形简,人心朴质,为上者无言,而天下自化,于道德无其名而合其实,此庄子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故言天下无所归功也。降五帝之时,乃法天之象,观自然之理,察万物之情,而定礼制仪。人民去古未远,威能劝善合道,故虽有礼赏之设,而不以礼赏为用也。三代以还,社会形繁,交往日迫,故王者以德道防之,以律法绳之,设官分职,仪礼大备。然上下无疑,进退合节,此孔子称先王之道也。春秋以来,王室失纲,诗礼之精神已失,诸侯争霸,纵横之术因势大行。虽云动之以术,然必以信赏为根本,仍不离道德之范畴。观乎此,则知三代以上,有谋略而不得其行。三代而后,则非谋略不足以制变。此乃历史社会之推移,不可不知也。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本节承上文,言术略之用,在知人善任,权责相宜。故古之人主拜将,咸曰:“闽以外将军制之”亦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盖无论谋略军旅,皆在乘其机势,瞬息万变,若遥制之,不悉实情,未有不败者也。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本节论知人善用,盖人乏全才,勿以寸朽而弃连抱。故无论智、勇、贪、愚,皆有所用。智者使乐其志,成其事。勇者使快其志,竟其功。贪者解之以利而用其才。愚者动以情而用其力。此人性之心理分析,领导用人之微妙关键也。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俊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本节续论知人用人。凡团体之中,应杜绝谣言,毋使惑众也。仁义之人不可使掌财,以其仗义则轻财,至公私不分也。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怪、力、乱、神,乱世之征候也。故军营机构,应严禁巫卜,此谣言之根本也。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本节总论君臣自处之道。凡为上之领导阶层,须透彻人情,其用人也,或义或利,或思或礼,在因人而异,不可拘执。统领之道,咸取决于本身之条件,德威相辅而用也。故主暴则臣虐,主愚则臣昏,此物以类聚,理固必然。故上下之道,均以修德为先,以术辅之。此《大学》所言:“故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无德,则御下不服,无威则令不申。下无德则不足以虑事,无威则不足以竟功。然臣道之自处,应如满溢峭崩之理,功高威多,必震主遭忌,故前言功成身退,天之道。
  故圣主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寄,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
  本节言圣贤之君治国,必观历史之趋变,鉴历史之得失,而后制国家之典章制度。太平之世,天子六军,备势而已。乱世则以势相侵凌,人心诡诈,盟约不足以约束,礼仪不足以规范。无已,必也用之权谋,延揽人才,非计策不足以知嫌疑,非诡奇不足以息奸智,非阴谋不足以竟事功也。
  圣人体天,贤人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人咎。
  本节育三略之用,顺时势而已。圣者用事,顺天道自然之理,行不言之教,治而无功,成而无名,自合于道。贤者应世,推物理,顺人情,以成其德。智者则以史为鉴,观盛衰之源,察得失之兆,以杜斩防微。故本书三略,上略乃应太平世而作,中下二略乃因衰世而作也。故上略之势,以经治国。中略之势,识人才,明权变。下略之势,设道德之防,察安危之兆,明忠奸之辨,行权霸之术也。
  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原,审治国之纪。
  本节承上文,言领导阶层,必须熟知三略。人君深晓上略,则能任贤制势,无为而治天下。深晓中略,则能将将统兵,出号施令以争天下。深晓下略,则知观古以鉴今,明盛衰之源,审得失之弊,此乱世立国之要也。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表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悦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年离,权威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势主秘焉。
  本节总结全文。凡为属下者,亦不可不知三略。而中略为霸者之术,极其驳杂,其要在知人用人,通权达变,故为帝王之秘学,不肯轻泄。人臣深晓中略,外可收敌竟功,成事取位。其内用则知如何自处。盖众既合则不可卒散,权威既具则不可卒离。此基于势也。鸟死弓藏,狐绝狗烹;犹人主刻忌,为上寡恩,此亦基于势也。昔伍员、文种,深知霸略而不知自处,岂不惜哉。

                 下卷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叶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用”。
  本文乃衰世之霸术。察天下之安危,收人心,陈道德。用智谋也。然谋略之用,必以道德为依归,故本文曰:“能解天下之危困者,乃能安定天下。能除百姓之忧虑者,乃能肥天下之爱戴。能救天下之大祸者,而后能得天下之福报。”昔洪水为患,而禹疏之。纣王聚敛,武王散之。秦法森严,高祖宽之。以上皆例此也。然成事竟功,在人才之得失,而人才之延揽,常决定于本身之道德。故植德来贤,则国强民富。德充于内,泽被群生。则圣人用世,天下太平。
  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危,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本节承上文,阐国之安危,在人才之去就也。而求才之要,贤者在致之以德,圣者在合之以道。贤人去位,乃国危之垂象,圣人隐遁,乃亡乱之兆征。贤人治国,齐以礼法,圣人治国,乐其心志。以礼刑之,乃权宜之计,以乐应之,可以长久。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之音,乃在社会公,贫富均,政令明,法令平。故各安其位,人乐其家,众乐其国,此人民于国之向心力也。如是则国泰民安,为防荡逾,乃制乐律以调和之,此诗教之精神也。故音乐之作,乃在移风易俗,与众同乐也。如《霓裳羽衣》、《玉树后庭》,不久必亡,独乐何如众乐也。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强成必败。”
  本节言为政之原则,须从高处着眼,而从近处着手。若专从远处着手,则不切实际,劳而无功,劳则民怨,民怨则众离,乱兆萌矣。故为政以德,在平民心,顺民情。国防之道,在德不在险,国之贫富,在民不在君,故察人民之需要,固全民之经济,此长治久安之策也。昔宋王荆公变法,其法非为不善。徒以不察民情,矫枉过正,急功躁进,刑律非情,规章繁杂,此所谓强成,而终归于失败也。
  舍己而教人者送,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本节再申为政以德之理,言领导者必以身正人,所谓“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此亦治乱之根本也。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出。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本节言道、德、仁、义、礼五者,原始于道之一体。盖社会日繁,精神物质二者失调,人心背道乖常,故以礼义约束之。而礼义之用,在日常起心动念处,不必高推也。治国之道亦如是,均平而己,使人民各安其位,各乐其志,则民心回归淳厚,此谓以道化之。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行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立。政不立,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力尚人,而下尽力。
  本节言国之政令,出君之口谕谓之命,立之为法谓之令,下奉而行之,普及百姓,此谓之政。上不正则命失,命失则主无威,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事乱,政乱则奸邪用事。奸邪在位,则忠贤远矣。是故贤明之主,知君子不苟,贤才难求,佞幸易进之理,故皆以求才为务。任之得人,则众心服而下尽力,政乃升平。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本节承上文,论立法赏罚之理。国之立法设制,牵涉全民权益,故不可不慎。朝令夕改,法规模棱,失信于民,致乱之由也。赏罚不公,则善恶不分,恶进善退,此亦导乱之由也。故立法设制,宜高瞻远瞩,观古鉴今,察未来之势,毋以劳民。赏罚平明,则诛恶佑善,是以众善集而国安。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本节再引申上文,政无定制则众疑,赏罚由心则众惑,众疑则令不行,众惑则国不治,此理国之大经也。
  一令逆,则百个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优,其强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本节言老成谋国,不可躁进急功也。凡政令措施,一着之失,则众失相随,一苛既立,众虐随立。故治国之道,在以德化之,政在清,令在平,则民各安其位而天下自安矣。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主,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本节复申平赏罚,用人才之要。犯上作乱之人居高位,贪鄙之辈用事,则主上虽圣,国不能治也。故诛奸去贪,此法治之根本。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然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本节言求贤之道,或以扎下之,或以义动之,因人而异,不可拘泥,要在知人而善任也。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粟。潜居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本节言士君子立身处世之道,在修德广知,通时达变。穷而不改其节,贫而不易其志,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原始章内已详述)。
  圣主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惧而不敢失道。
  本节重点有二:一言兵战凶危,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得已而用之。再者论兵法之要,在“势”而已,善用之者,若转圆石于千仞之上。昔武帝伐匈奴,空文景二朝之聚集,至天子不能钧驷,种西汉不振之因。故兵以义发,乘势而动,则易竟全功。而历来圣主,不轻言兵,恐伤国之元气,亦天道好生惜物之情也。故人君背道则国危,百姓背道则乖,君子离道则亡。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本节总论治国之常经。昔韩非有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故姜尚精华士,武帝迁朱郭,此防之未然也。故国之大权,应各有司职。国之经济,重在民生。国之政治在任贤。以上三者,犯其一,祸不远矣。
  大臣疑生,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巨处,上下失序。
  本节论国之体制,上下尊卑,不可失序,此礼之外用也。《礼记》有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昔桓灵之世,呼十常侍为父,不亡何待?故君臣之道,在以礼以诚,所以推腹心而杜疑也。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本节回应全文,霸术谋略之用,在人才也。故伤贤者,殃及后代。贤贤而不能用,则身受其害。嫉贤者,名节有亏。昔鲍叔进管仲,而身下之,千载以下,论管子之功而慕鲍子之义。故提掖后进,荐贤进才,乃我士君子之传统美德,亦为仕途之第一要务也。昔子游为武城宰,孔子见之,不询他事,曰:“女得人焉耳乎?” 此《论语》之微言大义也。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本节总结全文,盲治国之道,在公与平。凡政令措施,不能普及全民利益,则民心散矣;民心既散,政令不通,国必衰疲。再者,世事本无十全,故利害权宜之处,所审尤慎,即目今民主原理之真谛,亦以多数民意为依归,此古今政治不二之理也。
  本文既竣,纵观史策,持德者寡;展望当前,持术者多。西风摇落,剑气频摧。乃随赋一律,附之于后,不敢言诗,用舒怀想,以竟全文。
    英雄割据竞戎韬,策士筹纤惜羽毛。
    已负初衷感孤愤,莫将余习赋离骚。
    海天浪涌百风急,北地云寒雁阵高。
    梦里湖山情未已,碧涛深处走金鳌。

                阴符经

              (汉)张良等注

                 上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贼命,其次贼物,其次贼时,其次贼功,其次贼神。贼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贼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贼时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贼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贼神以一验天下。用之以小大。
  鬼谷子曰:天之五贼,莫若贼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况于人乎!
  筌曰:黄帝得贼命之机,白日飞升。殷周得贼神之验,以小灭大。管仲得贼时之信,九合诸侯。范蠡得贼物之急,而霸南越。张良得贼功之恩,而败强楚。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手身。
  太公曰:圣人谓之五贼,天下谓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弃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
  鬼谷子曰:贼命可以长生不死,黄帝以少女精气感之,时物亦然。且经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见伤,草木植性尚犹如此,况人万物之灵,其机则少女以时。
  广成子曰:以为积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尽可以长生也。
  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顺之则相生,逆之则相胜,久之则积气蒸蒸,人腐五脏,殆至灭亡。后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神,仙味之术百数,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术百数,其要在还精采气。金丹之术百数,其要在神水华池。治国之术百数,其要在清净自化。用兵之术百数,其要在奇正权谋。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隐于神,施之弥于天,给于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万物荣枯可生人之身。黄帝得之,先固三宫,后治万国,鼎成而驭龙上升于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贼。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发天杀之机,克夏之命尽而事应之,故有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凿,十年地坏。杀人过万,大风暴起。
  亮曰:按,楚杀汉兵数万,大风沓冥,昼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发,万变定基。
  良曰:从此一信而万信生,故为万变定基矣。
  筌曰:大荒大乱,兵水旱蝗,是天杀机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系夏台,周国麦里,汉祖亭长,魏武乞丐,俱非工者之位,乘天杀之机也,起陆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权臣擅威,百姓思乱,人杀机也。成汤放桀,周武代纣,须籍斩赢婴,魏废刘协,是乘人杀之机也。覆贵为贱,反贱为贵,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机各发,成败之理宜然,万变千化,圣人因之而定基业也。
  性有巧拙,可以使藏。
  良曰:圣人见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计在心。彼此利者,圣哲英雄道焉,况用兵之务战。
  筌曰:中欲不出谓之启,外邪不人谓之闭,内启是其机也。雄知如阴,不动如山。巧拙不性,使人无间而得窥也。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讷,兴师动众,万夫莫议。其奇在三者,或可动或可静之。
  筌曰:两叶掩目,不见泰山。双豆塞耳,不闻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窍皆邪,不足以察机变,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机动未朕,神以随之;机兆将成,心以图之;机发事行,志以断之。其机动也,与阳同其波;五岳不能镇其隅,四读不能界其维。其机静也,与阴同其德;智士不能运其荣,深闻不能窍某谋,天地不能夺其时,而况于人乎?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之,谓之圣人。
  筌曰:火生于木,火发而木焚。奸生于国,奸成而国灭。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国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非至圣不能修身炼行,使奸火之不发。夫国有无军之兵,无灾之祸矣,是以箕子逃而缚裘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中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良曰:机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杀,则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盗者,彼此不觉知,但谓之神明。此三者况车马金帛,弃之可以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动,然后应之。
  筌曰:天地与万物生成,盗万物以衰老。万物与人之服御,盗人以骄奢。人与万物之上器,盗万物以毁败。皆自然而往。三盗各得其直,三才递安其任。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后代人君,广敛珍宝,委积金帛,若能弃之,虽倾河填海未足难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时而生百骸;动者所以安万物,失其机而伤万物。故曰:时之至,间不容瞬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是以贤者守时,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圣,人不贵圣,人之愚。既睹其圣,又察其愚,复睹其圣。故《书》曰:专用聪明,则事不成。专用晦昧,则事皆悖。一明一晦,众之所载。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卖粥,当衰乱之时,人皆谓之不神,及乎逢成汤、遭文王、遇齐桓、值秦穆,道济生灵,功格宇宙,人皆谓之至神。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后代伏思之则明,天地不足贵,而况于人乎?
  筌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数;有次十二,以积闯大小余分有定;皆禀精气。自有不为圣功神明而生;圣功神明亦禀精气,自有不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贵乎天地,败不怨乎阴阳。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因躬,小人得之轻命。
  诸葛亮曰:夫子、太公岂不贤于孙、吴、韩、白,所以君子小人异之,四子之勇至于杀身,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
  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见凌夷之机,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开国之机,而莫能知开国之机,而莫能知开国之源。君子得其机,应天顺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机,烦兵黩武,乃轻其命。《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又曰:知机其神乎!机者易见一而难知,见近知远。

                 下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尽其微。
  良曰:后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绝其一源。
  筌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心分则机不精,神竟则机不微。是以师旷薰目而聪耳,离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师于心,举事发机,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经昼历夜,思而后行,举事发机,万全成也。
  太公曰:目动而心应之。见可则行,见否则止。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
  筌曰:为天下机者,莫近乎心目。心能发目,目能见机。秦始皇东游会稽,项羽目见其机,心生于物,谓项良曰:“彼可取而代之”。晋师毕至于淮淝。荷坚日见其机心死于物,谓荷融曰:“彼(京力)敌也,胡为少耶?”则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败之机见于目焉。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
  太公曰:诚惧致福。
  筌曰:天心无恩万物,有心归恩于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以施而不求其报,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风,威远而惧迩,万物蠢然而怀惧,天无威而惧万物,万物有惧而归威于天。圣人行货也,无患于有功。行代也,无威于有罪。故赏罚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良曰:夫机在于是也。
  筌曰:乐则奢余,静则贞廉。性余则神浊,性廉则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则心平。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圣人者,不淫于至乐,不安于至静,能栖神静乐之间,谓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诱,声色不能荡,辩士不能说,智者不能动,勇者不能惧,见祸于重开之外,虑患于沓冥之内,天且不违,而况于兵之诡道者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尹曰:治极微。
  良曰:其机善,虽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违。
  筌曰:天道曲成万物而不遗,椿菌鹏(晏鸟),巨细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云行雨施,雷电霜霓,生杀之均,至公也。圣人则天法地:养万民,察劳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
  孙武曰:视卒如爱子,可以俱死,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溪。爱而不能令,譬若骄子。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禽之制在气。
  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
  尹曰:气者,天之机。
  筌曰:无龟食蟒,囗隼击鹊,黄腰啖虎,飞鼠断猿,蛛蛙哜鱼,狼囗啮鹤,余甘柔金,河车服之,无穷化玉,雄黄变铁。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兽木石,得其气尚能以小制大,况英雄得其而不能净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太公曰:损己者物爱之,厚己者物薄之。
  筌曰:谋生者必先死而后生,习死者必先生而后死。
  (曷鸟)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断不成。
  孙武曰:投之死地而后生,致之亡地而后存。
  吴起曰: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吴树恩于越而害生,周立害于殷而思生,死之与生,恩之与害,相反纠缠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太公曰:观鸟兽之时,察万物之变。
  筌曰:景星见,黄龙下,翔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扬波。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相错,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为理乱之机。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六府三事,无相夺伦,百谷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赋苟政,上下相蒙,懿戚贵臣,骄奢淫纵,酣酒嗜音,峻宇雕墙,百姓流亡,思乱怨上,我以此时物文理为理乱之机也。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
  筌曰:圣哲之心,深妙难测。由巢之迹,人或窥之。至于应变无方,自机转而不穷之智,人岂虞之?以迹度心,乃为愚者也。
  故曰:沈水入火,自取灭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军亡兵,无死则无不死,无生则无不生,故知乎死生,国家安宁。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
  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胜之。
  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良曰:阴阳相推激,至于变化在于目。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见之为自然,英哲见之为制,愚者见之为化。
  尹曰:知自然之道,万物不能违,故利而行之。
  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良曰:观鸟兽之时,察万物之变,鸟兽至净,律历所不能契,从而机之。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封甲子,神机鬼藏。
  良曰:六癸为天藏,可以伏藏也。
  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圣智也。天垂象,圣人则之。推甲子,画八卦,考蓍龟,稽律历。则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乎象,无不尽矣。
  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转而用之。神出鬼人,万明一矣。
  良曰:万生万象者心也。合藏阴阳之术,日月之数,昭昭乎在人心矣。
  广成子曰:甲子合阳九之数也,卦象出师众之法,出师以律,动合鬼神,顺天应时,而用鬼神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