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孙叔敖的“两个凡是”，其核心在于先便民富民，而后国家自然强盛。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诚不我欺。在孙叔敖的治理下，楚国终于强大，于公元前598年在邲地击溃晋国大军，尽收黄河以南之地，成就中原霸主地位。

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楚国，政治斗争不断。有个叫蒍贾的贵族遭人构陷。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倒霉儿滚蛋”的年代里，蒍贾的老婆孩子，命运令人担忧。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蒍贾的儿子蒍敖与母亲顺利逃出京城，躲到乡下（有说是河南淮滨县），年幼的小蒍敖改名孙叔敖。

如果就这样屈辱求全，做一辈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那也没什么不好。

但孙叔敖的老爸或许教导过他，男子汉要轰轰烈烈，不能苟且求安。所以，孙叔敖打小立志求学，要做一个有益于社稷和百姓的人。无巧不成书，收留他们母子的恰好是位饱学诗书的高人。一个愿意受教，一个愿意施教，孙叔敖成大器，也就顺理成章了。

楚庄王即位，拨乱反正，那些被打倒的干部该平反的平反，该恢复待遇的恢复待遇，笼罩在楚国上空十余年的雾霾终于烟消云散。

按道理，孙叔敖“黑五类子女”的身份一旦被撤销，仍然是楚国贵族，完全可以子承父职直接进入仕途。但不知怎么，朝廷还是遗忘了他，他也没主动提出要求，好像这身份对他原本就无所谓似的。难道他打算一辈子归隐？非也，他是在等出山的机会。

果然不久后机会来了。淮河洪水频发，淹死不少百姓，楚国派许多官员前来治理，效果均不理想。这时候，一位相貌奇特（小个子、谢顶、左手比右手长）的年轻人毛遂自荐说，我有办法对付洪灾。于是，就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期思陂。

龙王爷听话了，楚庄王也高兴了，听说楚国还有如此杰出的青年才俊，立马召见。一问方知，原来是蒍贾的儿子，难怪难怪！随即委以重任，让孙叔敖担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国在楚庄王即位前后，国力弱不禁风，经济萎靡不振，军队缺乏训练，老被周边国家欺负，也没啥话语权。楚庄王打心眼里想改变这个窘境，孙叔敖自然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楚庄王无疑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但无论从历史还是人性来看，越是成功的人越容易犯好大喜功的毛病，比如要面子、图虚荣、作风霸道等，楚庄王亦未能免俗。那孙叔敖如何实现楚庄王的强国梦呢？

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富民便民。这正是孙叔敖执政过程中所坚持的“两个凡是”。一，凡是百姓反感的事情，就不要做。非要做，也应曲线疏导，民或能从其化；二，凡是不利于百姓的政令，应坚决反对并取缔。说白了也就一句话：为官者的心思应该集中在人民群众身上。

太史公说了两个例子来诠释孙叔敖的“两个凡是”，一次是换车、一次是铸币。

楚庄王看到街上的车辆普遍矮小，心里不乐意：“咱楚国逐渐开始强大，连过去欺负咱的晋国现在也跟龟孙子似的，车辆这么矮小，太影响咱大国形象了，跟高头大马也不相配呀，不行，得改革，必须改革。”

有钱人换车，那是小菜一碟，可一般家境的人就难说了，换车即意味着淘汰旧车或重新改造，费时费力还费钱。许多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公开对抗王命肯定不妥，执行又不乐意。也就是说，这件事本身足以让百姓反感。

但楚庄王坚持要推行，孙叔敖只得建议：这事儿不能硬来，不如将每条街两端的门头加高，使矮小的车辆通行稍稍不便，有条件的百姓自然会对车子进行加高改造。这样做，既执行了王的命令，又不至于给那些没有条件的百姓带来实际负担。后来果如其分析的那样，有条件加高车辆的都加高了。

当时楚国流通贝壳形状的铜币，叫“蚁鼻钱”，楚庄王认为分量不够，下令铸造更大的钱币。这种行为在今天，叫滥印大面额货币，货币总量增大，而实际财富并未增加，结果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百姓财产缩水，商贾的损失更大。

别小看古代的经济官员，他们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如当时的“市令”（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官员）急得不行：“市场乱套了，大小商户集体绝望，该怎么办呢？”这一次，孙叔敖果断下命令：“罢，吾今令之复矣。”

语气中有几许毅然决然的味道。

要知道，孙叔敖这次纯属先斩后奏，根本没跟楚庄王打招呼，就直接下达了取缔大钱币的命令。根据《史记》的说法，他是五天后上朝才向楚庄王汇报，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饭。楚庄王心中大概非常不爽，因此，太史公故意给我们留下个破绽：“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只是，为嘛不说“五日”或“八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