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仅15年时间，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统一国家中最短的一个朝代。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前后426年，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统一国家中最长的一个朝代。许多人站在秦朝找秦朝短命的原因，得出结论，是秦朝的暴政，引发大泽乡的农民起义，进而推翻了秦政权。这其实是任何一个朝代灭亡的共因，并没有从中找出秦朝灭亡的特殊原因。而要找这个特殊原因，只有到相邻的汉朝去找。站在当朝是找不到的。着眼于历史事实的普遍联系性与特殊性来重新认识历史，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第一，政治体制比较：
　　
　　秦实行郡县制。《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以治国之事询问大臣，丞相王绾等说“我大秦刚灭六国，燕、齐、荆地处偏远，如果不新设诸侯王，就不可能有效地统治这些地方。请立诸位公子为王，敬请皇帝允许。”（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而廷尉李斯提出不同意见：“周文王及周武王实行分封制，子弟及同姓被封为诸王的很多，然而一段时间以后逐渐与周天子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敌一般，继而发展到相互战争，周天子也没有能力去禁止。如今海内依赖陛下的神武之功实现了统一，行政区划都设为郡县，对诸位公子及功臣用赋税的收入重重赏赐他们，就足可以将行政体制改由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此天下不会再有纷争，此为安定天下的良策，重新设置诸侯是不可以的。”（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听取了李斯的意见，于是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而三十六郡皆归皇帝一人所管。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而行郡县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改革。正如吕思勉所说：“秦代以前的世界，是个封建（分封制，本文作者注）之世；秦汉以后的世界，是个郡县之世；其情况是迥然不同；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实在是从秦朝开始的。所以秦朝和中国，关系很大。”“郡县之治，咱们现在看惯了，以为当然的。然而在当时，实在是个创局。”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在于，秦始皇用刚建立的江山来赌一场，也许在有极高威望的皇帝在世时看不出来，一旦换了皇帝，没有了当年的威势，中央集权受到动摇，地方上的郡县制也就不复存在了。假如秦始皇“法先王”，按照周朝那样将主要功臣和他的儿子们都分封为王，全国重新分为若干个诸侯国，或者郡、国并行，秦朝即使中央政权垮了，还有许多地方侯国作为其羽翼，绝不可能垮得这么快。

　汉与秦相反，先行分封制。《高祖本纪》载：“正月，诸侯及将相与共请汉王为皇帝。”“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侯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绢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汉高祖共封八王。也许此时的分封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后来在镇压了异姓王的叛乱后，皆封刘姓王，其目的就在于壮大刘姓势力了。如果有一天国家政权垮了，还有地方侯国为策应，东山再起。当然全国并非都是侯国，汉朝也在不少地方实行郡县制，比如西安、洛阳这些地方是怎么也不让设侯国的。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果然，汉景帝时，就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好不容易才平定了。后来，汉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令诸侯不得再复治国。”汉武帝时，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他的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表面上是“推恩”，真实目的是将王国越分越小，削弱封国势力。汉武帝又通过一系列措施，如“左官律”、“附益法”、“酎金”成色问题等，基本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汉武帝颁布了一套新的官吏制度，注重选拔人才，充实官僚机构，才将郡县制巩固下来。
　　
　　秦始皇设郡县制是一步到位。从公元前2０６年汉朝建立，到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借“酎金”问题夺爵，汉朝的郡县制基本建立，前后经历９４年。
　　
　　第二，思想统治方法比较：
　　
　　秦始皇唯一赏识的是法家韩非子，读韩非子的书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为了得到这个人不惜对韩国发动战争。他认为：“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从他的碑刻中也看得出法治的分量：“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为了法治，他听信李斯之言，“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因而有“焚书坑儒”的残酷之举。秦二世当权也认为“法”可以疗治一切，“我只要法律在手，重重地判刑，就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能使全国服服帖帖。”（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

    我们当然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这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我们尤其要重视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以上三点，政治体制问题、思想统治问题、矛盾掩盖问题，才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