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是在看了《东周列国•战国篇》之后的一个观后感，重点不在于辩论历史。
卫鞅者，卫国某国君之孙；商鞅者，秦国历史上获得最高爵位的两人之一（另一个人是白起），封于商地;商君者，创立中国唯一的法治社会的人啊。他，儒家曰为酷吏之楷模，法家曰为法家之正道，但有一点，大家都认同，那就是他的变法，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根基。他的老师无从考证，但是魏国丞相公叔痤是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因为曾经做过公叔痤的半个家臣，帮助公叔痤管理私人图书馆并为其出谋划策。他，一心想在当时最强的魏国实现自己的理想——一统天下，但是魏王没有重用他。于是，他去了秦国，去见了那个一心谋求强大的秦国国君嬴渠梁。
他，见到秦王，秦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君王之一——秦孝公嬴渠梁。这个秦王即位之时，山河破败，早已不复春秋五霸之威风，被魏国打压得只剩下最后一口喘息的机会。他发布求贤令，卫鞅觉得这个秦国国君还算个人物，在山东六国都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情况下毅然的去了这个被人瞧不起的秦国。秦王那时手下一群人也确实是忠心耿耿，但是就是缺乏有才干之人，一见卫鞅就像老鼠见了大米一样，决心要让他来改造秦国，使得秦国恢复昔年的强大与荣耀。
于是，他在秦国开始了自己的变法。徙木立信，无非是取信于民，但是就凭这点小事，怎么能真正的取信于民呢？还是这样一件事让他真正的说明国家是按法令办事的，真正的取信于民的。当时太子犯法，按律当处以刑罚，这可成为了所有人的观望点，如果不处罚太子，那么国家还是以前的国家，法令还是那样不会被真正的执行，那么以后就用空子可钻了；如果按照律法加以处罚，那就是真的变天了，太子都要受法令的约束，何况他人。这个卫鞅却还真的说服了国君，刑罚当时国君的哥哥、曾经统帅秦国大军的公子虔，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而太子尚未成年；太子也被废，没当太子了。这件事是真正取信于民的一件事，从此之后，卫鞅令行禁止，无人再敢抵抗。国家能够令行禁止，再加上鼓励农耕等措施，秦国强大只是时间问题的了，而这时的六大战国忙着互相火拼，没时间管这个西边的秦国，这也就成为了秦国的战略机遇期。秦国很快就强大了，并收复了失地。
前面扯了这么多，大多只是些废话，交代下背景罢了，下面才入正题。
在商鞅的一生中，不得不提的人物自然有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公叔痤、景监，当然最重要的是秦孝公嬴渠梁了。有一个人却是实质性地影响着商鞅一生却很少被提及的人，这个人就是秦孝公的哥哥赢虔。这个人曾经是秦军统帅，在军中资望甚重，其人深具秦人特色，在朝在野都是深受敬重。但是由于看到了秦国的衰败，异常坚韧地没有和弟弟争君王之位，艰苦卓绝地与弟弟一起挑起了复兴秦国的重担。他也看中了卫鞅，认为他能改变秦国、复兴秦国。就是在太子犯法要刑罚自己这个除了秦孝公之外最有实力的变法支持者时他也毅然选择了忍耐、接受了残酷的刑罚。他是深具血性的秦人，他恨卫鞅，当卫鞅要请他出山一起共同推进变法时，他毅然拒绝了。商鞅说：“您是秦国之臣，我要建立的可是秦国的功业啊！”他回答了一句：“难料！”当被撤职后的太子质疑商鞅的变法时，赢虔却教导太子，说卫鞅说得对。太子不解，问：“太傅，卫鞅斩您左足，您难道不记恨他吗？”，赢虔答道：“为君者不可因人而费言，身为太子太傅，责任重大，我岂能以小人之心而影响了太子对道理的判断呢？”当反对派以维护秦国社稷而联合他对付商鞅时，他说：“好一群国之忠臣，你们怎么不去杀了卫鞅！怎么不以死劝谏国君！你们怎么不去攻占魏国的城池，强秦之计你们可出了一丝半点，怎么功劳爵位都给卫鞅给夺了去！若是依靠你们这群忠臣良将，秦国什么时候才能强盛啊！”等商鞅之法在秦国巩固，秦国也以强大的时候，也是这个赢虔要了商鞅的性命。他对即将去世的秦孝公说：“商鞅之功不可没，商鞅只能不可小视！但是千里良驹，要能驾驭，才是好座骑，否则如烈马脱缰，速而不达！太子驷难以驾奴他啊！”，孝公叹道：“我和商君大业何以为继啊？”，赢虔说：“君上，您要的是商君的大业还是秦君的大业啊。”孝公遂留遗诏灭掉商鞅。
如果说，商鞅像个艺术家一样把秦国变成了一所巩固漂亮的房子，那么这座房子的脊梁非赢虔莫属啊！他是秦国真正的脊梁啊！国家有这样的人才是国家最大的幸运。
商鞅被车裂时，他的母亲替他辩驳了一番，很是感人，与大家分享下：“无智者趋于利，有智者趋于名，圣人，则以身系于天下！我救活了一个孽种（指商鞅），这孽种活了52年。这五十二年，令山川移位，乾坤倒转，还不够嘛？”商鞅说：“母亲，这一天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归途！”商母继续说：“百姓们，奴隶们，我的儿子，就要服刑了，他不光是我的儿子，他也是你们的儿子，你们是秦国的子民，难道你们忘了秦国的过去和现在嘛？我知道，你们恨他，这不公平啊！你们中间难道就没有一个贤人，肯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吗？睁开你们被愚昧蒙蔽了的双眼，看一看眼前的世界吧,想一想过去曾经生活过的日子，难道你们还不如我这个盲目之人？”
商鞅，这个创造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法治社会的人，就这样被灭族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他创立的法治社会却得到了保留并支撑起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朝的建立。他创立的法治社会在中国延续了约150余年。
现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谓“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实践而言，“有条件”影响这种“不可避免性”、破坏这种平等的，往往都是权力、财富的掌握者。高晓松案，让我们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当公职人员酒驾后，是否能与普通公民一视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无醉，更关系到“醉驾入刑”实际威慑力，关系到全社会的公正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