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战国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

图2 战国镶嵌兽首形铜饰正面图

图3 战国镶嵌兽首形铜饰侧面图

　　战国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图1)，1978年出土于淮阴高庄战国墓。它一共两件，大小相同，形制一样。其形似虎首，狰狞恐怖，张口吐舌，利齿虬角，阔鼻短耳，双目鼓凸，给人以威风凛凛之感。外饰以云雷纹为主的蟠螭纹，其纹饰也达到豪华繁缛的地步。其齿呈三角形，犬齿稍大。以旋涡纹内加三角纹组成二鼻孔，以粗壮凸起的方框构成眼眶，眼球鼓凸。舌面、下颚及面部三角区饰点纹，吻缘及鼻间饰绳纹，内加三角纹，眉间饰三角纹。耳短小，卷成筒状。头有双角，角上饰三角纹、云雷纹。颈下凹，上有二钉孔。颈背有两条纵棱，背、腹两侧皆饰蟠螭纹，末端有三齿，其上饰蝉尾纹。两侧有圆形钉孔。体宽11.6厘米、长24厘米、通高16.5厘米。相似之器，1980年9月于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也曾出土一件，定名为“兽首形器”。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此类器物只发现这三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对于这两件铜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车舆上的铜饰，并命名为“较首”。直到2004年7月淮安运河村战国墓的发掘，出土了木雕鼓车。通过对木雕鼓车的复原研究，才使我们豁然开朗，认为是木雕鼓车上的鼓座铜饰。

　　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在高庄墓之北三公里，二者具有很深的渊源，是性质相同、年代相近的战国墓葬。所出土的木雕鼓车，虽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多年，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木质构件保存相对较好，是国家一级文物。其中的木质建鼓鼓座(图2)，虽有朽烂断裂现象，但经过现代科学手段脱水处理后，其木质坚挺，经保护修复后恢复了原状，是研究古代建鼓的实物资料之一。通过对该车的组装复原，其鼓座上的刻槽引起我们的注意(图3)。这些刻槽，论形制，和兽首形铜饰相似；论深度，和兽首形铜饰相合；颈上有二孔，系为安装兽首形铜饰所预留；背上有三齿，亦和兽首形铜饰的末端三齿一致。只是其具体尺寸稍有不同，这是因构件不同而存在的差异。通过对二墓出土之器物进行对比研究，以运河墓之木质构件来比对高庄墓之铜饰，进而认定这两件铜饰都是鼓座之铜饰，都是为装饰建鼓鼓座而制作的铜器。进而纠正了以往“较首”之命名，重新将该器命名为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给予了新的名称。与此同时，也发现高庄墓的青铜插座也是安装在鼓座上的插座(图4)，以此来承插建鼓鼓柱，从而也结束了有关此器的“车盖插座”或“羽葆础”之纷争，获得了一致认识。这样，这三件铜器都得到准确命名和定位，都是安装于建鼓鼓座上的镶嵌铜饰。在安装的时候，其青铜插座在中间，而兽首形铜饰在两头，都是刻槽镶嵌，套合在木质鼓座之上，然后用竹钉固定。其安装情形大致如图5所示。

图4 出土的鼓座

图5 鼓座刻痕迹

　　淮阴高庄墓镶嵌兽首形铜饰是建鼓鼓座铜饰，这样的鼓座铜饰是先秦考古中首次发现，从而为研究古代建鼓提供了实物。建鼓，古称足鼓、晋鼓、楹鼓、植鼓，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发现，是我国出现最早的鼓种之一，春秋战国时代已广泛应用。《国语·吴语》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韦昭注：“鼓，晋鼓也，《周礼》：‘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礼记·明堂位》载：“殷楹鼓”。注曰：“楹，贯之以柱也。”建鼓鼓座在考古中亦有发现，如湖北曾侯乙墓、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都有出土。但这些建鼓鼓座都是满饰龙虎雕塑的圆球状铜器，是安装于地上的鼓座。而高庄墓的镶嵌兽首形铜饰，是车载建鼓木质鼓座上的铜饰。其建鼓鼓座只能安装于车上，装有建鼓的车即是鼓车。鼓车在汉画上多有发现，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和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壁画都有鼓车的图像出土。由于鼓车和地上所立的建鼓存在差异，故和上述青铜建鼓鼓座不同，形制亦异。从而为研究先秦鼓车提供了实物例证，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具重要意义。

图6 镶嵌青铜鼓柱插座

图7 战国镶嵌兽首形器安装图

　　淮阴高庄墓镶嵌兽首形铜饰，其形似虎首，但又有双角，由此可见不是现实中的动物，应是古代神话中的山神怪兽形象，这在《考工记》中多有记述。《考工记》中有关于制鼓工艺的专门记载，但没有谈到鼓座的问题。其中的“梓人”讲到了编钟、编磬悬架的制作，也没有讲到鼓座的制作问题。但是，作为悬挂乐器的支架来说，钟架、磬架的制作原理应该是适用于鼓座的，故我们以钟架、磬架来考察鼓座。《考工记》曰：“梓人为筍虡。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蠃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郑玄注：“乐器所悬，横曰筍，植曰虡。”“蠃者，谓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羽，鸟属；鳞，龙蛇之属。”按《考工记》所载，虎豹之类的浅毛兽，适合雕作编钟的立柱，鸟类适合做编磬的横梁。这已为出土资料所佐证，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保存着比较古老的形制，其钟虡为铜人；磬虡为一“龙首、鹤颈、鸟身、鳖足”的“怪兽”；钟筍、磬筍两端均饰透雕或浮雕的青铜龙首或蟠龙纹，其中钟筍、磬筍、磬虡皆与《考工记》相合。《考工记》中没有关于鼓虡的记载，但其他较早的文献中关于鼓虡的零星记载还是有的。《礼记·明堂位》“周悬鼓”郑玄注：“悬于筍虡也”。此说很有见地。这也为出土器物所证实，如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青铜鼓座、湖北曾侯乙墓的青铜鼓座，皆有虎的图像。此外，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鸟架鼓，也是以虎形雕塑作为鼓座。因此，淮阴高庄墓的兽首形鼓座铜饰采取虎首的形象，正和《考工记》中“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其匪色必似鸣矣”的记述相符。不过在虎首之上，再加上双角，产生震撼性的视觉效果。总之，这两件镶嵌兽首形铜饰有同期墓葬出土的木质鼓座佐证，其形象也符合古籍记载和考古学的论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意义非凡，是研究古代乐器的实物例证，故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