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随关系，如从文献溯源，当始于春秋时期。《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可见，楚随之关系，最早由军事始。
 
　　一、 楚、随军事关系
 
　　楚、随的军事关系，也是彼此政治关系的体现。《左传·桓公六年》：“……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其时，楚国正以称王立霸的政治主张，锐意东进，而作为汉阳诸姬之长的随国，是不甘国土沦丧的，意欲联合江汉群姬，抵抗强楚。不过，春秋时期楚、随双方在军事上势均力敌，两国的政治主张和军事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汉阳诸姬”。正如楚人说：“小国离，楚之利也。”
 
　　《左传·桓公六年》：“……少师侈，请赢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季梁地位仅在随侯之下，是春秋初期的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的政治和军事思想对楚、随的政治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1)，《左传·桓公六年》：“……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赢，其诱我也，君何急焉?’……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季梁精辟地分析了楚国的大局，极度规劝随侯，不与楚国动武，力争建立睦邻关系，并整治国度，振兴楚国。这是符合当时局势的。
 
　　但是，当时雄居南方的楚国，并不以北进中原受阻而休干戈，楚、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势至必然，《左传·桓公六年》：“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江、淮之间。季梁请下之，费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冠也。”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第二次伐随，显然与公元前706年“侵随”不能等量齐观。时隔两年，楚、随关系已发生变化，随国内部矛盾激化，季梁的政治主张和对楚人的外交策略不能取得随侯的支持。少师是随国的大夫，也是随国贵族阶层的代表，楚武王第二次伐随中，他当了随侯的忠实参谋，造成“速杞”之战的失败。《左传·桓公八年》：“……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少师的阵亡，是改变随国政治和军事主旨的契机，而沈、鹿会盟，则是楚武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重大失误的结果。
 
　　《左传·庄公四年》：“春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将齐，人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又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徙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率于樠木之下。”公元前690年春，楚武王第三次伐随，这次战伐，楚虽动用精兵良将，然而未获胜利，连楚武王也死于军中。《左传·庄公四年》：“……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会于汉汭而还。”可是楚军在溠水架桥，扎营随都郊野不远的地方，作出攻打随国的假相，遮盖了楚王死于军中的实情。大概随侯仍然采取季梁先讲和而后战的策略，为改变楚、随关系打开了门扇。
 
　　楚武王之世，三次与随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期间绵延达20年，最后以双方结盟而结束。此后长达一百多年两之间未发生战争。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随国国力仍相当强大，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楚国国策有关，即当时楚国对随采取了伐而不亡。借以威慑驾御“江汉诸姬”的目的，这大概是楚随之间军事关系上的一个特点。
 
　　二、 楚、随经济文化关系
 
　　楚、随之间经济交往。根据文献记载应始于春秋时期。
 
　　考古文化中，多见楚、随文化关系甚密，在随州境内出土过较多的楚国铜器。1975年在随县涢阳出土了楚、曾、息的青铜器，一件青铜簠上铭文为：“隹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角媵中，嬭璜饮簠，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2)同坑共出3件，铭文分别记载了楚、曾、息三国器主，时代为春秋时期，在随州城附近的季氏梁、变电站出土的春秋铜器(3)，都带有浓厚的楚风。
 
　　春秋初年，楚武王为壮大国力，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杜注治)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臯，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长，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4)楚国基层井田制的瓦解，导致新兴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工具出现，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从楚墓出土的大量铁足铜鼎、铁臿、小铁镢等，不难窥见楚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而楚国的这一经济状况与随国经济状况又具有共性。
 
　　随属汉东，表介周楚，《读史方舆纪要》云：“随，北接黾厄，东蔽汉，介襄、郢、申、安之内，实为要地。义阳，南阳之锁钥，实为用之。”故有“中原之枢，江汉之塞”的称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终于孕育出随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
 
　　随农业文化滥觞于新石器时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随于上古为烈山氏”，乃神农出生耕耨之乡。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见于随州西部的安居羊子山。青铜器中有酒器居多，反映出其粮食丰饶。
 
　　楚、随经济发展的模式大致相同。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而促进了军事的发展，对传播文化起了先导作用。
 
　　举世闻名的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是研究楚、随文化关系的宝贵资料。该墓出土文物达7000余件，时代为战国早期。那精美绝伦的青铜文化和时代最早的黄金器皿，那高超的雕刻艺术和丰富多彩的绘画，都达到了时代水平。如果说乐器编钟是随人精湛工艺的代表作，那么，楚国的尚钟之风则与之不无瓜葛。
 
　　《淮南子·秦族训》载：“阖闾伐随，破九龙之钟。”许慎云：“楚为九龙之簴以悬钟也。”曾侯乙墓出土编钟分三层悬挂，以佩剑铜人为簴。(图一)则与楚钟挂法相同。钟铭2800余字，磬铭残存600余字，加上钟架笋梁，编钟配件和磬匣上的文字，共有4000余字。它不仅反映了曾国乐器的高度水平，而且记载了曾与楚、周、晋、齐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的对应关系。桓谭《新论》云：“满湘之乐，方磬为口，”曾侯乙墓出土一套悬挂完好的编磬。据考古发现，在河南湘川下寺春秋楚墓也出有编钟和编磬。楚墓随葬乐器仅次于随侯之墓。《文献通考·乐》载：“昔楚厉王有警鼓，与自然为戒。既而饮酒过而击，民大警，使人止之。居数月，警而去之，民莫有起之”。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有鼓、琴、笙、箫等。这正说明楚、随乐学水平相仿。楚国的宫庭乐舞，与随国有同样的气派。曾侯乙墓除了主棺外，还有陪棺21具，殉葬者均为歌妓舞女，与庞大的乐器相配演奏。《楚辞招魂》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二八齐客，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填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吕些。……铿钟摇簴，楔梓瑟些。”楚宫乐舞与曾侯乙的乐舞相比毫不逊色。
 
　　曾侯乙墓墓主内棺是绘画艺术的杰作。其以黄、黑、灰三色描绘的图案，以头生双角，身长羽翼，手持双戈，身着甲胄，面目狰狞的侍卫为主体，富有驱邪镇鬼之寓意。《楚辞·招魂》：
 
　　魂兮归来，君无下幽都些。
 
　　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
 
　　敦脄血拇，逐人些。
 
　　参目虎首，其身若中些。
 
　　此皆甘人，归来恐自遗灾些。
 
　　绘画艺术反映出楚、随文化同样有着浓郁的巫风。
 
　　曾侯乙墓出土的石磬铭文中，见有“坪”字，在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和钟铭律名中分别有“坪夜君”和“坪皇”等。长沙楚墓出土的帛书曰“九州不坪”，《三代吉金文存》“坪夜君成之载贞(鼎)”相吻合，楚并且有“坪夜”之邑(5)，对比，笔者有专文论述，故不复赘(6)。
 
　　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漆箱，箱盖上按星座的方位，以秀丽流畅的篆字书写出二十八宿的名称。这与《甘氏》、《石氏》二十八宿星名体例相近。《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云甘德为楚人，屈原《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矛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论降，援北斗兮酌桂浆。”《甘氏》星名中，也有“天狼”和“弧”出现，可见楚、随在天文学上互为染濡是显而易见的。
 
　　楚职官中设令尹，《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工尹帅师于潜，吴师不能退。”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中有左尹、工尹之官(7)。《左传·桓公六年》：“随人使少师董成”。楚也设有少师之官。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中还有“右尹”、“大宰”、“司马”、“左徒”、“工尹”、“新造尹”等，这些官职与《左传》里记载中的楚官完全相同。
 
　　楚封君有春申君、彭城君、襄城君、鄂君、鄢君、安陵君等，曾侯乙墓出土有“析君之戈”，竹简铭文中有(阳)城君、坪夜君、君、君、君、君等。(8)
 
　　楚国在商品交换中，最早用黄金铸造货币，在随州城市的西郊，即古随都(9)遗址附近的古墓群中，出现了楚国的几枚金币“郢爰”(10)。笔者参加此墓的发掘，货币与战国青铜器和汉代陶器同出，说明楚国在战国时期也与随国进行通商。曾侯乙墓出土有金杯、金盏等，可证楚随在春秋、战国之际，黄金铸造水平也达到较高水平。与《管子·轻重》“楚有汝汉之黄金”的记载吻合。
 
　　综上所述，楚、随无论在经济模式和文化特点上，都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三、 从楚昭王奔随看楚、随关系
 
　　公元前506年，楚国的历史上出现了重大变局。《左传》定公四年，即楚昭王五十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王奔郢，……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随人)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争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境，敢不唯命。’吴人乃退。”吴国军队大举攻楚，兵临城下。楚昭王奔随，得到随人的保护。随人以“世有盟誓，至今未改”的话，打发了吴军。可见楚随关系之密切。
 
　　《左传·哀公元年》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吴人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故得见经。”至唐代孔颖达疏作补充：“正文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随。自尔以来，随不复具。以随世服于楚，为楚私属，不通于诸侯。征伐盟会，不齿于列，故史不得书之。’……定四年，保护昭王，楚得复国。楚人感其恩德，使随列于诸侯。”杜预注与孔颖达疏皆为臆测之词。其实，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只是结盟而还，楚并未克随。再则，从武王第三次伐随到楚昭王奔随之间有184年的时间，并不是楚国始终兴盛时期。吴师入郢，昭王奔随足以说明。《左传·昭公二十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斗谷于菟帅师伐随。”鲁昭公二十年是楚成王三十二年，即公元年640年，与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只相隔50年。这正与杜注和孔氏所说：“自尔以来，随不复见”相牴牯。前文所作论证，对楚、随关系正常化的下限作了说明，可以说，时代越晚，楚随关系则越趋密切。
 
　　曾侯乙墓出一件镈钟(图二)，铭曰：
 
　　“隹王五十又六祀，
 
　　返自西阳，
 
　　楚王章作曾侯乙宗彝，
 
　　之于西阳，
 
　　其永时用享。”(12)
 
　　隹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43年，为战国早期。楚王熊章亦即楚惠王，为昭王之子。随人救了楚昭王，当然惠王时期要报恩于随。由于楚国长期与随国友好关系，故在曾国之君死后，楚王特制了礼器来祭奠。
 
　　曾侯乙死时年龄约45岁左右，绝对不是救昭王的曾国君主。因为昭王奔随与惠王作钟已相隔63年了。看来惠王与曾侯乙皆是继先君之好，来发展楚、随关系的。“曾侯”、“曾侯”可能是这一时期的曾国之君。(11)
 
　　四、 余 论
 
　　左氏撰《左传》，司马迁著《史记》，郦道元作《水经注》，都对楚、随关系的史事费了不少笔墨。连后来的杜预和孔颖达，也对楚、随的战争作了较详的考证。但古人对楚、随问题研究仍是东鳞西爪。曾侯乙墓问世以来，对我们从青铜铸造业、音乐、绘画、文字等方面研究楚、随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认定楚随关系自楚武王时开始恶化，是楚人在外交上的失利;楚成王时期与随的关系开始和好，达到了以随来牵制江汉诸姬的目的，对楚之发展大为有利。到了楚昭王时期，彼此承先君盟约，楚、随关系就更加亲密了，这也是楚国迅速强大和随国国长久的重要因素。
 
　　注 释
 
　　(1) 刘玉堂、黄敬刚：《季梁思想刍议》、《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
 
　　(2)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3) 程欣人：《随县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4) 《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5)、(8)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第7期。
 
　　(6) 刘玉堂、黄敬刚：《论楚、随文化的同异及其渊源》，《楚史论丛》续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1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9)黄敬刚：《随都辨》，《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10)随州市博物馆馆藏资料。
 
　　本文作者为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文物干部