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湖北秭归是屈原故里，湖南汩罗是屈原投江的地点，安徽九华山(陵阳)是屈原最终流放九年的地方。毛泽东一生爱读书，尤其是爱读《离骚》，不是一遍两遍，也超出“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会。屈原永远活在毛泽东的心中，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在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六十周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笔者撰写此文，意在纪念中国两位伟人——屈原和毛泽东。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上屋场。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那部分抄文占去了前11页。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写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女郎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指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尤其是“屈贾才”三字，是指有屈原、贾谊的才能。屈原自沉于湖南汩罗，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故毛泽东诗中有此联想。又，罗章龙《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中有句云：“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毛泽东此处用“屈贾才”，或寓和罗诗之意，并表达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
在延安的时候，《楚辞》仍是毛泽东常读的作品之一。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在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又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是指郭沫若在抗战爆发回国后，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解放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写给朋友任少卿的一封信，文中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句。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此文，梁萧统的《昭明文选》也收入。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9月8日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就是《报任少卿书》中的话。
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交谈：“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毛泽东言而未尽，又补充道：“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及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毛泽东又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更是毛泽东所深深敬佩的。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云：“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了灯火管制。大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劝他进防空洞。毛泽东根本不理，神色若定地让人拿来蜡烛，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读起《楚辞》。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举历史人物为例，其中就有屈原。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毛泽东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一文指出：“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乘<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陈策的《屈宋古音义》。在一本《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画。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五期)：“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1961年秋，毛泽东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千载而下，咏唱屈原及其《离骚》者，几至不可胜数，或忧伤，或悲愤，或一洒同情之泪，或忿作不平之鸣，大体都遵循汉朝淮南王刘安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这个基调。唯毛泽东此诗大别古人，高唱“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不但有一扫忧愁幽思、疾痛惨怛的千古气势，而且进一步指出，《离骚》是屈原手中的杀人刀，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而不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哀歌。这种评论，前无古人，惊绝人寰，独步诗坛。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谈话中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中又强调：“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即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人。屈原在《天问》中，一共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引起思想家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
1972年9月2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初次访华，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朱熹《楚辞集注》，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